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独自凉

朝鲜会改革开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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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四月，张五常认为朝鲜两年之内必会开放。因为“金正日是个有本领的人—–外人见到的朝鲜的清洁与秩序，不可能全是门面工夫。一个有秩序的国家，搞经济改革是远为方便的。”（张五常《朝鲜必放说》）

经济学家无知、无耻到这个地步，可谓大陆特有的一个现象。金正日有什么本领？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大言欺世、铁血统治，让老百姓啃树皮，冒着生命危险逃亡，就是他的本领？朝鲜的清洁与秩序只是局部现象，因为外人去朝鲜旅游、采访，只能到指定的地点、地区。在金正日丧心病狂的恐怖高压之下，很少有哪个普通朝鲜人胆敢或有机会接受外人访问。平壤甚至不允许残疾人居住，以免有碍观瞻，影响首都形象，在独裁政权里也算是登峰造极的举措了。

我们这一代人对朝鲜的初始印象，很多来自魏巍。

继一年前《谁是最可爱的人》被剔出语文课本之后，其作者魏巍也以88岁高龄去世。学生时代，对《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课文并无特别的印象。应该说，现在的学生没有接受类似《谁是最可爱的人》这样的狼奶教育，是非常幸运的。有的人早该被遗忘，有的文章早该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知道真相，才发现最可爱的人往往是最可怜的人。

《谁是最可爱的人》的主题，就是宣扬刻骨的仇恨。它没有回答朝鲜战争的性质，只是一味地激发青年学生与敌人搏斗的激情，文字技巧方面就更是幼稚，除了残酷就是残酷，尤其适合欺骗少不更事、血气方刚的学子。也许，一些粪青对美国没来由的愤怒，或多或少都有魏巍的一分功劳。

战争是人类社会最大的怪胎，哪怕是为自由而战，也充满了血、恐惧和眼泪。小时候看的什么《鸡毛信》、《红孩子》、《小兵张嘎》一类的文艺作品，至今让我感觉恶心。歌颂、鼓励儿童进入残酷的成年人之间进行的战争，太不人道，而且相当变态。

大陆关于自由民主的教育实在是太薄弱了，包括大学教育在内。客观地说，经过十几年的学校教育，培养出来的不过是一群毫无自由民主理念、精于计算的政治“白痴”。祖国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政府不是祖国的全部，怎样才是爱国，这些常识问题，对于大陆青年来说，竟比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问题还要复杂。

经过长年累月的洗脑，大陆人已经很难用一个正常的现代人的眼光打量这个世界。民间不能自由办报，没有普选、民营电视台，做一个大陆人有啥值得骄傲的？吃了几天饱饭，有点闲钱去外地呼吸一些同样也被污染的空气，你就骄傲了？

人与动物的一大区别在于，前者有精神追求，这种追求如果无法得到制度保证，物质追求也就无从得到根本上的保证。大陆除了加强自由民主方面的教育，还应增加怀疑主义方面的训练。这个世界值得我们怀疑的东西太多了，而我们又接受了那么多斩钉截铁、不容质疑的革命英雄主义教育。

爱做惊人之语的张五常也许忘了，大陆改革开放30年，由于洗脑教育，人民尚且如此愚昧，何况朝鲜？张五常谈了不少朝鲜开放的有利条件，却惟独忘了一条：统治者真正关心的不是老百姓的死活，而是能否维持自己的统治，继续荒淫无耻的生活。

如果有限度的经济开放，既不威胁自己的统治，又能增加特殊利益集团的收益，何乐而不为？如朝鲜在边境地区开设专为外人服务的赌场，与韩国合作建立金刚山旅游区和开城工业区，等等。

但是，真正的开放，首先是思想的开放，从清算历史上的罪恶与谎言开始，逐步清除个人崇拜，以及滑天下之大稽的所谓“主体思想”，代之以普世价值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

