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独自凉

《南方都市报》3月30日发表殷国安《民主很麻烦，但我们很需要》一文，本意是鼓吹民主，但在一些基本概念上的似是而非，确有商榷的必要。

殷国安认为：“民主使一些在非民主条件下很简单的事务变得相对复杂和烦琐，从而增大政治和行政的成本，但民主也是个好东西。”

民主只是最不坏的东西。非民主条件下的快刀斩乱麻，看似降低了成本，但累积的不满，可能引发的暴力和非理性行为的现实与潜在的危险，大大增大了政治和行政的成本。在强制拆迁的事件中，这样的情形屡见不鲜。

拿民主选举来说，我不认为南京市管副职干部电视直播演讲答辩、公开PK，竞争4个局长职位，就是最好的选举形式，但与直接任命相比，显然是一大进步。选举成本与非选举情况下可能存在的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对纳税人来说，前者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殷国安进而认为：“比起少数人说了算，比起独裁，民主可能很麻烦，但是民主付出的成本要比独裁带来的损失小得多。而且，从本质上说，强调民主并不以民主的必然正确为前提，而是民主是天然的权利，即使民主使决策错了，也是主人自己付出的代价。”

恰恰相反，看似简单（实为粗暴、非理性）的独裁才是最麻烦的，蕴涵着极大的风险，无数革命的历史画卷都在证明这一点。中国封建王朝的周期性更迭，从来是玉石俱焚，成本异常高昂，社会进步十分缓慢，就是因为缺乏民主制度。

因此，从大的格局来说，不必对民主国家或地区旷日持久、耗费大量真金白银的选战感到惊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花有限的金钱实现非暴力、不流血的权力交替，与刀枪革命、改朝换代相比，其成本和副作用实在是有限得不值一提；以局部而论，民主选举增加了行政透明度，使得强者在比赛中获胜制度化，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内耗和可能的腐败现象。

殷国安正确地指出了“民主并不以民主的必然正确为前提”，但却错误地认为民主是一项天然的权利。除了自由平等，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是天然的权利。民主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文化、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为保障和实现人的自由权利而发展起来的一个所谓最不坏的制度。

民主是一个理念，也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技术，需要不断地学习和训练，而民主选举本身也具备教育、提高选民民主素质的功能。因此，以缺乏民主素质不能实行民主的理由很难站得住脚。

民主并不害怕出现错误的结果，设计完善的民主制度具有强大的自我纠错机制：

配备了强大的新闻监督和独立司法的民主制度，错也不至于错得太离谱。而独裁者往往会一错到底，不可收拾，就是因为缺乏民主制度简单明了、直接迅速的纠错机制。

可见，民主一点也不麻烦。麻烦的是：是否真正想实行民主，是否能够深刻地认识到不实行真正的民主，隐含着巨大的政治和社会风险。

除了足球，很少看体育比赛。在一篇小文里，我曾提到：北京奥运唯一值得我期待的就是借鉴东京、汉城奥运的伟大经验，让自由、人权的圣火照耀华夏大地。

你对北京奥运是否关心、支持或抵制，不在我考虑的范围；你怎么看待对北京奥运的支持与抵制，你分析、观察问题的方法和角度，以及价值判断的取向，才是我关注的内容，这关系到对自由的认识和理解：

英国专栏作家迈克尔•波蒂略3月23日在《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评论文章，题为《西藏：西方必须把奥运会当作反对北京的武器》；3月24日，北京奥运会采火仪式在希腊举行，遇到“记者无国界组织”成员的抗议，希腊警方及时控制了事态，仪式按照既定程序完成，此事件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反响。不少大陆网民和海外留学生义愤填膺、如临大敌：

“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我们应该严阵以待”！

奥运会自诞生以来，因为政治发生过各种风波，除了人神共愤的恐怖和暴力事件，因政治、利益、观点、诉求的不同，国家、个人的支持或抵制是奥运不可或缺的组成。

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因前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自由世界的急先锋美国带头抵制，以致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奥委会的147个会员中，有66个成员和10多个国家的50多个单项协会未参加比赛或实行抵制，以抗议前苏联对阿富汗的侵略。

