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独自凉

因《南方都市报》发表评论员张晓舟“东亚四强赛观察”的文章《弄他！弄他！重庆，一座很搞的城市》，重庆一时群情激愤，包括《大渝网》、《华龙网》等22家主流网站、论坛联名要求张晓舟道歉。

《南方都市报》网站2月26日发表《致歉启事》：“本报2月22日A24版刊发的体育评论《弄他！弄他！》一文，对重庆及重庆个别单位进行了不恰当的调侃式评论，对重庆城市形象及市民形象造成伤害。特向重庆市民、所涉单位及本报读者郑重致歉。”

《弄他！弄他！》一文的缘起：中国国足2月20日在重庆奥体中心以0比1输给日本队，延续了十年不胜日本的历史。当比赛进行到第83分钟，李玮峰一把掐住了动作过大的日本队长铃木启太的脖子，场面相当火爆—-

先不说李玮峰的球技，其比赛智商显然为负数。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应该争分夺秒地抓紧时间进行比赛，而不是将个人的意气凌驾于球队的利益和国家的荣誉之上。对于一个国家队的老人来说，李玮峰掐完队友（劣迹斑斑）又掐日本对手，一方面是由于中国队治军不严，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国家队心浮气躁，缺乏心理医师有效干预的制度上的痼疾。

此刻，重庆球迷在做什么呢？“弄他”（意为打他）之声响彻云霄！全场比赛，中国队无一次射正球门，且比分落后，球迷不心急火燎地痛骂李玮峰不顾大局、耽搁时间，反而火上浇油：“弄他！弄他！”

如果把中国足球看成是一座金字塔，处于塔基的球迷和站在塔尖的足协都很难让人恭维，位于中部的俱乐部、国家队以及足球媒体的情况可想而知。现代足球的发展表明：没有伟大的球迷就没有伟大的球队。这条定律一度在中国遭遇挑战：我们号称有世界一流的球迷。

其实，正因为球迷的素质太差，摆明了是假球、黑哨还坚持去被愚弄，作为消费者首先就不合格，长期消费伪劣联赛，难怪生产者不思进取：你也就配消费这个。

几经磨合，中国球迷总算达到了西门吹雪的最高境界：剑人合一，简称贱人！

在温和、调侃似的批评意见出来之后，不对批评者表示感谢，居然连起码的羞耻之心都没有，认为《弄他！弄他！》是对重庆的侮辱！迫于巨大的压力，《南方都市报》真的道了谦，可不满意的重庆人还大有人在。小鸡肚肠、心胸狭隘、鼠目寸光—-

丑陋的重庆？丑陋的中国人！重庆只是一个距离现代文明遥远的中国大陆的缩影！

卓别林是否需要向美国人民道歉？他绝大部分的作品都是站在小人物的立场，不遗余力地挖苦、讽刺和嘲笑伟大的美国！

在一片沸腾的口水中，重庆也有理性的声音：署名为“吹哥”的网友发表《弄他！弄他！》的读后感：“我不禁哑然失笑。作为一个土著重庆人，一个资深球迷，我对个别重庆人如此小题大作，如此小肚鸡肠感到可悲！通看张的这篇文章，全部就事论事，只是有点借题发挥。但讲的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足球让人失望，重庆足球形同摆设！这有啥嘛？不就是说出了一个事实的真相吗？”

想当初，每况愈下、丑闻不断、任谁都想踹上一脚、吐上一口唾沫的中国足球，把北京奥运的重担压在了在教练候选人当中并非最出色的杜伊科维奇的身上，主要原因除了阿杜薪水要求低，恐怕就是他服从管理，绝不会象战绩惊人、桀骜不驯、对亚洲足球有深入了解的前日本教练特鲁西埃那样敢于犯上。

阿杜尚未与中国足协正式签约，便迫不及待地发出了令徐根宝都自叹不如的豪言壮语：“作为东道主，我清楚中国国奥队的目标至少是前四名，但我想，在我出任教练之后，我们应该比这个目标做得更好。”

被忽悠的次数多了，管你土鳖还是洋枪，人们对惊心动魄的口号和决心都有了一定的免疫力。我对中国足球在北京奥运创造奇迹已经绝望，能小组出线就算烧高香了。足球是一个水涨船高的系统工程，不从根部抓起，想立竿见影无疑是水中捞月。中国足球这方面吃的亏还少吗？不改变急功近利的行政色彩，不花大力气建立青少年培养体系，中国足球将永无出头之日－－你请10个贝肯鲍尔来又能怎么样？

北京奥运唯一让我期待的是能否借鉴汉城奥运的伟大经验，在与现代文明接触、碰撞的过程中提升自己的文明水平，让自由、民主的圣火照耀中国。

京剧自满清乾隆年间开始孕育、形成，迄今已有200多年。其间在光绪、民国时期达到鼎盛。196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贯彻执行毛主席文艺路线的光辉样板》一文，首次将《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现代京剧并称为“江青同志”亲自培育的八个“革命艺术样板”或“革命现代样板作品”。

