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独自凉

神七上天，民心落地

西风独自凉

只要稍微浏览一下大陆门户网站的新闻，就会发现保持心情愉快有多难。神七上天令媒体和草民欢呼雀跃，个人觉得万分难堪：一个跑到太空活动的民族，竟无法保证奶粉的安全。

即便中国包揽奥运会的全部金牌，又有什么好骄傲的呢？一个没有《新闻法》、民间没有办报自由、矿难频发、“吃的是奶，挤出来的是结石”、不能直选官员的国家，即便神27上了天，征服了半个宇宙，恐怕亦非幸事。

9月27日下午，几乎就在航天员翟志刚出舱活动（不是太空行走—-注）的时候，陕西省旬阳县法院对华南虎照”造假者周正龙涉嫌诈骗罪和非法持有弹药罪一案作出判决，两罪并罚，周正龙获刑两年零六个月。人们对周正龙能够“抖出一些猛料”以立功赎罪的希望，业已被证明是一厢情愿。

生活永远高于艺术：纵观周正龙“华南虎照片造假”案从案发到审理的整个过程，可谓旷日持久、峰回路转、迷雾重重。

首先，量刑过轻。且不说此案在国内、国际造成的影响极其恶劣，公诉方在庭审中就曾建议法庭以诈骗罪判处周正龙3年以下拘役或管制，以私藏弹药罪判处判处周正龙3年以下拘役或管制。也就是说，一旦周正龙罪名成立，两罪并罚，至少应该获刑四到五年。

如今周正龙两罪并罚才获刑两年零六个月，不能不让人怀疑这是某种幕后交易或妥协的结果。法院轻判却未说明理由，自然难以服众。

周正龙坚称“华南虎照片造假”是其一人所为，并无他人参与，但涉及细节问题，却又一问三不知，令人疑窦丛生。

周正龙的大包大揽，看似推翻了其被当作替罪羊的说法，其实不然。东窗事发之后，无论事实真相究竟为何，是独自还是合谋造假，首当其冲的周正龙都已难逃法律制裁。如果承认独自造假能获轻判，甚至得到今后获得补偿的承诺，周正龙何乐而不为？

其次，本案最大的疑点，就是周正龙的犯罪过程，即他怎样造假，他有没有能力造这样的假进行诈骗活动？遗憾的是，对周正龙一案的审理和判决非但没有解答这个疑点，反而使这个疑点更加醒目。

按警方早先公布的案情分析：周正龙顺着老虎图案进行折叠，将多余部分折到老虎图案背后，用胶带纸粘贴，分别于2007年9月27日、10月3日两次拍摄。那么，老虎原形的边缘必定是生硬的。

但是，正如广大网民和摄影专家所言，公布出来的假虎照老虎边缘经过虚化过渡的处理，连电脑都不会使用的周正龙绝对无法独自完成这个工作。假虎照中的PS是谁做的?谁在组织和操纵这一切?这些问题才是案件的焦点所在。

如此这般，一些地方官员在巨大的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于周正龙假照出笼之际，便组织一群专家鉴定虎照为真，其瞒天过海、鱼目混珠的伎俩已昭然若揭，案发之后欲盖弥彰的手法亦有迹可寻。

周正龙还有上诉的机会，让造假案水落石出并不难，难的是让权力部门去除“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和得过且过的惯性思维。

小小虎照案，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已连发四评（当年痛骂“苏修”都只发了九评），新华网和各大门户网站、媒体的酷评更是连篇累牍，结果案件的审理和判决依然是云遮雾罩，表明中央对地方的威慑力和控制力在进一步下降，一些腐败官员因为牵涉过深，公然露出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嘴脸，公众对中国司法和权力运作体系的信心也就可想而知了。

