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独自凉

大地震不相信眼泪

西风独自凉

据康熙《四川总志》记载：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4月21日），茂县、汶川等处，自三月初三日，地震有声。昼夜不间，至初八日山崩石裂，江水皆沸，压死男妇无数，并成都西南地方俱动。

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的7.8级大地震，比300多年前这里发生的6.5级地震厉害得多，波及甚广。由于社会的发展，人群密集程度与古代不可同日而语，地魔肆虐的危害性也就更大，伤亡惨重。

地震局没有预报汶川大地震，在网上引起质疑和人们的普遍关注。郭庆海《中国地震科学要多一点自重》：

“由大地震前的诸多预兆——如蟾蜍大规模迁徙之类而来的地震担忧，恰如当前有医药公司宣称自己发明了可以根治艾滋病的药物、有医生宣称自己找到了根治艾滋病的治疗方法，于是，在这件事上自然不能不假思索的加以肯定，也不能不假思索的加以否定。最理想的一种态度毫无疑问应该是：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但要做出应付地震的准备。所谓人命关天，当你并没有绝对的把握说它不是地震的预兆，有备无患，不是最负责、也最自重的一种态度吗？”

郭庆海先生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他打的比方和提出的应对措施：“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但要做出应付地震的准备。”令人啼笑皆非：治疗艾滋病的药物除了中医等悬龙门阵，都通过动物试验等科学检验，只是作用的大小而已，与地震预报有何可比性？

地震预报是困扰全球科学家的超级难题，如果没有科学依据，怎么准备？郭先生知道紧急疏散一次人群的花费是多少吗？可能导致的混乱以及一系列后果，谁来承担？！大规模迁徙的蟾蜍？欠缺理性的愤怒于事无补，日美等发达国家亦无法对地震作出准确预测，将动物的异常反应作为决策依据更是闻所未闻。有史以来，唯一获得国际承认的准确的地震预报还是在33年前：

1975年2月4日，人口稠密、工业发达的辽宁省海城、营口地区发生7.3级强烈地震，工矿企业、交通、电力和水利设施以及民房遭到了严重破坏，但只有1300多人死亡。地震局准确预报是减灾的关键因素。

《美国地震协会公告》的一篇专文曾这样评论中国同行的工作：“虽然海城地震的预测，是结合了混乱、经验主义分析、直觉判断和好运气，但这是预测地震的一次尝试，且第一次没有以失败而告终。”　

也就是说海城地震预报虽然获得成功，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但远远没有达到可重复、可复制的科学标准。1976年发生的唐山大地震表明：地震预报仍然是一个未被攻克的世界难题。当时中国地震局派去唐山考察的六名专家在地震中全部遇难。

很多地震发生之前，确实有动物出现异常活动的记录，但更多的记录表明，动物异常反应往往是受气候和环境变化的影响，之后并未发生地震。国际主流地震学界认为，动物对地震可能会有异常反应，但其它因素同样会导致动物的异常反应。仅仅根据动物的异常反应判断是否会发生地震，或以此来要求地震局做出准确的震情预报，显然太过荒唐和轻率，谁敢根据这样的信息发出预警？

早在1997年，美国权威的《科学》杂志就发表了三名科学家联合署名的文章，根据他们30多年的研究，人类现阶段的科研水平根本无法对地震作出准确预测。一个有实际操作价值的地震预测，至少包括三要素：准确的时间、地点和地震等级。

虽然地震无法准确预测，但防震减灾完全可以做到：新闻节目还在呼吁向灾区紧急提供麻醉、治疗骨折的药品和器材。一些较为特殊的医药物质的匮乏，显露出政府应急预案还有待完善。在人们的呼吁和灾情远比预计严重的压力之下，政府已同意国际救援组织参与救灾。在令人欣慰的同时，如果在第一时间就接受国际救援组织参与救灾的请求，至少让他们先集中在成都待命，该能多挽救多少条鲜活的生命啊！