1967年5月31日《人民日报》社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正式提出了“样板戏”一词：

“为了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首都舞台上正在上演八个革命样板戏：京剧《智取威虎山》、《海港》、《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
　　
样板戏在唱腔、音乐语言、舞台美术等方面对京剧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是对传统京剧的彻底颠覆。因为产生的原因和年代勾起了人们不堪回首的记忆，样板戏在文革结束后一直备受争议。巴金说他一听样板戏就心惊肉跳。对样板戏条件反射似的厌恶，构成了民间强大的反样板戏的心理基础。

“为传承民族优秀文化”，教育部今年将在全国10个省、市、自治区试点在音乐课程中增加京剧内容；北京作为参与试点的地区，从新学期起将在20所中小学试点开设京剧课。《穷人孩子早当家》、《都有一颗红亮的心》等经典“样板戏”唱段都将入选—-这条新闻顿时激起了轩然大波。

随着文革老人的逐渐离去，反样板戏在文化高端领域日益式微。但是，对文革仍然心有余悸的人们，怎能不对样板戏展开猛烈的抨击？

样板戏进教材并非孤立的现象。改革开放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整个社会面临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的艰巨任务。可是，非严格意义上的法治环境下的市场经济，本身就先天不足，倡导自由、人权、民主、责任、义务的公民社会的新道德，必然会和权贵市场经济发生激烈的冲突。

怎么办？被新经济糟蹋得面目全非的旧道德迫切需要拯救，以形成社会凝聚力，减少社会摩擦系数—-当局先是试图从儒家那里寻求资源，并鼓励新儒家冲锋陷阵。可是，经过“五四”新文化群雄的启蒙，为权力服务、对权贵五体投地的儒家已臭了大街。作为个人的修身养性，儒家少得可怜的精华部分，未尝不是一种选择，但要给一个转型期的社会提供强大的道德支撑，儒家显然又太自不量力。

于是，病急乱投医，“红色经典”粉墨登场—–

教育部水平之低下，人所共知；挂羊头卖狗肉，屡见不鲜：传承民族优秀文化岂可和愚民划等号？徒具京剧躯壳的样板戏，以打倒民族传统为最大荣耀和功德，怎能传承民族优秀文化？

京剧进教材，不一定“样板戏”也得进教材。否则，只能是反面教材。其艺术品质低得可怕，因为它要表现人的境遇，塑造出来的却不是“人”，而是高大全、吃铁吐火、没有私心杂念的神。难道孩子不幸生在了中国，就活该受这些劣质文化的惩罚和熏陶？

大陆改革开放之前，优秀的文艺作品少得可怜：动画片《大闹天宫》的下集1964年完成后不能公映；文革开始后，《大闹天宫》被说成是“借古讽今”，连玉皇大帝嘴下的痣都是在反毛泽东，主创人员遭到残酷迫害。影片全本直到文革结束才与观众见面，荣获1978年英国伦敦国际电影节年度杰出电影奖，和葡萄牙第十二届菲格腊达福兹国际电影节评委奖。

同样取材于神话故事的动画片《哪吒闹海》，1979年正式公映，好评如潮。英国BBC公司花了几千英镑购得《哪吒闹海》的版权，对于当时的大陆电影来说，可谓破天荒第一遭。BBC将播放时间选在了圣诞节，令《哪吒闹海》名扬四海。1980年，《哪吒闹海》做为第一部在戛纳参展的华语动画电影，在电影节期间做了特别展映。

何为民族优秀文化？《大闹天宫》、《哪吒闹海》反抗暴政和强权，讴歌自由的主题，与民族元素：京剧的锣鼓、古代建筑与绘画的色彩和造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浑然天成，即为民族优秀文化的一种，永远都不会过时，放诸四海皆大受欢迎，因为它以民族的方式反映了人类的普遍命运：抗争的合理性与必然性。

《投名状》屠杀太平军战俘的画面和公开出版历数太平天国罪恶的《极乐诱惑－－太平天国的兴亡》，显然违背了中共历来对农民起义的宣传和褒扬，有损太平军战士的光辉形象，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之所以发生，除了言论自由的空间在继续扩大，还与中共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自我定位不无关系，即从革命党转为执政党，开始容忍对过去某些过于激进的意识形态的批判，清算草民或一切“邪教”（拜上帝教、白莲教）的罪恶。

一些昔日引鲁迅为导师的庸俗文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脱离具体的历史情境，竭力妖魔化鲁迅和农民起义，为鲁迅充满战斗气息的反政府文章被剔除出教材而叫好，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中国的读书人堪称地球上最令人恶心的一种生物，嗅觉超级灵敏，毫无知识分子的风骨与气节。