（注）：包括CCTV在内的大陆传媒一直在以讹传讹、混淆视听：“出舱活动”与“太空行走”在航天领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专家指出：神七航天员出舱活动，是被一根缆绳牵着在舱外从事作业，被缆绳牵引着只能说是拖行，并不能称之为“行走”。而美国宇航员之所以被称为“太空行走”，是因为他们的宇航服上装有几个喷气管，发动后靠喷气产生推力行进，宇航员进退随意，转向自如，如此方可称作“太空行走”。

《毒太阳》：将人间变成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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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引进的前苏联电影《两个人的车站》，尼基塔•米哈尔科夫扮演了一个叫安德烈的列车员，使大陆观众第一次领略了他作为演员的风采。时至今日，米哈尔科夫已是蜚声世界的大导演，被誉为俄罗斯的斯匹尔伯格。

米哈尔科夫生于莫斯科名声显赫的艺术世家，外曾祖父瓦西里•苏里科夫和祖父皮奥特里•冈察洛夫斯基均为沙俄时期著名的画家；父亲谢尔盖•米哈尔科夫是著名诗人、前苏联教育科学院院士，苏联国歌、俄罗斯新国歌的歌词作者；母亲亦是诗人；哥哥是名导演安德烈•康查洛夫斯基。

在家庭浓郁的文化氛围的熏陶下，米哈尔科夫对文学、影象艺术如痴如醉。1977年，32岁的米哈尔科夫根据契诃夫未完成的小说《没有父亲》改编的影片《未完成的机械钢琴曲》（又译《失琴声》），获得了巨大成功，先后获得多个国际奖项。

1994年，米哈尔科夫导演并和女儿共同主演了献给“大清洗”的牺牲者的《毒太阳》（又译《烈日灼人》），淋漓尽致地显现了斯大林时代普通人的悲惨命运。影片一经上映立刻在俄罗斯和世界影坛引起了轰动，荣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在北美取得超过2亿美元的票房收入，奠定了他世界级导演的地位。

由斯大林一手策划、发动的“大清洗”运动，掀开了前苏联历史上最恐怖和黑暗的一页：1934年12月1日，苏共政治局委员谢尔盖•米•基洛夫在列宁格勒被青年党员尼古拉耶夫暗杀，处心积虑要清除异己的斯大林终于找到了借口，一场针对苏共内部及无辜人员的大规模政治镇压和迫害运动就此拉开了序幕。当天晚上，苏共中央便根据斯大林的建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

“凡属恐怖组织和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的案件，侦察工作不能超过十天；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给被告；原告、被告双方都不参加审判；不接受判决上诉书和赦免请求书；极刑判决被宣布后立即执行。”

这个后来被称作“特别程序”的决议为大清洗中采用非法手段罗织罪名、迫害异己敞开了制度的大门，成为嗜杀成性的斯大林清洗政治对手、残害无辜的重要工具：任何人十天之内被屈打成招即可未经审判执行死刑。

丧心病狂、杀人无算的大清洗，最终为苏共的灭亡和前苏联的解体埋下了伏笔。斯大林执政时期究竟迫害致死、流放、关押了多少无辜的人，学界说法不一。1999年，俄罗斯学者阿•利特温《俄罗斯学界“大恐怖”研究的历史编纂学》做了一个总结：“从（上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初期，共有3778234人被逮捕，其中786029人被判死刑”，与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不同时期为清算斯大林的罪行而做出的统计数字基本相符。

这些冷冰冰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被红色暴力机器疯狂碾压的血腥场面，斯大林这颗“毒太阳”活生生地将春色无边的人间化为腥风怒吼的地狱。

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改编的《毒太阳》，把情敌之间的争斗贯穿到时代的大背景当中，再现专制暴政如何最大限度地释放人性的恶：1936年夏天，红军师长、战斗英雄科托夫和妻子玛露莎及小女儿来到乡间别墅度假，玛露莎青梅竹马的恋人米迪亚突然到访，打破了这个家庭的宁静。

米迪亚出生于一个只准讲法语的贵族家庭，双亲均遭苏共镇压，为求自保和早日回到玛露莎身边，精通法语的米迪亚被迫前往巴黎，成为契卡（克格勃的前身）的秘探。下令让他背井离乡的正是玛露莎的丈夫科托夫！

