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独自凉

贺卫方教授的“极端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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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编辑曾经给贺卫方教授出过一个问卷：“一些年轻的妻子因为种种原因不想生育孩子。如果怀孕了，她们会瞒住丈夫，偷偷地去堕胎。原来和美的夫妻感情因此破裂，两人甚至大打出手。1、请问，在中国男人有生育权吗？2、作为一个身体健康的妻子，她有理由不生孩子吗？3、他们该如何处理这个家庭问题呢？在这个问题上谁的话分量更重？4、他们各自的处理方式是否正确？”

因为婚姻法没有对男人生育权做出规定，以上这几道题被贺教授称为《极端难题》：“丈夫执意要孩子，而怀了孕的妻子却坚决要把那幼小的生命消灭掉。”

如何保护丈夫的利益？贺教授给出的答案十分简单：“如果你的太太在是否生儿育女这一重大问题上与你势不两立，如果她珍惜其它东西胜过对你的爱以及对和美家庭的依恋，解决之道直截了当：跟她离婚，另找一个愿意跟你生孩子的人结婚，生去。”

值得注意的是，贺教授这个答案的前提条件：“如果她珍惜其它东西胜过对你的爱以及对和美家庭的依恋—”以及口气之决绝，似在暗示：生育孩子对于一个和美家庭来说不可或缺。事实上，这只是丈夫对和美家庭的理解。

如果不想生孩子就意味着不够爱丈夫，那反过来，丈夫一定要妻子生孩子，岂不是意味着不够爱妻子，同样都是因为违背了对方的意愿。

贺教授对爱以及和美家庭的解读，颇有值得商榷之处。双收入却不要孩子的丁克（Double Income No Kids）家庭，上世纪90年代即为中国大陆所熟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社会日趋多元化和充满包容，当初对丁克家庭的大惊小怪，早已被宽容、理解所取代。这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根深蒂固的中国，不能不说是文明的一大进步：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个体差异，以及对幸福的不同理解。

从人权的角度来说，一个身体健康的妻子当然有权利不生孩子。要说理由，那简直如同恒河沙数：《骆驼祥子》、《悲情城市》等著名影片对生育场景的渲染和妇女生育痛苦的逼真再现，都很可能会导致女性对生育感到恐惧，成为难以抹去的心理阴影。无数心理学研究报告都在证明这一点。

认为女性首先是一架传宗接代的生育机器，或者结婚就是为了生儿育女的传统观念，未免太过迂腐。

个人以为，生育权是夫妻双方共有共享之权利，任何一方都无权强迫对方生孩子；女方因为要承担怀胎十月以及生育的痛苦，在决定是否生育孩子的问题上，话语权和实际控制权相应更大一些亦无可厚非。

丈夫与不想生孩子的妻子离婚，只是表明在生育孩子的问题上无法与妻子达成共识，对和美家庭的理解产生分歧而采取的一种无奈的选择，不应包括贺教授所隐含的道德评价：即妻子不够爱丈夫，或不依恋和美的家庭。

中国传统生育的观念非常强大，假如明确规定身体健康的妻子有权不生孩子，相信99%的妻子都会毫不犹豫地放弃这个权利。

在媒体编辑给贺教授所出的问卷中，感觉夫妻双方的做法都有欠妥之处：妻子一旦决定不要孩子，应更多地站在丈夫的立场上考虑这个问题，如果无论如何都不想要孩子，也得先把“预防针”打好，向丈夫阐明不要孩子的原因，即便无法取得丈夫的同意，至少堕胎之后，丈夫不会突然受到那么强烈的刺激，以至双方大打出手。

由于体力上的优势，丈夫与妻子打架肯定不对，涉嫌家庭暴力。而且，一个心胸开阔、对妻子充满爱心的男士，妻子未与自己商量便跑去堕胎，应该首先为自己无法赢得妻子的充分信任而感到内疚，并向妻子道歉；在详细了解妻子不要孩子的原因之后，想办法打消妻子的顾虑。如果实在无法说服妻子，而自己又非要孩子不可的话，可考虑贺教授的建议，“另找一个愿意跟你生孩子的人结婚”。

总之，经过充分的心平气和地交换意见，仍然是一个想要孩子，一个不想要孩子，那就只好离婚。无所谓谁对谁错，只是夫妻双方对和美家庭的理解不同而已。

人们对托翁“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的名言，早已耳熟能详。和美幸福的家庭，有没有孩子不是必须条件，夫妻互敬互爱，在诸如要不要孩子这些问题上尽量取得共识才是根本。