要说人文方面的京剧熏陶，《逼上梁山》难道不比样板戏更能激发学生的同情心和与战邪恶的道德勇气？《四郎探母》难道不比样板戏对学生理解国仇家恨和人性的复杂更有帮助？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教育部是中共最需要解放思想、接受现代文明教育的部门之一：让思想冲破牢笼，让自由民主的常识教育在中小学生根发芽，别再拿以毁灭传统为目的、思维方式简单粗暴的样板戏毒害下一代的灵魂。

美国西部时间2008年2月24日(北京时间2月25日)，第80届奥斯卡奖落下帷幕，科恩兄弟暴力色彩浓郁的《老无所依》一举夺得最佳导演、最佳影片、最佳改编剧本以及最佳男配角四项大奖，成为奥斯卡众望所归的最大赢家—-

表现暴力及其哲学思考，向来是包括电影在内的艺术样式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库布里克1971年的作品《发条橘子》，堪为暴力影片的里程碑。暴力场面与罗西尼的《贼鹊》、《威廉•退尔》序曲、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和爱尔加的《威风凛凛进行曲》“和谐”地交织在一起，散发着撒旦般邪恶的魅力（该片直到2000年才全面解禁）。而对青少年暴力行为的矫枉过正，则显露了库布里克深邃的哲学思考：无论是反暴力或任何理由，都不能扼杀人的自由的灵性，否则，必然导致国家暴力的强化，带来更大更不可抗拒更难以想像的灾难性后果。

以1986年的港片《英雄本色》为标志，吴宇森对暴力风格化的处理和形式感的强调，令人耳目一新。昆汀•塔伦蒂诺1994年的作品《低俗小说》，被公认为暴力影片的经典：新奇的叙事角度形成了一个绝妙的环形结构，影片的开头就是结尾，结尾就是开头，似乎在暗示暴力与人类无法切断的联系，以及在暴力的阴影下，难以突破的人生困境。

写文章讲究“凤头豹尾”，电影何尝不是如此？有些片子的开头和《百年孤独》一样有力，让人欲罢不能：《蓝丝绒》吸引我，除了大卫•林奇的名头，其开场戏就先声夺人：

上学的儿童，正在自家花园浇水的老者，美妙的歌声—-水管突然出现故障，因为太过突然，观众和老者一起被打翻在地，镜头延伸：在碧绿的草坪下一群可怕的昆虫—-

什么是大师呢？突然不是问题，但要让这种突然显得“自然”，并预示后来的情节发展，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非大师莫办。

《巨塔杀机》令人失望，大卫•伯格芬兰的灵气在《暴力史》里已经透支完毕。《暴力史》的开场，让人想起了《拯救大兵瑞恩》：登陆艇上的军官强自镇定，但手里颤抖的酒壶泄露了内心的恐惧。军事史家证明：要是没有酒精麻痹，许多战争根本无法进行。战争太可怕了—–

两个看似没睡好觉的男人走出门来，上了汽车才发现没有打水。那个男人满心不情愿地下车打水，镜头始终非常克制，和馒头事件之后的凯歌导演一样低调：观众惊讶地发现他去打水的房间竟然躺着尸体，还不止一个！在他打水的时候，一个以为灾难过去的小女孩出现了—-

这些看似平淡的镜头隐含了丰富的内容：除了小女孩，这一家人都被杀光了，他们杀人之后还睡了一觉再走，联想到他们满不在乎、有些麻木、厌烦的表情—-

如此漂亮的开头，后面却沦为成龙似的滑稽武打表演，万分可惜！

《暴力史》的主人公武功高强，而且，他的对手深知这一点，怎么可能在携带枪支、有备而来的情况下，被赤手空拳的他全部干掉—–更要命的是，不止一次！

《不可撤消》位列所谓的全球十大禁片，但实打实是个烂片。超长的暴力、强奸场面的展示，与其说是挑战观众的忍耐极限，不如说是掩盖导演想像力的平庸。

《这个杀手不太冷》在杀坏人的时候，矫情得令人起立，自我标榜“不杀妇女和小孩”，这种大陆导演干的事情都干得出来；杀坏警察却令人大呼过瘾。小女生和杀手之间蒙胧的情愫，导演吕克•贝松的分寸感把握得很好。他的《尼基塔》前半部分非常出色，《这个杀手不太冷》却刚好倒了过来。

暴力影片很容易引发争议，最近最著名的例子是《天生杀人狂》：导演奥利弗•斯通本想通过对暴力的渲染来反暴力，讽刺推波助澜的新闻媒体。杀人如麻的夺命鸳鸯，最后甚至干掉了史上最敬业、让他们成为青少年偶像、间接帮助他们越狱的的记者。记者在监狱里也放了几枪，电视台问他感觉如何，他对着麦克风叫嚣：“活着，我感觉我在活着！”人的兽欲就是这样被激发的。

