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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12月 22nd, 2005
12月初新华社南京分社、《金陵晚报》差不多同时发出报道称，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国际UFO研究专家王思潮向记者通报，今年在新疆上空出现的不明飞行物基本上可以确定不是人类的杰作，可能与地外文明有关。
我当即写了一篇文章《“外星人”又到中国来了》，再次批评王思潮做为职业天文学家，频频发表中国某地出现的不明飞行物可能是外星人的飞行器的惊人说法，研究态度极不严谨，与其身份不符。文章于12月7日在《北京科技报》登出后被广为转载，不知是否巧合，12月10日数名中国各地“多年研究UFO的专家”汇聚南京参加南航科幻学会组办的“UFO与探索系列讲坛”，与会者除了王思潮，还有一位来自北京的“国际UFO研究专家”张靖平也曾经和我打过交道。据南京的报纸报道，二人都批评我曲解了王思潮的观点。
张靖平告诉记者：“王思潮的话是非常严谨的，而方舟子显然是曲解了王思潮的话。王思潮说的‘不排除与地外文明有关’，说明是有这个可能性，但是这个可能性很小，小到比‘可能与地外文明有关’这句话所包含的可能成分小得多。方舟子把王思潮说的这句话直接演绎成‘外星人来中国’实在是太荒谬了。而且，方舟子还以‘只是研究小行星的专家’这一理由来反驳王思潮，则更没有道理，因为方舟子本人只是一名生物学博士。”
首先需要说明，我指出王思潮只是研究小行星的专家，和我本人只是一名生物学博士，这二者之间没有任何逻辑关系。我对王思潮的批评，是对其逻辑推理错误和治学态度的批评，不需要用到专业知识，和我本人是什么专业毫无关系。但是王思潮本人对不明飞行物现象的研究，却需要用到天文、气象、物理、航空、航天等多个领域的专业知识，“只是研究小行星的专家”显然是难以胜任的。
其次，我曲解了王思潮的观点了吗？文章标题“外星人又到中国来了”是我本人读了媒体报道之后的一句感慨，虽然我认为这其实反映了这些“国际UFO研究专家”的真实想法，但是我并没有说那是王思潮的原话，王思潮的观点是什么，我在正文中说得清清楚楚，是认为“不明飞行物可能和外星人有关”、“外星人可能光临过中国”。在这次引起争论的媒体报道中，王思潮是这么说的，他在以前也多次对媒体这么说过。我的批驳也都是针对这种可能性。现在王思潮后退了一步，强调他的观点是“不排除该UFO与地球外智慧生命的飞行器有关的可能”，就严谨了吗？
说某个现像不排除某种惊人的可能性，固然令人难以否证它，却也成了没有信息量的废话，和说“不排除该UFO与孙悟空有关的可能”、“不排除王思潮、张靖平是外星人的可能”并无两样。何况，按王思潮的研究方法，排除某种自然现象或人工现象的可能性，与不排除外星人飞行器的可能性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的逻辑关系，正如你不能通过“排除王思潮是猩猩的可能性”而推理出“不排除王思潮是外星人的可能性”。
王思潮却声称这“属于科学分析的常理”，“就像医生对疑难病症诊断时，排除或基本排除一两种最相似的已知病后，提出不排除癌症的可能一样。”我不知道有哪个医生会做“不排除癌症的可能”这样不负责任的诊断，即使有这样的诊断，和王思潮的说法也没有可比性。人会得癌症是一个已被充分确立的事实，而且也有多种可靠的方法可以做出诊断，因此我们会认真对待某个疑难病症可能是癌症这种可能。而不明飞行物是外星人飞行器的说法却不是一个确立的事实，也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做独立验证，没有确凿的证据而提出这种耸人听闻的可能性就不值得认真对待，更何况是“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不排除外星人的可能”和“不排除孙悟空的可能”才有可比性。
把不相关的事情混为一谈，是“UFO研究专家”们的拿手好戏。比如，张靖平为了反驳我说的“王思潮作为当今世界上少有的（也许是唯一的一个）相信不明飞行物可能是外星人的飞行器的职业天文学家”，提到有几名国外和台湾的天文学家支持对UFO现象进行研究或观察到UFO。这和相信UFO可能是外星人的飞行器并不是一回事。支持UFO现象研究的人有可能是认为其中或许有某种人类未知的自然现象，并不一定就是相信它们可能和外星人有关。张靖平又提到“我国著名天文学家李竞、卞毓麟，他们都不否认有地外文明存在的可能性”，这也是在搅混水。我本人也多次声明过，我并不否认地外文明存在的可能性，张靖平怎么就不把我拉为同伙呢？存在地外文明，和地外文明光临地球，这是两码事。
张靖平向记者谈到他曾经给我打电话要给我寄UFO图片资料，而我表示没有兴趣看。这是真的，我没有兴趣看的原因在前一篇文章中已经说过。在那次电话中，张靖平还向我提供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在我和王思潮在北京电视台辩论UFO的当天，中国有个地方发现了UFO。他并提到，教育电视台有一次播出我在《实话实说》节目中谈UFO的节目，结果当天中国某地也发现了UFO。他认为，这表明外星人和中国媒体可能存在某种互动，很关注我们怎么议论他们！
我对外星人如此关注我，或“不排除外星人如此关心我的可能”，颇感受宠若惊。不过，不知北京电视台的那个节目在全国各地相继播出时，是不是也在什么地方发现了UFO？我在制作《实话实说》的节目时，以及该期节目在中央电视台、地方台多次播出时，是不是也都发现了UFO？我已在《北京科技报》三次批评了UFO现象研究，有没有得到外星人的青睐？国际UFO研究专家还需要继续研究这个问题。
2005.12.18
（北京科技报2005.12.21.）
(XYS2005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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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12月 20th, 2005
拙文《东方文化“统治”世界？》在8月18日《南方周末》发表后，据说反