四川大地震发生后，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发布的《地震的逃生与现场救护》，作为“逃生规则”被各大门户网站和媒体广泛转载，成为学校常识教育的一部分，其中第四条写道：“如果来不及离开房屋，也要在房屋内找一个较为安全的地方，如楼梯底、屋内坚固的家具底下，就算房屋倒塌也可能压不到，并有空气流通。”

2006年7月25日太原晚报《新的科学避震法》：“一般发生地震时，我们都认为躲在桌子或床下面比较安全。但是美国国际搜救队队长道格卡普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不要躲在桌子下面，要以比桌子、床高度低的姿势，躲在桌子、床铺的旁边。”

一个与这篇文章内容相同的帖子《地震时你应该躲在哪儿》，近日在网上疯狂流传。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宁愿相信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和个人直觉：尽量避免、减轻倒塌物的直接撞击。何况，所谓“美国国际搜救队队”只是一个影响有限的民间组织，而美国红十字会和美国联邦应急管理署等权威部门的建议都是：“当地震震动开始时，趴下、躲起来、抓住扶靠的东西。躲在坚硬的书桌或饭桌下，扎住桌腿，让桌子保持在你的头顶，低下头直到地震过去。”

泪水可以减压、宣泄痛苦，但救灾与自救最为需要的还是理性。逃生方面的常识和地震相关讯息的甄别，还是应以权威部门发布的信息为准，避免误人害己。

大难来临，捐款和民间自发组织前往灾区救灾的活动空前高涨。捐款是爱和同情的自然流露，无可厚非。能量大的多捐一些，能量小的表示一下心意，是我们民族面对灾害众志成城、共度难关的直接表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救灾以及灾后艰巨、繁重的重建工作主要还得靠国家来实行。国家财政来自税收，在这个意义上，每个纳税人都是灾区天经地义、无比光荣的捐款人。灾区百姓是我们的同胞，他们的命运就是我们的命运。

民间自发组织前往灾区救灾，其热血令人激赏。但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以及缺乏专业设备的义工，即便到达灾难现场，又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呢？通向灾区的道路本就不大通畅，多留一点空间让专业的搜救人员和装备以及救援物资进入现场，被困、被埋人员的获救希望就增大一些。民间人士提供的救助物资一般不能直接分发给灾民，而是由官方接收代为分发，主要是怕哄抢引发骚乱，这方面的历史教训足够沉痛。危难时刻，小心越帮越忙，热心公益的民间人士和组织不可不察。

有人认为眼下不宜讨论追究责任和展开批评，应该同心协力支持救灾。其实，批评何尝不是为了救灾，且是为了更好地救灾。日本也是地震多发国家，积累了丰富的救灾经验，但只要一发生地震，无论政府怎样进行救灾，每一个救灾举措都会遭到大小媒体的猛烈批评，“愚蠢”是较为常见的形容词。

我不认为日本媒体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疼，在成熟的民主国家，媒体就是跟权力唱反调的社会公器，为政府大声喝彩会显得非常可笑和滑稽。任何一项决策都不可能完美，再多再狠的批评也无法使之完美，但却可以引起人们的关注，使之趋于完美。批评错了也不要紧，“有则改之，无则加免”。

1964年日本新潟发生7.5级大地震，地震时伴有海啸并引起油库起火，75%煤气管道和11个电站遭到破坏，毁坏房屋6万栋，完全倒塌4000栋，死26人，伤27人；2003年美国加州发生6.5级地震，死亡三人；2004年日本新澙发生7级地震，类似唐山那样的的大地震，只死亡了40人。

这些大地震伤亡人数如此之少，与建筑物本身的牢固程度密切相关。房屋的牢固不是说基础挖得越深就越牢固，提高混凝土的等级和加大钢筋用量也并非提高建筑物抗震指标的唯一手段。因地制宜，根据地基本身的情况进行建筑防震设计才是科学的方法。