米迪亚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出卖了八名白军将领的下落，得以回国了结私人恩怨。最后，契卡逮捕了科托夫，以叛国罪将其秘密处决；心灰意冷的米迪亚在浴缸里自杀；玛露莎被判十年监禁，1940年死于狱中••••••

影片将个人命运和时代风云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充满诗情画意的田园风光与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和谐”并存，形成强烈的反差；“毒太阳”以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球的超现实形象多次出现在镜头里，它穿过河岸、白桦林、客厅，具有毁灭一切的可怕能量，寓意斯大林暴政肆虐大地、荼毒生灵，反人性反人类反对美好的一切。

作为苏维埃富于传奇色彩的战斗英雄，科托夫知道斯大林的热线电话号码，过着普通人无法企及的特权生活；受人尊敬的他，几句话就制止了苏军破坏庄稼的坦克演习，但仍然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被捕前，他久久地凝视着自己与斯大林的合影相片，沉默无语。他不会明白，他愿意为之献身的一切都是虚假的谎言。

科托夫从害人到被害的可悲经历，堪称红色恐怖之下人人自危、风声鹤唳、朝不保夕的一个缩影。

联想起为民请命的彭德怀，在1958年中共军委扩大会议上，主持了一场反教条主义运动，将萧克、李达、郭天民等十几个高级将官打成了“反党分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仅过一年，庐山会议之后的彭德怀成为1959年军委扩大会议的主要批斗对象。12年之后，整彭德怀整得最狠的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

在黑暗的斯大林统治时期，洁身自好、置身事外、与世无争只是一个幻想，时代的旋涡容不得你有半点犹疑，如果被诬陷也只有听天由命，无孔不入、无所不用其极的契卡成了地狱使者。

米迪亚本身是个受害者，要想在邪恶的体制之内生存下去，过上“美好”的生活，只能变成一匹野兽。当汽球吊着斯大林的巨幅画像在金黄色的麦田上空冉冉升起，风吹皱了画像，斯大林的微笑顿时变得和米迪亚的一般狰狞，令人毛骨悚然：没有万人仰望的斯大林，米迪亚不可能复仇成功。他的自杀，表明对这个疯狂、冷血的世界已彻底绝望。

《毒太阳》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没有刻意去塑造什么英雄或小人：科托夫是个好父亲、好丈夫，豪爽、大气；完全被动的玛露莎旧情难忘；米迪亚擅长恶作剧，爱好音乐—-普普通通的他们都被扔进了时代的搅肉机，要么害人，要么被害，或者兼而有之，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人还是魔鬼。

影片里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也饱含象征色彩：从头到尾都在迷路的卡车司机，似在控诉前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找不到出路和方向；仅仅因为卡车司机目睹了契卡毒打科托夫的暴行，这个完完全全的局外人便在光天化日之下惨遭杀害，是为斯大林体制草菅人命的真实写照。

冷酷的成人世界弥漫着谎言、杀戮和背叛，而天真烂漫的小女孩，在父亲（科托夫）踏上不归路时依然兴高采烈地学着驾驶汽车，令人心碎。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秘密报告里，首次使用了“大清洗”这个字眼：苏共“在1936－1938年这个时期，开始在国家机关当中大肆清洗”，“大规模清洗是在反托洛茨基的运动后”。报告于1956年3月5日经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下发各级党组织，代表了前苏共中央的观点。

作为苏联体制性的罪恶，大清洗借助有重大人格缺陷的斯大林达到了顶峰。“毒太阳”即为前苏联体制和斯大林合二为一的恐怖意象。

据美联社报道，《毒太阳》的续集已经开拍，俄罗斯总理普京今年6月曾亲临影片的拍摄现场，坐在导演的座位上观看了拍摄过程。观众感兴趣的是，前苏联解体后，在米哈尔科夫的眼里会是一番什么摸样？