馈不少，有一未署名读者更是对之逐条“指摘”（见9月22日《南方周末》）。
文章能引起反馈，是作者所乐见的，如果原文有不妥之处，也欢迎读者指正。但
该读者的“指摘”却使人更生“疑惑”，多属于对拙文的误读和对西方文化的误
解所导致，现亦逐条答复如下。
第一，季羡林先生是否可称为“国学大师”，其实是个无关宏旨的问题。拙
文写完、寄出后，我读到葛剑雄《季羡林先生是“国学”大师吗？》一文，才知
道自己的确“孤陋寡闻”，学术界原来也早有人对季先生被称为“国学大师”持
有异议，乃至有“现在印度归咱们中国了！要不，专门研究印度学的季老怎么成
了‘国学’大师呀？”之讥。该读者并不否认季先生偏重印度研究，但是认为该
研究“对我们了解、认识和研究佛教弥足珍贵”，而佛教文化亦是中国文化的一
部分，因此认定季老先生对国学有重大贡献。按照这种兜圈子的逻辑，国内外其
他研究印度文化、南传佛教文化、日本佛教文化卓有成就者，也都“对我们了解、
认识和研究佛教弥足珍贵”，岂不是也都应该称之为“国学大师”？“佛学大师”
岂不个个更是“国学大师”？国学本来指的是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国学大师应
该指的是对国学有直接的重大贡献的学者，岂能为了季先生一人就随意扩大国学、
国学大师的含义？
第二，季先生所谓“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它照顾了事物的整体，有整
体概念，讲普遍联系，接近唯物辩证法”，不过是在中国学过政治课、哲学课的
人都听说过的老生常谈。拙文并没有想否定这一老生常谈，无非是指出唯物、辩
证法在西方也是古已有之，并非东方人的专利，因此西方人要学唯物辩证法，也
就无需非得来找东方人不可。该读者却说我“想证明唯物辩证是西方人的专利吧，
我们自己没有”，真不知从何说起？你说咱家有几个钱，我说别人家并不穷、不
必找咱家借钱，你就认为是在否定咱家有钱吗？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今西方学术
界仍称显学，信奉、提倡唯物辩证法的西方学者并不少见，只不过西方国家没有
将其定为官方哲学依靠政治力量来推行而已，所以该读者所言“唯物辩证法作为
‘最纯粹的西方思维、西方文化’在西方却不能开疆拓土，倒是在中国得其所
用”，并不是什么怪事。最纯粹的西方思维、西方文化多矣，在崇尚自由、多元
的西方社会未必都能“得其所用”，反过来，如果一种最纯粹的西方思维、西方
文化都不能在西方社会“得其所用”，却寄希望于东方思维、东方文化，那才叫
怪事。
第三，西方文化中的环保理念，也是古已有之，据西方学者研究，可以一直
追溯到古希腊，其发展脉络，清晰可辨。（参见”CONSERV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The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Studies of
Selected Pivotal Ideas, edited by Philip P. Wiener,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3）西方环保运动便是这一传统理念的发展结果，在其发展过程中，并
没有受到“东方思维”、“东方文化”的影响。崇尚自然本来就是西方思潮中的
一支重要流派，其中有的名著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被介绍到了中国。该读者质
问“要不然像亨利·戴维·梭罗的《瓦尔登湖》和卢梭《一个孤独漫步者的思想》
在西方社会怎会被视为罕见”，便是因为只读了介绍到中国来的个别名著，便以
为它们代表了西方思潮的全部。以美国为例，与梭罗同时代还有George Catlin、
John James Audubon、George Perkins Marsh、Frederick Law Olmsted等众多
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在提倡崇尚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并影响到美国
政府的决策，在世界上首创国家公园系统。该读者为了夸大东方文化的影响，声
称“在全球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西方国家不是悄悄而是光明正大地引进了
东方文化：天人合一。”则属毫无根据的一厢情愿。在网上检索“天人合一”的
几种常见英文译法，都各只有区区几十个网页，而且大多是中国人自己写的，不
知西方国家光明正大地引进“天人合一”的现象体现在何处？我并不否认可能有
个别汉学家在介绍中国古代哲学时会谈到“天人合一”，或某些西方环保人士到
中国来推行环保运动时为了迎合中国听众也会谈到“天人合一”，但是这怎么能
算成“西方国家”行为？“天人合一”的本义，是指“天道”与“人道”相通、
相类，和环保理念毫不相干，它从来没有因此阻止过中国历史上对自然环境的肆
意破坏，也没有使中国人对环境比西方人更有保护意识。现在有人在西方环保运
动的影响下，古词新用，赋予“天人合一”以“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类的现
代含义，让环保在中国带点中国特色，本来也无可厚非，但如果因此以为拥有了
拯救世界的秘密武器，则未免自大得可以。
第四，如果像该读者那样，把中国严重的环境问题怪罪为“比西方还西方”，
把西方国家的环保成绩归功于“悄悄引进了东方文化”，坏的算别人的，好的算
自己的，到了这种乾坤大挪移的境界，当然是丝毫看不出季先生是在“把自己的
短处当成拯救世界的灵丹妙药来宣扬，甚至为此而丑化西方文化”。“国学大师”
追随者胸怀东方、放眼世界的信念坚定到连“全球学汉语的人数已超过3000万”
也可以做为东方文化将要统治世界的证据，按此逻辑，中国全民学英语，岂不表
明中国早就被英美文化所统治了？我等凡人没有乾坤大挪移的功夫，也没有异乎
寻常的坚定信念，在聆听了“国学大师”的预言及其追随者的“指摘”之后，还
是看不明白：东方文化要凭什么去统治世界？
2005.9.23.
