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独自凉

早在6月22日，日本驻美国大使加藤良三就向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等5名众议院领导人发出警告：“‘慰安妇’决议案的通过会对两国深厚的友谊和信赖，以及广泛的合作产生负面影响。”
日本有可能重新考虑一直以来支持美国的伊拉克政策的立场，重新审议《对伊拉克重建支出的两年延长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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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夏天，在发起进攻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之前，以色列拼命空投传单、发布警讯、透过广播传递讯息，甚至以电话简讯通知黎巴嫩平民撤离。这些传单和警告将使真主党战士有时间逃避打击，重新组织针对以色列的袭击。但是，为了尽可能避免误伤黎巴嫩平民，以色列甘冒让自己的士兵增加伤亡的危险。
　　

悼念死于恐怖炸弹袭击的儿子时，一个悲痛万分的以色列老人坚定地表示：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因为，我们绝不能象他们一样。
　　
有人对耗费大量纳税人的金钱旷日持久地审判萨达姆感到费解：这样一个罪恶滔天罄竹难书的独夫民贼，有必要吗？然而，自由民主最大的价值就在于人权面前、人人平等。绝不能因为他人性泯灭、贪暴残酷，未经审判就肆意杀人、制造无数的万人坑，就剥夺其为自己辩护、申述的权利。
　　
因为，面对野兽，最好的办法并不是让自己也变成恶魔。绝不能象他们一样，成为另一个他们。
　　
9.11事件后，美国西部科罗拉多大学的教授丘吉尔发表文章，把世贸中心的遇难者比作“小艾赫曼”（艾赫曼著名的纳粹头目）。丘吉尔认为他们是参与“制造利润的庞大机器”的“统治专家”，恐怖分子则是作出“壮烈牺牲”的“战斗队”。
　　
“几乎没有人表示认同丘吉尔的说法，但是也几乎没有人不认为，大学的学术自由是重要的，社会忍受巨大代价也要保障这种自由，因为大学是为社会提供思想的地方，思想言论自由是人的自然权利。只有在完全开放和自由的状态下，新的思想才可能没有障碍地产生交流。大学教师不仅是传递现成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启动学生的观察和思考能力，对学生的精神和思想潜力发起挑战，促使学生有能力用各种的角度来观察，用全方位的、甚至前所未有的思想来思考。这样才能保证大学处于人类思想和精神的最活跃状态。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发表声明，要求科罗拉多州议会和州校董会停止因为丘吉尔先生的观点而威胁他的教职。该校教师组织发言人说，丘吉尔先生对9.11事件的评论是“有争议的，唐突的，可憎的”，但是他们仍然支持他应有的权利。因为任何干预学术自由的事情，都会对整个学术界发出令人寒心的资讯。长期来指责美国大学左派当道的保守人士大卫．郝罗维支也说，解雇丘吉尔先生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权利，并且会开一个很坏的先例，是不可取的”（见《言论自由的定义──让丘吉尔先生说话吧》）。
　　
哪怕丘吉尔再“反动”，也必须坚决捍卫他的言论自由．你可以批判他，但不能因为他的学说处罚或封杀他．伟大的美国：伟大得可以保护自己敌人的美国！这才是言论自由，哪怕是冒天下之大不不韪的言论也可以自由表达。
　　
自由必须永远保持高傲、独立，这是它真正强大的根源。在公正、公开的平台上，自由不惧怕并且欢迎任何理论的盘问和诘难：说吧，也许你是对的，证明给大家看。
　　
前几天，毛左网站因为一封公开信无法登录，在删除此信后才得以正常。我厌恶极左的原因之一是：咄咄逼人，自以为真理在握，字里行间杀气腾腾。但他们遭到封杀，我绝无他们把老右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心情，肯定会表示声援。哪怕他们的言论令人反感，但他们确实有继续令人不快的权利。你不能以预先知道他说话是否讨你喜欢才决定是否让他开口。
　　
那种一言不合即打入另册，或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的该死的时代，早该一去不返。

我们，绝不能象他们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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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球很容易让人想起一些玄秘派诗人的名句：              我爱我身边的每一个人
       我关心他们的生死
       我所有的愿望就是可以找到我所追求的人
       然后，挖掉他的眼睛
         正是因为你的强奸
       我才感觉到了我的贞洁
  如果把中国足球看成是一座金字塔，处于塔基的广大球迷和站在塔尖的足协都很难让人恭维，位于中部的俱乐部、国家队以及足球媒体的情况可想而知。现代足球的发展表明：没有伟大的球迷就没有伟大的球队—这条定律一度在中国遭遇挑战：我们号称有世界一流的球迷。

