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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我并不是要讲伦理学，也不是要讲社会学。硬要总结出一个题目的话，可以称之为“《道德经》作为哲学普遍真理对中国曾经出现的可能的科学萌芽思想的负贡献”，太长了，就简称“普遍道德论”吧。

中国什么没有产生科学？不，我也并不打算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个伪问题。为什么说是伪问题？因为历史不可重复，无论答案如何都不可能验证。不可验证的理论只能是“忽悠”，充其量算得上是“哲学思考”。思考一下尚可，忽悠则不必了。

《新语丝》2007年11月号有文章说通过对比曹冲称象和浮力定律的发现，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智者缺乏追求‘普遍性’、‘普遍规律’的冲动，而停留在对个别现象的观察上。”我以为，中国古代智者追求“普遍”的冲动还是有的，但是用的是哲学的方法。不幸的是，哲学的“普遍”和科学的“普遍”看来相似，实际结果就相差万里。

中国古代哲学的“普遍”，只讲究自圆其说。先秦诸子中，最典型的莫过于“道”。道家的第一经典，莫过于《道德经》，又名《老子》。这《道德经》里就有对于“世界是怎样形成的”这样的问题给出了一个答案。首先，“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这个“可以为天地母”的东东就是“道”。然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就是道家的“创世纪”了。

初看上去，这个“道生万物”的说法是不是很有点大爆炸理论的味道？不过，这个相似也就只停留在比喻的层面了。这里的原因，就在于前面所说，先秦诸子只讲究自圆其说。所知越多，越难说圆。所以一旦涉及具体事物，如果不是避而不谈，就是利用自然语言的模糊本质和逻辑的缺乏，越讲越玄。

《道德经》说“道生一”，何谓“道生一”？如何生法？没有说。又说，道是“有物混成”，后又说道生“万物”，则“道”到底是物还是不是物？也没有说。再如，“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刚说了道生万物，“可以为天地母”，这会天地又“不自生”，那“道”有没有生天地？没有说。

但这并不妨碍《道德经》至少在语言层面上“自圆其说”，因为它开篇就讲了，“道，可道，非常道”。没有解释或解释不通的地方，那是因为真正的“道”（即“（恒）常（之）道”）是不“可道”的。这无疑是一个“无懈可击”的说法，即：道可以解释一切事，只是语言表达不出来罢了。如果摆在今天，对于这类理论，最好的做法就是拿起奥卡姆剃刀，手起刀落，世界就清静了。但在古代，这种说法可能还是国内甚至国际领先的学术成果，还是很能迷惑一些人的。

虽然不能用语言解释一切事，也不好什么事都不能解释。《道德经》所用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忽略事物间的差别，或者说“事物都是相对的”，或者，简单点说，就是 “和稀泥”。具体来讲，没有善就没有恶，没有美就没有丑，说到“长”就总有“短”，说到“高”就总有“低”。事物总在相对中变化，却只有“道”是不变的。所以真正了解“道”的所谓“圣人”，就会对一切事物一视同仁。这就是所谓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只不过，这样的解释方法，就和没解释一样。所有事物还是归结于道，而道本身却又无法解释，能够解释的都不是真正的道。这样一来，寻求“事物客观规律”从根本上就不可能。不但不可能，这样事物如何变化的知识对于领悟恒常不变的道来说根本就是多余的。科学的产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因为发现“道”原来是“可道”的。一字之差，结果迥异。暂且命名为“哲学蝴蝶效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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