塔高67.31米的山西应县木塔历经千年风雨和大大小小几十次地震，依然屹立不倒，成为中外学者的研究对象。中国工程院院士叶可明和江欢成认为，保证木塔千年不倒的原因首先是其结构非常科学合理，卯榫咬合，刚柔相济，这种刚柔结合的特点有着巨大的耗能作用，这种耗能减震作用的设计，甚至超过现代建筑学的科技水平。

除了要在建筑上下功夫，中国作为一个地震多发国家，加强防震减灾的常识教育势在必行。总之，理性的分析与研判，是面对自然灾害最为可取的姿态。

附：牛博网捐款公告链接：http://www.bullog.cn/blogs/liuyanban/archives/13678...

政治正确：从法拉奇谈起

西风独自凉

佛罗伦萨花之圣母大教堂1296年奠基，1436年建成（其鬼斧神工，令米开朗基罗亦叹为观止），1982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花之圣母大教堂对于佛罗伦萨来说，其重要性和象征意义毫不亚于艾菲尔铁塔之于巴黎，自由女神像之于纽约，天安门之于北京。

一次，阿拉伯移民为抗议意大利政府，在花之圣母大教堂前的广场上安营扎寨，就地解决吃喝拉撒，把一个宗教、文化和旅游胜地搞得乌烟瘴气。采访过基辛格、邓小平等诸多世界风云人物的著名记者法拉奇怒发冲冠，强烈抗议市政当局的不作为，当局仍安之若素，直到法拉奇威胁要成为人体炸弹与这些阿拉伯人同归于尽，当局才被迫下令清除了阿拉伯人的示威营地。

政治正确是人权斗争结出的丰硕成果和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标高，一般而言，它包括站在弱者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发表针对政府或强势群体的激烈言论，以及和平抗议和示威。不过，与其它任何美好的事物一样，政治正确也是过犹不及—-

阿拉伯移民在意大利居于少数和社会边缘，抗议行为虽有出格，终无大碍，从政治正确的角度来看，当局予以容忍似无不妥。但，很可能就是这一点彻底激怒了天不怕、地不怕的法拉奇：佛罗伦萨市政当局害怕冒犯“政治正确”，导致范围更广更激烈的抗议，因而采取鸵鸟政策，事实上构成了一种反向歧视，即阿拉伯移民的素质或因为他们属于“弱势”群体，可以不必象普通市民一样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享有某种“特权”或道德批判的豁免权。

比较而言，法拉奇似乎更符合政治正确的定义。强弱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随时都会发生变化。当政治正确凌驾于常识之上，成为朝野上下的紧箍咒，和“弱者”无视基本的法律、道德规范的挡箭牌与遮羞布，义愤填膺的法拉奇孤掌难鸣，才是真正的弱者。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民主、法治社会不应容忍歧视或反向歧视，后者往往以同情弱者的政治正确的面目出现。

美国1960年代风起云涌的人权运动，直接催生了1980年代兴起的大规模的语言净化活动：政治正确，即倡导语言和思想要有正确的政治导向，使用最“中立”的字眼，防止歧视或侵害任何人。如为了避免种族、性别、性取向、身体残障和信仰的不同而产生的歧视或不满，在美国称呼“黑人”为“非洲裔美国人”，盲人、近视则要称之为“视觉受到挑战者”。

人们普遍认为政治正确可以纠正公众下意识的偏见，无偏见的语言氛围有助于与众不同的人或人群，同主流人群更加和谐地相处。政治正确成为文明世界衡量一个人或群体的综合素质最基本的标准。

2006年奥斯卡最佳影片《撞车》，异常尖锐地表现了美国当代社会的种族歧视现象。影片里的人物，只有非洲裔美国人相互之间笑骂“黑鬼”，白人角色哪怕再有种族歧视心理，也不可能骂出口，否则就是严重的政治不正确。在生活中或新闻评论节目里骂“黑鬼”， 除了令人厌恶，还要吃官司。