1994年，影片上映的同1年，平均年龄只有21岁的一对情侣：奥黛丽和雷在巴黎大开杀戒，造成3名警察和1名出租车司机丧生，奥黛丽搭上了性命，雷被判20年徒刑。警方搜查两人的物品时，发现了大量与《天生杀人狂》有关的资料；1995年，也是在法国，18岁的沃伦•尼克伙同塞巴斯蒂安猛刺16岁的受害者阿布戴尔39刀。沃伦•尼克在法庭上承认，她对《天生杀人狂》十分着迷。同年3月8日，自称看过不下20遍《天生杀人狂》的美国情侣本杰明和莎拉洗劫洛杉矶一家商店，导致一死一伤的惨剧：受伤的拜尔斯终身瘫痪。受害者家属将斯通及发行该片的华纳公司以教唆罪一起告上了法庭，次年3月路易斯安娜州地方法院宣告斯通无罪。

《天生杀人狂》的制作水平得到了一致的公认，摘得第51届威尼斯电影节上评委会大奖，其凌厉的剪切和肆无忌惮的暴力宣泄让一朵恶之花奇异、妖娆地绽放，以至个别观众沉溺其中，忘却了影片的主旨所在。斯通说：

“我把《天生杀人狂》当作一种讽刺。过去的20年中，凶杀犯罪日益为公众所瞩目。电视新闻充斥凶杀犯罪镜头，新闻节目沦为金钱的奴隶，暴力这种恶魔的毒汁侵入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肌体。”

看过《虎！虎！虎！》，你就该记得深作欣二—-吴宇森最为敬重的日本殿堂级导演，其作品还包括深受中国影迷喜爱的《莆田进行曲》。他的电影总是洋溢着对生命的热爱和日本人特有的危机感以及奋斗精神。

深作欣二2001年拍摄的《大逃杀》，血流成河，反映了尖锐的社会问题，因为牵涉未成年人的暴力，甚至引发了日本国会要禁止该片上映的风波。

还记得追悔莫及的琴弹加代子：“但是从没听你说过，甚至从没和你说过话。怎么会知道？我该怎么办？”老天，她误杀了一直暗恋着她的男生！弥留之际，男生微笑着：“你是我见过的最有型的女孩。”加代子哭着问他为什么。他仍在微笑：“不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实在是太可爱了啊。”

青春的残酷，美丽与错过；信任、友情和忠诚—-不能不让人一洒热泪！

要说清《大逃杀》何以那么优秀，可以写一本书。对学校教育和社会问题的表面忧虑，隐含着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人类社会，对精神世界迷失的恐惧和抗争。通过一群学生相互之间的杀戮来表现人性的美好和自我拯救的契机，角度新颖，魄力十足。

杀手是暴力影片永远的主角：印象深刻的除了《低俗小说》里开火前总要咆哮着背诵一段《圣经》的黑煞星，就是《老无所依》里的汽瓶杀手：科恩兄弟请出贾维尔•巴尔登(曾主演《深海长眠》)这个西班牙大明星，算是找对了人。

《老无所依》英文片名“No Country for Old Men”，出自叶芝1928年写下的不朽诗篇《驶向拜占庭》的第一句，查良铮先生译为“那不是老年人的国度”，袁可嘉先生则译为“那地方可不是老年人呆的”。

查士丁尼大帝治下的拜占庭王朝（527-565），由于编制查士丁尼民法大全等一系列文治武功，使拜占庭帝国的声望达到了顶点。查士丁尼大帝因此被称为“最后一位罗马皇帝。”在叶芝的心目中，拜占庭王朝是贵族文化最后的荣耀。《驶向拜占庭》表达了诗人对现代物质文明高度发达带来的精神空虚和沉溺肉欲的厌恶，以及对理性精神的向往和推崇。

“老无所依”准确地传达了影片要表现的社会氛围：1980年代的美国西部，人心不古、毒品泛滥、犯罪横行；活下去，就得比敌人更狡猾和凶残；在暴力的旋涡中，没有人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每个人的内心都无所依附，连警长都只能用冷嘲热讽面对不可捉摸的疯狂杀手和这个混乱的世界，以掩饰自己作为执法者的内疚和绝望。

汽瓶（用来杀人、开锁，威力惊人）杀手的发型十分可笑，可笑到了滑稽的地步，类似江姐。他一出场就是死神的象征，一身黑衣；警察志得意满地向上级保证：“没问题，一切均在控制之中。”问题大了，刚放下话筒，便被汽瓶杀手以最令人信服的方式干掉。杀手的移动看似缓慢，却有着死神一样的沉着和冷静。

这个杀手外表正常，内心极其变态，叫人毛骨悚然的是他完全不按牌理出牌，或者说，他有自己的一套“杀人”逻辑，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直让人一唱三叹，流连忘返。

凡是能够活动的物体都有可能是他潜在的攻击目标。哪怕开车途中，发现一只与世无争的乌鸦，他也要腾出一只手来，向它开枪射击。当然，要是他心情不错（从面部表情很难看出这一点），而你又猜对了硬币的正反面，他也会露出略微有些遗憾的样子放你一马。