支持北京奥运的再多，抵制也很正常；有高山才有平地，有支持才有抵制。那种看到抵制和异议就怒发冲冠的大陆网民和留学生，究竟是愚昧还是无知？

宽容观点的“敌人”，是自由的起码内容，因为任何人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居于观点的少数派。对不同观点的宽容，事实上就是对自己的宽容。一言不合即恶语相加，看到不同意见就面目狰狞，与奥运精神实在是相去甚远。

在和平、非暴力的情况下，让不同的声音交流、撞击，有什么坏处？与其它美好的事物一样，奥运会本身也是人们观点交流、撞击的结晶。

我才懒得管你支持还是抵制北京奥运：

你不是抵制吗?那我就要坚决支持。为什么抵制？大陆人权不好?那么，让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运动员、记者来大陆看看,究竟不好在哪里，是不是比关起门来的状况要好得多，更利于人权状况的改善呢？抵制者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一个更加开放的大陆将促使当局提高执政能力，扩大言论自由的空间。

你要是支持，那我就要坚决抵制。抵制是言论自由的必然组成，在某种意义上，抵制也是一种支持，吸引更多的人关注他为何抵制，警示人们解决存在的问题，比众口一辞的支持显得更为“正常”。

多元化的人类社会，只有一种声音不仅可耻、可悲，而且非常危险。

“同一个世界，同一种梦想”如果真的存在，那这个梦想无非就是自由。更快更高更强，为了什么？发明创造、浴血奋战，以及法律与道德为何要不断地修改、完善和更新，不都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人的自由吗？

一般情况下，你要参掸打坐、离群索居，或激昂人生、享受生命，只要不伤害他人的自由，都属于你的天赋人权：

人类的一切活动，但凡具有正面或普世价值的，无不指向一个目标：自由和生命的尊严—-

又何况是奥运会，又何况是对奥运会的支持与抵制。

记得，陈良宇刚刚落马，昔日的手下（上海市的文化顾问）余秋雨老师便急不可耐地横空出世，抛出一篇伟光正的反腐雄文：《我说的就是这个名字》。原来，余秋雨洞察秋毫、见微知著、火眼如炬，在陈良宇红得发紫之时，便表现出了一个文棍在文革时期练就的高度政治敏感性和前瞻性，以及一个无耻丑类所必备的敏锐嗅觉：“我所说的被学者教授们一声声亲切呼唤的名字，就是‘良宇’。”

署名为“看几眼就走”的网友一针见血：如果一星期前（陈良宇落马之前）老余写那篇文章，我会竖大拇疙瘩，现在我只能对他竖中指。

最近，央视青歌大赛的评委余秋雨答记者问，表示相信99.99%的文化人站在他这边，遭到网友的炮轰。但我觉得余秋雨老师说得很有道理：

中国大陆类似他这样见风使舵、溜须拍马、沽名钓誉、毫无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知道分子如过江之鲫。自从被焚书坑儒吓破了胆，中国的文化人就开始依附于权力，董仲舒、曾国藩、郭沫若—-鹰犬成群、认贼作父；秋雨绵绵、媚风不止，又何足道哉？

权力的高压是一方面，在权力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必然出现某种松动、开明的当下，象余秋雨这般苟且，躲避瘟疫一样拒绝谈论自由民主的话题，对得起他自我标榜的“我更关注独立思考、自由畅想、大胆创新和关爱人类”吗？！

大陆与台湾的差距，首先是文化、人格的差距。和秋雨们的丑陋相比，台湾知识分子岂止帅得想毁容：都是华人，都知道“人不要脸，鬼都害怕”，区别咋就这么大哩？

2006年，深绿色彩的台湾检察官陈瑞仁负责侦办国务机要费弊案，蓝营人士担心他不敢刨根问底，陈瑞仁毅然表态：

“我虽是深绿，但离开投票所的布幔，心中就没有颜色。”

年底，八旬白发审计长苏振平完成台湾史上最难的查帐任务，促使第一夫人吴淑珍和陈水扁亲信等被起诉。阿扁曾要苏振平挡下国务机要费案，说当初提名他时忠心耿耿，现在不听话。苏振平怒斥：

“我是对职务忠心耿耿，不是对你阿扁！”

