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都借助英国人、日本人的掩护逃亡海外，留下的六君子里只有谭嗣同知道皇帝已经被囚禁的消息和其真正的原因，依然不肯逃走留下等待处置。
为维新而甘愿牺牲自我的伟大形象由此而诞生。
可惜，这是康有为、梁启超捏造出来的神话。
他们捏造这一神话的过程被另一个逃亡的维新党人王照目睹耳闻，并受到王照的斥责。王照本人因此被康梁软禁。直到其逃走后，才专门写文章揭露了其内幕。
事实上，谭嗣同不肯逃走是为了把罪责揽到自己身上，为光绪解脱责任。作为大清的太子党，谭嗣同绝对忠于皇帝，宁肯以一死洗刷光绪图谋弑母的罪名。因为与康有为的说法相反，光绪并没有下达包围颐和园的“衣带诏”，只是下诏要杨、林、谭等人筹划如何与慈禧太后搞好关系。而兴兵造反完全是康有为提出而梁启超、谭嗣同等参予私的密谋，六君子里有四人不知情，包括接诏的林旭。光绪皇帝最多只知道要拉拢袁世凯有枪杆子撑腰，根本不知道旨意被篡改。
谭嗣同也写了绝命诗，可原文被康有为、梁启超修改了几个字，把原来替皇帝扛责任的意思变成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戊戌变法以六君子的死而告结束了。
但是，冤死者被阴谋家变成了英雄和欺骗敛财的旗子。
一场权力之争也变成了民主与专制的斗争。
令人奇怪的是，扼杀民主的刽子手慈禧太后在杀掉这六个人以后却很满足地放过了许许多多的维新党人，而被杀戮的林旭家后人在之后却向慈禧太后上交了一份保留的给死者的诏书希望平反。
在朝廷，慈禧曾经对李鸿章说，有人举报其是康党。
李鸿章回答：臣就是康党。
慈禧笑了。
显然，这保守专制者对维新党人的罪名很不当回事。
她也不止一次想废掉光绪，可面对的除了外国列强的抵制，还有李鸿章甚至荣禄的反对，面临开明士绅（其中不乏主张维新者）的反对，却毫无政治立场的一次次让步。甚至在闹义和团时，当两江总督明确反对罢黜光绪时，也没有把这官员撤职砍头。
清朝标榜以孝治天下，如果光绪真的有弑母的罪证，慈禧早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剥夺其帝位了。

“清室的有关资料”，嘛名字，哪几页？？

网上有人反驳老方的袁崇焕功劳伟大论，文献出处页码原文引述一样不缺，老方铁杆如我，也不得不承认似乎对方更有理。

这种通篇不见证据出处，只见故事的论述方法，不免让人看得很熟悉啊！！

在我们的教科书里都说，康有为等人是奉了不满慈禧干政破坏变法的光绪皇帝之密旨，由谭嗣同出面游说袁世凯，派兵包围颐和园，杀掉保守顽固的慈禧太后，但袁世凯告密出卖了变法人士，慈禧太后便发动政变，软禁了光绪皇帝，杀掉了几位“变法君子”。
可这基本是掐头去尾的谎言。
这一谎言主要来自康有为的言论。
因为，他本人是导致戊戌变法夭折和谭嗣同等人惨死的元凶。

根据清室的档案材料可以看出，光绪皇帝在戊戌变法后期的确受到慈禧太后的斥责。但是，慈禧太后仍旧住在颐和园，并没有因此剥夺光绪皇帝相对独立行使君权的资格，林锐、谭嗣同等人也依旧是皇帝的近臣要人。
康有为则不然。
戊戌变法期间，这位把自己包装得很超男的变法宗师也曾经被光绪皇帝亲自召见，却始终没有象学生们那样进入政治中枢，甚至在最后一次被召见后由皇帝下令派去外地办报纸。
有人说，这是光绪皇帝在慈禧的压迫下为保护康有为而不得已如此。可问题是为什么光绪皇帝不以同样手法去保护林锐、谭嗣同这些身在朝堂的改革家们－－他们比康有为更有人身危险。
根据当时另一位变法风云人物王照透露，就在这时，康有为觉得自己怀才不遇是因为保守派作梗，提出了要杀掉慈禧太后。
王照称，当时参予密谋的有谭嗣同、梁启超和康的弟弟，包括谭嗣同在内的多数人都不赞同康有为的密谋，但康有为情绪激烈迫使谭嗣同等人不得不接受了这一密谋。事后，王照曾经劝说谭嗣同不要参予康有为的阴谋，至少不要信任和游说袁世凯。谭嗣同情绪很低落，但表示师命不可违，只能一搏。
为了给袁世凯出兵制造机会，康有为说动林锐上奏皇帝，说原圆明园遗址据传有当年秘密埋藏的皇家金窖，请旨派兵挖掘。
正是这份奏折引起了戊戌变法的终结。