附：
答方舟子先生
南方周末 2005-09-22 15:36:48
答方舟子先生
□读者回音
8月18日本版方舟子《东方文化“统治”世界？》一文发表后，反馈不少。
现从中择一未署名文章发表，以飨读者。
———编者
读到方舟子先生《东方文化“统治”世界》一文疑惑颇多，现指摘如下：
第一，方先生坦言自己孤陋寡闻，佩服！众所周知，正如方先生所言，季老
先生偏重印度研究，可问题关键不在这里。季老先生的印度研究是从语言开始的，
对印度中世纪语言形态学、原始佛教语言、梵文文学的研究均做出重大贡献。其
研究成果及译著对我们了解、认识和研究佛教弥足珍贵。佛教自汉入中土以来，
其影响可谓大矣。在中国本土文化与其相互摩擦、融合过程中，佛教文化逐渐本
土化，并获得新的生命力，自此渗透人们生活方方面面并与之水乳交融，和中国
本土文化一起共同推动和构筑中国文化的繁荣灿烂。即此，季老先生对国学有无
重大贡献，问题本身已够荒谬。
第二，文中提到东西方基本思维模式的问题，方先生引述了季老之言“东方
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它照顾了事物的整体，有整体概念，讲普遍联系，接近唯
物辩证法”，由此结论“季先生似乎忘了，唯物辩证法并非国粹，而是舶来品”。
我以为方先生在这里混淆了实践层面上的思维和哲学意义上的思维二者之间的区
别，也即是行为文化和典籍文化的区别。与综合、整体相对应的是分析、部分，
季老先生在文中分析得很清楚。况且，唯物辩证法是到了马克思这里才有了合法
的身份，而中国自古以来就不乏学者的唯物和辩证思想，只是未曾有人将二者联
姻，整合为系统理论。我想说的是，方先生绕那么大弯子追到古希腊，是想证明
唯物辩证是西方人的专利吧，我们自己没有吗？！戏剧性的是，唯物辩证法作为
“最纯粹的西方思维、西方文化”在西方却不能开疆拓土，倒是在中国得其所用，
怪事！？
第三，第三段谈到文化拯救，我们姑且不论谁是谁的救世主。历史证明，文
化都有一个反噬和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当其达到鼎盛而至盛极而衰之时，它必然
要寻求新的突破口以求得生存，西方的经济主义也概莫能外，环保理念也就应运
而生。中国的经济主义群体起步较晚，现在正拼命追赶，几乎是在复制着西方的
经济主义者们曾经走过的路，乐此不疲。如是，当今环境的罪魁不是中国的文化
比西方还西方，而是中国的经济主义者们比西方还西方。在全球文化交流日益频
繁的今天，西方国家不是悄悄而是光明正大地引进了东方文化：天人合一。要不
然像亨利·戴维·梭罗的《瓦尔登湖》和卢梭《一个孤独漫步者的思想》在西方
社会怎会被视为罕见。
第四，“我毫不怀疑东方文化、中华文化有值得继承、发扬乃至推广之处，
但是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的短处当成拯救世界的灵丹妙药来宣扬，甚至为此而丑化
西方文化”。我毫不怀疑方先生的学养，但在季老先生的文章中我丝毫看不出
“把自己的短处当成拯救世界的灵丹妙药来宣扬，甚至为此而丑化西方文化”，
试问方先生是何居心？
今年7月底，世界汉语大会召开，会上反映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的汉语热，全
球学汉语的人数已超过3000万，难道这能说跟中国文化毫无干系吗？语言是一个
国家民族文化的载体，是传播文化最有力的工具。当然，汉语热现象的出现跟中
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综合国力的提升息息相关，世界各地有更多的人
知道了中国，并愿意去了解和认识中国。我以为，只要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
之间能持续实现良性互动，只要中国文化能够传承，人心能够维系，东方文化的
复兴是可以预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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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12月 18th, 2005
【评】
《北京科技报》刊登的《又见妖魔化何祚庥》一文是我的专栏文章，而不是对我的专访。一个在吃记者饭的人连专栏文章和专访的区别都分不清或看不清就“大跌眼镜”、这才是令人“大跌眼镜”的。
我的文章说得明明白白，我反对的是那些以“无冕之王”自居的人连起码的理论物理知识都没有就敢于胡乱质疑一个理论物理学家的理论物理水平和成就，而“无冕之王”陈杰人却能弯弯绕给绕成了“对于他这种以学术身份出席与本行毫无关系活动的不当行为，我们不需要掌握太多的理论物理知识，就可以提出合理的怀疑。”还能义正词严地质疑我，这种乾坤大挪移的质疑水平，自然是战无不胜，我们对他只有佩服的份，连对话的基础都没有，因为我们使用的是两套完全不同的话语和智力系统。
你们什么问题都敢质疑，都敢评论，为何何院士参加一下社会活动，去当个比赛的评委就成了“不当行为”？这不是只许你们这些州官放火嘛。
令人不解的是，中国这些伪自由主义“无冕之王”，连起码的阅读能力和逻辑思考能力都不具备，更不要说新闻素质了，为何却个个不可一世？
（方舟子）
为什么要质疑何祚庥院士？
陈杰人学术批评网
就在中国院士选举结果揭晓并由此引发公众对院士制度质疑之际，《北京科技报》刊登对学术打假人士方舟子的专访。在此专访中，方氏对有关媒体质疑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不配当科学家”的言论表示愤慨。
事情的起因是，《南方人物周刊》此前刊登访谈文章，对何祚庥的理论物理水平进行了质疑，一个例子是，这位何院士曾经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证明层子的存在，而这种论证被国际上证明是错误的。
针对此，方舟子通过《北京科技报》的专访诘问媒体：如果我是何院士，我会不客气地反问记者，你是学什么出身的？学过理论物理吗？我写的有关论文你看得懂吗？你有什么能力、有什么依据来评判我的理论物理水平高低、成绩大小、院士资格和层子模型？怎么就自以为什么都懂，可以居高临下地质疑一个理论物理学家的院士资格和理论物理院士的理论物理水平和贡献？还真把自己当成了“无冕之王”不成？
我很敬佩方氏过去在学术打假方面的胆略和成绩，但这次他为何祚庥的辩护，却让我大跌眼镜。他以霸道的口吻试图禁止媒体对某个人的质疑，不仅违背了公众监督的普遍性原则，而且有偏袒之嫌。
按照方氏的逻辑，不是理论物理学者，就不能质疑理论物理学家，那么，不是法律学者，就不能质疑司法活动，不是官员，就不能监督政府机关的工作，推而广之，只有同行可以监督同行，甚至，只有具有相等学术水平或者具备同等信息资源的人，才可以进行监督，最终的结果，必然只有自己才能监督自己。