小马哥帅，是包括阿扁在内的民进党大佬都承认的：“可敬的对手”、“令人印象非常好”—–他的帅来自哪里？

当然是全体台湾人民：水涨才能船高，否则，你再帅，也无人赏识。

如果懂都懂不起，又怎么知道你帅在哪里呢？

懂得起，你不帅就不行，精英齐聚、众目睽睽之下，不是“帅哥”如何能够脱颖而出、蟾宫折桂？

台湾总统大选，不只是两个帅哥候选人，而是华夏的精华：台湾人民的集体亮相，我的道路我选择，我的未来我作主：把党派利益置于领袖之上，把民众利益置于党派之上！

国民党胜得谦卑，权力来自人民、服务于人民；民进党败得坦荡，虽败犹荣。与四年前的混乱相比，台湾民众的素质又提高了一大步。民众素质低不是拒绝民主的借口，因为民主制度本身就具有教育、提升民众政治觉悟和水平的功能。

一个深绿选民的讲话发人深省：从情感上，他投民进党的票，但从理智上，他愿意国民党获胜—-

稍加分析，不难看出这个深绿选民的良苦用心：8年执政，阿扁的周围已不可避免地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以致司法必须介入的地步，再次表明人、尤其是搞政治的人是多么地靠不住；新闻自由、司法独立、选票政治是遏制腐败最为有效的法宝。

抛开具体政见的区别，与国民党独裁时期相比，民进党的腐败现象有限得不值一提，但：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权力一旦没有反对党和选票的威胁，社会力量的对比失去均衡，其内部改革的动力完全不足以洗心革面，无非是修修补补，掩人耳目而已。

人类文明一直能够走到今天，一直是在证明：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铁打的政坛，流水的党派。有批评才有自由，有比较才有高下，有竞争才有活力，有反对才有进步。
　　　　
在失去因言论失去自由的“自由”之后，作为一个职业的反对者，李敖有些茫然不知所措，该骂、能骂的人都骂完了，便不惜向小丑靠拢，公堂之上公然喷瓦斯、扔鞋子，贬低鲁迅、攻击台独、吹捧中共，为吸引眼球甚至以大幅裸照登报竞选，“连毛带皮”抗议蠢得只有皮毛之见的台湾人。
　　　　
应该说，李敖为9•11事件喝彩等许多言论都令人反感，然而，民主社会就是要保护包括敌人在内的所有人的言论自由，否认纳粹大屠杀的内贾德因此才能站在哥大的讲台上。
　　　　
拿反台独来说，对与错尚在其次，李敖这种桀骜不逊的反对声对民主传统薄弱的台湾来说，本身就弥足珍贵。在日美等成熟的民主社会，管你政府说什么，大知识分子都是先反对了再说。就算你这个政策不错也要反对，为什么不能好上加好？想想看，萨达姆以100%的得票率当选总统是多么可耻和可怕。
　　　　
《常识》有一条最基本的常识：爱国者的首要责任就是让祖国免受政府的伤害。台湾最需要的就是李敖这样的职业的反对者，摸爬滚打、吹毛求疵，连毛带皮也要把政府危害人民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所谓的文化人和知识分子，不是应声虫和跪倒在权力面前的可怜虫，而是永远的牛氓，永远站在自由和大众的一边，与权力保持距离，横挑鼻子竖挑眼，从鸡蛋里面挑出骨头来。

龙应台《给我们一个政治家》对政治家含情脉脉的期许，连红绿灯、孩子的偶像都扯了出来，煽情到了搞笑的地步，因此遭到一些学者和网友的质疑，属于情理之中。

在美国的巨大压力之下，“3•22”大选毫无悬念地花落小马哥，公投也遭到否决，表明台湾民主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民众的政治素质随着参与机会越来越多，也在稳步提高。可以预计，那些撕裂族群、制造悲情，无助于和平发展和台湾民主、民生的议题将越来越不得人心。

给我们再多再好的政治家都不如一张选票来得踏实。人是善变的一种动物，最不可信任的就是搞政治的人。自从诞生了民主制度，两句最真实的谎言就在政治家中间流行开来：

1．我爱你；
2．我爱你，你的选票在哪里？

台湾的新闻自由和健全的公民社会，以及独立司法的存在，使得任何傲慢的权力，都将面临民意、选票的巨大威胁。小马哥倘若重蹈民进党经济丑闻的覆辙，昔日红衫军倒扁的盛况，将在台北街头再度上演；台湾人能用选票干掉民进党，同样能干掉小马哥。

