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要理性，信仰需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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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人大教授余虹之自杀让人唏嘘感叹，议论不已。作为中国思想前沿论坛的新语丝，也有若干讨论。有人站在科学的理性角度，主张“请试过科学再去死”；也有人更多是从人文关怀的视野提出质疑。本文试图探讨一下科学与信仰的问题，以求教诸位。
“科学”一词据说最早来自拉丁语，其含义一般是指“学问”或“知识”。可是到目前为止，对于“科学”之定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般而言，科学是一种理论知识体系，它是人类对于客观世界的正确反映，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同时，科学又是为社会实践服务的，也如方舟子所说，“科学是一种方法，是战胜愚昧无知的最有力的武器。”
科学在本质上是理性的产物。科学是要认识自然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就必须在经验观察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推理，通过再现自然进程的科学实验，或从事物的原因推知事物的结果，或从事物的结果推知事物的原因，或者从事物的外部特征推知事物的内在本质，或从对事物内在本质的认识出发推论其外在的必然的表现。因此，科学方法本质上是经验与理性、科学实验与逻辑推理的有机结合。一切科学知识都是建立在经验观察的事实基础之上，并通过经验和实践去检验，反对任何人为的虚构。至于一种论说是否是科学，方舟子在《什么是科学》一文中也明确说道：“要判断一个理论是否科学，要符合逻辑的、经验的、社会学的和历史的四套标准，缺一不可”。
科学工作者也应该时刻遵循理性的科学之精神从事科研工作也就是如出家人所说，“在研究中应持有理性（讲究逻辑性、严谨性、有序性、规范性）、实证（实验的结果具有可重复性、可检验性）、怀疑与批判（不盲从、迷信权威）、探索创新（敢于进取和不因循守旧）的态度与做法。”至于有人在实验过程中故意篡改实验数据、夸大实验样品的数量，企图寻求其中的捷径，均属严重违反科学之理性精神，当为学术之人所不齿。丧失了科学之理性精神，无异于给科研以釜底抽薪，科学也就不成为了科学。
人类社会自近代以来的迅速发展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得益于理性——科学。科学可以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物化为社会财富，创造出新的物质文明。近代以来的三次工业革命都是自然科学新发现的产物。17-18世纪的实验科学促进了机器化的大生产；19世纪电磁理论的问世，使电器工业从无到有；20世纪以来，在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基础上，出现了以电子计算机和航空航天技术为中心的自动化工业体系；而21世纪人类更是进入了信息化的时代。
可见，科学不论是在其本质上，在其对科研人员应具之素质要求上，还是在其对人类的贡献方面，都当之无愧地被证明为是理性的化身和代名词。
然而，时至今日，我们是否可以说科学已经解释了人类生产和生活中的一切问题呢？换句话说，科学是否已经能够足够解释诸如人在内心情感、思想信仰等非科学领域的现象？我想，至少现在还不太能，或者说，还有一些科学上的“盲区”存在。也正因为如此，才给人们寻求信仰提供了一定的空间的现实的可能性。自古以来，人对世界万物的信仰和执着，幻化成为了万千宗教。
宗教信仰是超越对象的，关乎人类的终极问题，是人们对超自然现象的一种崇拜。在本质上，它是盲目的，是对客观世界的必然性和存在性的否认，当然与科学相去甚远，大相径庭。任何宗教是止于现象界的。但凡关于灵魂、超自然以及永恒之类都属于宗教的范畴。自近代以来的西方，信仰已基本摆脱了政治的束缚，日益世俗化，成为了个人的私事。
通过宗教信仰之精神庇护，人们或可从中获得心灵与精神上的安抚、甚至获得信心与力量，而这正是人们赖以生命的磐石。在某种信仰的支撑下，一些国人，甚至外国人，在中国偏远地区热心于公益事业，从事一些教育活动。比如德国汉堡的卢安克（Eckart Loewe），美国年仅60岁的汉蓓佳（Rebecca）以及大卫等等。我想，世俗的任何功名利禄，都不可能给予他们如此强大的力量在极为艰苦的环境里极大投入情感而工作生活，除了信仰。
当然，我们尽可在学理上批判宗教——比如，总的来说，宗教信仰在历史的发展中常常是一种消极和保守的因素——但不能对它给人们精神生活上的某些积极的作用（科学的理性对此无可奈何）视而不见甚至一概抹杀。倘若通过某种宗教信仰（即便是迷信行为），能够疏导开一个人的恐惧心理继而恢复生活和工作的常态，甚至将一个活生生的濒于自杀危险的可怜之人给予生命上的拯救，这难道不是更有价值和意义吗？心理学运用科学的方法开导人；而作为一种信仰的宗教，通过心灵告解或者对外倾诉等活动，也可实现某种精神上的疏导。尽管后者不是科学（宗教从来就没有宣称自己是科学），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长久以来，我们国人片面地偏向理性，即狭隘的而不是广义的理性（事实上的结果是，我们虽无西方之宗教信仰，也没有西方之科学理性）。这便导致了一种可怕的后果：忽略了良心或者良知、公平或者正义、创造性或者博大的爱心。君不见，现在国人的生存环境相当恶化，人们的情感日趋荒漠化（比如，狭隘、自私、懦弱）。在此情况下，人们没有学会或者不懂得寻求相应的柔性空间，缺少必要的退路，惟有充当硬汉。如此，人们的生命在很大程度上变得前所未有的脆弱，难以负荷守望者应有的重任，因此，一些自杀、他杀悲剧不时发生。在此情况下，科学似乎是有些爱莫能助的。如果我们推荐人们不妨可以尝试着在信仰方面寻求一些必要的解决之道或可得以重生，而有人推荐人们“试过科学（而起不到拯救生命的作用）再去死”，这两种“推荐”对于一个人的生命而言究竟孰优孰劣，我想还是比较容易作出判断的。毕竟，维持“活生生的”生命之体才是重中之重，否则实有违反人道之嫌，尽管打着看似理性之名号。
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离不开科学，离不开理性，我们应当毫不迟疑地高举科学精神之大旗，并在实践中切实付诸实施；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对信仰持一种宽容、理解的态度，对人们的信仰行为给予应有的尊重，这也是人们成熟心态的自然要求和反应。当然，这并非必然意味着在理智上也给予认同，我们只是想向人们展示我们不应丧失的人文关怀。
（本文同时刊发于阿一个人网站：www.365hop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