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独自凉

那一剑的风情：从陈水扁“洗钱案”看民主的力量

西风独自凉

今年8月15日，因“洗钱案”受到“特别侦调小组”的检查官和台湾各大媒体穷追猛打的陈水扁，于巨大的压力之下，发表退党声明：“自即刻起退出民进党，太太吴淑珍女士也即刻起退党。”其政治生命宣告完结。

阿扁这个“反黑金、反独裁”的“台湾之子”的坠落，似乎让一些对民主心存疑虑的人们发现了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些基本缺陷，甚至认为台湾是假民主。

事实上，民主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文化、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为保障和实现人的自由权利而发展起来的一项所谓不最坏的制度。民主并不害怕出现错误的结果，设计完善的民主制度具有强大的自我纠错机制。

如果台湾是假民主，民进党籍的法务部长陈定南查处本党官员何以从不手软，成为陈水扁时期“最好的部长”和“台湾司法的良心”？深绿色彩、挺扁最力的台湾《自由时报》也就不会发出愤怒的吼声：陈水扁家庭比国民党更可恶，过去受国民党的专制与黑金之苦，反而激发台湾民众追求民主公义的决心，现在却发现宣称要帮我们驱魔赶鬼的弥赛亚，竟然也是邪魔恶鬼！

有了民主制度，邪魔恶鬼并不可怕。对官员的监督方面，民主制度下的新闻自由和独立司法，使得官员犯错也不至于错得太离谱。而独裁专制往往会一错到底，不可收拾，就是因为缺乏民主制度简单明了、直接迅速的纠错机制。

龙应台2005年10月于《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发表的《文化，是什么？》，开篇即描述其1999年12月出任台北市文化局长期间，于凌晨三点接受议员“什么叫做文化”的质询：“就在这样的一个阴冷寒湿、焦灼不安，而且荒谬透顶的清晨三点钟。”尤其是，大声质询她的议员“似乎喝了点酒，满脸红通通地”。

事隔多年，龙应台不想掩饰自己当时的不满，虽为公仆，亦属人之常情，完全可以理解。

龙应台的优秀表现在：回答“什么叫做文化”的质询时，不慌不忙，用一件件凡人小事来说明“品味、道德、智慧，是文化积累的总和”。

但，龙应台有意无意地遗漏了与其身份密切相关的一点：权力的谦卑。虽然她的总体外在表现都在着重强调这一点，而这一点恰恰也是文化，且是最重要的使文化得以自由、茁壮地生长的基础文化。

作为文化来说，品味、道德和智慧都不足以让龙应台或其他任何官员必须“在这样的一个阴冷寒湿、焦灼不安，而且荒谬透顶的清晨三点钟”，面对空荡荡的议会大厅，强压心头的不满，温文尔雅、恭恭敬敬地接受一个疑似醉酒的议员的质询——

让权力必须谦卑的，是现代政治文明不可或缺的文化：民主制度、新闻自由、选票政治。官员的长官不只是行政上级，还得面对民众，对民众选出来的代表（议员）负责。如布什总统所言，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成就不是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和大师浩如烟海的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把权力关进牢笼，不让它出来害人。

民主社会不需要领袖是什么道德楷模，也不怕他见利忘义、假公济私，民主本身就是一柄高悬在官员头顶之上的达摩利斯之剑。台湾人民相信，政治家都是靠不住的，无论他的过去多么优秀，品行有多高洁。无论如何，都得把他关进牢笼，使其受制于新闻媒体和独立的司法体系。而攥紧手中的选票，就是握住了最锋利的宝剑。

铁打的江山，流水的党派：有选择才有比较，有竞争才有压力、动力和活力；选票使得民主成为可能，权力再也无法傲慢。有了民主政治的风情一剑，陈水扁应声倒下，台湾人站了起来。这是稚嫩的台湾民主取得的重大胜利，更为乱臣贼子所惧：民主制度即使存在瑕疵，其纠错机制也能令官员犯罪成本成倍增长，从“不敢贪”达到“无法贪”。

那么，大陆从中又能获得怎样的启示呢？

《色•戒》在内地公映反响之热烈，导演本人大概始料未及。媒体和网络从对影片、原著作者和相关历史背景的分析、解读，延伸到电影分级制度的讨论。如同小说《色•戒》1978年在台湾发表时受到的抨击一样，继北京毛派大本营”乌有之乡”书社组织批判会，将《色•戒》定义为”政治电影”或”汉奸电影”之后，一群大陆名校大学生上书文化部，要求”严打《色•戒》汉奸文艺”：