其实，正因为球迷的素质太差，摆明了是假球、黑哨还坚持去被愚弄，作为消费者首先就不合格，长期消费伪劣联赛，难怪生产者不思进取：你也就配消费这个。

几经磨合，中国球迷总算达到了西门吹雪的最高境界：剑人合一，简称贱人！

本届亚洲杯，在出线形势一片大好和急功近利的氛围中，中国足球队终于走出了27年来每界亚洲杯小组赛都能出线的“怪圈”，干净利落地完败于乌兹别克，将自己彻底打回亚洲三流球队的原形。如果仅仅从战术层面分析比赛失利的原因，就会和朱广沪的执教水平一样不堪入目。

先前见中国队势头不错，临时从国内赶到马来西亚欲抢摘胜利果实的中国足协副主席谢亚龙，赛前以“武松打虎”来激励国脚，导致心理素质本来就不过硬、技术充其量也就是李逵水平的中国球员背上了“武松”的包袱，难免患得患失，紧张过度。在球队惨败之后，谢亚龙居然引用抗日名将吉鸿昌的诗句“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来羞辱三军将士，真是“人不要脸，鬼都害怕”。

要问中国足球输在哪里，答案和中国为什么矿难、生态灾难频发，以及维权为什么举步唯艰一样：体制。世界足球列强的体制摆在那里，现成的经验垂手可得，但中国就是悍然拒绝接轨，一门心思闭门造车，撞破南墙也不回头，这样的球队能出成绩，那真是老天不长眼。

把输球的责任归咎于足协或教练是容易的，也是不公正的，都是中共体制的替罪羊，只不过这些羊表现得更加无耻一些而已，什么不怕韩国、挺进四强、武松打虎，靠吹牛皮忽悠球迷过日子。能够无数次跌倒在同一个地方（保平即可出线），也真难为他们了。

加缪说只有通过足球才能了解人及人的灵魂。

西甲意甲德甲都还没啥动静，联赛水平、管理组织都很低劣的甲A按捺不住了，要中超哩。结果只能是超级搞笑超级失败。

联赛水平决定国家队水平，提高联赛水平除了全力以赴建立一整套完善的青少年培养体系，别无捷径可走。中国现阶段要发展青少年足球，靠俱乐部根本靠不住，只能是国家行为、战略投资。道理都懂，都是明白人：基础工程投入大见效慢，短期内不可能有什么政绩。是啊，都想凉快当摘桃派，谁去栽树呢？足协为啥好大喜功，不去栽树？掌门人难道不想青史留名？

非不想也，乃不能也。

中共体育总局的用人机制决定了任何想做中国足球教父的念头都是痴人说梦，只要这种决策机制、激励机制不变，中国足球就永无出头之日。就象洞庭湖的鼠患一样，是天灾，更是人祸，不修复包括动物天敌在内的环环相扣的生态链，防患于未然，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大自然的报复会更加频繁和猛烈。

上上届亚洲杯，日本3比2击败中国，媒体只看清了比分，大言不惭地说什么人家险胜咱们惜败之类，对中田英寿遭遇逼抢竟露出胜似闲田信步的微笑视而不见，对下半场中国队完全被动挨打的进程视而不见。上届亚洲杯，继东亚4强赛之后，占据了一切有利条件的中国队，又净负日本二队两球。三次都是完败，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交锋了。

处于亚洲之颠的日本队，在阿根廷人大范围的穿插跑位面前晕头转向，确实给人一种欠揍的感觉。但是，不止是比分[从1比4到0比1]，两者之间的实力差距也在缩小，日本队在世界大赛上的表现更是脱胎换骨。

呜呼！我只有强忍悲哀，问人间英雄何在，谈笑静胡沙？
  如今，无法保持正常训练的业余球队伊拉克都能让中国队蒙羞。越南、柬埔寨战胜我们的那一天是不是就快到了?

西风多少恨？吹不散眉弯。想到在“理论上”，中国足球队迟早能在世界杯上让阿根廷人垂下高傲的头颅，只能增添我的伤感。人生苦短，我看不到那一天不要紧—我连那一天能够到来的希望都没有看见。(2007-3-24
18:39:13一稿)。

 