也许，全世界只有张五常才会认为在目前的态势下，朝鲜两年之内必会开放，20年后经济实力有机会达到三个香港。也只有这样厚颜无耻的叫兽，才会断言过去三十年来的中国经过摸索，已经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甚至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

林语堂说：“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

张五常恰恰相反，急于向权力献媚和表白，聪明的翻了山，坠入又脏又臭的茅坑。拿动物来比喻这类自甘堕落的可怜生物，完全是对动物的侮辱。

索尔仁尼琴的强大与软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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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索尔仁尼琴似乎是个“永远的反对派”，他对前苏联劳改制度的激烈批评，浓缩在《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古拉格群岛》等不朽的作品当中，良知、道德勇气和文学功力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在长达20年的流亡生涯中，欧美的负面文化（吸毒、色情）使得他又成为西方文明最坚定的批判者。

索尔仁尼琴的强大毋庸置疑，《古拉格群岛》即为最佳说明：斯大林统治下的前苏联就是一个庞大的劳改营，一座对公民肉体和精神形成双重恐怖与高压的人间地狱。

索尔仁尼琴的强大，人们谈得已经足够多了，其软弱似有必要多说两句：在1996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在转折关头》里，索尔仁尼琴吹嘘斯大林以及前苏联在他领导下取得的成就，对斯大林之死充满了惋惜之情：“大家都懂得失去了一个最伟大的人”，但“还没有完全明白失去了一个什么样的伟大人物，还需要再过许多年才能认识到，是斯大林使得整个国家开始向未来奔跑”；又借主人公之口表达对苏共解散的看法：“党是我们的杠杆，是我们的支柱！可是把它搞垮了。”

一个吃够了集权专制的苦头，并发出愤怒的咆哮的作家，何以在晚年为前苏联的崩溃感到惋惜，为斯大林唱起了赞歌？另外，与俄罗斯强人普京的惺惺相惜又在说明什么呢？

与其说索尔仁尼琴对西方文明感到失望，不如说他没有认识到西方文明与前苏联极权统治的本质区别，沉浸在对前苏联帝国的幼稚的幻想中。

前苏联解体是20世纪的一个重大事件，无论如何评价这个事件，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不管俄罗斯后来经历了怎样的阵痛，总算最终结束了一个邪恶帝国的野蛮统治，人类终于不用再担心该死的核大战和世界大战。

“虔敬上帝、热爱和平、对人博爱、宽容与随和”为东正教的基本理念，东正教的忠实信徒索尔仁尼琴对人的尊严异常敏感，但人的尊严从何而来？仅仅摧毁劳改制度、消灭吸毒和色情文化是远远不够的。在没有个人自由、个人价值的传统里成长起来的索尔仁尼琴，从未接受过现代自由民主的系统教育，其思想资源决定了他以国家、民族的强大为个人尊严的基础。

难怪索尔仁尼琴会向普京建议：“为了维持俄罗斯的统一，必须加强政府的中央集权。”

问题是，一个无视个人自由、甚至践踏自由的国家越强大，人民的苦难就越深重，索尔仁尼琴个人的苦难经历，不就是俄罗斯民族的缩影吗？前苏联的强大除了满足特殊利益集团的贪欲，残酷打击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弱势群体，反自由反人权反人类反和平，还有其它什么用处呢？

加强政府的中央集权，也许会立竿见影，好象在同仇敌忾的人群里获得虚妄的自信，以及前苏联带给索尔仁尼琴的幻觉：一度强大到可以在全球和美国展开抗衡。其最终崩溃的命运，不过是在述说一个简单的事实，不以自由为基础价值观的文明注定走向灭亡。

自由的个人的集合，才是国家与民族强大、稳定 、和谐、团结的最牢靠的保障。美国人可以合法持枪，但很少听到他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与警察发生枪战，为什么？因为没有这个必要，你完全可以通过合法渠道表达你的利益诉求，大可不必去和警察拼命。警察平等地保护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不会充当特殊利益集团的打手。否则，美国也不会发展到今天。