好了，还是应答duanhaixin一下，回到正题上吧：
戊戌变法在中国的教科书上一直是把康有为等作为改革的发起人，把所谓“公车上书”作为改革的起点。但是，清室的有关资料表明，最早提出改革的并不是这些举人学子，而是满清的满汉朝臣，在甲午战争失败后，首先是由朝廷众臣纷纷上书，激烈地要求政治改革，尔后那些在京的举人学子才随之上书。而就是“公车上书”时，康有为也并非主要的倡导人。
年轻的光绪皇帝深感战败的耻辱，因此对变法图强持十分激进甚至草率的态度，一方面破格提拔了只是章京身份的林锐等改革派官员直接进入中枢掌权，使原军机处和内阁各部的权力被削弱，一方面疏远了朝中李鸿章为首的新派旧势力，把自己逐渐置于大多数政治势力的对立面。
严格地说，康有为在这一段时期里虽然四处活动，在民间打造舆论把自己树立为变法领袖，却并没有得到皇帝的重用，只是借助皇帝对变法的热衷和“四君子”的关系，把自家炒成了变法的“超男”。
戊戌变法的主动者们喊的口号虽然轰轰烈烈、惊世骇俗，却缺乏有效的行政能力。公布的新法虽多，却成效寥寥。更要命的是，戊戌变法仅仅百日，其颁布的新法规政策竟然有一百多个，平均一天一个多，不仅不可能在操作性上有成熟的考虑，而且对一个偌大的国家来说也是够人们犯晕的壮举。从行政管理学的角度来看，这就是儿戏。
这样的改革持续下去不仅是闹剧，而且势必导致社会动荡混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伤害。
这种情况下，绝大部分朝廷官员都开始走到变法的对立面，甚至连最初热衷参予变法并对康有为示好的张之洞也写文章批康。慈禧太后便成为了唯一可以与皇帝对抗的反变法领袖。
这是很滑稽的一幕。
因为，慈禧太后曾经是变法最有力的支持者。
在我们的教科书里，慈禧是不得已才放弃了对朝政的干预，被迫接受皇帝亲政和变法。殊不知，慈禧根本不需要如此被迫。事实上，慈禧对于帝国的控制是无人可以挑战的。她在皇帝成年后作出撤销垂帘听政的姿态，连皇帝的亲生父亲醇亲王都赶快上书挽留。李鸿章、荣禄等几乎所有的实力派官员都对其忠心耿耿。她不需要出现在太和殿或养心殿，光绪皇帝也无法自做主张。
但是，她选择去颐和园来给光绪皇帝一个自由行使权力的空间。在没有火车、汽车也不会骑马的情况下，颐和园与紫禁城的距离足以保证皇帝政令的颁布。
这个作法是对光绪皇帝信任和放手的证明。
事实上，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行使权力的自由度很高。在中国封建文化里，君权至高无上，当慈禧太后远在颐和园时，没有人能抵御皇帝的旨意。
那么，为什么慈禧太后会突然对光绪皇帝发动政变呢？

“如果只是想以此和怪物过招。心想着杀死怪物而去朝台湾风车挥舞长矛。”

我在自己的博客中早就声明过，我只是表达自己的观点，从来不试图说服别人。用“过招”的想法以为别人也像你一样会大战风车，又是在幻想了。我可不想杀死怪物这个ID，估计和尚也不希望少一个打镲的材料，不要总是臆断别人的动机。如果想“过招”，还是找你的风车去吧。

我上一条留言表达的意思，并不反对怪物表达不同的看法，只要给出有理有据的资料，合乎逻辑的论点，如果有道理我也许会接受。我想我和大多数读者都不是专门研究历史、法律、或政治的，对某些认识有些偏差并不值得羞愧，象罗素这样的自由主义者总是准备着随时校正自己的观点。

然而，如果怪物以自己之是为绝对之是，总是一种居高临下、不容质疑的语气，不容他人校正，别人指出他的错误后仍然死不认错，就不是讲道理。只是为了维护“面子”的人，最后往往连“里子”也保不住，会很难堪的，像“圣火”传递一样。

对戊戌变法传统认识的有关质疑首先来自台湾学者，主要依据是来自台湾保存的清朝文件和康梁之外的其他当事人的记录，譬如王照的日记资料。
台湾学者根据慈禧太后返回紫禁发动的“宫廷政变”的时间早于袁世凯“告密时间”，从而对袁世凯告密导致戊戌变法流产的说法提出质疑。另一方面，作为戊戌变法的主要骨干人物的王照（此人因为上书要光绪皇帝去日本考察宪政，受到其他官员反对－－理由是日本多暗杀，此举置皇帝于险境－－结果皇帝大怒，罢黜了反对的官员）曾经也是戊戌变法后流亡海外的变法人士，因为不屑和反对康有为的欺骗敛财行为，而与康梁分道扬镳。其日记详细记载了事变与许多康梁保皇党的内幕。
不仅如此，台湾学者还引用的资料有清室的档案、许多当事人的言行文章，当时中外报刊文献，从时间和逻辑关系上加以分析，资料非常翔实，论证也比较合理。
如果，诸位真的想省事了解一下这方面情况，怪物可以介绍一下。因为西风独自凉和诸位都很热衷中国的民主宪政，以史为鉴当然还要看其真伪。如果只是想以此和怪物过招。那恐怕真的是唐吉柯德大战风车了，心想着杀死怪物而去朝台湾风车挥舞长矛。
只提醒一句，国共两党原本就是哥儿俩，在对待历史问题上有不少传承关系，特别是涉及到“革命”问题，彼此利益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