附.我在胡缠《朱广沪不容易》后的留言：中国几个老球星都说过，没有外国教练，中国再踢１００年也踢不过韩国．连输在哪里都不知道＼（中国）现在不是２流，是２流下、３流上．朝鲜进入过世界杯８强－－也许可以部分解释专制体制下的体育：那种扼杀人的激情和本性的文化不可能保持长久的领先(尤其是象足球这样有身体接触的集体项目)
．体育首先给人的是快乐＼在某种意义上，足球就是和平时期的战争．教练是１方面，体制更是决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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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宁：中国社会是什么时候开始不正常的？》一文（以下简称李文），标题就预设中国社会正常过，只是“毛泽东时期已经开始不正常了，主要是在政治领域，但是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还是基本正常的。”因为，“文革前的犯罪率，中国肯定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
  李文将犯罪率和“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社会氛围作为衡量一个社会是否正常的主要标准，未免过于肤浅，令人难以苟同。一些极端教派掌控的国家或地区，小偷要砍手、杀头，同性恋、婚外恋也要处决，连未成年人都不放过。如此严刑峻法，犯罪率当比中国文革前还要低，但这样的人间地狱算得上是正常吗？
  我认为，中国社会从来就没有正常过。即便在开元、康熙等等大唐大清的盛世，除了“有花有酒春常在”，更多的还是“茅屋为秋风所破”。鲁迅先生痛斥的“吃人”，既是满口仁义道德的封建文化，更是血淋淋的社会现实：“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死者枕藉，臭气熏天”，“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何正常之有？
  推翻帝制，共和初兴，军阀混战，生灵涂炭，又谈何正常？
  李文认为中国社会最不正常的是在改革开始后：
  “著名电影《少年犯》、《绿色钱包》什么的，都几乎把罪犯变成了青少年向往的英雄”，“文艺作品首先应当鼓励和褒扬好人，就像美国电影那样。美国电影里总是正面形象可爱，使人喜欢，而中国影视里总是像大赤包、胖翻译官和敌参谋长这类形象演得出神入化，生动有趣、也讨人喜欢。当年《少年犯》这类电影出笼后，好孩子没有人鼓励，少年犯却拍成了英雄一般，众多少年犯站起队伍来，那么声势浩大，那么威武雄壮，难怪据报道，当时演了这个电影之后，有老师问小学生将来想当什么？那小学生毫不犹豫地说：‘想当少年犯！’

“中国鼓吹邪恶，世界少见，中国的堕落是全方位的。”

真是越说越离谱了，惩恶扬善的文艺作品，中国还少了吗？完全依赖道德或什么电影教化人心，以前、现在和将来都行不通。《少年犯》有没有“把罪犯变成了青少年向往的英雄”，我不知道，当年美国风靡一时的《加里森敢死队》，正面形象也很可爱，使人喜欢，尤其是那个擅长飞刀的敢死队员，大陆青少年因为太喜欢了，竞相模仿，引发几多悲剧，家长群起抗议，中共才下令禁止播出。

美国很多优秀的电影作品，反面人物的可爱程度远远超过中国，象抨击传媒误导公众的《天生杀人狂》，那对杀手鸳鸯的爱情可谓感天动地，也有不少情侣模仿，以致现实中也是枪弹过处血肉横飞，导演甚至被告上了法庭—–因此，就能说“美国鼓吹滥杀无辜，世界少见，美国的堕落是全方位的”吗？

医治中国社会的不正常，绝不能回到过去（也回不去），因为中国社会从来就没“正常”过。有人形容，中国的经济快车行驶在一条小马路上，必须进行政治改革，架构一条高速公路才能有力地参与世界性的竞争。

我想，这条高速公路的主要构件：人权、自由、民主、宪政统统齐备，老百姓再不为司法公正、房子、看病、上学等问题所困扰，追求自由、捍卫人权和呼吸一样自然，中国社会才谈得上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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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贵州威宁县警方证实一网络传言，该县新发乡中学彭少云、张忠陆两名老师胁迫13岁至17岁女生“卖处”。民间传闻受害女生达百人以上，有杂志报道称受害人数83人。县教育局的负责人称，在过去的近两年时间里，有18名学生被老师胁迫“卖处”，其中新发乡中心小学14名，乡中学4名，年龄都在13岁到17岁之间(7月10日国际在线)。

彭少云、张忠陆这两个衣冠禽兽固然不能代表中国教师，但中国教师99%都不合格，却是不争的事实。鲁迅先生痛感染缸文化吃人的本质，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吁。多少年过去了，染缸文化并未得到有效治理—-欲救孩子，必先救师长。

一对研究生夫妇带着小孩逛超市，因为小孩“无理取闹”，便习惯性地打了两巴掌。每当语言威胁达不到预期目的，他们都会这样干，这在中国大陆司空见惯，人们亦习以为常。但这次他们却遇到了不小的麻烦：这家超市位于美国。小孩撕心裂肺的啼哭一传出，就有人打电话报警，周围的人们迅速聚拢过来，阻止他们将小孩带走，直至警察赶到。