索尔仁尼琴的强大与软弱深刻地说明了树立自由的价值观的重要性。没有自由，谈何尊严？前苏联以外，人类历史上那么多强大的帝国最终还不都是灰飞烟灭？

普京认为索尔仁尼琴的贡献在于给俄国社会注射了重要的防疫针，从而使俄国社会能够对抗任何形式的斯大林恐怖行为。

对斯大林的唾弃只是一个重要的起点，要真正进入自由、民主的社会，俄罗斯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人们不会忘记索尔仁尼琴的贡献，即便拥有如此强大的精神力量的大作家也有软弱的一面。

避 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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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下《我和你》，以为是小夜曲或是梦呓，没想到是北京奥运的主题歌。与跌宕起伏、充满生命激情的汉城奥运主题曲《手拉手》相比，《我和你》差了岂止十个档次。

有人问我对奥运会开幕式的看法。我没看法，因为压根就没看。我避运。而且，北京奥运选了个特别适合排练团体操的张艺谋来当导演，《英雄》、《满城尽带黄金甲》早已败坏了我的胃口。尤其是《英雄》这种无耻歌颂暴君的反动电影，在迫切需要自由民主启蒙的大陆起的作用相当之坏。张有本事搞出一个五彩斑斓的大杂烩，但要整出一台充满人文气息、激动人心的开幕式，不过是一种奢望。

从小到大，我对趋之若骛、众口一辞的事物就有一种本能的反感。中国热闹非凡、一哄而上的事物总是显得那么可疑：漫天焰火，一地鸡毛。我十来岁的时候便发现，如果都听老师、报纸的，没有逆反心理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最终结果就是变成一个懂得“计算”的白痴。

无数的冤屈与泪水，不会因为奥运的到来就云开雾散；长达百年的要求自由的呐喊，也不会因奥运就能得到全面响应。要说北京奥运有啥好处，首属解禁部分海外网站。我倒要看看，维基百科、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无疆界记者主站等网站的解禁，是中共压力之下的权宜之计，还是一种面向新闻自由的预备姿态。

《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严格说来，距离新闻自由还有十万八千里，但在大陆也还算是“鹤立鸡群”。即便如此，几篇宣扬普世价值的文章也遭到了司马南等人的猛烈攻击。大陆上千分报刊居然鸦雀无声，没有发表一篇文章反击司马南的信口雌黄！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耻辱，大陆报刊的生存环境可想而知。

抛开对张艺谋的个人喜恶不谈，所谓众口难调，有不少人喜欢张导演的开幕式，肯定就有人不喜欢，但不喜欢的声音就是无处公开发表，这正常吗？很多人喜欢奥运会，当然也有人不支持，本来这都属于正常现象，但不支持的意见却无公开发表和讨论的机会，这就不正常了。

也许，在不正常的环境里生活得太久，你已见怪不怪，麻木了。

很多人乐此不疲地分析中国能拿到多少金牌，拿的第一块金牌是什么。说实话，中国金牌拿得再多，我也丝毫不会感到骄傲和自豪—-

上世纪80年代，女排姑娘连夺世界冠军，确实极大地鼓舞、振奋了国门打开之后的全国人民的信心和精神。时过境迁，一个国家和民族老靠精神伟哥过日子象话吗？

以举国之力争取一块奖牌，除了让国人陶醉在虚幻的胜利里，有何实际意义？刘翔跑9秒又怎么样？乒乓再拿1000个冠军又如何？全民体育呢？小小一块金牌，需要纳税人多少银子来堆砌啊，想想都很难过。