韩寒在跟文丑过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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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注意到韩寒，是在2006年：与学者白烨、导演陆川、音乐人高晓松展开的那场跌宕起伏的网络论战，以韩寒《文坛算个屁，谁也别装逼》开始，至高晓松高调起诉韩寒又偃旗息鼓为结束。普遍认为，深得人心、获得广大网友支持的韩寒在这场席卷整个大陆网络的论战中取得了完胜。

如果一定要在近30年来的中国大陆选3个能够代表不同时期、影响较大的前卫文化俊杰，我的答案是：北岛、崔健、韩寒。受益于网络时代，韩寒的影响更大、更为犀利，对现实社会的干预也更为直接。

2008年，韩寒对北京奥运一以贯之地采取了冷嘲热讽的态度，“要求砸锅卖铁赞助奥运会”；四川大地震发生之后，出于对一些慈善部门的不信任，他宣布“向相关部门捐款为0元”，并亲赴灾区赈灾。光明磊落，有君子风。

反观中国作邪（协），竟然有地方邪会的副主席，与灾区人民换位思考，写了一首“纵做鬼、也幸福”的诗；余秋雨“大师”赤膊上阵，含泪劝告灾区人民顾全大局，不要上访、请愿，为反华媒体所用。这些无耻文丑，怕是连郭沫若也甘拜下风。

很多人用垃圾场来形容中国文坛，而中国作邪就是一个网罗形形色色的文学皮条客、剽窃犯、“纵做鬼、也幸福”的蛆一样的生物的大酱缸。难怪王力雄、胡发云等洁身自好的作家纷纷退出这个邪会；韩寒戏言当了作协主席，下一秒就解散中国作协—-

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湖北作协副主席谈歌直言不讳：“要是我当韩寒他爹，下一秒就把他打死。”

呵呵，被戳到了痛处，谈副主席有些语无伦次了。不是作协主席们非要跟韩寒过不去，而是后者的善良不允许他对不培养作家、只拉拢（腐蚀）御用文人的作邪保持沉默，必须毫不留情地揭穿其“皇帝的新装”。这是新锐与腐朽、光明与黑暗不可调和的战争，也是公民写作与御用文人本质区别所在。

解散作邪，表达的是对浪费纳税人真金白银的愤怒，而习惯于权力运作的官员作家潜意识里还在幻想肉体的消灭！

人们常说，作家是社会的良心。而官员作家的那点良心，早被特权待遇吃了个精光净。脱胎于前苏联体制、以控制思想为己任的作邪一旦解散，垃圾文字制造者们注定会被市场所淘汰。

举世震惊的毒奶粉事件爆发之后，官方豢养的作邪主席们既没有怒发冲冠，也没有于无声处听惊雷，而是兴致勃勃地加入到今年9月开始的“全国30省作协主席小说竞赛”，拿出垃圾文字展开网络PK。

河南省作协副主席郑彦英参赛作品的标题是《从呼吸到呻吟》，乖乖，都从呼吸到呻吟了！真是与时俱进啊。

韩寒发表讽刺文章《领悟》：“标题党也是党，无论何时何地，都在领悟党的精神，这就是职业作家的职业风范。”

标题党者，以名不符实、哗众取宠、香艳刺激的标题吸引眼球也。

郑彦英恼羞成怒，发表《人不能无耻到信口雌黄》予以反击。这篇文章的标题，令人想起一个导演的名言：“人不能无耻到这个地步。”

比信口雌黄更为无耻的多如牛毛，如郑彦英在文章里揣摩韩寒父母的健康和生活状态。作孽啊。

韩寒《副主席郑主席》：“2006年在中央号召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背景下，你（郑彦英）领悟到了，出版了科幻读物《郑彦英诗语焦墨画——乡村模样》，在你的文章中，中国的农村无不是一副和谐的大好景象，男耕女织，衣食无忧，官民一心，繁荣富强。”