最酷的是一个发型时髦的太婆：“我已经说过了，他不在！你可以从这里走了。我不想再看到你。”观众都觉得她简直是在找死，怎么可以对一个粗暴到了极点的家伙这么强硬哩？因为，哪怕她再温和，看来也难逃一劫，何况还这么蛮横—-

不可思议的事情真的发生了，就在每个人都以为发型老气横秋的的杀手，要大开杀戒的时候，他却一走了之。

啊，究竟是谁出了毛病？是我们，还是这个世界？

影片的结尾：酷得流油的杀手突然遭遇车祸，狼狈不堪地逃逸—-太狼狈了，狼狈得你不相信他之前会那么酷。能自然流畅地从一个铁石心肠的杀手身上挖掘出黑色幽默，挖掘出深不可测的人的内心世界：蔑视一切人类规则的狂妄和身而为人的脆弱，你除了感叹科恩兄弟的天才和原著小说的伟大，真的是无花可说。

自1984年以《血迷宫》出道以来，科恩兄弟就成为世界影坛暴力题材影片不容忽视的重要角色。《老无所依》是他们为主流商业大片汇入的又一股黑色、另类的美学光辉。

2月17日，科索沃议会通过独立议案，毅然宣布脱离塞尔维亚正式独立。1999年为结束人道主义灾难爆发的科索沃战争，阿尔巴尼亚族人的雷霆救兵：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巴尔干半岛倾泻了两万多吨的炸弹，迫使前南联盟军队全部撤出科索沃。科索沃独立是这场战争水到渠成的结果，也是俄罗斯地区影响力日益下降的回音。

在理论上，“全民公决”或“住民公决”与全球主义的矛盾是国际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课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似乎要客观一些。全球主义一般是指用多边会谈的方式来解决地区或国际事务，如朝核问题的六边会谈。全球主义的兴起是对单边主义的抵制，有其深刻的背景：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鼓吹极端民族主义，只重本国利益，狂热的国民意志被无限放大，最终引发二战，给世界及其本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显然是对全球主义的挑战，成为全球媒体的焦点，大陆自然也不例外。科索沃独立的方式很容易让人对台湾问题浮想联翩，大陆诸多媒体的分析和评论，尽管欲言又止，还是显露出隐隐的担忧：下一个科索沃会不会是台湾？

美国是科索沃最坚强的后盾，兴奋的阿族人在科索沃的大街小巷挥舞着星条旗和国旗，欢庆梦寐以求的独立日的到来。巴尔干火药桶再度引爆的可能性并不大：前苏联解体之后，除非有外星人入侵，美国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常规战争中已是孤独求败；吃够了高科技战争之苦的塞尔维亚，当然不会拿帆船去撞军舰，已表示不会用武力解决科索沃问题；今非昔比的俄罗斯，无可奈何花落去，其强硬立场与其说是在打压科索沃、抗拒北约咄咄逼人的压缩，不如说是对塞尔维亚或车臣地区表表姿态。

奥运在即，中共犯不着因科索沃开罪西方列强，由于台湾问题的存在，对科索沃独立表示严重关切和深感担忧，算是比较含蓄。西班牙等存在分离问题的欧盟成员国则明确表示不会承认科索沃的独立。

2月18日，美国正式宣布承认科索沃独立，但国务卿赖斯同时表示：科索沃是个“特例”，不能被世界其他地区作为先例。这等于再次宣示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不支持大陆或台湾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

科索沃的星条旗离台北还有十万八千里，二者不可等量齐观。

2002年，美国总统布什在清华大学演讲，本来气氛还不错，一个清华传播系的女研究生却问了一个非常愚蠢的问题：“三天前您在日本访问时，在议会发表演讲说，美国将牢记对台湾的承诺，我想问总统先生这样一个问题，美国是否还牢记他对十三亿中国人民的承诺呢？那就是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三不政策。”逼得布什不得不在中国大陆重申与台湾关系法，强调“我们承诺要保护台湾”—-

民进党的选战策略堪比这个清华史上最蠢的女研究生：一再以公投话题刺激美国，迫使美国明确表态“台湾若单方面改变现状，美国没有协防台湾的义务”，导致台湾民众失去安全感，爆发信任危机，立委选战大败亏输，三月大选沦为陪小马哥读书。

科索沃独立对阿扁的鼓舞，随着赖斯18日的“特例”说出笼，亦降至冰点，绿营上空飘舞着2008年的第一场雪。但，寒冷有时也会让人清醒。心领神会的谢长廷当天即发表金门宣言，承诺当选之后将搁置争议与大陆展开协商谈判，显然是在刻意向小马哥“不统不独不武”的三不主义政策靠拢，打消中间色彩的选民对民进党激进台独的疑虑。不过，此番重大转向要获得中间选民的理解和支持，于时间上相当窘迫。