我们不否认，在某一专业领域，专业人士具有信息资源、学术资源和技术资源等各方面的优势，但这并不能构成拒绝公众监督的理由。公众监督的一个原则就是普遍性，即公众中的任何一员，都有权针对某个机构或者某个人的言行提出合理的怀疑，至于这种怀疑是否成立，则应当交由具备专业水平的相关人员或者机构来认定。
以对司法的监督为例，众所周知，司法活动是具备专门法律知识的人员，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实体要求所为，但这并不构成否定和拒绝公众对司法活动进行监督的理由。因为，公众监督一方面是依据常识进行监督，这种监督的作用在于发动专业监督程度，另一方面，其重要意义更在于，不管是多么高深的知识或者专业活动，其基本前提是不要违背常识，而对于是否违背常识的判断，公众最具有发言权。作为公众代言人的媒体，就理所当然有权提出任何合理的质疑。
再以对何祚庥的质疑为例，众所周知，这些年以来，这位所谓的理论物理学家以院士头衔频频出席和自己专业毫无关系的活动。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三年前，他以院士身份而不是公民身份充当全国律师辩论大赛的评委。对于他这种以学术身份出席与本行毫无关系活动的不当行为，我们不需要掌握太多的理论物理知识，就可以提出合理的怀疑。
中国科学界的虚假和形式之风由来已久，院士们不务正业的现象也愈演愈烈，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公众才对包括何祚庥在内的许多科学界人士在当选院士之后鲜搞科研却以学术身份出席与本行毫无关系的活动表示了强烈不满，并由此导致了媒体对院士和院士制度的质疑。
我们质疑何祚庥，不仅是对他个人学术品行的考验和拷问，更是对中国科学界不良风气的诘难，甚至是对中国社会风气的警醒。这种质疑，只要符合基本常识，就可以提出。任何试图压制这种质疑的言行，要么是心虚的表现，要么有霸道的嫌疑，要么是不懂常识。对此，我们应当给予坚决回击。
(XYS2005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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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12月 15th, 2005
何祚庥院士因为一贯站在反对伪科学、邪教和学术腐败的前线，虽然已经78岁高龄，仍然直言无忌，得罪了无数的人，对他的攻击、污蔑、造谣也就无日无之。我以前已经写过两篇文章澄清针对他的一些常见谣言（见《何祚庥、“毛子”与谣言》，载《北京科技报》2005年2月23日；《妖魔化何祚庥院士的背后》，载《北京科技报》2005年10月12日），今天看了《南方人物周刊》对何院士的专访，才知道对何院士的妖魔化已经从网络张贴蔓延到了媒体报道，觉得还有必要再说几句，算是构成一个三部曲。
这个专访叫做什么“追问何祚庥：科学家？哲学家？反伪斗士？”，明显就是要质问何院士的，采访之后，又拒绝让何院士看稿。之后，《南方人物周刊》将一份号称是原稿的访谈录贴到网上论坛，加了一个引导大家批判何院士的按语。正式出版的访谈录则有所收敛、有所删节。这两个版本都没有经过何院士的核对，据何院士说，里面充斥着断章取义、捏造之处。
从这个“访谈录”可知，《南方人物周刊》对何院士的了解，基本上来自邪教攻击何院士的造谣、宣传材料，而且他们也对这些邪教宣传深信不疑，当成事实摆出来质疑何院士，误导读者。我只举一个例子：
《南方人物周刊》：您应该知道，有些人对您的理论物理水平乃至您的院士资格表示怀疑。您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论证层子的存在，如今国际上也有证明是错误的。
何祚庥：我不知道。我没看到（这样的评价）。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我在进行理论物理研究时，每年发表文章10篇以上，算是高产的了。至于说贡献有多大，最好自己少说，由历史做结论。
《南方人物周刊》：由历史做结论，的确。但有人也由此揣测您转向所谓科学哲学以及后来反伪科学、对众多社会事务发言，是因为您在自己的专业——理论物理领域成绩不大、无以慰藉。
里面的“何祚庥”说他不知道有这样的评价，这话可能是真的，因为据我所知何院士并不注意邪教怎么骂他。我是注意过的，所以知道《南方人物周刊》其实只是当了邪教的传声筒，那些评价都是从邪教的宣传材料搬来的，何院士不知道这个背景，一谦虚，正中了《南方人物周刊》的圈套。
何院士面对这种完全是在羞辱人的质问，实在是太心平气和，太谦虚了。如果我是何院士，我会不客气地反问《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你是学什么出身的？学过理论物理吗？我写的有关论文你查过吗，看得懂吗？你有什么能力、有什么依据来评判我的理论物理水平高低、成绩大小、院士资格和层子模型？怎么就自以为什么都懂，可以居高临下地质疑一个理论物理学家的院士资格和理论物理院士的理论物理水平和贡献？还真把自己当成了“无冕之王”不成？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研究层子模型的中国物理学家，虽然据说是从毛泽东“物质无限可分”的观点得到的启发，但是是用量子力学进行论证、计算的，是真正的理论物理研究，并非“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论证层子的存在”，那纯属邪教宣传资料的污蔑。
层子模型在国际物理学界获得的评价并不低，例如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物理学家温伯格在《最初三分钟》一书中就曾提到中国物理学家提出的“层子模型”，说它类似于国外物理学家稍早提出的夸克模型。所谓“如今国际上也有证明是错误的”云云，那是邪教证明的，不是学术界证明的。
其实层子模型并非何院士一人提出来的，他只是参与该项研究的众多中国核物理学家之一，是因此在1982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的四名主要完成人之一。邪教因为痛恨何院士，连层子模型也恨上，实际上就是在诬蔑众多中国核物理学家。
质问一名78岁的老人为何不再搞理论物理学研究，把这也当成何院士不配当“科学家”的一条理由，也实在是太卑劣了。莫非他们不知道科学家的学术活动也有其活跃期和退休期？莫非他们以为搞科学研究是和信口开河、造谣污蔑一样，是可以活到老、干到老的？
我一向认为，科研的主力是中、青年科学家，老一辈科学家利用其威望参与社会事务，特别是普及科学知识、捍卫科学尊严、打击伪科学和学术腐败，起到的作用绝不亚于发挥余热继续从事前沿的科研，这是值得我们赞赏的，而不应该去嘲讽。当然，和没有良知的人谈这些，那是对牛弹琴了。
2005.12.11.