“黑鬼”与“白痴”等侮辱性字眼有着严格区别，白痴可以是白人或任何种族的人，没有与肤色联系起来。

CNN主持人卡弗蒂“暴民和匪徒”的言论，在中国激起了轩然大波，但在非华人区域却波澜不惊，就是因为中西方对政治正确和言论自由的理解，以及文化心理与习惯的诸多不同。在西方人看来，“暴民和匪徒”可以是美国人、日本人、英国人，没有和“族裔特征”联系在一起，但不少华人却认为已经构成种族歧视。

同样，西藏事件也是中西方文化不同的深刻反映。汉、藏平民在暴力面前是弱者，而无论中央政府给予西藏多少优惠政策和资金支持，藏族与汉族群体相比也是弱者。西方媒体几乎一面倒的同情我藏族同胞（不是支持藏独），就是因为政治正确的心理根深蒂固。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很容易产生反华势力在背后操纵西方媒体的错觉。扩大言论自由的空间，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不失为消除彼此文化误读的良策。

“9.11”事件发生之后，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教授丘吉尔发表文章，把世贸中心的遇难者比作“小艾赫曼”（艾赫曼是纳粹著名头目），是参与“制造利润的庞大机器统治专家”，而恐怖分子则是“壮烈牺牲的战斗队”。

可想而知，这番言论在悲痛欲绝、同仇敌忾的美国人中间引发了多么猛烈的抨击。但是，丘吉尔没有鼓动别人去搞恐怖袭击，他对庞大的美国经济机器的厌恶和对死难者的态度，以及对恐怖分子的同情，矛头所向都是权力和主流强势群体，站在弱者的立场上发言（符合政治正确的定义），没有超出言论自由的范畴。因此，美国媒体和学术界虽然一致反感丘吉尔的论调，但坚决捍卫他发言的权利，并反对解除他的教职。

鲁迅先生说：“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在某种意义上，政治正确就是反其道而行之。日美大知识分子和媒体不管政府说什么，都是一片反对之声，对权力始终投以冰冷的眼神，应了鲁迅先生的名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很多人之所以反对抵制家乐富，主要原因除了无法证明家乐富大股东支持藏独，恐怕就是抵制行为本身政治不正确，即便比五四学生运动温和许多，但五四的过激行为针对的是权贵，而抵制家乐富，最直接的受害者是处于弱势的打工群体和供货商。把世界历史翻个底朝天，也很难找到一次向弱者发难的“爱国行动”。除非你认为愚昧野蛮、反洋不反权力、对同胞痛下杀手的义和团大师兄是爱国者。

放眼世界，犹太人可能是政治正确最大的受益群体。纳粹屠杀600万犹太人的罪恶震惊了全世界，犹太人的悲惨遭遇获得了普遍同情，西奥多•赫茨尔19世纪发起并领导的犹太复国运动终于开花结果：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通过巴勒斯坦地区分建犹太国和巴勒斯坦国的决议。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在特拉维夫正式宣布以色列国成立，很快获得美国、前苏联等大国的承认，连中共冀中区党委机关报《冀中导报》都发表了感慨万分的社论：

“定名为以色列的新犹太国家，于14日宣告成立，两千年来没有祖国而到处流浪受着侮辱与屠杀的犹太人民，他们要求建立犹太国家的愿望，开始实现了。”

以色列建国次日，黎巴嫩、叙利亚、约旦、埃及和伊拉克五个阿拉伯国家即组成盟军向以色列宣战，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截止1982年，共发生了5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巍然不动，时至今日，再没有一个国家胆敢向它发动正面进攻。强弱再次发生变化，得到阿拉伯国家支持的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面前成了弱者，流血冲突一直不断。