美国和欧洲列强对科索沃独立的强烈支持，建立在科索沃并非俄罗斯核心利益的基础上，即最坏的结果也不至于引发战争，这是与台湾问题最根本的区别所在。避免将对方逼得无路可退或别无选择，是核国家之间最大的政治，也是最起码的“道德”。

何为核心利益？大陆几千年来的传统和历史，以及文化积淀、教育水平，决定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再也无法容忍遭受列强欺凌时国土被瓜分的情境。台湾一旦宣布独立必将勾起大陆同胞一幕幕的惨痛回忆，由此引发的愤怒，不是哪一个党派或团体（包括中共）可以轻易左右和控制的。而且，其连锁反应（西藏、新疆、香港的政治诉求）也是中共无法想象的，解放军存在的基础和目的“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就更是世界笑话。如此，便不是打不打的问题，中共为避免丧失合法性，只剩下华山一条路：怎么打，打到什么程度。

战争对谁都没有好处。二战之后政治角逐的最大输家，就是军事力量强大得堪与美国比肩的前苏联，其最终解体的结果表明：没有拳头不行，光靠拳头也不行。小马哥审时度势的三不主义符合各方都能接受的底线，是很明智的选择。以台湾目前的民主格局和民众素质，无论谁执台湾牛耳，都应全力推动岛内的民主、民生，全面加强与大陆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促使大陆顺利转型成为自由民主的热土。一个自由、富强、最终和台湾取得双赢的大陆，才是台湾安全最根本的保障。

科索沃与台湾还有一大不同：前者是民族之间难以调和的旧恨新仇，后者是内战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同文同种的华人，在文化认同上不存在任何问题：自台湾1978年正式开放台湾人返乡到大陆探亲，两岸政治、经济、文化往来日益频繁，台资企业在大陆遍地开花，成为台湾经济的一大支撑。

很少看台湾电影，几年前看《南国，再见南国》，对台湾竟然有候孝贤这么优秀的导演感到非常吃惊。影片节奏舒缓，一切都是那么平淡：淡淡的忧，淡淡的愁，淡淡的家国情怀；在大陆随处可见的城市正在包围农村，黑道边缘挣扎的浪子，坐在摩托车上呼啸而过的艳丽女郎，无处告别的故乡，一切都是那么熟悉—现代人面对工业化的种种困惑，岂止发生在海峡两岸？但导演选取的切入点非常讨巧：充满错误的青春总是遭遇急剧变革的年代，还没有来得及后悔就又背起了行囊。

我曾在一篇关于台湾问题的文章里写道：虽然时代赋予了崭新的解释，但忠烈、气节这些流淌在民族血脉里的东西，浅浅的一湾海峡哪里就能阻隔？翻译过程必然造成信息传递的损失，不精通但丁的母语，我们永远无法充分领略《神曲》的伟大；而要让酷爱中国诗歌的意象派大诗人庞德象华人一样品味唐诗宋词的精妙，经受那种无法言说的语言组合本身产生的冲击力对灵魂的震撼，只怕王国维去做他的私人老师亦徒叹奈何。

“我亦飘零久。十年来，深恩负尽，死生师友”，有情有义有内疚，有漂泊有深刻的人生感悟和不易觉察的一抹苍凉，有苦难和不屈的生命那种内在的音乐节奏，那就是韵律，那就是诗啊。

“易水潇潇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壮志难酬仍壮怀激烈的辛弃疾，哪怕再过一千年，你又怎能让我相信那片沾有你的泪花的雪，落到台北就会变了颜色？

大陆言论自由度最高的网络舆论，非常偏向弱势的群体或个人，成为焦点事件当之无愧的民意晴雨表。耐人寻味的是，热度居高不下的艳照门事件，几个艺人的自拍“不雅照”被非法暴光后，遭到一些网民身披道德外衣的口诛笔伐—-

激烈的争论和探讨，从网络迅速蔓延到了纸煤和电视。艳照门不再是单纯的明星八卦，而是作为公共事件，聚焦我们对自由与道德的认识和理解。

2月16日，北京学者秋风发表《艳照门中的自由与道德》：

“既然别人无权对这些艺人的性活动及其淫秽照片发表意见，那这些人士又有什么权利批评大众评价这些性活动及淫秽照片的行为？难道对一件事情发表意见不在言论自由的范围内？”

秋风先生给人的感觉是他在把水搅浑。为艺人辩护，并非傲慢地认为艺人有道德评判的豁免权，而只是提请人们对艺人的批评要保持公正。作为《南方都市报》的专栏作家，《哈耶克传》的译者，秋风先生在这篇文章里对自由与道德的认识居然如此肤浅，将启蒙变成了“蒙启”，受众的水平也就可想而知：中国自由常识的普及仍然任重而道远。