（北京科技报2005.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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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12月 13th, 2005
听说，《时代人物周报》倒了（12月5日停刊）。看看它在《年度十大公开信》中是如何捏造事实报道于建嵘骂人事件、污蔑新语丝的，就可知是个惯于造谣的黑媒体，倒掉了活该！
《时代人物周报》倒了，但是曾经在那上面造谣的李楠、孙彦德、李梓等记者我们却不该就此放过，因为他们很可能还会流窜到其他报刊继续造谣，我们仍然必须牢牢记住他们的大名，免得把他们写的小说当成新闻报道来读。
也听说，《南方人物周刊》执行主编徐列因为报道“敏感人物”被降职了。看看几个月前他是如何策划以采访的名义设圈套、以报道的名义造谣想要搞臭我，现在又想用同样的办法搞臭何祚庥院士，就可知他是个没有丝毫的新闻道德和做人道德的人，降职还便宜他了。对这种人应该驱逐出新闻界。在《南方都市报》的前老总受到不公正处理时，我曾经为他们鸣不平，尽了点微薄之力帮助他们。如果徐列有一天也有那样的下场，我却要拍手称快。
这就叫多行不义必自毙，不要什么都怪到政治打压。下一步我们就等着天下第一黑媒体《南方人物周刊》的倒掉，在它倒掉的时候，我也要喊一声“活该”，对那里的徐列、杨子、刘天时、曾繁旭、吴虹飞这些造谣记者，也一个不能放过。
这种和黑社会一样黑的黑媒体不倒，这种和黑社会打手一样黑的黑记者不倒，天理难容。难道他们横行的时候就没有想过总有一天会倒掉的吗？
活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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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12月 12th, 2005
中国不良记者名单
【防火防盗防不良记者】
《北京青年报·天天副刊》黎宛冰【滥用编辑权力为其父黎鸣当打手】
《新闻晨报》倪咏娟【造谣、打手】
《人民代表报》方红群【造谣、打手】
《21世纪经济报道》左志坚【造谣、流氓】
《南京晨报》潘瑞锴【造谣、打手】
《南方人物周刊》徐振江【造谣、欺诈、流氓】
（以下为2005年12月12日版）
《南方人物周刊》刘天时【造谣、欺诈】
《南方周末》笑蜀（陈敏）【造谣】
《南方周末》李海鹏【造谣、欺诈、流氓】
《南方周末》杨瑞春【造谣、欺诈】
《南方都市报》鄢烈山【造谣】
《长江日报》刘洪波【造谣】
《时代人物周报》李楠（李北方）【造谣】
《时代人物周报》孙彦德【造谣】
《时代人物周报》李梓【造谣】
《新闻晨报》郭翔鹤【造谣、流氓】
（以下为2005年7月7日版）
《南方人物周刊》徐列【造谣、欺诈】
《南方人物周刊》杨子【造谣、欺诈】
《南方人物周刊》曾繁旭【造谣、欺诈】
《南方人物周刊》吴虹飞【造谣、欺诈、流氓】
《新京报》曹保印【造谣】
《南方都市报》张超【造谣】
《外滩画报》邢林池（鲁朗）【造谣、欺诈】
《外滩画报》陈宇（南田）【造谣、欺诈】
《科学时报》杨虚杰【造谣】
《科学时报》熊卫民【造谣】
《科学时报》麻晓东【造谣】
《科学时报》赵路【造谣】
《科技日报》尹传红【造谣】
《光明日报》冯永锋（吕洞庭）【“纳米水”枪手】
《中华读书报》李鹏【剽窃】
《中国图书商报》吴燕【造谣】
《新民周刊》李泽旭【“金娣存款”枪手】
千龙网蒲红果【“金娣存款”枪手】
tom.com林白【“金娣存款”枪手】
新华社周长庆【“天仙液”枪手】
《人物周刊》唐朝【“核酸营养”枪手】
《成都商报》白雪飞【“核酸营养”枪手】
《成都商报》韩命军【“核酸营养”枪手】
《三联生活周刊》金焱【“核酸营养”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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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12月 10th, 2005
陶世龙按：南方周末2005-12-08 14:38:14发出众院士炮轰院士制度，很好。其中提到“一位中科院院士透露：‘有几位院士曾联名打报告，要求国家拨款40亿元，发展一个新项目。可结果发现，报告中的一些基本数据都算错了，其中一个关键技术指标算错了100倍，产量算错了60多倍。后来幸亏有人发现，才及时制止了这个错误。’”这个“一位中科院院士”就是因反对伪科学和支持学术打假而备受攻击的何祚庥，我是从北京青年报的报道得知的。在中国科学院网站上还有这个报道，看来南方周末的记者并未忘记，引用了这个例子，遗憾的是没记住何院士的名字，故在此补充说明，并把2003年7月30日的原报道一并发表在此，以供思考。—2005/12/08
方舟子按：南方周末记者能几乎全盘照抄何院士的话，当然不可能忘记话是何院士说的。只不过伪自由主义媒体南方报业集团正在策划合力搞臭何院士，好话就不能算在何院士头上，所以来个“为不贤者讳”，故意忘了是何院士说的。这也是《南方周末》堕落又一铁证。
2003年07月30日北京青年报的报道： 北京青年报讯 7月29日，在“北京市科协成立40周年座谈会”上，何祚庥院士呼吁，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加强自律，避免误导公众和政府。他并希望“科协带领科学工作者与缺乏自律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 “曾经有几位院士，联名向国家打了一份报告，想要国家拨款40亿元，发展一个新项目。可是结果发现，报告中的一些基本数据都算错了，其中一个关键技术指标算错了100倍，产量算错了60多倍！后来幸亏有人发现，才及时制止了这个错误。何祚庥院士说，人们普遍认为院士治学严谨，说话可信度高，但如果科学家不是靠严谨的治学精神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而是依靠自己的影响力去给决策部门施加影响，一旦国家按照这些缺乏严格评审的错误计算进行投入，岂不是要出大错？ 何院士随后拿起一份报告说：“这是一份调查北京市电动自行车发展对策的报告，由某大学和某交通研究中心合作完成。其中一些支撑结论的关键数据与事实不符。如报告里提到，北京市电动自行车有30％用的是镍镉电池，由于镍镉电池容易造成重度污染，所以这一数据成为一些地方禁止使用电动自行车的关键依据，可全国自行车协会曾做过行业调查，结果发现在全国各大电动车生产厂家中，还找不到哪家厂商生产过使用镍镉电池的自行车，更不知道这30%从何而来？当然也就谈不上因为使用镍镉电池带来的污染问题。” 何院士还说：“报告里还有一个说法，说每一辆电动自行车占用的道路面积有11.8平方米，骑过电动自行车的人都知道，一辆电动自行车哪里会占到这么大的道路面积？” 何祚庥说，作为科技工作者，尤其是院士，大家越是相信你，你治学、说话、办事就越是要严谨，更不能因为利益因素，故意利用自身影响夸大其词。 （2003年07月30日北京青年报 曾伟报道）