科幻读物：一锤定音，入木三分！官员作家粉饰太平、愚弄大众、奉旨含泪、受命愤怒、小骂大帮忙、背对现实的丑陋嘴脸，已呼之欲出了。

自由没有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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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台湾宣布两岸相关政策“大松绑”方向，包括两岸电子媒体产业落地、大陆新闻、电视节目、电影、书籍、唱片到台。

余杰为此写了一篇《不可让共产党的专制文化席卷台湾—–评台湾允许大陆电视节目进入之危害》：

“这种所谓的‘开放’，乃是不对等的开放，乃是对敌对的文宣攻势的开放，此种畸形的‘开放’，对台湾有害无益—–台湾执政者轻率宣布对大陆所谓的‘电视节目’全面开放，简直就是让恶狼入羊群，让台湾民众服用慢性毒药，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视野和对自由民主的理解等方面，余杰似乎比一般人要更为广阔与深入，但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如此狭隘，可见狼奶教育的威力有多惊人。

今年成立的“台湾共产党”，是台湾第141个政党。遥想当年国共两党的惨烈撕杀、腥风血雨，不由令人唏嘘不已。曾几何时，台湾还有因阅读鲁迅作品而入狱的纪录，如作家陈映真。仅仅因为被中共利用，树为文化旗手，鲁迅的纯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略》、《小说旧闻抄》在台湾都被打入冷宫。那是一个多么荒唐、可怕的时代！

近些年来，台湾在普选、军队国家化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不愧是民主化的后起之秀，以及华夏民族的骄傲和希望所在。人类社会最有力的武器不是刀枪，也不是禁锢，而是对自由的强烈意愿和自由本身无可阻挡的魅力。

思想无禁区、言者无罪、开卷有益：思想惟有自由地表达和传播，才有交流、撞击、提升的可能。自由没有恐惧，也不应该感到恐惧。自由强大的生命力首先在于自信，它不惧怕并欢迎任何思想的交锋，哪怕敌人的言论自由也要坚决捍卫。否认纳粹大屠杀和犹太人生存权的内贾德因此才能走上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台。

与魔鬼打交道的人要是变得和魔鬼一样，对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一切自由进行区别对待，疑神疑鬼，害怕思想冲破牢笼，那所有的抗争还有什么意义？自由的伟大、高洁又从何体现？

“敌人支持的我们就要反对，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支持”，这种简单粗暴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已经深入经过狼奶灌溉的大陆人的骨髓—–

台湾宣布对大陆的电视节目全面开放，绝非“让恶狼入羊群，让台湾民众服用慢性毒药”。恰恰相反，有高山才有平地，有比较才有鉴别：台湾民众可以在电视上放言批评任何一个领导人，歌功颂德的CCTV在他们眼里只会成为笑料，令他们更为珍惜眼前来之不易的新闻自由。

而大陆电子媒体产业在台湾落地，自由、激烈的竞争环境于大陆传媒从业人员的素质肯定会有所促进，台湾正面经验或多或少也会反馈回大陆，可谓有百利而无一害。

在国际压力和内部健康力量的综合作用之下，大陆对包括美国之音中文版、台湾《自由时报》在内的部分境外网站解禁，波澜不惊，至今尚可自由浏览（但愿没有再次被封的那一天）—–连中共都对“宜疏不宜堵”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何以余杰还在杞人忧天，以为大陆电视节目对于台湾民众来说就是洪水猛兽呢？

余杰文章里的有段话说得很好：

“许多在中国大陆生活过的反对共产党的人士，即便流亡到西方之后，其行为方式和语言方式仍然与共产党一模一样，有一种难以摆脱的‘同构性’。而要摆脱此话语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影响，非得像关公那样‘刮骨疗伤’不可。”

其实，需要“刮骨疗伤”的又岂止是余杰一人而已。只有不断地学习和思考，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用自由思想观察这个世界，我们才有可能清除流淌在血液里的狼奶啊。