爱，意味着自由平等和相互尊重。他（她）首先是独立、大写，用自己的眼光打量这个世界的人，然后才是你的爱人。参差多态、求同存异、容纳异己，即：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尊重你的立场和发表意见的权利，是家庭也是社会和谐的源泉。

别来代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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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居民梁淑冰联合中国公民李丽兰代表13亿海内外中国人委托纽约海明律师楼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主持人卡弗蒂和CNN母公司Turner Broadcasting公司提出集体诉讼，要求三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共计13亿美元即赔偿每个中国人一美元。海明律师楼已向美国联邦法庭提出诉讼，联邦法庭已经接受此案。（人民网4月23日消息）

媒体介绍原告之一李丽兰是北京一所小学的教师，这是怎么回事？李丽兰平常能看到CNN吗？起诉一个自己平常根本无从接触的东西，是不是有些滑稽？

另外，李丽兰可能和我一样被代表惯了，逮着一个机会就想过把代表别人的瘾，如同鱼儿梦见了海洋。

我就奇怪了，我咋就那么喜欢被陌生人代表哩？对不起，别来代表我，我对未经授权就号称代表我的行为早已感到厌倦。

再来看看他们怎样“代表”：就技术而言，即便人人都希望天上掉下一美圆的馅饼，要取得13亿海内外中国人的委托书，也是原告和纽约海明律师楼都无法完成的任务。那么，这种一厢情愿、痴人说梦、根本无法被证实的13亿人的委托，有何法律上的意义？这种“破士”摆给谁看？

以水平而论， 海明律师楼的海明律师表示，官司最终的结果取决于公众的舆论—-

实在是令人难以恭维，难道美国法院也有“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人治思维？什么公众舆论，影响法官或陪审团的舆论？只要对美国法律稍微有点了解的人都不会开这种黄腔：

美国宪法修正案第7条规定：“在适用普通法的诉讼中，若其诉讼标的之价值超过20元者，当事人有权要求陪审团审判。”

乖乖，13亿美元，被告当然有权要求陪审团审判。而一旦法院受理并开庭审理，在整个审判过程中，陪审团成员的生活要被隔离，别说公众舆论，与家人、朋友和工作都要隔离开来，每天还要受到好几次训诫，不许他们谈论与案件相关的话题。看的电视节目都得事先录制好，受到监控；所看的报纸，与审理案件有关的内容也都会被剪除。

美国法律的设计殚精竭虑，就是为了使陪审团保持公正、公平，尽量做到不偏不倚，免受公众舆论的影响—-那么，海明律师的公众舆论到底是个什么意思？莫非就是让海明律师楼在大陆公众面前混个脸熟？大家办移民和留学好去找它？

国，不是这样爱的；软性广告，更要发挥律师严谨和滴水不漏的特长，何苦自爆其短，宣示于天下？

接受与受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概念，只有受理才表示法院开始启动审理案件的法律程序，接受只是表示知道了你要起诉的内容，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审理此案。

以我浅薄的法律知识，明年4月1日联邦法院也不会审理这个案子，即便它诉讼标的达到骇人听闻的13亿美元。

爱你爱到掐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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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著名导演佩德罗•阿莫多瓦拍过一部虐恋题材的喜剧电影《捆着我，绑着我》，故事情节可概括为“爱你爱到绑架你”。但在现实生活当中，虐恋未必尽以喜剧的方式结束：

河北沧州河间民警张东岳与歌女余某在轿车上发生性关系时，为寻求刺激，应邀帮助被害人余某共同用手掐余某的颈部，致其死亡。2007年9月，张东岳一审以过失杀人罪被判6年有期徒刑。死者家属不服上诉，最近，沧州市中级法院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裁定。（燕赵都市报《河北民警为寻性刺激掐死歌女 二审维持6年刑》）

这条爆炸性新闻引起网民热议，4月22日，该新闻一出，仅一个网站的跟帖数量即逼近两万条。为寻求刺激邀请别人来掐自己的脖子，把自己活活给掐死—-爱你爱到掐死你，岂有此理！人们普遍感到不可思议。由于被告的特殊身份，以及他与死者社会地位的巨大悬殊，更使得怀疑司法公正的声音无比激烈。有网友调查：

“不知如果把这个法官的妻女老小全部奸杀了会判几年？支持全部奸杀的，点右下角！”