民主制度之所以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原因之一就在于，干掉一个不受人民信任的领导人，不需要子弹，而是用选票，大幅度地降低了社会进步的成本。

无论大陆还是台湾，知识分子彰显的应该是建立在自由、民主、法制、宪政上的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而不是建立在出生地或肤色上面的浅薄的煽情似的认同；深入浅出地传播自由、民主的常识，而不是期许政治家成为孩子的偶像—-

一个正常的健康的自由、民主的社会，权力的行使者怎么可能会成为孩子的偶像？如果政治家成为孩子的偶像，是多么可怕和糟糕的事情。那也许意味着：权力是不受约束的，统治者没有被象野兽一样关进牢笼，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危害民主、民生。

在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支持哪个党派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无论支持与否，该党派都只能在法律的框架内行事。知识分子最大的价值就在于，责无旁贷地充当永远的反对派，管你谁在台上，出台什么政策，都要投以怀疑和冷峻的眼神，想尽一切办法、运用一切手段都要将政治家危害民主、民生的可能性降至最低限度。

而做到这一切的最牢靠的保障就是选票政治，与新闻自由、独立司法一起构成政治家望而生畏的“弹药库”，最终把权力关进牢笼。

3月12日，卷入召妓丑闻的纽约州州长斯皮策宣布辞去州长一职，这位民主党明日之星的政治生涯走到了尽头。这一事件的轰动性直追十年前克林顿的性丑闻：民主党鲜有与性相关的丑闻事件，斯皮策本人更是党内的道德楷模。在他漫长的检察官生涯里，曾经主持查处过多起华尔街金融丑闻，被各大媒体誉为“奸商克星”。更为讽刺的是，曾经轰动一时的斯坦顿岛卖淫团伙案，也是由斯皮策查处的。

政治家是多么的靠不住啊。如果没有银行精细的制度设计（洞察每一笔大额资金的来源和流向），没有媒体穷追不舍的跟踪报道，斯皮策道德楷模的皮裤子不会这么快就掉下来。

现代政治文明的力量在于：不要求政治家是一个道德楷模或什么圣人，而只是要求你严格遵守游戏规则，信守自己的诺言，老老实实地为大众服务，否则，稍有不慎，即有下课之忧，甚至身败名裂。

2008注定是一个多事之秋，西藏最近发生的一切是那么令人揪心！

我最想去的两个地方：除了阿根廷，就是西藏。阿根廷有我的最爱：博卡青年队和阿根廷国家队，以及阿根廷探戈。潘帕斯草原上的人们踢球，剽悍、华美，狂放不羁的风格和节奏，深具阿根廷探戈的美妙韵律—-

每人都有一个自己的西藏。我的西藏是什么模样？

认识一些藏人，在我的眼中，只要是人，我就没区分过什么西藏还是新疆，美国还是台湾。只有站在人的立场、自由的立场，谈论问题才有意义。

种族和地区真的那么重要？我不知道美国人对自由空气的需要和华人的需要有何区别。德克萨斯的沙粒飘落胡志明大街，难道就能改变它的属性？

和自由相比，一切都是那么次要。从个人品性上来说，我不认为藏族同胞比汉人梗直或更加虚伪，他们是人类的一部分，与白人、非洲裔人、汉人一样，有好有坏。唯一独特的不过是由于海拔、气候和体质的因素，那些带刀的男人对酒精的耐受力要更大一些。仅此而已。

在大陆言论自由度较高的牛博网，西藏问题引发了博客作者之间激烈的论战：有倾向于严厉打击，以求稳定局势的，也有立足于同情立场的。唇枪舌剑，不一而足。

不加区别地认为海外媒体在误导舆论，显然不合乎事实；受部分海外媒体反向洗脑，一味谴责中共、支持达赖的所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大有商榷的余地：

以前者而言，对暴徒最不利的现场报道和视频，恰恰是由海外媒体发布；就后者而论，不论暴徒是汉族还是藏族，针对平民百姓的暴力行为都应受到谴责，否则就涉嫌歧视和执行双重评价标准。