“《色戒》把‘黄奸毒’文化推倒了极端，五毒俱全，实在是打破了每一个还有血性的中国人能够忍受的精神和心理底线。这哪里是艺术？”;“尽快有效地遏止’滥俗文化’和’黄奸毒文化’这两种本质上反共反华反人类文化的泛滥趋势，从文化工作的多个层面采取积极措施保护儿童和青少年”云云。

瞧瞧，都傻到什么田地了—有网友评论：党和政府这下可以放心了。

天之骄子？不为自由民主鼓与呼，动不动就要严打、压缩本就有限的自由空间，连起码的文艺欣赏都还需要补课，啊啊，洗脑取得了划时代的伟大成就：天之傻子！

社会毕竟在进步，已经不可能对一部文艺作品展开一场众口一辞的大批判。无论褒贬，离开影片本身进行过度阐释，不过是徒增笑料而已。这些小丑也不想想，如果《色•戒》是汉奸电影，能在内地获得公映吗？爱国心切值得鼓励，但一群受过高等教育的成年人理解能力如此低下，严打的药方如此恐怖，如此小看中共电影审查官员的政治水平和敏感度，着实让人匪夷所思。

一定要从政治上为《色•戒》定性，只能说这是一个从更深的角度鞭挞汉奸的作品，不是简单地脸谱化，而是立足于挣扎在私欲和公义之间的人性。放到更大的范围，和约翰•福特《告密者》等同类型的经典影片相比，《色•戒》在艺术上的突破有限。以李安的功力而言，显然他还可以做得更好。

临刑之前，王力宏主演的学生向王佳芝投以意味深长的目光—-个人以为，轻蔑的一瞥会更加有力—–志士们齐刷刷跪了一排，夹杂其中的王佳芝是多么可恨可怜可悲。她幼稚的爱情或者说对敌人的怜悯，顷刻间就给同志们带来了灭顶之灾，自身也在劫难逃：易先生的冷血呼之欲出。

电影原版与小说一样，易先生夺路而逃是在有了更明显的暗示之后：王佳芝接过钻戒后说的是”快走”；李安亲自操刀的内地版中，王佳芝出口的却是”走，走吧”，显然不够紧张，不合人物、情境的发展逻辑。而且，这个改动严重削弱了悲剧的力量。

李安的《断背山》有个情节：心情郁闷的恩尼斯干脆利落地击倒了两个挑衅者，后来与一个陌生人发生冲突时，观众满以为他又会大获全胜，不料却被人家打得人仰马翻。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和爱情一样，生活怎么可能会让你随心所欲？这些看似不起眼、但富有质感和真实感的细节是成就一部杰作的基础。

李安为还原《色•戒》的历史氛围下了不少功夫，但一些细节的处理仍然令人遗憾。王佳芝唱歌取悦易先生是非常明显的败笔，毕竟她只是一个未经特殊训练的学生；地下组织的领导人刻画得也过于粗糙，人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他们是多么严厉。其实，只要看看当时环境有多么严酷，缺乏经验的学生本来就够紧张，一个老谋深算的领导人如果表现得和蔼可亲、循循善诱，是不是更加可信，也更符合历史的真实呢？

1921年，继《狂人日记》之后，年界不惑的鲁迅先生发表《阿Q正传》，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坛谁与争锋的地位—-

说国人没有进步吧，86年过去了，精神胜利法戴上了高科技的帽子：嫦娥真的奔月而去。探月是好事，好事太多了，别忘了还有件好事：一些最起码的自由权利仍然和月亮一样遥远。不知道鲁迅先生看到那些欢腾的人群，是发出“高处不胜寒，何似在人间”的感叹，还是用如掾巨笔写一本中国版的《O的故事》。

《阿Q正传》展示的触目惊心的国民劣根性：欺软怕硬、妄自尊大、趋炎附势、守旧排外、愚昧麻木、卑怯巧滑……也在与时俱进，居然越来越“性感”起来了。

性权利做为一种政治权利，和其他人权一样，不应是少数人的专利。从中国权贵的妻妾成群到可怜的阿Q一辈子没谈过恋爱，再到美国种族主义的黑白不能通婚，和性密切相关的思想与身体的解放贯穿着人权斗争的历史。从性文化的角度考察国人的政治、教育水平，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非比寻常的启示。