中国有史以来分量最重的一块金牌当属丁俊晖的台球：体育早该市场化，国家的钱来自纳税人，理当为全民体育投入—–如今免费使用的体育设备、场地还剩下什么？再看看我们的未来：贫困地区学校开展体育活动的条件，那些为金牌欢呼的人们，脑袋里都是乒乓？中国传统文化一大弊端就是面子文化，虚荣、虚伪，一切只要好看，华而不实。

唉，把那些花在金牌上的钱拿去多修几所地震震不垮、或是垮得不是那么迅猛的学校也好啊。

出土文物聂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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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棋圣”聂卫平炮轰郎平等在国外效力、执教的中国运动员：“我就搞不懂，为什么她们就不能为国效力、非得出国去执教其他球队？自己人把自己人打赢了，很有意思吗？别忘了，你们是中国人！”（8月5日《重庆晨报》）

此言一出，舆论一片哗然。从曲棍球到足球，中国的外籍教练难道还少了吗？

郎平本人骄傲地回应：能担任美国女排主教练是一种荣耀，体育没有国界（8月6日《天府早报》）。

不由得想起聂棋圣的前辈吴清源，14岁东渡扶桑，20岁开创围棋新布局法，打败天下无对手，将围棋技艺带入一个新的境界，号称“昭和棋圣”。

吴清源毫无疑问是个天才，但如果没有爱才如命的日本棋界人士的发现和辛勤培养，以及日本浓郁的围棋氛围，他不可能取得称霸棋坛16年的辉煌成就（在日本的知名度仅次于日本天皇）。

自1982年始，日本名誉棋圣藤泽秀行九段多次自己出资，率领“秀行军团”访华，对待有才华的中国棋手，藤泽关爱有加，白天的交流、辅导结束了，晚上还叫到酒店，将自己对围棋的理解倾囊相授，当时“小荷才露尖尖角”的聂卫平、马晓春、刘小光、江铸久、曹大元等中国棋手获益良多。

1985年第一届NEC中日围棋擂台赛，聂卫平作为中方擂主出战，接连战胜日本超一流棋手小林光一和加藤正夫，决战又胜日方擂主藤泽秀行，大陆由此掀起经久不衰的围棋热潮。谁能说，聂卫平的辉煌没有藤泽秀行的汗水呢？2006年，中国棋院特意举行隆重的仪式，为藤泽秀行等日本友人颁发了“中日围棋交流功劳奖”。

聂卫平对体育精神的理解未免太过狭隘，大致属于出土文物一类。难道可以这样告诉藤泽秀行：你付出那么多的时间和金钱来帮助中国棋手提高水平，打败日本棋手，很有意思吗？别忘了，你是日本人？！

上世纪80年代末，中日围棋擂台赛刮起“聂旋风”的同时，中国女排也迎来了巅峰时代。请别忘了，中国女排的崛起之路，有一个无可回避的名字：大松博文。1964至1965年间，大松博文曾三次应邀访问中国。1964年11月，大松博文率领贝冢队首次访华，在北京、上海和广州进行了8场比赛和近20次公开训练课；1965年四五月间，大松博文在北京、上海和杭州，对中国运动员训练了1个月。大松博文训练的方法、思想和作风，对中国排球界乃至整个体育界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奥运会有一句著名的格言：“更快、更高、更强。”

你首先是天地间独立、大写的人，然后才是日本人、中国人，或者美国人；“更快、更高、更强”体现了体育的精髓：团结、奋斗的人类，在激烈的竞争中不断地突破极限，挑战自我，最大限度地挖掘人的潜能。

胜固可喜，败亦欣然：这是一场没有硝烟、共同提高、传播友谊的战争，不分国家和种族，每一个人的胜利都是人类的胜利。

裸体冲锋的司马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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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对伪科学反戈一击的司马南成为中国科普界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近来为“普世价值”，却屡屡向大陆南方的两家报纸发起裸体冲锋，从一个斗士滑落为人所不齿的小丑。

南方周末5月22日发表署名“本报编辑部”的文章《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司马南针锋相对地抛出一篇奇文《冷看〈南方周末〉裸体冲锋》：