与西方世界相比，阿拉伯世界显然是弱者，阿拉伯移民在欧美国家也属于少数或弱势群体。正因为如此，在欧洲主要国家，各种穆斯林报刊肆无忌惮地攻击和诋毁基督教，一本描写美国中情局和犹太人联手制造“9.11”事件并嫁祸阿拉伯人的书，竟然登上了巴黎的畅销书排行榜，但却无人起诉作者在散布“种族和宗教仇恨”，涉嫌侮辱、诽谤。

在政治正确和言论自由观念的影响下，本是弱者的阿拉伯移民在言论上已然处于强势位置。“9.11”事件发生时，法拉奇亲眼目睹了世贸大厦的倒塌，忍无可忍，发表了激情四溢、犀利异常的《愤怒和自豪》，猛烈抨击“要用战斗把世界上所有不信伊斯兰的人，都变成穆斯林”（《古兰经》）的伊斯兰教和发动恐怖袭击的极端分子，遭到欧洲左派媒体的围攻和阿拉伯世界的严厉谴责，一些穆斯林组织声称要“杀死”她。

法拉奇成为霍梅尼下令要处决《撒旦的诗篇》作者拉什迪之后，第二个因言论受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死亡威胁的自由作家，也因此被《华尔街日报》誉为“欧洲的良心”。

法拉奇无比强悍的精神世界和道德勇气，令须眉亦为之震撼。但在赤裸裸的死亡威胁和凶猛的反对声浪面前，一个手无寸铁的老妇人又是那么的弱小—-

在泰山压顶的美英解放军面前，萨达姆的革命卫队根本不堪一击，但在萨达姆的独裁暴政之下，伊拉克民众又是沉默、待宰的羔羊。

看似黑白分明的强与弱，一旦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有时也很难加以区分。或许，随着对政治正确的认识和理解逐渐深入，以及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观的日益普及，人们才会打消雾里看花的疑虑。

也谈西藏问题的根本出路

西风独自凉

张博树先生《西藏问题的根本出路》一文，对西藏的历史、现在和未来的分析、展望，不乏真知灼见，认为西藏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中国“建立符合现代文明普世价值和原则的宪政民主制度，台湾最终回归祖国和西藏获得高度自治、汉藏人民和谐相处的时代才会到来”，实为正解。具体的路径选择，或有补充之处，故不揣愚陋，以请方家指正—

我始终以为，独立或统一不是问题，问题是哪种情况令人们的生活更为合理，至少也不能在原有基础上下降。从大陆的历史、目前的教育水平和发展阶段来看，独立只能导致战乱，显然不可取。台湾和达赖也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连战再访大陆，北京表明与达赖恢复接触的意愿，都建立在“不独”的基础之上。

四分五裂的世界历史和欧盟大团圆的现状说明：“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哲学意义：强扭的瓜不甜，活生生的撕裂会流更多的血；用现实的眼光打量理想，两相情愿、水到渠成不失为明智的选择。

统一的好处在于，制度建设、经济发展、价值取向接近的国家和地区，组成松散或紧密的联盟，可以大幅度地削减国防成本，降低交易费用，增强在地球村里的综合竞争力。

从根本上解决西藏问题，也就是解决中国问题，即“建立符合现代文明普世价值和原则的宪政民主制度”。为达成这一目标，施行教育革命，普及自由民主、科学理性的教育，和民主手段的训练，代价最小，不确定因素也最少。

法治、普选、新闻自由都是为了实现、保障人的自由权利创造出来的最不坏的东西。这样的制度需要高素质的人群，你能想象那些在韩国大展拳脚的大陆留学生能够选出来什么样的领导吗？这还是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大陆其它人口的素质可想而知。

那么，是不是要等到全民素质普遍提高之后，才能踏上张博树的“根本出路”呢？当然不是，以民众素质低下，不宜实行民主制度，不过是为权贵代言的垃圾“精英”拒绝政治改革的借口。

民主是一项专门性很强的技术，需要不断地学习和训练。如果一个领导人胡乱许愿，乱开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或反日反美，煽动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凭借这些手段赢得选票，无疑是国家和民族的灾难。