有人非常困惑，政府在西藏投入了大量金钱（这是达赖也承认的），修寺庙、养喇嘛，在同等条件下，藏族的待遇比汉人好得多，怎么还会闹事。

其实，西藏问题就是整个中国大陆问题的缩影，为教育落后买单，吞咽缺乏自由民主教育的苦果。

感到困惑的人和千百年来中央政府的西藏攻略都进入了某种误区。藏族与汉族完全是两种文化背景和传统：

他们认为人有两个世界，现世过得再好也不会满足，过得再坏（农奴制度）也不会反抗，因为还有一个来世需要前藏与后藏的大神：达赖和班禅等活佛的赐福。

正是在宗教负面因素的麻痹和腐蚀之下，黑暗、野蛮、始于10世纪，到13世纪普遍确立的农奴制度在西藏才能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959年才被彻底废除。

由于新闻自由，海外媒体对本国或他国政府一向非常严厉，因为政府由纳税人供养，严厉问责是媒体的基本立场。不过，需要提醒海外媒体和西方政客的是：达赖本质上是一个宗教领袖，他宣扬的一些观点与自由民主有重合之处，但他的身份、资源决定他不可能成为民主领袖。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和藏学家戈尔斯坦的《西藏现代史》是国际公认最权威的西藏史，副标题为“喇嘛王国的覆灭”，一针见血地指出喇嘛王国的灭亡原因就在于西藏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太腐朽，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

“佛教作为一种信仰无可厚非，但是当它和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之后就成了一种可怕的东西。最高领导和宗教领袖成为一体，政治生活和宗教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宗教上的许多思想进入了政治统治理念之中—-尤其藏传佛教，它在社会与政治的地位是无可置疑的。所以在西藏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总是遇到宗教方面的阻力。而且藏传佛教作为一种信仰，不能根据社会的进步即时变通，总是显得非常保守，甚至有些时候成为阻碍社会变革的障碍。传统与变革之间产生了许多潜在的转折点，可是在每一个转折点，寺院集团及其在噶厦政府中的同盟者都支持最为保守的主张。”

据《农奴制度下的西藏社会》：占总人口不到5%的官家、贵族、上层寺院几乎占有了西藏全部的土地、草原和牲畜。各教派上层喇嘛在修密法时还残害人命作供品。14世纪的汉文记载，已经提到使用人脑盖骨、胫骨、人皮、人心肝等作供品。

国外的东西一到中国这个大酱缸很容易发生变形，宗教同样如此，如果不依附于权力，不为特权阶层的统治服务，就会遭到焚书坑儒或义和团对待的命运。

支持西藏人民，和质疑权威、政教分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导致了深重的灾难，其根源就在于人们相信人世间有值得顶礼膜拜的和神一样的人—–

由于历史和个人儿时被洗脑的惨痛经历，我对个人崇拜、政教合一的痛恨难以用笔墨形容。如果有贵族怀念昔日的荣耀，还在幻想实质上的政教合一，无疑是在开历史的倒车。在这种情况下，管他是癞蛤蟆还是梵蒂冈教皇，都要坚决反对。

信仰自由、尊重民族风俗，不等于保护愚昧和落后。西藏和中国大陆最需要的就是加强自由民主、科学理性的系统化教育，打破偶像崇拜、麻木不仁、在来世寻求精神寄托，蒙蔽、压抑、放弃现世对自由民主等天赋人权的追求。

管你海外还是大陆媒体，都需要认真加以甄别；我的价值判断只有一个基本标准：自由，以自由进行取舍、衡量：

独立或统一最终都应当是为了人的自由服务：我对藏独的意见和台独类似，中国大陆现阶段的发展水平，决定了独立就是制造战争或动乱，导致人们的生活更不合理。

台湾经验表明：最重要的是人民具体的幸福指数和自由程度；拓展言论自由的空间、把权力关进牢笼，关键在于自由民主的教育和民主手段的训练。

彻底解决西藏问题，也就是解决中国问题，需要教育革命，普及自由、民主、人权、科学理性的公民教育，建立一个崭新的公民社会：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