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th Oct 2007
中国崛起：人种不是问题，传统不是障碍
在《中学为私西学为公》一文里，邵建先生划出公与私的领域，指望中、西学各司其职，虽然有进步，过于理想化和想当然。过去和现在的无数经验教训都在表明：中学一旦为私，西学为公发挥的效力必然大打折扣，甚至成为花架子。
前些日子，96岁的奥运会文化艺术顾问季羡林“大师”竟然建议将孔教定位国教，好一个苍髯老贼、皓首匹夫！也难怪王朔怒骂“老贼临死还要祸害中华”。中国大陆庸俗下流的学者名人和躺在孔子的棺材板上吃饭的新儒家，片面理解中共倡导的“和谐、稳定”，一味迎合、误导，意图掀起一场自满清、国民党和日本法西斯利用儒家在中国大陆推行奴化教育以来，最大的一场尊孔读经的复古逆流—-
《三字经》开口便错，什么“人之初，性本善”？对于没有基督教传统的中国人来说，人生下来就是白纸一张，无所谓善恶，人的社会之性全靠后天教育养成。甘地、曼德拉要是从小接受纳粹洗脑或是儒家教育，能成为“非暴力、不合作”的一代圣雄，以及弥合千年种族冲突的大政治家吗？
“勤有功，戏无益”居然被因噎废食的大陆教育家活学活用，作为治疗电玩游戏成瘾或严厉管教的理论基础。而现代教育学和儿童心理学都认为游戏是人类的天性，只要引导得方，对开发儿童的智力、激发他们认识自然和了解自然的兴趣，具有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至于“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一类的奴才伦理，和“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歧视言论，以及与现代科学截然对立的什么阴阳五行都进入“私”的领域，那么，西为公学已然是水中之月了。
如果对“中学为私”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认识不到中学为私对人心灵上的毒害，西学为公再好，进入实际的操作层面，也无从得到切实的贯彻。再好的制度也必须有与之相配的素质的人来执行，才不会成为掩人耳目的摆设和腐蚀人民的精神鸦片。
贺卫方先生说：
“我们国家的法律里头规定的好东西太多了，比方说《宪法》里头我们有言论出版自由，受教育的权利，等等，各方面法律都天花乱坠。实际上，如果社会实际的力量对比，或者权力结构没有达到使得法律必须被政府官员或者强势群体所遵守的话，那么单纯的法律只能是口惠而实不至的具文而已。”
那么，这种“社会实际的力量”从何而来？当然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落满灰尘的经传子史不是阿拉丁神灯，只能来自于一个个对民主、法治有深刻体认，受过良好的人权、民主教育和民主手段的训练，不自由、毋宁死的你我他：
水门事件中，尼克松总统试图大事化小的努力，被认为是对自由的冒犯，最终在全国惊涛骇浪般的愤怒声讨中黯然下野。靠失业救济金过活的都会对尼克松嗤之以鼻，因为他想挑战美国立国的根本，动摇人们对自由和民主的基本信念。
2006年，深绿色彩的台湾检察官陈瑞仁负责侦办国务机要费弊案，蓝营人士担心他不敢往上办，他表示：
“我虽是深绿，但离开投票所的布幔，心中就没有颜色。”
年底，八旬白发审计长苏振平完成台湾史上最难的查帐任务，促使第一夫人吴淑珍和陈水扁亲信等被起诉。阿扁曾要苏振平挡下国务机要费案，说当初提名他时忠心耿耿，现在不听话。苏振平怒斥：
“我是对职务忠心耿耿，不是对你阿扁！”
把党派利益置于领袖之上，把民众利益置于党派之上。这样的人民有未来！
可以想象，假如阿扁利令智昏象普京总统一样压制新闻自由、通过非常手段打击反对派，别说蓝营宁为玉碎，分分钟后园就会起火把他架起来烤。不是亲信变得陌生，而是你自己变得狰狞。
无法想象一个从小就在儒家这个大酱缸里接受“君君臣臣”、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等洗脑教育的人，会为了捍卫他人以及个人的自由和尊严鼓与呼。
袁伟时先生仗义执言，宏文滔滔，全面分析、驳斥了企图用传统文化否定或修改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的言论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潮，表现出一个伟大的学者不唯上、只唯实，绝不阿谀奉承，违背良心和学术道德的独立人格。