在舆论的同情和纵容下，超越必要的限度，以言论自由为名对无辜的受害者恶语相加、乱挥道德大棒，无疑是对艳照门受害者的二次伤害。我不认为媒体是在刻意媚俗。恰恰是对言论自由的极度敏感、焦灼和渴望，加上自由常识的匮乏，导致舆论以自由和道德之名猛烈地冒犯自由却浑然不觉。

无辜受害的艺人之一：阿娇，其职业道德遭到海内外媒体的一致声讨，网络上的攻击更是不堪入目—-

一般而言，因职业关系获得的知名度要求艺人小心谨慎地选择代言产品，对代言产品的品质要有相当的了解。否则，一旦其代言的产品出现重大问题，个人声誉严重受损不说，还可能会因滥用大众的信任获利而带来法律后果。

但我不太清楚人们期望艳照门中的艺人该有什么样的职业道德，如果因为在其相关产品里有过消费行为，就可以要求艺人戴着职业面具进入梦乡，未免太过天真和残忍。何况，职业道德与其在艳照门中无辜受害根本就是两个问题：因艳照门质疑艺人职业道德，并不表明可以反过来将公与私搅和在一起，或者把对其职业道德的评判带入艳照门，解消对受害者的同情，这是道德观察最起码的视角。

秋风先生既没理清自由与道德的关系，对自由本身的认识也是一片茫然。他在文章里逐一反驳那些以自由的名义为艺人辩护的观点，并错误地总结和归纳了这些观点：

“那些为淫秽照片事件涉事艺人辩护者的基本逻辑清楚：自由不需要道德，自由反对道德，自由消灭道德。这样的自由观预设了，人与人之间根本就没有关系。美好的生活就是原子式的存在，各人过自己的生活，不管别人的事情，也拒绝别人干预自己。”

道德存在的基础、意义和最终目的就是为自由服务，而不是相反或其它。道德之所以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规范，一直处于发展和变化当中，就是为了要与自由的需要相适应。随着对自由的理解不断深入，道德也被赋予不同的标准和内涵，法律不也同样如此吗？

曾几何时，三寸金莲还是文人雅士和下里巴人的最爱：“美人脚小倍温柔，能使名花见欲羞。”整个社会对缠足恶习趋之若鹜，以变态、残酷为美，直到近代人权、妇女解放运动兴起后才销声匿迹。

“各人过自己的生活，不管别人的事情，也拒绝别人干预自己”，并非以自由为名替艺人辩护的本意，而是来自秋风先生对自由的重大误解。

自由并非只是在不伤害他人自由的情况下，不受道德的约束和批判。恰恰相反，道德的约束和批判正是为了配合法律更好地保障和享有自由。对他人生活的干预，只有在为了更好地保障和实现自由的情况下才符合道德情理。法律即为最低的道德要求。

回到艳照门事件，从个人角度反躬自省：没有复制或传播这些照片，似乎没必要为满足好奇心而感到内疚，也不会因为拒绝浏览这些照片而感觉自己有多么高尚。

总之，我不欣赏、不反对、不支持自拍并保留这样的照片，无论自拍者是大明星还是小老百姓，它都属于个人的自由和隐私：成年人于私密的空间、不以盈利（传播）为目的、完全自愿的拍摄行为。

艳照门弄出这么大的动静，再提醒人们保护好个人隐私、注意自拍可能引起的后果，都已显得多余。需要警示的是那些潜在的为了眼球效应，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东施效颦的模仿者：如果刻意令隐私照片“不慎”被泄露，不但会成为道德的谴责对象，还可能会受到相关法律的清算。

对不雅照感到不屑、不满，作出道德评判本无可厚非。也有不少人抱着娱乐或无所谓的心态：台湾一家媒体发表评论，站在唯美的角度，为照片质量之粗劣而捶胸顿足，还有大陆网友以话剧的形式对艳照门进行解构。与其说他们是在幸灾乐祸、雪上加霜，不如说是一种反讽的尝试和对“灾难”的消解—-

记得，李安的《断背山》上映后，全美新闻和谈话节目都乐于拿“断背”开涮，但却不被认为是对同志人群的歧视，而是一种诙谐和幽默。否则，这在政治正确早已神经过敏、草木皆兵的美国是不可想象的。

但，凡事过犹不及：部分网民针对不雅照无限道德上纲，肆意辱骂本该被同情的受害者，不但有违道德，而且是在伤害自由。

在《艳照门中的自由与道德》一文的结尾，秋风先生的概念错误和逻辑混乱，来了个总爆发：

“一旦承认每个人不是自然状态中孤立的原子化的个体，而是一种社会性存在，那就自然会出现社会，有社会，就有道德。

“如果说，经济学家过去十几年反道德的言论，差不多毁了市场在中国的声誉，那么，很多人前赴后继地以自由的名义反对道德的努力，恐怕也正在毁灭自由的声誉。理论的逻辑与历史的事实都表明，去道德化之后，自由也就成为无源之水，终将枯萎。无视、排斥道德甚至以毁灭道德为目标的自由，是不可能出现并维系的。”