民众素质低，只表明不能一步到位，立刻达到欧美实践了200多年的民主制度的水平，并非意味着无所作为。因为民主制度本身，与自由民主的普及教育一样，本身具有提高大众民主素质的教育功能。逐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新闻自由，在改革中训练，以训练成果巩固并继续推进改革，应该是较为稳妥和现实的选择。

水涨才能船高，与其说什么样的政府决定了什么样的人民，不如说什么样的人民决定了什么样的政府：

1991年8月19日，以前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内阁总理帕夫洛夫、秘密警察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内务部长普戈、国防部长亚佐夫等8人）发动政变，宣布戈尔巴乔夫由于健康状况不能履行苏联总统职责，实行紧急状态，数百辆坦克、装甲车涌进莫斯科市中心，控制了主要交通要道、广场和国家重要机关，进而包围俄罗斯联邦议会和政府大厦。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布告苏联人民书等文告，宣布接管国家全部权力，取消新闻自由，呼吁人民起来拯救祖国。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举行记者招待会，并站在白宫（政府大厦）外面的坦克上发表演讲，声称实行紧急状态是反宪法的反动政变，紧急状态委员会是违宪组织，呼吁俄罗斯公民反击叛乱分子，使国家重新走上正常的合法的发展道路。

数万群众将政变的坦克、装甲车团团包围，有的青年甚至向军人下跪，恳求他们不要开火。由政变组织者调到莫斯科来的一些武装部队宣布抗命，不向市民和叶利钦开火。克格勃只得命令专门负责反恐怖活动的“阿尔法”小组强行攻占白宫并将叶利钦逮捕或就地处决—-“阿尔法”小组是一支经过特种训练，配有直升飞机、枪榴弹发射器、反坦克导弹和其它尖端武器的现代化部队，堪称前苏联除了核武器之外最令人生畏的打击力量，30分钟之内即可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

但“阿尔法”小组全体成员拒绝执行这个必将导致民众大量流血和内战全面爆发的任务。从8月20日凌晨3时到21日凌晨3时，“阿尔法”小组大小20多名指挥官被上司逐个找去训斥，受到“军法审判”、“处决”等等威胁，仍然无一从命。

仅仅三天，由于民众和军队的反对，政变宣告失败，前苏联又回到了法治轨道内。3个月后的12月21日，前苏联11个主权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在阿拉木图以创立国的身份签署了《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议定书》，庞大的帝国宣告解体。冷战时代终于结束，该死的核大战、世界大战对人类的威胁也烟消云散。（注）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从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秘密报告，清算斯大林的罪恶，到1991年前苏联解体，前苏联人民历经苦难、追求自由的历程，也是人类追求光明的一个缩影。民众素质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在国家和民族前途与命运的十字路口，它是包括老百姓和军人在内的人群何去何从的决定性因素。

以美国为例，家家户户都可以合法拥有枪支，之所以南北战争之后没有发生政变、战乱，就是因为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对自由民主的深刻理解，和对宪政权威的绝对认同。我在一篇小文里写道：你能想象那些为了陌生人的自由与解放，不惜组织飞虎队或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以及为了打击恐怖分子在异常艰苦的环境里浴血奋战的自由战士，会用坦克和自动武器屠杀自己的父老乡亲吗？没有人敢下这种命令，因为只有一个结果，枪口会立刻掉转过来对准自由的敌人。

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是什么样的人民决定了什么样的政府。

无法改变世界，至少可以改变自己。先从自己做起，配合体制内的健康力量，一点一滴地为这个社会的进步做力所能及的贡献，水滴石穿并非神话。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名为《民主政治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演讲，忧国忧民，意味深长：

“等到被动的时候再来搞改革，等社会矛盾冲突很剧烈的时候，贫富差距很剧烈的时候，再来搞民主改革，等腐败很严重的时候，人民对政治都失去信心的时候，你再搞改革，社会控制能力弱的时候，就会出现危险，我们中国历史上有这样的教训，从近代历史上得到这样的教训。”