虐恋活动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很多时候是由受虐倾向者而不是由施虐倾向者来安排和控制活动的内容和程度。受虐者清楚知道能唤起自己性欲的疼痛的程度，因此他们在性活动之前大多与伴侣协商妥当，使自己所能承受的疼痛限度不致于被超过：一位施虐者把燃烧的蜡烛油滴在被捆起来的伴侣的阴茎上，极其仔细地观察受虐者的表情，当他看到对方快忍受不了时，就会把蜡烛移开，直到蜡油冷却。一位观察者说：我突然意识到，实际上是受虐者在控制着施虐者的手（注）。

从表面上看，国人“快忍受不了时”，也有一定的“表达权”，但和严格意义上的虐恋活动不一样的是，这种权利受到了严格的制约，“施虐者的手”经常不受控制，因为不受控制并不会立刻面临游戏中断、失去控制地位的危险。

大多数国人，包括受过所谓良好教育的知道分子，因为人权、民主教育的缺失，并未因自由权利被剥夺而感到羞耻。中国教育是缺了一条腿的西式教育，光有数理化，没有相应的人权、人格独立、自由等方面的系统教育和社会文化熏陶，教出来一大群奇异的高分低能、举案齐眉、不知羞耻为何物的思想侏儒和忍者神龟。

作家二月河康乾大帝的系列作品及其改编的电视剧，在大陆颇受欢迎，是虐恋文化在中国根深蒂固的一种反应。做为历史上最黑暗、残暴的封建王朝，满清将文字狱，和对其他民族的精神压迫推向了顶峰。特别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汉人在满清的铁蹄下，几经挣扎与反抗，还是剃去了头发，留下一根丑绝人寰的猪尾巴，一留就是200多年。现在为什么歌颂满清统治的文艺作品却获得了人们的普遍喜爱呢？不只是愚昧或无耻那么简单。

李银河认为：虐恋是权力关系的性感化理论。相互自愿的虐恋关系的一个要素是权力结构中的统治屈从关系，统治屈从方式包括使对方或使自己陷入奴隶状态，受侮辱，被残酷的对待，受到精神上的虐待等等。每个人都有某种程度的施虐与受虐的性倾向。

法国1954年出版的《O的故事》是虐恋文学的巅峰之作，业已成为研究虐恋文化的经典文献。研究者认为，“O”属于没有个性的字母，可以代表任何人；“O”是一个洞，性的象征，男人可以在任何时候利用它来发泄。O最大的快感源泉就是逆来顺受、绝对服从，最性感的部分在于O的不知道羞耻。《O的故事》也因此遭到女权主义者的广泛抗议。

这种“性感”大面积地表现在国人身上，却令人非常难堪和羞耻。当看到那些为了嫦娥高兴得流出眼泪的人们，和一些刚吃了几天饱饭的“中产阶层”的人士，津津乐道一些庸俗的笑话或股市行情，甚至一个下岗人士也会悍然批评你对时政的批评，一个毕业就失业的大学生也会站在“伟光正”的立场上，头头是道地猛烈抨击布什政府—-任何一个稍微还有点羞耻之心的人都会感到无比的羞耻：难道，这就是我的同胞？！

接着就是莫大的悲哀：天啦天，他们并非故意展示这种可悲的“性感”，有谁会心甘情愿下贱到这种地步？

鲁迅先生非常著名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前半句说得不错，后半句大可商榷。让一个没有受过人权、自由教育的粪青为他的言行感到羞愧，等于是强行剥夺“O”的快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连羞耻都不知道，甚至还很享受自己的精神状况，花样百出、理直气壮，让他去争什么、怎么去争？！

波德莱尔有句名诗：

“被快乐，这无情的刽子手鞭打！”

真切地反应了“O”们潜意识的感受。这种景象的普遍存在非常可怕。改造国民性，鲁迅希望用文艺，胡适则冀望制度。前者不可能立竿见影，后者在素质低下，缺乏人权、民主教育的人群中推行现代民主制度，很可能就是拉美查韦斯或“多数人的暴政”的结果。