秋风先生正确地指出了道德的重要性，但道德从来就不是问题，问题是什么样的道德，是损害自由，还是帮助人们更好地享受自由。

为了在概念错误的路上滑得更远，秋风先生的举例也不伦不类：事实上，经济学家反道德的言论，于市场在中国的声誉的影响实在是有限得可怜。市场是一种客观存在，它的不完善或声名狼藉，更多的是因为它本身呈现出来的是非严格意义上的法治环境下的市场经济，而不是因为经济学家过去十几年反道德的言论。即便经济学家的道德言论泛滥成灾，只要市场还存在权力寻租等腐败现象，它的声誉又能好得到哪里去呢？

与任何美好的事物一样，自由的声誉有可能会被蒙蔽、玷污，但只要人类还存在一天，自由的声誉就无法被毁灭。自由是人类文明能够发展到今天的关键所在，是可以想像、感知、触摸的真实的美好的存在，也是人类一切普世价值、正面价值的基础和源头：民主、人权、宪政、法治、科学，以及对宽容、勇气、牺牲精神、同情和怜悯之心的颂扬，无不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扩张、享有人的自由而发展起来的制度和思想体系。

在法律无法到达的领域，做为道德的服务对象，自由迫切需要道德的调整和规范，以便更好地享有自由，怎么可能会以排斥道德甚至以毁灭道德为目标？

人类不断挣脱有形或无形的枷锁的纪录构成了自由的历史：自由明了道德的重要性，对它可能造成的危害也保持了足够的警惕。自由只有不断地“去道德化”，抛弃不合时宜的道德观念，构建新的能够更好地享受自由的道德，才不会成为无源之水，这也是自由始终很好强大的原因之一。

而尊重、宽容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形态，同情或声援无辜的受害者，本就是自由与道德的题中应有之意。

以自由的名义脱离与之相适应的道德约束，为所欲为，那不叫自由，那是对自由的曲解和滥用。从属不分、主次颠倒，将自由与道德相提并论，或以道德之名凌驾于自由之上，对自由进行审判，就更为荒谬；用陈腐的道德标准来冒犯自由，拖自由的后腿，则从根本上违背了道德服务于自由的宗旨。

自由接受了太多的口水、泪水和血水的洗礼。今天，有谁还会去缠足，或者为了头发和衣服的样式痛不欲生，大动干戈呢？自由要求道德与时俱进，和人们对自由不断深入的了解相接轨，以便更好地服务于自由本身。

自由对公、私领域的道德有着严格的划分。艳照门事件中，超越界限攻击私人领域的无辜受害者，表明个人或社会的道德评价体系可能存在某种缺陷。也就是说，存在着这种可能性：对不同领域的道德标准和内容的认识与理解，已经与人们对自由的普遍认识不相适应；在这种情况下，道德非但无法服务于自由，反过来还会伤害自由。

类似缠足这样的畸形审美观和三从四德等道德规范的产生、发展和最终消亡的过程，生动有力地证明了一旦对自由与道德的关系及其概念本身认识模糊、产生误会，道德就会丧失其最大价值，背离树立道德的初衷，成为释放人性之恶的遮羞布。

当道德呈现出某种滞后性，义无返顾地站在自由一边—-这，也不是问题；问题是你能否意识到这一点，有足够的勇气去触犯“道德”，捍卫自由的荣耀。　

艳照门还在提醒人们：公众人物隐私权的出让和损失有其一定的限度，警方因此才能以“发放淫亵物品的控罪”拘捕首名犯罪嫌疑人（因嫌疑人涉案的一张照片被评为不雅物品，控罪被撤消，但嫌疑人涉及的其他七项欺诈活动仍可能面临检控），对其他继续发布“不雅照”并开始以此获利的嫌疑人发出严厉的警告。

明星艺人在话语权、资源占有等方面处于有利位置，但强弱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即便人们处于强势地位时往往会忽视这一点，亦无法改变这个事实：强与弱随时都会有可能发生转化，这样的情景在无数革命的历史画卷中表现得尤其充分。

在舆论的旋涡中，艳照门事件的艺人处于绝对的弱者地位：成为不道德行为和涉罪行为的无辜受害者，本应被同情，却遭到舆论施加的二次伤害—-而同情弱者，站在弱者一边，从来都是自由的荣耀。

从个体意义上进行分析，不难发现：无论如何，弱者总是沉默的大多数，不可能全都成为强者；强者在人群中总是居于少数，但每一个强者却都有可能因为种种原因成为弱者，或某一方面的弱者。也正因为如此，自由才会对强者和弱者都显得那么弥足珍贵，具有无可替代的巨大的精神感召力和现实动力，推动着包括道德在内的人类文明不断地朝着有利于自由的方向发展。

在大多数情况下，站在弱者一边也就意味着站在自由的一边，就象普及科学常识一样（如批判中医），即便有时也会冒犯大众，但却符合大众最长远最根本的利益：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