中华大地承受了太多的苦难，在改革不可逆转的今天，教育革命、渐进改革，代价最小，不确定因素也最少。继续启蒙，继续争取言论自由的空间，为使这个社会更适合人的生存，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

（注）：参见《苏联“819”政变回眸》、《“8•19”事件始末》等相关资料。

柏杨走了，中国人变漂亮了吗

西风独自凉

1981年8月16日，61岁的柏杨先生于美国纽约孔子大厦发表“中国人与酱缸”的著名演讲，1985年出版《丑陋的中国人》，一时洛阳纸贵，迅速传播到改革开放不久的中国大陆，为当时势不可挡的文化反思浪潮火上浇油，风头出尽，至今毁誉不一。

“由于长期的专制封建社会制度的斫丧，中国人在这个酱缸里酱得太久，我们的思想和判断，以及视野，都受酱缸的污染，跳不出酱缸的范围。”柏杨痛斥中国文化是一种酱缸文化，在海内外引起巨大的争议。

“酱缸文化论” 脱胎于鲁迅先生的“染缸文化论”。1919年，37岁的鲁迅先生发表《热风•随感录四十三》：“可怜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无不失了颜色”；1934年发表《偶感》，指向更为明确：

“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 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此弊不去，中国是无药可救的。”

1949年到1986年，台湾出版《中国小说史略》、《小说旧闻抄》等鲁迅的纯学术著作，出版当年即遭查禁，还有因阅读鲁迅作品而入狱的纪录，如作家陈映真。因此，“酱缸文化论”一出，在台湾冲击力之强，可谓石破天惊—-

素以五千年文化自豪的中国人，已然在器物上比西方落了下风，如今连文化也成了酱缸，这还了得？摆明了摧残国人的自信心嘛—-“崇洋，但不媚外”的柏杨，坐了9年大牢尚且不改其志，哪里会为猛烈的批评而动摇，索性将 “中国人与酱缸” 、“丑陋的中国人”等著名演讲公开结集出版。

国人在文化大国的历史荣耀中陶醉了上千年，近代以来，被世界列强打得屁滚尿流，也只承认西方“奇技淫巧”的胜利，学习西方，不过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里打转转。

人们似乎忘了，要取得器物的优势，离不开包括制度、思维方式在内的深刻的文化变革，没有文化软实力的持续增长，仅靠开发自然资源、破坏环境、损害劳工权利的经济增长，毕竟有其限度，而且很不公平。

若食古不化，无视现代基础性的科学发明和创造，华夏一无贡献的尴尬事实，还在意淫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怎一个昏聩了得？落后不可耻，可悲、可耻的是夜郎自大，抱残守缺。

佛教禅宗认为佛法无边，不可思议，开口即错，用心即乖；大师接待初学者常常棒击或大喝一声，促人醒悟—-《丑陋的中国人》历数国人窝里斗、死要面子等民族劣根性，痛陈酱缸文化之腐蚀性和危害，即收当头棒喝之效。

爱之切，故言之也苛。“恨铁不成钢”的柏杨先生，深受华夏初吻现代文明的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是继胡适、雷震、殷海光之后，最活跃也最重要的自由文化战士，为推动台湾民主转型贡献良多，堪称老一代启蒙知识分子在台湾的最后一抹余晖。

斯人已逝，言犹在耳—-中国人漂亮起来了吗？

以大陆而言，有些人的腰包鼓了起来，大部分人不再担心饿得前胸贴后背，但自由民主远远没有成为民族血管里共同的文化记忆，言论自由的空间有待继续扩大，与文明世界的对话还需要从容不迫的风度和宠辱不惊的气质，而不是看到异己就口诛笔伐，如临大敌，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道歉，甚至饱以老拳—-