下面转发南方周末的报道。 两年一度的院士增选即将揭晓，当此关口——— 众院士炮轰院士制度
□本报记者 嘉实 12月中旬，两年一度的两院院士增选结果即将揭晓，当此关口，一场关于“院士制度存废”的争议，猛然袭来。 11月16日，一家媒体报道称，于上海举行的“院士圆桌会议”上，周光召院士建议，取消现行的院士制度。 周光召乃中国科协主席、中国科学院前院长，其身份显赫，此言一出，顿时引起外界关注。 圆桌会议 “当时一共13位院士参加。”中科院院士、著名海洋物理学家汪品先告诉记者，“圆桌会议”由上海科技学会主办，主题为“新型工业化道路中的自主创新”，但当时，大家不知不觉就将话题转到了院士问题上。 汪品先首先发起了对院士制度的批判，“现在的院士类似于‘一考定终身’，承袭中国几千年的科举制度，不少院士对自身的定位错了，社会对他们的定位也错了。” “可能都对院士制度有看法吧，”汪品先回忆，“大家都开始讨论起来，但我们只是认为院士要降温，现在社会上将院士炒得太热了。” 而据媒体报道，周光召院士后来在发言中说，目前很多院士都七八十岁了，几乎当上院士后没有什么新的成绩。他自嘲说，至少自己是这样。在一线的院士即使有点成果，也可能是学生帮着做出来的。 此外，周光召还抨击了现在到处设院士像和院士馆的现象，“这实在有点过分，不利于年轻一代在科学上的成长。学术界应该是没有权威意识的，只有在统一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讨论才能真正造就人才，实现科技创新。” “但我们并没要求取消院士制度，媒体也许误解了，”汪品先说，“包括周光召院士也只是希望改革现行制度的弊端。” 周光召后来对与会的13位院士倡议，“如果大家同意，可以在适当时候共同提一个议案。” 对于这些观点，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十分赞成，他告诉记者，“现在选出的院士，总体水平一届不如一届，虽然每届都有优秀人才加入，但平均水平不断下降。” “比如，两年增选一次时间太短，人才成长也没那么快，我曾经提出建议延长到三年一次，就我所知，和我持相同看法的人还不少，但始终未被采用。” 邹院士认为，这种院士整体水平下降以及各种不合理情况正越来越严重，所以有很多人不满，如果这种情况不能得到有效制止的话，还不如取消院士制度。 制度诟病 近几年，关于科技界的浮躁乃至学术腐败的报道不时见诸报端，2001年的“核酸风波”、院士候选人花钱做广告、863项目申报等等，都有黑幕被揭，尽管只是极少数，却给院士光环投下了阴影。 曾在“核酸风波”中仗义执言的邹承鲁已年过八十，1980年当选中科院院士，他告诉记者，学术腐败问题虽受到公众关注，但并未得到有效遏制，从某种意义上说，似乎日益猖獗。 一位中科院院士透露：“有几位院士曾联名打报告，要求国家拨款40亿元，发展一个新项目。可结果发现，报告中的一些基本数据都算错了，其中一个关键技术指标算错了100倍，产量算错了60多倍。后来幸亏有人发现，才及时制止了这个错误。” 这位院士感叹，人们普遍认为院士治学严谨，说话可信度高，但如果科学家不靠严谨的治学精神，而是依靠自己的影响力去给决策部门施加影响，一旦国家按照这些缺乏严格评审的错误计算进行投入，岂不是大错特错？“某些学者成为院士后，往往变异为‘学霸’，”中科院一位人士说，“在学术上根本不讲科学精神，反而捧起了‘金口玉言’这一套，其后果，往往扼杀年轻才俊的创新精神。” 这位人士提供的相关资料显示，我国科技界近年的世界排名不断下降：1998年，中国的科技竞争力排名世界第13位，到2003年已降至29位；此外，中国科技三大奖之一的国家技术发明奖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奖等连续多年空缺。 “不能将此完全归咎于院士制度，”这位人士认为，“但院士制度是我国科研体制的‘金字塔顶’，这只能说我国包括院士制度在内的科研体制，已经迫切需要变革。” 另外，对院士制度诟病最多的，当数选举过程滋生的腐败。 邹承鲁院士告诉记者，中国的院士选举制度，大体公正，但不是绝对的，“有些院士，说得不客气些，没这个水平却被选上了，原因就是做了幕后活动。” 以中国科学院为例，其《院士章程》中对院士增选有明确规定，新院士的产生要经历以下几个阶段：先由归口初选部门推荐，然后汇总到中科院，由各学部组织院士评审，最后由学部差额无记名投票选举。 邹院士介绍，按规定，候选人与投票的院士要回避见面，“但近几年的院士增选中，候选人自己出来活动的情况开始增多，更严重的是，不少单位和地区出于政绩考虑，主动出面活动，不惜重金攻关。” “比如单位组织一场学术活动，邀请许多院士参加，好吃、好喝、好招待，还送会议费、出席费，变相贿赂。” 面对越来越普遍的贿选现象，邹院士认为，这些行为不禁止，院士制度就不可能公正。为此，他多次在中科院院内会议上，呼吁选举要公开透明，“不久前我还就此公开发表文章，希望所有候选人的资料能够在网上公布，任何人查看了都可提意见，接受全国科学界的监督，这样才会比较公正。” 中科院主席团曾讨论过邹承鲁的建议，在会上同意，但没能实行，“他们告诉我，今年来不及了，下次再考虑。”邹院士说。 特权效应 截至今年增选结果出炉前，我国共有中科院院士687名，工程院院士654名。 在我国，两院院士除非有重大问题出现，一般均是“终身制”，他们大部分享受“三重”津贴：国家、省市津贴，以及院士所在单位补贴，因其所在地区不同，数额各异。 “在北京，科学院内院士津贴也就1000元／月，”邹承鲁院士告诉记者，“但在外地，特别是院士少的边远省份，院士享受的‘特权’不少。” 山东一位院士曾透露，他当选后，单位给多少万，所在市给多少万，省再给多少万，加起来一年的“年薪”超过100万元。 “院士的物质条件，现在大为改善了，”长期从事院士制度研究的顾海兵教授说，“比如西部某省举行了隆重的院士配车仪式，12位院士统一配备别克轿车，配车仪式锣鼓喧天，管号齐鸣，少先队员献花，记者云集。” 院士因为是最高学术称号，因而就成了“万能人”，成了各界争相炒作的目标，院士们穷于应付各种的“考察”、“颁奖”、“座谈”，用于科研的时间以及科研成果的质量可想而知。 顾海兵认为，“炒作使院士成了特权代名词，而巨大的利益刺激，又反过来促使大量的人想跻身其中，因而出现了1000多名候选人竞争100个增选名额，贿选不断。” 对于种种衍生出的问题，两院无疑也为此头痛，中科院曾在2001年出台《中国科学院院士科学道德自律准则》，同时还宣布，有两名中科院院士因违背科学道德而被除名，其中一人受到法律制裁，但后经媒体追踪披露，两人多年前已被取消院士头衔，迟至2001年宣布，其象征意味不言而喻。 中国工程院则在2003年公布过一则消息：从2002年10月至2003年6月间，该院共受理对院士的投诉信21件，涉及院士18人，调查结果发现，其中两例部分属实，两人均涉及研究成果归属问题，还有一位导师发表的论文有剽窃行为。 该院院长徐匡迪曾提出“五个不希望”：不希望出现什么都参加的“社会活动”院士，不希望院士为了论文能在更高一级的杂志上发表而在别人的成果上挂名，不希望院士压制不同的学术观点、轻率否定别人的科研成果，不希望院士参加一些商业炒作和商业包装活动，不希望或就是明确反对院士参加伪科学和封建迷信活动。 但凭“自律”或是“不希望”，能否解决积弊已久的制度问题？无论是内部的建议，还是院外学者的呼声都表明，院士制度已到变革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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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12月 8th, 2005