那一剑的风情：从陈水扁“洗钱案”看民主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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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15日，因“洗钱案”受到“特别侦调小组”的检查官和台湾各大媒体穷追猛打的陈水扁，于巨大的压力之下，发表退党声明：“自即刻起退出民进党，太太吴淑珍女士也即刻起退党。”其政治生命宣告完结。

阿扁这个“反黑金、反独裁”的“台湾之子”的坠落，似乎让一些对民主心存疑虑的人们发现了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些基本缺陷，甚至认为台湾是假民主。

事实上，民主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文化、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为保障和实现人的自由权利而发展起来的一项所谓不最坏的制度。民主并不害怕出现错误的结果，设计完善的民主制度具有强大的自我纠错机制。

如果台湾是假民主，民进党籍的法务部长陈定南查处本党官员何以从不手软，成为陈水扁时期“最好的部长”和“台湾司法的良心”？深绿色彩、挺扁最力的台湾《自由时报》也就不会发出愤怒的吼声：陈水扁家庭比国民党更可恶，过去受国民党的专制与黑金之苦，反而激发台湾民众追求民主公义的决心，现在却发现宣称要帮我们驱魔赶鬼的弥赛亚，竟然也是邪魔恶鬼！

有了民主制度，邪魔恶鬼并不可怕。对官员的监督方面，民主制度下的新闻自由和独立司法，使得官员犯错也不至于错得太离谱。而独裁专制往往会一错到底，不可收拾，就是因为缺乏民主制度简单明了、直接迅速的纠错机制。

龙应台2005年10月于《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发表的《文化，是什么？》，开篇即描述其1999年12月出任台北市文化局长期间，于凌晨三点接受议员“什么叫做文化”的质询：“就在这样的一个阴冷寒湿、焦灼不安，而且荒谬透顶的清晨三点钟。”尤其是，大声质询她的议员“似乎喝了点酒，满脸红通通地”。

事隔多年，龙应台不想掩饰自己当时的不满，虽为公仆，亦属人之常情，完全可以理解。

龙应台的优秀表现在：回答“什么叫做文化”的质询时，不慌不忙，用一件件凡人小事来说明“品味、道德、智慧，是文化积累的总和”。

但，龙应台有意无意地遗漏了与其身份密切相关的一点：权力的谦卑。虽然她的总体外在表现都在着重强调这一点，而这一点恰恰也是文化，且是最重要的使文化得以自由、茁壮地生长的基础文化。

作为文化来说，品味、道德和智慧都不足以让龙应台或其他任何官员必须“在这样的一个阴冷寒湿、焦灼不安，而且荒谬透顶的清晨三点钟”，面对空荡荡的议会大厅，强压心头的不满，温文尔雅、恭恭敬敬地接受一个疑似醉酒的议员的质询——

让权力必须谦卑的，是现代政治文明不可或缺的文化：民主制度、新闻自由、选票政治。官员的长官不只是行政上级，还得面对民众，对民众选出来的代表（议员）负责。如布什总统所言，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成就不是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和大师浩如烟海的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把权力关进牢笼，不让它出来害人。

民主社会不需要领袖是什么道德楷模，也不怕他见利忘义、假公济私，民主本身就是一柄高悬在官员头顶之上的达摩利斯之剑。台湾人民相信，政治家都是靠不住的，无论他的过去多么优秀，品行有多高洁。无论如何，都得把他关进牢笼，使其受制于新闻媒体和独立的司法体系。而攥紧手中的选票，就是握住了最锋利的宝剑。

铁打的江山，流水的党派：有选择才有比较，有竞争才有压力、动力和活力；选票使得民主成为可能，权力再也无法傲慢。有了民主政治的风情一剑，陈水扁应声倒下，台湾人站了起来。这是稚嫩的台湾民主取得的重大胜利，更为乱臣贼子所惧：民主制度即使存在瑕疵，其纠错机制也能令官员犯罪成本成倍增长，从“不敢贪”达到“无法贪”。

那么，大陆从中又能获得怎样的启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