到笔者写稿时为止，“支持全部奸杀的”赫然高达20259人次！

我想，法院的判决文书，如适当引用医学专家的意见，介绍一些相关的医学常识，愤怒声讨的浪潮当不至如此凶猛。

所谓“为寻求刺激”的性行为，在医学上是一个较为冷僻的概念：性窒息，通常指的是人（们）在进行性活动时，用绳索、长袜、围巾、领带、皮带、头巾等缢颈，或用橡皮囊、塑料口袋、面罩等罩住口鼻，造成窒息状态，以达到性满足。因为在窒息过程中，缺氧、碱中毒会产生精神兴奋和欣快感，阴部同时会充血有助于性兴奋，在低氧状态下可增强快感。

性窒息属于高危性行为，常因疏于防范，导致颈部受压超过负荷而造成窒息性死亡，相关报道早已屡见不鲜：

2003年春，四川达州市发生了一起扑朔迷离的案件。该市东郊公园林荫深处,发现一具20多岁的男性死尸,死尸套在一个亚麻布口袋里，手脚被绳锁捆绑着，颈部勒有一塑料细绳，生殖器处有一条女用绣花手绢，上面留有精液。公安部门在排除了他杀的可能性后，几经周折,终于破解了此案之谜,原来是死者自己为寻求性快感,在自造手淫呼吸不畅条件下导致窒息死亡。（《大众健康》2003年11期）

无论一人还是一人以上进行性窒息性行为，发生性窒息死亡都既非他杀，也非自杀，而是意外死亡。因为性窒息虽属自愿行为，但目的不是为了寻死，而是在窒息中求得性满足。

因此，张东岳如果确实是“应邀帮助被害人余某共同用手掐余某的颈部”，致被害人机械性窒息死亡，以过失杀人罪领刑6年，在法理和适用法律上似无不当。

为死者家属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向记者透露：河间市公安局案发后对医院大夫的询问笔录证实，受害者余某被送到医院时，已经死亡。而在法院一审二审两次判决书中，都认定是“经抢救无效死亡”，显然是有意减轻被告人张东岳的罪行。

死者的姐姐则向记者表示，其妹妹曾长期受到张东岳的控制，经常受到张东岳的打骂和威胁。

尽管存在诸多疑点，但此案最为关键的部分在于：有关部门应继续展开调查，把死者生前是否有性窒息活动的历史搞清楚，非如此不能揭开他杀还是意外死亡的疑云。

因为性行为的高度隐秘性，要查证死者生前是否有通过性窒息获取快感的特殊癖好，存在一定的难度。但人命关天，不彻底调查清楚，死者亲属和社会反响太大，司法尊严将再度面临严峻的挑战。

其实，通过走访死者丈夫，以及与其关系较为密切的人士，弄清相关事实，并非有想象中的那么难。

网民对此案的激烈反应固然是与不了解医学常识有关，但法院工作如果做得细致、扎实，民意绝不会如此汹汹。网民的愤怒还表明：由于社会反响巨大的河北聂树斌可能被冤杀一案和彭宇案的遮遮掩掩，以及华南虎照片事件的久拖未决，使得权威部门的公信力在持续下降，社会的不满和怀疑情绪，尤其是对国家公务员利用职权玩弄女性、包二奶等道德败坏的愤恨，在不断累积、上升—-

任何国家或地区都难免发生惨绝人寰的恶性案件，然而，最可怕的还不是这些个案本身，而是公众对司法公正普遍丧失信心，弥漫着一种愤怒和冷漠交织的社会空气，悲怆与无奈，令人发指地和谐。

今天我不关心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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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爱国贼们的丑陋表演，有网友认为：“在个性与情感被极度压抑的国度，借爱国主义来完成一次集体的狂欢是件很正常的事，当看到身边一个个平时胆小怕事的同龄人在提到家乐福这三个字时无不大义凛然的样子（我的三个最好的哥们也在其中，我很痛心），我只能无奈地笑笑。他们很普通，乏味的生活缺乏发泄的渠道，只能虚弱地兴奋着，像一群被冷藏多年的木偶，有机会表演的时候就使劲龇牙咧嘴，肚子里的脏话翻江倒海—-”

该网友的分析不无道理，但除了宣泄荷尔蒙和释放压抑的情感，之所以发生这样“集体的狂欢”，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中国启蒙教育的失败。要知道，抵制家乐福的人山人海多数都是大学生，遑论其他人口的素质。

最让人失望的还不是这些义愤填膺的脑残患者，而是大陆的公共知识分子—今天我不关心人类，只想谈谈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特殊的群体：