贺卫方先生说：

“《宪法》里头我们有言论出版自由，受教育的权利，等等，各方面法律都天花乱坠。实际上，如果社会实际的力量对比，或者权力结构没有达到使得法律必须被政府官员或者强势群体所遵守的话，那么单纯的法律只能是口惠而实不至的具文而已。”

这种“社会实际的力量”当然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只能来自于一个个对自由、宪政有深刻体认，受过良好的人权、民主教育和民主手段的训练，不自由、毋宁死的你我他：

水门事件中，尼克松总统试图以行政权力挑战宪法权威，后者是美国立国的根本。自由受到了空前巨大的威胁和冒犯，导致尼克松在全国惊涛骇浪般的愤怒声讨中黯然下野。

中国如此落后，快也快不得，慢也慢不起，最关键最迫切的问题就是教育。我在《站在自由一边》里写道：

“从晚清开始，中国就开始讨论‘中体西用’、‘中私西公’，到现在也没讨论出个名堂，不如搁置论争，把时间与精力都放到普及人权、民主教育和基本的民主手段的训练上来，从树立人们都认可的普世价值观入手。在社会转型期，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自由乃天赋人权，没有自由是一种耻辱。被施舍的有限度的自由不是自由，因为随时都有可能被收回。民主是一种制度和手段，也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技术，需要从小学就开始教育和训练。羞耻之心，人皆有之，和人权相关的一切都需要启蒙教育。

没有自由讨论的空间，不站在自由的立场上，中国大陆的左和右都是伪问题。在欧美相对成熟的民主社会，需要乔姆斯基那样一边大赚资本主义的钱一边痛骂资本主义的左派。权力的秘诀在于均衡、制约。不论左和右，起码都要认同人权、自由、民主、宪政这些普世价值。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左派，那些妄想靠计划经济和集权来消灭腐败的左派是对左派的侮辱。

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知耻近乎勇：一个21世纪的共和国公民连出版、办报的自由都没有，养活政府的纳税人连选举地方官员的权利都没有，连公开批评、建议政治人物的渠道都没有、都得不到保障，连接受最起码的人权、自由、人格独立的教育机会都没有，若还沾沾自喜、夜郎自大，感觉不到巨大的羞耻，实在是不知其可！

（注）：参见李银河《虐恋亚文化》.

2007年第22期《人民论坛》刊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研究员俞可平的文章《民主是共和国的生命》，由于作者身份特殊，很容易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遗憾的是，和曾经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的《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样，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俞可平，前面说得天花乱坠：

“民主政治离不开法治，离不开人民选举，离不开公民参与，离不开权力监督，离不开政治透明，离不开社会自治，等等。没有这些普遍要素的民主，必然是空洞的假民主。”

一进入正题又恢复了他在自己的内心很可能都会大摇其头的中国特色：

“民主的根本意义，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具体体现为一系列确保公民民主权利的制度和机制。只要能够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不论采取什么样的政党制度、权力制衡制度和选举制度，都应当认为是民主制度。这里的关键是，人民真的有没有‘当家作主’，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当家作主’；政府的行为是不是体现人民的意志，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才是评价民主政治及其发展程度的根本标准。中国的民主政治在许多方面都区别于西方。”

区别西方不是问题，问题是中共建国以来，一系列区别于西方的政治举措，是否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大规模迫害知识分子的反右，以及把国民经济拖到崩溃边缘的文革，不能说是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吧。改革开放以来，腐败为何愈演愈烈，连中共自己都把腐败问题提升到要亡党亡国的高度？出台一系列法律法规进行严打整治，腐败得到有效遏制了吗？这难道是人民意志的体现？

“确保公民民主权利的制度和机制”，中共宪法里也有，但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得到贯彻没有？怎样才能切实地贯彻？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提出“必须抓紧制定新闻出版”等法律，“使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和自由得到保障”。20年过去了，《新闻法》、《出版法》千呼万唤不出来，难道也“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

“有这样一种法律，哪里还存在新闻出版自由，它就取消这种自由，哪里应当实行新闻出版自由，它就通过书报检查使这种自由变成多余的东西——这样的法律不能认为是有利于新闻出版的。”（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

连新闻自由和直选地方官员的权利都没有，奢谈权力监督和政治透明的海市蜃楼，俞可平你自己说说看，人民是不是真的在当家作主。

中国唯一的国情和特色就是教育水平低下，只注重数理化是缺胳膊少腿的现代教育，导致民众的政治素质和民主技能低得可怕。而中国大陆的维权也只是完全被动的个体或个别群体出于无奈，为争取生存权的最后选择。