受过高等教育的研究生夫妇尚且如此野蛮、明目张胆地虐待子女，其他人等也就可想而知。所谓“黄金条下出好人”，在中国大陆，尤其是广大的农村地区，做父母的身体力行之余，还热情鼓励、诚挚请求学校的老师用严厉手段（体罚、责骂）管教孩子。在老师和家长对“严师出高徒”近于偏执的理解的背后，是中国传统的“杀子”文化的全面出击，直接导致国人整体素质的低下。

“书中自有黄金屋”，中国人向来重视教育，知识能够改变命运，但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都严重缺乏人权、自由和民主的教育，中国师长根本没有把孩子当作一个独立、大写的人，一个情感丰富、有人格尊严和人身权利的人。因为师长也都是在这种下流的染缸文化里成长起来的，毫无“人人生而平等”的概念。

中国的染缸文化嫁接经济挂帅在教育领域结出的恶果，就是“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一个没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读书人，书读得再多，不过是个知道分子。看了新语丝发表的《为什么科学家们不说话？》，我很想问一句：中国还有知识分子吗？还有几个？

去年底跑出来十个博士抵制圣诞，最近，北大、清华等20多所高校社团倡议青年人读经，深圳商报发表一篇文章，认为“与其靠习惯动力培养、驱使人们读书，不如用制度约束人们读书”。太可怕也太可悲了，是不是觉得中国人还不够愚弱，需要用制度手段来加以强化？前两天，北大校长甚至在考虑将不知所云的汉服作为学位服！听闻这样的消息，陈独秀、胡适、鲁迅等先贤在天有灵，想必也会长歌当哭！

本来，读什么书、穿什么衣服在发达国家都只是个人选择，无所谓对错。在国民科学人文整体素质还很低下的中国，号召尊孔读经、复兴汉服，实在是愚不可及，尤其是大学社团、专家学者不为打击伪科学、宣扬民主自由鼓与呼，却对陈谷子烂芝麻情有独衷，令人不能不想起一本畅销书的名字：丑陋的中国人！

维权没有你们的声音，追求自由民主没有你们的声音，批判传统文化的糟粕，没有你们的声音，学术打假没有你们的声音—-排外、复古，你们来劲了，叫得那叫一个欢啊。儒家文化精心培育了一大帮犬儒和精神垃圾，书读的越多越反动，绝大多数都是思想上的侏儒。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的文化垃圾场，苛求10博士过分吗？看看他们的教授、导师在公众话题上是一副什么嘴脸吧。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

中国大陆配得上“知识分子”这个称号的读书人寥寥无几，已经是比大熊猫还珍贵的稀有动物．就拿取消“伪科学”来说，一目了然的大是大非的问题，那么多大学那么多研究机构那么多院士那么多海归那么可怕的沉默！偶尔的集体发言居然是关于一个圣诞！

没有知识分子的民族还有什么未来？中国的知道分子是地球上数量最大最恶心最丑陋最不知道羞耻最缺乏道义担当和责任感的一个群体，让2000年的大染缸在21世纪还散发着历史的恶臭。

Gamos 认为：知识分子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所以中国现在并不存在知识分子,有的只是读书人.

以儒家为主流意识形态，中国几百年来没有产生一个对世界有重大影响的科学家和思想家（鲁迅也只是对亚洲文化圈有重大影响），因为这种下流文化是反人性的，是奴隶文化，与提倡人性的解放、人权、批判和怀疑精神的现代文明南辕北辙．受这种文化影响，中国一万年也不可能产生文艺复兴和现代政治文明、工业革命。

贾湛《也说说我反中医的不同观点》一文，顺带批评了鲁迅的只破不立，我倒觉得“拿来主义”正是鲁迅文化上坚定不移的“立”。文章希望“能让美学元素渗入反伪运动中”（有意思），认为“借鉴日本和韩国的变革过程，能让我们在革新中知道些如何减少阻力的一些具体问题”，感觉和一些复古论调如出一辙。

其实，梳理历史不难发现：在日清、日俄两次战争中取得胜利后，日本的实力和心态都在急剧膨胀，不惜与美国一战，终于在二战遭到崛起之后最为惨重的失败。以儒家或变形儒家为思想资源的崛起，是以权力的标准为标准，很可能成为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温床，不可能长久。在美国的刺刀下，日本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主制度，这才得以迅速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造福于全人类。

日本经验不可能在中国复制，没有可比性。

人类几千年来的伟大实践，不过是在反复证明一个真理：自由，也只有得到充分保障的自由，才能把人彻底与动物区别开来，激发出人的最大的创造性(旧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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