按照维基百科的解释，公共知识分子指的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公共知识分子通过直接参与、著书立说、演讲、教学、发表文章、翻译出版等活动，为普及不问青天问自己的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南方人物周刊》2004年评出的“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张思之、秦晖、吴思、贺卫方、李银河等赫然在列，杨小凯、黄万里等著名学者名列致敬名单，颇具影响。

中国有个非常可怕的传统：焚书坑儒吓得读书人魂飞魄散，对权力的恐惧和依附，成为主流学术最显著的特征，强权代表了真理和天道，忠君就是爱国深入士大夫的灵魂，加上反右、文革，一朝被蛇咬，千年怕井绳，大陆读书人有如惊弓之鸟，安全方面的焦虑成为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

毋庸讳言，发端于梁启超、陈独秀、鲁迅、胡适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表现，虽大大有别于传统意义上匍匐在权力脚下、噤若寒蝉的读书人，为民请命不惜以身犯险者骆驿不绝，但大多数还是明哲保身，畏首畏尾。

当新闻热点纷至沓来：厦门散步、台湾、西藏、圣火传递、抵制家乐福—-不算海外媒体和网站，单以大陆境内的网站而言，除了冉云飞、连岳、杨恒均等少数几个还在坚持与读者就这些话题交流意见，并试图影响读者，竟很难看到大陆其他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子，整体表现着实令人难堪。原因大致可归为以下两种：

首先，这些话题太敏感，不方便发言—-

有多敏感？比自由还敏感？！

自人类诞生以来，自由就是人类最敏感的一根神经，为陌生人的自由和解放抛洒热血的犹如满天繁星。不敏感，满大街都是知道分子，谁稀罕听取您的意见？学识如果深藏于书斋，不学以致用，拿来分析具体的公共焦点问题，深入浅出地影响、提升大众的思想和思维方式，如何对得起“公共”二字？

越是焦点问题，越是需要用自由平等的普世价值观去分析、衡量，提升、引领大众的认识水平和觉悟，如左拉大义凛然的“我控诉”，法拉奇无所畏惧的“我会至死和美军一起战斗”。

公共知识分子始终应当是社会的良心，既不屑取悦于权力，也绝不献媚于大众；智慧、勇气和道德承担，使得他们坚定地站在自由和大众（弱者）的立场上发言，即便有时也会冒犯沉默的大多数，但却最终都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自由。

其次，谈论这些话题有一定风险—

的确，温和如李银河，尚且被单位领导叮嘱不要在相关问题上发言，但是，随着经济开放的深入，言论空间的持续扩大，当局执政能力相应有所提高亦是不争的事实。虽然存在诸多不足，但唯其如此，才更需要公共知识分子持之以恒的艰苦努力，不断拓宽言论自由的空间。

“铁肩担道义，辣手写文章”，本是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的自我期许和大众寄予的厚望。何况，尽管存在一定的风险，但不可逆转的改革局势决定了文明在缓慢地进步，与文革时期的肃杀有天壤之别。只要不组党，不鼓动暴力，危险和禁区在逐渐减少，否则，贺卫方在发表中共没有注册登记涉嫌违法、军队国家化等论调之后，不可能还在大学教书，并四处演讲，到国外接受媒体的采访。

点滴进步，来自权力与权利的互相影响和渗透，公共知识分子对启蒙大众和加速自由民主的进程，具有无可推卸的责任，这既是时代赋予大陆新一代知识分子最光荣的使命，也是对“先天下之忧而忧”文人传统的发扬。

互连网时代的来临，使得意见发表平台早已从传统的纸煤、地下刊物、墙报延伸到了论坛和博客，网络的便捷、快速使其影响大有超越传统媒体的趋势。大陆的天益、牛博、XYS等网站，言论自由度与海外网站在逐渐拉近距离。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一切可能的平台与读者分享思考的结晶，难道不是公共知识分子的本分？

在无失去人身自由之虞的情况下，仍然前怕狼、后怕虎，连无足挂齿的一点风险都不敢冒，鼓吹自由民主、科学理性，岂不成了空话、套话、叶公好龙？

别人冲锋陷阵，自己坐享红利—-都想搭便车，但公共知识分子应有更高的追求和标准，“取法乎上，仅得其中”，舍我其谁的担当是时代的召唤。爱是做出来的，权利唯有争取，天上从没掉过馅饼：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面对难题掉过脸去怎比大声疾呼、快意淋漓？