10月8日，我主持的新语丝网站刊登了严晋的文章《学术界罕见的骗局：评于建嵘
的成名之路》，对近年来因为“行走在乡间”、“用脚写作”研究三农问题而迅速成
名的于建嵘的学术履历和学术成果提出质疑，认为是“三分调研，七分编造，十分炒
作”，主要有四点：
一、据社科院的消息于建嵘目前只是一个副研究员，但他却对媒体和在简历中称
自己是研究员。
二、其成名作《当代中国维权农民群英谱》中的农民领袖，据新华社记者的调查，
他们要么向农民集资维生，要么要挟当地政府实现自己的个人利益，本地的绝大多数
农民并不认同他们。
三、于建嵘在文章中公布了大量据称由其领导的课题组所做的调查结果和统计数
据，而该课题组工作基本上是他一个人在短时间内完成的，根本不可能，怀疑他编造
数据。
四、于建嵘自称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做了长篇演讲，而他其实连最基本的英语
会话也不懂。
文章登出第二天，正在美国哈佛大学访问的于建嵘用电子邮件给我寄来《致〈新
语丝〉的公开信》，对严晋的质疑一一做出答复：他是研究员，有社科院颁发的工作
证为证；反对把维权农民说成是“地痞流氓”（方按：严晋文中并无这种措辞）；他
的调查结果有记录，有的则是根据中央媒体提供的资料“按照自己的分析模型进行统
计就可以得出相关结论”；他的确不懂英语，在哈佛是用中文做的演讲。一位叫陈愚
的读者发来一篇评论，根据他本人的调查，认为新华社记者的调查不足为凭，怀疑
“严晋就是h县的某一个基层干部”，并对新语丝网站“发表如此不负责任的文章”
感到不解。这两篇辩护文章在第二天就在新语丝上登出。
之后，读者“也谈三农”和原衡阳县三湖镇党委书记陈文胜投书新语丝，对于建
嵘、陈愚的说法提出了进一步质疑、批驳。我本人也提出了一点疑问：于建嵘坚称自
己是社科院研究员，但是于建嵘所在单位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网站今年9月发布的
一则“于建嵘赴美国进行中国农村基层领导合作研究”的消息中，却把于建嵘称为
“副研究员”，这又做何解释？
到此为止所发生的这一切，还是新语丝网站致力于学术打假5年来所经常见到的：
有人对某个学者的学术成就提出了质疑，被质疑的学者及其支持者做了澄清，别人
又提出进一步的质疑。按常规接下来应该是该学者再做反驳，或保持沉默。但是于建
嵘却采取了一个异乎寻常的空前举动：
他在10月14日给我寄来其新著《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湖南衡阳考察》的
文稿，要我审阅。我还未来得及做出反应，半天后，就收到了于建嵘《写给杂种方舟
子的信》，谩骂说“如果你不能就我颂扬的衡阳县维权抗争农民是不是‘地痞流氓’
作出‘判决’，那我就要告诉你，从你乱咬人的性格来看，你是你母亲与严晋这些地
痞流氓乱交结下的怪种。如果你认为我的这些话伤害了你，你可以到我户籍所在地人
民法院起诉我，我十分盼望用你的起诉来炒作自己。”两天后，于建嵘又再次寄来
《再致杂种方舟子的信》，内容与前封信大同小异，称：“我现在美国本来就无聊，
有你陪着玩是件再好不过的事了。”
这两封信在网上公布后，引起了轩然大波。有的人为于建嵘打气，认为对“学术
流氓方舟子”就应该用更流氓的方法来对付，欢呼总算出了个狠角色来对付方舟子了。
更多的人则是对一个“著名学者”像街头小流氓一样辱骂一位不过是提供了一个争论
平台的人感到惊讶、不解，并认定于建嵘是面对别人的质疑无力反驳，才老羞成怒的。
让那些为于建嵘打气的人失望的是，10月17日于建嵘的气就泄了，给我发来了致
歉信，为“这些信言辞如此激烈，并无故地伤害了你的母亲”表示歉意，并愿意承担
全部责任。但是又为自己找了个台阶下，声称此前的那两封信不是他的亲笔，而是
他委托一位“朋友”代写的。在我根据这些信的网络、电脑文件信息分析指出于建嵘
的这个借口漏洞百出、根本无法令人信服之后，于建嵘又变了脸，发表《方舟子你为
何如此不诚实？》继续借“朋友”之口谩骂我。
这个事件虽然很有戏剧性，但是涉及的不过是一位“著名学者”的学术道德和个
人道德问题，本来也不值得多说，甚至有的人认为没有必要再去痛打“落水狗”。
使这一事件进一步“升华”的是曾经把于建嵘评为“年度致敬人物”的《南方周末》，
在11月10日以两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一篇倾向性非常明显的报道《于建嵘VS方舟子：两
败俱伤的恶战》，并配发由被我批评过的人笑蜀、李方等人撰写的借此事件批评我的
“学术打假”的三篇评论文章。之后，负责该报道的编辑杨瑞春、记者李海鹏在网上
发表文章进一步攻击我，同属南方报业集团的《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等媒体
也相继发表鄢烈山、笑蜀、信力建、刘洪波等人的文章，全面攻击“个人学术打假”。
特别是笑蜀的文章更是颇有文革遗风，大发诛心之论，甚至认为：“方舟子的麦卡锡
做派现在是愈来愈明显，这样的麦卡锡做派之于学术，远比腐败之于学术要危险得多。”
“自由，还是法西斯，取决于方舟子自己的选择！”
我本人、学术打假当然都可以批评，如果我有任何不妥、错误之处，也愿意虚心
接受，乃至承担应负的法律责任。但是利用于建嵘骂人事件攻击我、进而否定学术打
假，却实在是让人觉得莫名其妙。严晋对于建嵘提出的几条质疑，有的已被证实，有
的有争议，于建嵘的破口大骂更让人起疑，无论如何这算不上是学术打假失败的例
子，不应拿它大做文章。何况，在该事件一开始时，我只是提供了一个争论的平台，
质疑于建嵘的文章我刊登，为于建嵘辩护的文章我也照登，这种做法，要比国内一般
媒体都公正得多，于建嵘却因此迁怒于我，某些媒体借机攻击我，毫无道理，后者不
过是为了维护“小圈子”的利益而不顾是非、乘机起哄，除了人身攻击，别无所能，
并没有证明我具体在哪一件事情上犯了错误。
我一贯认为，以个人的力量进行学术打假，有其局限性，个人的精力、能力有限，
可利用的资源有限，也不具有权威性，更无权力对造假者进行处理。但是在当前国内
并没有更为正规的渠道来处理学术造假的问题，因此只能暂时依靠个人的力量起到一
点舆论监督的作用。即便以后有了更为正规的渠道，也离不开个人的参与。学术是天
下的公器，打击学术造假人人有责，这是公民在法律许可范围内所享有的学术自由和
言论自由。因此，反对个人从事学术打假，就是在反对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在当前
实际上也就是在完全否定学术打假。
2005.12.01.
