理想中飞

（文字版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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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不看报了，上网也是围着xys的这几处转转，别的娱乐的、新闻的看的很少，只是看有些软件上的“头版头条”之类的，现在手机不得不绑定的手机报，有时还是能增添几分乐趣的，这不就看见个比我的英文还烂的翻译：

铁道部，你的标牌太有才了，我都 囧 了…… （http://dzh.mop.com/topic/readSub_8317499_0_0.html）

（点击看大图）

贵阳——the expensive sun（昂贵的太阳 ）

警（路）风——police road breeze（警察的微风）

投诉——throws to tell（投掷了来告诉）

抛扔——to throw to throw（扔了又扔）

【换了可以看电子书的手机，也就把“方舟子文集”里的一些未曾看过的旧作做进了手机，等、坐车时可以顺手拿来读读。看见这篇文章，才知道历史上还有这么一段（上学时，对于历史课的“抵触”影响了对历史了解），让人看得心痛。

这篇文章写于94年，原文在“方舟子作品”—“文史小品”中可以查到，06年5月重发与方舟子的blog里（参考方舟子新浪blog），在xys读者网方舟子blog里也有此文，但排版不好，现根据这个最新的版本简单重新排版，方便还未看过此文的人。】

功到雄奇即罪名

——纪念民族英雄袁崇焕诞辰四百一十周年

·方舟子·

一

当我写下“民族英雄”这四个字时，不由觉得有些沉重。在这样的时候这样的地方，还提什么民族英雄，是不是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君不见有人突发奇论，认为“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适”乃是符合现代民主原则的真理，因此在民族战争中，拒绝“弃暗投明”、顽抗到底的岳飞、袁崇焕之流就成了不识时务、抗拒历史潮流、祸国殃民的罪人了。此论一出，居然还很有些人赞同，所谓的民族英雄，在今天某些人看来，不过是疯子、腐儒的代名词。

民主原则本来是处理民族内部事务的一种方式，现在竟然也被人套用在两个民族的生死决战之中，用以剥夺被侵略民族的抵抗权利，可算是一大发明。未来的侵略者又多了一样堂皇的招牌，被侵略的懦弱者又多了一项自慰的借口。但是不管招牌如何堂皇，借口如何漂亮，总会有不愿当异族奴隶的热血男儿挺身而出，为本民族的存亡作最后的挣扎。虽然由于时势的缘故，这种挣扎也许是徒劳的，免不了要被聪明的后人讥之为抗拒历史潮流，但他们为人的尊严和英雄的气概，却在悲剧性的最后一搏中发出了惊世骇俗的光亮，千百年之后依然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激励着每一个血还没有冷透的后来者。

何况岳飞、袁崇焕等人所奋起抵抗的乃是落后、野蛮的异族（在当时还是异族）的掠夺性侵略，这种抵抗，在任何时候都有无可置疑的正义性。以明末为例，当时后金（清）的全部男丁不过二十万人，全部从军作战，生产劳动靠的是俘虏来的汉人、朝鲜人奴隶。他们发动战争的目的，便是掠夺物产和俘虏人口，每过一地，必定烧杀劫掠，无恶不作。对这样的入侵之敌，难道应该箪食壶浆夹道欢迎？就算本民族的统治者昏庸残暴，而本民族的百姓何罪之有？在保家卫族的战争中，英雄豪杰只能舍生忘死，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除此别无选择。

这种英雄气概，不是现在的某些自诩的民主斗士所能理解的。即使是在当时，这些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的民族英雄就已被视为不合时宜的痴人傻子了。请求与袁崇焕同死的布衣程本直就这样评价袁崇焕的为人：“举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痴汉也。唯其痴，故举世最爱者钱，袁公不知爱也；唯其痴，故举世最惜者死，袁公不知惜也。于是乎举世所不敢任之劳怨，袁公直任之而弗辞也；于是乎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袁公直不避之而独行也。而且举世所不能耐之饥寒，袁公直耐之以为士卒先也；而且举世所不肯破之体貌，袁公力破之以与诸将吏推心而置腹也。”这样的痴汉，在当时已是“掀翻两直隶、踏遍一十三省”而不可再得，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更是天方夜谭，也难怪有人要把本民族的大英雄拿来作为自己骂街的靶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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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中在新语丝读书论坛里翻到的，顺手摘来慢慢看。】

http://www.xys.org/forum/db/107/11.html

送交者: Dishui 于 2005-5-13, 01:29:02

神童中国说
Dishui

（１）

１９００年初，清末一代名士梁启超发表了一篇传诵全国的雄文《少年中国说》，文中梁启超用人的老少比喻国家，力陈各种理由，要中国人放弃老大帝国的思想包袱，重新换成一个少年人的心态。梁启超认为人一老大就来日无多，就保守，留恋，怯懦；而人若为少年则犹如朝阳，勇于冒险，进取，充满希望。梁启超表示，中国虽曾经有过辉煌，但那都是“老朽之冤业”，只有朝廷，没有国家。而时人所奉的朝廷更是“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所谓“十八省之土地财产，已为人怀中之肉；四百兆之父兄子弟，已为人注籍之奴。”，老大帝国就象白居易笔下的那个老来嫁给商人作妇的琵琶女，旧日风光不再。而对于当时才刚刚具有国家形态的中国来说，梁启超愿意承认西方国家是壮年，而立中国为少年中国，说明还有来日可追。

《少年中国说》可以算是对十九世纪中期以来中国人在遭遇西方文化时所面临的尴尬和悲痛的境遇作了一次较为彻底的清算。自此中国的仁人志士们便可以不再奢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是一路朝“科学”，“民主”，“打倒孔家店”的大道上走。其后虽然还有王国维，辜鸿铭那样的遗老，和“科玄论战”之争，但再也没有影响中国人变革现实的决心和步伐。

然而，情形自上世纪７０年代起，似乎又有了新的变化，经过２０多年的体制改革和经济高增长，中国人似乎又重新找回了自信，怀念起老大帝国的辉煌来，毕竟百足之虫，死而不疆。先是杨振宁把“易经”拿出来斩首示众，仿佛若没有 “易经”这个替罪羊妖怪，中国传统文化就一切都好，近代中国也就大可不必大老远跑到西方找科学了。随后更是有人高举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旗，预言西方科学文化的方法就要没落，而传统中国文化代表的“整体性”，“系统性”方法将成为“第二次科学革命的灵魂”。

一切似乎显示老大帝国阴魂不散，又要卷土重来。如果说以前有人讽刺中国人爱谈“四大发明”是像鲁迅笔下的阿Ｑ，在被人掌了嘴巴之后，心里想着“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 ，则现在的一些人，就不再满足于想象“从前阔”多了的精神胜利法了，而是进一步认为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明年到我家，“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不仅从前阔，而且将来还要更阔起来了。

能阔气来当然很好，但是如果言之凿凿的所谓东方科学文化最终不过是海市蜃楼或昨日黄花，那且不就要误国误民误人子弟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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