“闹了半天，十几万官兵的浴血奋战，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那哗哗的眼泪，那井喷式的捐助，十三亿人抗震救灾的所有努力，居然不是中华民族古已有之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使然，不是政党和军队‘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体现，不是‘以人为本’、‘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观的表达，也不是朴素的‘爱的奉献’，不是善良天性，不是悲悯之心，而是为了‘兑现国家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

说司马南是个喝狼奶长大，对毛太祖佩服得五体投地（注）的政治白痴，还真没冤枉他—–连“普世价值”的基本概念都没整明白，便发起了裸体冲锋。司马南好歹也吃了几十年的盐巴，如此美丑不分，不知羞耻地插科打诨还自以为文风潇洒，正应了一句老话：丑人多作怪。

所谓普世价值，无非就是人权、自由、民主、法治、科学等等放诸四海皆准、人类普遍如同的一些价值。恕我浅薄：除了表述上的不同，以人为本、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与所谓的普世价值有何原则上的冲突？司马南对普世价值丧心病狂似的憎恨，究竟是无知还是无耻？

7月29日，司马南发表博客文章《不是他们家的私事！》，开篇即引用景鸿鑫教授的说法：“所有人类一切的文化、文明，以及衍生的各种所谓的价值，都是演化与适应的产物，目的都是为了存活。每个生命体、族群或物种，其生存的环境都不一样，从而演化出多样性的生物，与多样性的文化。不同文化或文明之间，并无所谓的对错、高下与优劣的差别。”

知音难得啊！此翻似是而非的言论深得司马南激赏：“这显然是从事实（自然的、人类社会的、历史的、现实的）出发做出的判断，而非从抽象定义出发做出的判断。存活是第一位的，由此推论出存活权是第一人权，存活义乃第一要义，存活目标乃第一目标。在‘第一’面前，其余者统统属于第二，第二位以后。”

令人困惑的是，如果“不同文化或文明之间，并无所谓的对错、高下与优劣的差别”，中国何以在近代被西方列强打得屁滚尿流？除了地理原因外，那么多辉煌灿烂的古文明何以只剩下历史遗迹？中国大陆又何必改革开放，继续闭门造车不就得了？

在文学艺术方面，《梁祝》、《罗密欧与朱丽叶》都是反映生离死别的爱情题材，让上帝来当裁判，也难分高下与优劣。但文学艺术只是文明的一个方面，对人们的生活起决定性影响的是政治文明。是否有利于人权的保护与人性的健康发展，从而促进物质文明的生产、壮大，是衡量政治文明的起码标杆。

在历史的长河中，一种剥夺大多数人的自由与尊严的文明，注定要走向没落或衰亡。人的创造力，只有在自由的环境中才可能获得最大限度的开发。放眼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谁不是以普世价值立国？

景鸿鑫教授荒诞不经的说法能够得到司马南的赏识，后者视野之狭隘、见解之迂腐、理解能力之低下，也就可想而知，以至于“由此推论出存活权是第一人权，存活义乃第一要义，存活目标乃第一目标”！

我不得不说，这是猪的价值观，而且是非常自私的猪的价值观：为了活下去，可以不择手段，不管亲人、同胞的死活；摇尾乞怜、奴颜婢膝、卖友求荣、认贼作父成为行为准则；吴三桂、汪精卫、周佛海就是捍卫第一人权的钢铁战士。

人与动物的一大区别在于：人需要自由、尊严地活着。人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为了忍辱偷生，而是为了有尊严地更好地活下去。几千年来，为了自由，人类有太多优秀的生命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

司马南反伪科学的功绩值得肯定，但他在政治方面完全是个大言不惭的“白痴”、小丑型人物。“存活权是第一人权”这样的心得还是留给他自己慢慢消化好了。

（注）：见司马南7月31日博客文章《从毛泽东流泪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