世风日下，国人习惯于用一声叹息把自己和庸俗或堕落区别开来，似乎自己出污泥而不染，坏风气都是别人带来的。然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公民社会的建立，普世价值成为流淌在民族血管里共同的文化记忆，有耐于每一个人的努力，公共知识分子更是责无旁贷地首当其冲。

抵制家乐福是国人劣根性的一次集中爆发，不可避免地遭到一些公共知识分子的迎头痛击。与网友交流的过程中，有网友认为温和、理性的发言，效果应该更好。

个人以为：言说的“破士”，倒不妨千姿百态，以各自最擅长的方式与读者交换意见，是个互相影响和学习的过程，自由主义者的一大特点就是不断提醒自己：我有可能是错的，真理也许在你的手中。

当头棒喝也好，循循善诱也罢，只要是在摆道理讲事实，讨论即可继续。有前卫才谈得上普及，激烈只是风格，关键在于你表达的是什么，而不是怎样表达。

那些咄咄逼人、咄咄再三逼人的言辞，有人只看到了激愤，有人却看到了激愤背后的道理与慈悲。

拿个人来说，我就一土生土长的大陆土鳖，尼泊尔都没去过，自幼看水浒长大。文学价值很高的水浒，有很多暴力、非理性的成分，对女性、佛教多有不敬。水浒的血腥令不少人反感，但它对我最重要的启蒙教育恰恰就是同情和怜悯。

砍杀贪官，进而滥杀无辜—-武松堂堂一个刑警大队长，何以疯狂到这般境地？

武松看似完全不可理喻：杀贪官污吏倒也罢了，怎么把劳动人民也给杀了？问题在于：谁导致了他的绝望与疯狂？武松在那之前穷尽了所有的法律手段，迫于无奈用私刑为兄长报了仇，但对司法还存有一丝信心，主动投案自首、认罪伏法，希望获得宽大处理，但邪恶势力仍要对他赶尽杀绝。指责武松，没问题，但不能抛开罪魁祸首: 独立、公正、有效的司法救济的缺失。

记得，中、小学的班主任每每以“讲道理”为名将我或同学叫到办公室，轻则训斥、罚站、打扫卫生、写检讨，重则请家长，期待不听话的我们被严厉的家长打得家长都认不出来。

讲道理被老师们一再居高临下地恶搞，搞得面目全非，我们无不视“讲道理”为畏途。后来才发现，讲道理是个好东西。只要是讲道理，再大的风也吹不散我的笑容。

我对那个心怀善意的网友表示：其实我非常赞同循循善诱的态度，但粗暴或温柔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是不是在讲道理，讲的有没有道理。我唯一能肯定的是，既然网络给了我手写我心的机会，除了不可抗力，没有什么能阻止我说什么，怎么说。

我想，无论是以鲁迅怒目横眉还是胡适涓涓细流的面貌呈现，信奉狂飙突进还是渐进改革，相信称得上或自认为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人，都深深地爱着这片承受了太多苦难的土地，对祖国和人民充满了滚烫、深沉的爱恋之情。历史由人民书写，也断断少不了公共知识分子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伏尔泰、左拉之于法兰西，新文化运动群雄之于华夏，法拉奇之于世界—

若干年后，人们会如何评价当代大陆公共知识分子？为了自由富强的中国，你做过些什么？我真心地希望你们：利用演讲、论坛、网络等等一切可以利用的平台，结合热点事件，把你的思考与民众分享，让介入、参与成为一个日常的习惯动作，则民族幸甚，国家幸甚。

请允许我用北岛的诗句来结束这个话题：

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爱国、爱国，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西风独自凉

以我浅陋的认识，奥运会不与政治挂钩，就一地球村的体育聚会，跟爱国有啥关系？硬要扯上关系，德国人不给纳粹欺骗世界的机会，全面抵制柏林奥运会就是最大的爱国行为。还有一个真实的例证：韩国人民以汉城奥运为契机，热情参与其中，大大加快了自由民主的进程，同样也是爱国行为。

义和团大师兄、纳粹和日本军阀的可耻下场，以及蔡锷将军发动的护国战争与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只有为了自由民主才具备正当性和正义性，否则很容易沦为毒害民众的鸦片和对罪恶的蒙蔽，将国家和民族推向灾难的深渊。

水门事件里的“深喉”对尼克松政府义无返顾的背叛，赢得人们的普遍尊敬，堪为爱国就是让祖国免受政府伤害的最佳例证。

大陆的教育水平和发展阶段，使得一哄而上的东西都难免令人产生怀疑。和平时期，对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尤其要保持高度警惕。