晚清士大夫的美梦早就在强敌的炮火下灰飞烟灭，“中学为私，西学为公”即便有进步，也实在有限得可怜。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样彻底消磨人的奋斗意志、为专制独裁寻求合理性、合法性的精神垃圾，以及“炎宗兴，受周禅”这样的弥天大谎能进入“私”的领域吗？孔子《春秋》就是“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的具体实践—-被毒害、欺骗了几千年犹嫌不够？
国人已经习惯了蒙蔽与被蒙蔽。
《1984》：谁能控制过去，谁就能控制未来；谁能控制现在，谁就能控制过去。
2006年，袁伟时先生一篇《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触动了中国大陆探询、还原历史真相的热烈讨论，由中共许可的历史学家阐释历史的历史受到严峻挑战，直接引发《中青”冰点》风暴。龙应台为此专门写了篇捍卫言论自由的雄文《请用文明来说服我》，同时发表在台湾、香港、马来西亚和北美华文报纸，在海外华人世界掀起巨大反响。
袁伟时先生以无比的坦率直面历史真相，寻求中国历史上被动挨打的根源。学术观点如果没有自由交流、讨论的余地，哪里有提升的可能？
包括学术自由在内的言论自由，是一个后发国家崛起的强大引擎，是融入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为了加快这个进程，许多大陆知识分子以不同的方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袁伟时先生就是其中一位杰出的代表性人物：其谦卑的外表下，对自己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广博的资料掌握充满了自信，还有一分难以觉察的出污泥而不染的骄傲。
“离而得合，乃为大家。若优孟衣冠，天壤间只生古人足矣，何用有我？！”
桃李不言，下自成溪：不论你何种信仰、什么种族、是男是女、身在何方，都首先是一个独立、大写的人，坚持自由、独立的思考，对有可能伤害自由的一切思潮予以冷静但却毫不含糊的锐利反击。
儒家学说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异族入侵者（满清、日伪政权等）的青睐和大力宣扬绝非巧合和偶然，儒家的核心价值是以仁义为包装，强调等级、尊卑、顺从，以权力的标准为真理的标准，彻底腐蚀、麻木、压抑人的本性中对自由和个人尊严的追求。以这种下流的奴隶时代萌芽的儒家学说为主流意识形态，中国封建社会毫无提升的可能，只能不停地陷入更换奴隶主的内乱。
完全否定、割裂传统，任何国家在任何时代都无法做到。即便儒家也有它好的部分，虽然将它剥离出来是一个艰巨的工程。
对此，袁伟时先生认为：
“对中国最适合的就是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仁义礼智信，这是最好的—-要勇敢地承认个人自由、平等和民主是不容侵犯的普世价值。以此为基础，经过时代洗礼的中国传统的道德规范必然会大放光芒—每一个人中国人都要为自由、民主、法治贡献自己的力量。”
铮铮铁骨，不必刀光剑影，热血丹心又岂止表现在沙场。在进步与落后、自由和自由的敌人、光荣与腐朽的思想交锋中，知行合一的袁伟时先生一系列震古烁今、发人深省的演讲、著作和学术研究，表明中国知识分子追求自由和光明的勇气和信念，绝不会因为那些酱缸文化浸泡的文化蛆虫的阻隔而停歇。
台湾即便在蒋介石治下的威权时代，小学教育也有“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也要让你把话说完”这样的民主内容。李敖1967年即公开抱怨出版不自由，解严之前好几年已经在呼吁“敢怒而又敢言”和骂总统的自由，指名道姓地对国民党高官进行常识教育。经济腾飞之后的台湾，民众的民主素质之高、对自由的理解之深，华人世界无出其右。
2000年，台湾地区实现了政党轮替，民进党上台执政。这种非暴力、不流血的权力交换方式，在华夏大地实属开天辟地，中国历史写下了空前灿烂的一页，全球华人与有荣焉。
所以，别急着考虑以什么为私。自由民主在日本、韩国、台湾等亚洲国家或地区的伟大实践再一次有力地证明：人种不是问题，传统不是障碍，人权、民主教育和民主手段的训练才是关键。