俞可平高唱“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强国”，请问：没有高素质的国民，怎么建设，谁来建设？那么多现代化强国的经验教训就摆在那里，俞可平不会不知道：只有对人权、自由、民主有了深刻认识和理解，成为一个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和流淌在血管里的坚定信念，树立宪政的绝对权威，建设现代化强国才能水到渠成，否则永远都是空中楼阁。

要代表人民最根本的利益，必须全面启动教育革命：大学实行学术自由、民主办学，小学和中学开设人权、民主教育和民主手段训练的课程。离开这些最基础的公民教育，人民选举、公民参与只是画饼充饥，培养世界一流人才也就是过过嘴瘾。

退一万步，即便想搞点自己的特色出来，区别于西方，做为中共理论专家，俞可平也有必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共历史的研究，了解国际学术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重温中共在取得政权的过程中对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免得一谈实质性问题就南辕北辙，让我等门外汉都看不下去。

中共《新华日报》1943年9月15日社论：

“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社会状况等具体条件的不同，他们各自所实行的民主政治，可能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存在着多少差异。但无论如何，它们之间有一个基本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政权为人民所握有，为人民所运用，而且为着人民的幸福和利益而服务。这样的政权必然尊重和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使失掉自由权利的人民重新获得自由权利；没有失掉自由权利的充分享有自由权利；特别是言论、出版、机会、结社，这些作为实行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的人民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是必须切实而充分地加以保障的。”

俞可平高谈阔论“民主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中国的民主有自己的特色”，为何避而不谈言论、出版、结社“这些作为实行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的人民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64年过去了，与前辈相比，俞可平对人民民主的认识和理解，非但没有进步，反而还在退步,不觉得惭愧吗?

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BBC)组织社会大众推选千年来最伟大的思想家，结果民众选出的千年来最伟大思想家首推马克思，次为爱因斯坦、牛顿和达尔文。1848年2月，29岁的马克思在伦敦用德文发表了人类历史上为弱者伸张正义的不朽篇章：《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扩展作出了惊人的、预言式的描述，形容它就像可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的力量一样势不可挡”（艾伦•伍德《回到马克思》）；为了抵抗以利益最大化为宗旨的资本主义，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即使暴力革命也要坚决捍卫人权与自由，追求公平和正义。直到今天，雄辩滔滔、气贯长虹的《共产党宣言》仍然是美国中学生的必读书目，和东西方学界中人不可绕过的经典。

俞可平以研究马克思主义为本行，就更不能忘了自己的老祖宗。24岁的马克思已经成长为一个愤怒的天才，对扼杀自由的专制爆发出天才的愤怒：

“即使公民起来反对国家机构，反对政府，道德的国家还是认为他们具有国家的思想。可是，在某个机关自诩为国家理性和国家道德的举世无双的独占者的社会中，在同人民根本对立因而认为自己那一套反国家的思想就是普遍而标准的思想的政府中，当政集团的龌龊的良心却臆造了一套追究倾向的法律，报复的法律，来惩罚思想，其实它不过是政府官员的思想。追究思想的法律是以无思想和不道德而追求实利的国家观为基础的。这些法律就是龌龊的良心的不自觉叫喊。”（《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

1922年，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外高加索联邦共同组成了苏联。伴随着热火朝天的共产主义实践的是一系列冷酷血腥的镇压和大清洗，在制造了无数骇人听闻的人间惨剧之后，苏联于1991年寿终正寝。但是，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和更大的范围，以及更高的人类视野来看，正因为有了前苏联伟大的政治实践，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大规模竞争当中，迫使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不断修正、优化自己的策略，以保证在竞争中胜出。现在世界大范围的和平局面和大量福利国家的出现，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对人权、自由、民主这些普世价值表示认同，都与这种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竞争密切相关。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堪称《共产党宣言》的灵魂。前苏联的兴起和灭亡的过程更无可辩驳地证明：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和大学民主办学，不把统治者关进笼子，不通过司法、议会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必将导致绝对的权力和绝对的腐败。

与一切普世价值一样，作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谁也无权垄断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桃花谢了春红，太匆匆。俞可平漂亮的话等到明天再说，拿出切实的行动推进政治改革和教育革命，才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诚实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