柏杨走了，中国人要想变得漂亮，继续自由民主的启蒙和加强民主手段的训练不可或缺。泱泱大国的气度，得靠一个个深刻理解和认同普世价值的漂亮的中国人来体现。

请“我把党来比母亲”的爱国主义走开

西风独自凉

XYS最近关于圆周率的讨论益发时髦，竟然蔓延到了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本身是个中性词：抵抗令人们的生活更不合理的外来侵略，它就是褒义；为日本军阀、纳粹德国所利用，将本国和世界人民推向灾难的深渊，当然就是贬义。

刘剑认为：“‘爱国主义’或者‘爱国情感’其实很简单，其心理和生理过程和大家生活中的某个经历很相似。当你妈妈被别人攻击的时候，你发自内心的一种保护妈妈和那个王八蛋狠狠干一仗的冲动。这种冲动是不因你的读书多少，年纪大小而改变的。这是人的一种本能。”（XYS《答什么是“爱国主义”兼谈两种读书人》）

人是通过记忆行事的一种高级动物，光靠本能无疑是对人的一种贬损和侮辱，也不合乎事实。如果你妈妈是个心理变态的恶母，长期拷打你，她若遭致别人的攻击，你多半会拍手称快，对伸张正义的人感激不尽，因为你妈妈是个不称职的母亲，涉嫌家庭暴力和虐待家庭成员罪—–这，难道不也是人的本能？在我们的生活中，这样的恶母不多，但这样的事例绝对算不上稀奇。

刘剑把爱国主义与人伦混为一谈，胡乱比附，本身就很荒唐，让我想起“我把党来比母亲”、“党啊，亲爱的妈妈”这些歌曲—-

邓小平说他是人民的儿子，倒也是，没有天，哪有地？没有老百姓的存在，哪来的党和政府？什么党派可以凌驾于民众之上？任何党派都只能是人民的儿子，否则，不是“乱伦”是什么？

《茶馆》里的常四爷哀叹：“我爱我的国啊,可是谁来爱我呢?”

生活中，虽说儿子打老子的事情屡见不鲜，但基本概念必须搞清楚，明白起码的是非道理。如果国家既不可爱，又不爱你，爱国就是让它尽量变得可爱一些。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群雄不就是这样做的吗？

大陆近来有一股野蛮、愚昧的歪风，任何事情跟爱国扯上关系，似乎就能一路绿灯，披着爱国的外套冲进商场捣乱都可以不受法律追究，比藏污纳垢的化粪池还要肮脏，臭气冲天。

韩国首尔圣火传递的过程中，一些大陆留学生施展“更高更快更强”的中华武功，令人大跌眼镜，有网友评述：果然出手了.这次是围殴.“操你妈”、“打死他”震天响,恨不得吃了对方.伟大的汉青会（链接在此http://tvpot.daum.net/clip/ClipView.do?clipid=78037... ）.后面都是韩国人跟的评论,里面有两句我看了很心酸.一句是“就是这样的一群人要举办奥运会?”一句是“中国要成为真正的强国,还得过一个世纪啊”。（《这样的一群人要举办奥运会?》）

4月28日，包括CNN在内的7家境外媒体获邀采访圣火登珠峰，有人很郁闷：“网友一边在抗议CNN，现在又让CNN上了珠峰，这不是在耍我们吗？”

耍不耍的要看怎么说了，当然，除非你适合被耍弄。那么，当局的这一举措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是给如火如荼、大帮倒忙的爱国主义降温，重塑大陆开放、文明的形象：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言的权利。

爱国主义如果不分场合地点，不辨美丑、不具理性，听见爱国二字就热血沸腾，活象一只四肢抽搐、口吐白沫的青蛙，与现代文明法则背道而驰，势必遭到地球人的唾弃。

奥运在即，当局在反思，试图与现代文明接轨，把爱国主义当补药来吃的人们也该醒醒了。当今大陆，最大的爱国行为无非是追求自由民主、捍卫天赋人权，建设一个崭新的公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