从小做起，从现在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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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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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学为私西学为公》一文里，邵建先生划出公与私的领域，指望中、西学各司其职，虽然有进步，过于理想化和想当然。过去和现在的无数经验教训都在表明：中学一旦为私，西学为公发挥的效力必然大打折扣，甚至成为花架子。
前些日子，96岁的奥运会文化艺术顾问季羡林“大师”竟然建议将孔教定位国教，好一个苍髯老贼、皓首匹夫！也难怪王朔怒骂“老贼临死还要祸害中华”。中国大陆庸俗下流的学者名人和躺在孔子的棺材板上吃饭的新儒家，片面理解中共倡导的“和谐、稳定”，一味迎合、误导，意图掀起一场自满清、国民党和日本法西斯利用儒家在中国大陆推行奴化教育以来，最大的一场尊孔读经的复古逆流—-
《三字经》开口便错，什么“人之初，性本善”？对于没有基督教传统的中国人来说，人生下来就是白纸一张，无所谓善恶，人的社会之性全靠后天教育养成。甘地、曼德拉要是从小接受纳粹洗脑或是儒家教育，能成为“非暴力、不合作”的一代圣雄，以及弥合千年种族冲突的大政治家吗？ “勤有功，戏无益”居然被因噎废食的大陆教育家活学活用，作为治疗电玩游戏成瘾或严厉管教的理论基础。而现代教育学和儿童心理学都认为游戏是人类的天性，只要引导得方，对开发儿童的智力、激发他们认识自然和了解自然的兴趣，具有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至于“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一类的奴才伦理，和“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歧视言论，以及与现代科学截然对立的什么阴阳五行都进入“私”的领域，那么，西为公学已然是水中之月了。 如果对“中学为私”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认识不到中学为私对人心灵上的毒害，西学为公再好，进入实际的操作层面，也无从得到切实的贯彻。再好的制度也必须有与之相配的素质的人来执行，才不会成为掩人耳目的摆设和腐蚀人民的精神鸦片。 贺卫方先生说： “我们国家的法律里头规定的好东西太多了，比方说《宪法》里头我们有言论出版自由，受教育的权利，等等，各方面法律都天花乱坠。实际上，如果社会实际的力量对比，或者权力结构没有达到使得法律必须被政府官员或者强势群体所遵守的话，那么单纯的法律只能是口惠而实不至的具文而已。” 那么，这种“社会实际的力量”从何而来？当然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落满灰尘的经传子史不是阿拉丁神灯，只能来自于一个个对民主、法治有深刻体认，受过良好的人权、民主教育和民主手段的训练，不自由、毋宁死的你我他： 水门事件中，尼克松总统试图大事化小的努力，被认为是对自由的冒犯，最终在全国惊涛骇浪般的愤怒声讨中黯然下野。靠失业救济金过活的都会对尼克松嗤之以鼻，因为他想挑战美国立国的根本，动摇人们对自由和民主的基本信念。 2006年，深绿色彩的台湾检察官陈瑞仁负责侦办国务机要费弊案，蓝营人士担心他不敢往上办，他表示： “我虽是深绿，但离开投票所的布幔，心中就没有颜色。” 年底，八旬白发审计长苏振平完成台湾史上最难的查帐任务，促使第一夫人吴淑珍和陈水扁亲信等被起诉。阿扁曾要苏振平挡下国务机要费案，说当初提名他时忠心耿耿，现在不听话。苏振平怒斥： “我是对职务忠心耿耿，不是对你阿扁！” 把党派利益置于领袖之上，把民众利益置于党派之上。这样的人民有未来！ 可以想象，假如阿扁利令智昏象普京总统一样压制新闻自由、通过非常手段打击反对派，别说蓝营宁为玉碎，分分钟后园就会起火把他架起来烤。不是亲信变得陌生，而是你自己变得狰狞。 无法想象一个从小就在儒家这个大酱缸里接受“君君臣臣”、 袁伟时先生仗义执言，宏文滔滔，全面分析、驳斥了企图用传统文化否定或修改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的言论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潮，表现出一个伟大的学者不唯上、只唯实，绝不阿谀奉承，违背良心和学术道德的独立人格。 