有人说抵制家乐福的爱国热情值得肯定，让我想起《南方都市报》发表的《网友提出抵制”魔兽世界” 应者寥寥》：《魔兽世界》的游戏开发商美国暴雪的母公司是法国公司威望迪；与现实世界里“一呼百应”的壮观场面相比，抵制法国的呼声在网游世界中遇冷。

某些人士的爱国面目昭然若揭。连一款游戏的爱好都舍不得放弃，却可以冲进家乐福去为难本民族弱势的打工群体，这就是他们的爱国？在抵制法货和巴黎大学丰厚的奖学金之间，这些人又会如何抉择？

随着“向CNN索赔13亿美元”事件被指利益驱动，爱国主义的泡沫化、庸俗化令人深思。极端的自私、利己披着爱国的外衣就更为令人发指。

同情不能解消批判，再深刻的批判也是一种同情，这是批判的基础，一味的迁就与纵容，只是不断地制造思想侏儒。抵制法货的爱国青年实质上完全针对的是本民族的弱势群体：打工者。如此丑陋、下贱的思维和行动模式在21世纪能够大量存在，值得公共知识分子深刻反思。难道有一种人只适合被洗脑被奴役被蹂躏？因为缺少人性，只有缺少人性的方式才适合他们？

人类社会与丛林世界的最大区别就是爱和怜悯。恺撒或动物不可能同情一个弱者—一个生命怎样对待外界，或多或少都是外界如何对待他的一种折射。

奥运火炬手、巴黎火炬传递中的亲历者金晶，一度被捧为“民族英雄”，仅仅因为公开表示，希望网友慎重对待抵制家乐福的呼吁，因为家乐福里面还有很多的中国员工，抵制家乐福首先受害的可能是这些中国员工，就遭到不堪入目的污言秽语的辱骂。金晶被同一批人从人间仰望的英雄，打落到“汉奸”的地狱，连“先没腿,现在是没脑”这般恶毒的话语都放了出来。

爱国、爱国，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我找不到合适的汉语表达对爱国脑残者的厌恶与哀痛：爱国成了恶棍最后的避难所。

物价飞涨、股市低迷、打工艰辛—-那些冲进家乐福发泄愤怒的大学生，怎一个贱字了得？除了为难老实本分地在商场打工的同胞，你们还有什么出息？！不是义正严词地指责藏独吗，你们连自己本民族的弱势群体都不放过，将荷兰国旗当成法国三色旗焚烧，与义和团大师兄一样愚昧和冷酷—-

尤为愤怒与悲凉的是：起码概念都找不到北的人居然给自己贴左派的标签。知道那些打工的同胞一个月拿多少薪水？因为你们，薪水要被扣掉多少？！灌了二两爱国马尿，人性都没有，奢谈左右！左右只是路径选择的区别，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人的自由或使人们的生活更趋于合理。

打个简单的比方，我在美国会坚决反对保守派，反对的益处在于促使当局检讨或更多地考虑行动的后果，因为他们是强势群体，一声令下，暴力机器即可全部发动；身在大陆，我就坚决支持伊拉克战争，为什么？仅仅因为反对的声音太多，我也要表示支持。参差多态才有望和谐，减少错误发生的几率。只有一种声音不但可耻，而且非常危险。

左右只是相对的概念，条条大路通罗马：自由和生命的尊严—我左还是右？

因为担心失去控制，加上奥运在即，当局已开始降温，“把爱国激情纳入理性轨道”的评论爬上各大门户网站的头条。

从奉旨愤怒到奉旨理性：动静之间，均在掌握之中。

那些抗议CNN的人，从小到大看过一次CNN没有？一个从来没权利吃番茄、见识番茄的人跑去抵制番茄，说它有毒，也不觉得可笑？网上流传一个段子：

“当所有的一切都被代表的时候，我要说：那就请政府再麻烦一次，偶（我）就不亲自愤怒了。”

五岳散人对“爱国贼”们嗤之以鼻：“这帮人属于避孕套，兴奋的时候拿出来用用，让人无后顾之忧。用完您就垃圾桶见吧，基本没有啥价值了，还有碍观瞻。”

理性的声音在大陆太微弱了。自由民主的常识教育，建立在同情和怜悯这些基本的人性之上。从人性大面积的缺失，可见狭隘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丑陋、狰狞和腐蚀性之一斑。

（罗兰夫人对本文标题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