晚清士大夫的美梦早就在强敌的炮火下灰飞烟灭，“中学为私，西学为公”即便有进步，也实在有限得可怜。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样彻底消磨人的奋斗意志、为专制独裁寻求合理性、合法性的精神垃圾，以及“炎宗兴，受周禅”这样的弥天大谎能进入“私”的领域吗？孔子《春秋》就是“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的具体实践—-被毒害、欺骗了几千年犹嫌不够？ 国人已经习惯了蒙蔽与被蒙蔽。 《1984》：谁能控制过去，谁就能控制未来；谁能控制现在，谁就能控制过去。 2006年，袁伟时先生一篇《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触动了中国大陆探询、还原历史真相的热烈讨论，由中共许可的历史学家阐释历史的历史受到严峻挑战，直接引发《中青”冰点》风暴。龙应台为此专门写了篇捍卫言论自由的雄文《请用文明来说服我》，同时发表在台湾、香港、马来西亚和北美华文报纸，在海外华人世界掀起巨大反响。 袁伟时先生以无比的坦率直面历史真相，寻求中国历史上被动挨打的根源。学术观点如果没有自由交流、讨论的余地，哪里有提升的可能？ 包括学术自由在内的言论自由，是一个后发国家崛起的强大引擎，是融入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为了加快这个进程，许多大陆知识分子以不同的方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袁伟时先生就是其中一位杰出的代表性人物：其谦卑的外表下，对自己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广博的资料掌握充满了自信，还有一分难以觉察的出污泥而不染的骄傲。 “离而得合，乃为大家。若优孟衣冠，天壤间只生古人足矣，何用有我？！” 桃李不言，下自成溪：不论你何种信仰、什么种族、是男是女、身在何方，都首先是一个独立、大写的人，坚持自由、独立的思考，对有可能伤害自由的一切思潮予以冷静但却毫不含糊的锐利反击。 儒家学说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异族入侵者（满清、日伪政权等）的青睐和大力宣扬绝非巧合和偶然，儒家的核心价值是以仁义为包装，强调等级、尊卑、顺从，以权力的标准为真理的标准，彻底腐蚀、麻木、压抑人的本性中对自由和个人尊严的追求。以这种下流的奴隶时代萌芽的儒家学说为主流意识形态，中国封建社会毫无提升的可能，只能不停地陷入更换奴隶主的内乱。 完全否定、割裂传统，任何国家在任何时代都无法做到。即便儒家也有它好的部分，虽然将它剥离出来是一个艰巨的工程。 对此，袁伟时先生认为： “对中国最适合的就是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仁义礼智信，这是最好的—-要勇敢地承认个人自由、平等和民主是不容侵犯的普世价值。以此为基础，经过时代洗礼的中国传统的道德规范必然会大放光芒—每一个人中国人都要为自由、民主、法治贡献自己的力量。” 铮铮铁骨，不必刀光剑影，热血丹心又岂止表现在沙场。在进步与落后、自由和自由的敌人、光荣与腐朽的思想交锋中，知行合一的袁伟时先生一系列震古烁今、发人深省的演讲、著作和学术研究，表明中国知识分子追求自由和光明的勇气和信念，绝不会因为那些酱缸文化浸泡的文化蛆虫的阻隔而停歇。 台湾即便在蒋介石治下的威权时代，小学教育也有“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也要让你把话说完”这样的民主内容。李敖1967年即公开抱怨出版不自由，解严之前好几年已经在呼吁“敢怒而又敢言”和骂总统的自由，指名道姓地对国民党高官进行常识教育。经济腾飞之后的台湾，民众的民主素质之高、对自由的理解之深，华人世界无出其右。 2000年，台湾地区实现了政党轮替，民进党上台执政。这种非暴力、不流血的权力交换方式，在华夏大地实属开天辟地，中国历史写下了空前灿烂的一页，全球华人与有荣焉。 所以，别急着考虑以什么为私。自由民主在日本、韩国、台湾等亚洲国家或地区的伟大实践再一次有力地证明：人种不是问题，传统不是障碍，人权、民主教育和民主手段的训练才是关键。 从小做起，从现在做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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