（人民网2005.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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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12月 7th, 2005
据新华社南京12月3日电，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国际UFO研究专家王思潮向记者通报，今年9月8日在新疆上空出现的不明飞行物基本上可以确定不是人类的杰作，可能与地外文明有关。
《金陵晚报》在12月1日也有一篇大同小异的报道，不过，不明飞行物出现的时间变成了2003年除夕，报道称：“王思潮觉得，基本上可以确定新疆除夕夜空中出现的神秘飞行物不是人类的杰作，很有可能是外星人的交通工具，在浩淼的宇宙中，外星人与地球人一样对其他星球的生命情况充满着好奇。”不知是记者搞错了时间，还是同一批外星人光临了新疆两次。
据我的检索，这是该研究员自2002年以来，至少是第5次向媒体宣称当时国内某地有人看到的某个不明飞行物可能与地外文明有关。如果我们相信他的说法，那么外星人真是对中国特别感兴趣，已多次光顾了。
王思潮做为当今世界上少有的（也许是唯一的一个）相信不明飞行物可能是外星人的飞行器的职业天文学家，频繁地向媒体发布其“研究结果”，受到媒体如此高度的关注，倒也可以理解。不过，这一次由新华社对他的观点进行详细的报道，被众多媒体转载，还是显得很不寻常。
我没有看到那次不明飞行物的原始资料，也没有兴趣去看，因为我不是什么“UFO研究专家”，甚至连摄影专家都算不上，让我看也未必能看出什么名堂。但是，对王思潮的研究方法，我倒是可以评论一下。
从报道可知，王思潮认定该不明飞行物可能是外星人的飞行器的理由有二：第一，它不可能是彗星，第二，它不可能是飞机。这种推理在我看来实在是荒唐。我们姑且相信这两种可能性的确被排除了（尤其是彗星这一条是很容易排除的，只要查查当天的天文观察记录即可），但是它不是彗星，难道就不可能是别的天文现象、气象现象或其他自然现象？它不是飞机，难道就不可能是别的“人类的杰作”（例如火箭、人造卫星之类）？怎么可能在排除了两种现象之后，就认定那可能是外星人的交通工具？如果我学习王思潮的推理方式，对他说：“第一，你不可能是石雕，第二，你不可能是猩猩，所以，你可能是外星人！”王研究员有何感想呢？
也许王思潮还对其他现象一一做了排除，而媒体没有报道。即便如此，也不能令人信服。王研究员虽然在著名的研究机构任职，但是他只是研究小行星的专家，不可能通晓所有的自然现象和人工现象，可以一一去排除它们。即使王研究员是全才，对所有的现象都了如指掌，限于条件也不可能都能做出准确的判断，更何况还可能有一些自然现象是人类未知的，怎么去排除？
今年9月在大连召开的首届世界UFO大会上，王思潮认为1981年出现的某个不明飞行物可能是与外星智慧生命有关的特殊飞行器，采用的也是类似的排除法，我当时已写过一篇文章加以批评（《如此“严谨”的不明飞行物专家》，载《北京科技报》2005年9月14日）。在10月份，在北京电视台的科技全方位节目中，我还为此与王研究员面对面争论了大半天，和北京天文馆馆长朱进一起批评了王研究员的研究方法。有意思的是，朱馆长的观点比我还“极端”。我不过认为外星人到地球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不可轻易得出外星人已来过的结论，而朱馆长干脆认为外星人不可能到地球来。
一些沉迷于神秘现象、伪科学的人都不愿或不敢与我在电视上交锋，王思潮却同意和我当众切磋，倒也难得。根据这次接触得来的印象，我并不怀疑他的真诚，甚至觉得他天真得有几分可爱，和那些满口谎言、谣言的“UFO专家”不太一样。但是，如果自认为研究的是一个科学问题，那么光凭热情和执着是远远不够的，起码还要有严谨的态度，遵循科学研究的规范。
“外星人可能光临过中国”，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说法，如果属实的话，足以震惊世界，改写人类文明史。这种耸人听闻的宣称，如果出自某位业余爱好者之口，见诸小报报端，尤可原谅。但是，由职业科学家讲出来，通过国家通讯社向全世界宣布，却又如此经不起推敲，那就是在开国际玩笑了。
2005.12.3.
（北京科技报2005.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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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12月 1st, 2005
自今年以来，几乎每个月都有在世界各地新发现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的密集报道，有的还是引起人员死亡的报道，其中最严重的是越南，自2003年以来已有42人因感染禽流感病毒而死亡，约占全球死亡人数的三分之二。中国青海、内蒙古、安徽、湖南、湖北、辽宁等地也出现了疫情。与去年年初中国首次公布禽流感疫情时引起社会恐慌、人人不敢吃鸡肉、逼得肯德基改卖猪排相比，公众的反应相对平静。反倒是流行病学专家们更为紧张：这是不是意味着一场流感大流行已迫在眉睫？
专家们担心的，不仅仅是禽流感的流行导致家禽大量病死或被捕杀造成的经济损失，也不仅仅是禽流感从家禽传染给人导致死亡的偶然事件，更担心的是禽流感总有一天会变异成可以在人群之中传播的人流感，人体对这种新型的流感将没有免疫力，会在世界范围内出现死亡惨重的流感大流行。在上个世纪，曾经爆发过三次流感大流行，都在一年内传遍全世界，导致了大批人死亡。其中最严重的是1918－19年间的流感大流行，在世界范围内大约有5千万人死亡。另外两次流感大流行分别发生在1957－58（约1百万死亡），1968－69年间（约75万人死亡）。这三次流感大流行都与禽流感有关。后两次流感大流行早就被发现是由于禽流感病毒和人流感病毒重组产生新亚型流感病毒引起的，而1918年的流感病毒也于最近被重建出来，发现是从禽流感病毒演变而来的。
1997年在香港爆发的禽流感，使人们首次发现禽流感能直接传给人。那次爆发导致18人住院、6人死亡。香港政府果断地消灭全香港1百50万只鸡，平息了第一次同时感染人类的禽流感，可能避免了一次流感大流行。之后出现禽流感疫情的各国纷纷捕杀家禽，也是出于同一个目的。但是也有“动物保护”人士指责这种做法是一种“犯罪”，质问：“我们采取这一切手段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为了防治疾病，还是因为我们过于自信，作为万物的主宰，拥有绝对杀戮的权利？”（王培《理性对待禽流感理性对待动物杀戮》，《新京报》2005年11月1日）本来是简单明了的事情，被这一问反而让人糊涂了。就算采取捕杀手段在主观上有什么可恶的动机，在客观上至少起到了控制疫情的目的，从而抢到时间弄清禽流感的传染机制并找到防治办法，例如研发出疫苗或特效药。只要我们承认人的生命高于动物的生命，那么这种做法就是无可指责的。
“动物保护”人士并且把禽流感视为动物对人类“文明”的报复，声称“从现有的科学研究成果看，禽流感的发生之源，是大规模的工业化动物养殖场”（居天桥《禽流感，人类自戕的谶语成真》，《新京报》2005年10月29日），呼吁人们像我们的初民那样，充分尊重动物的权利，与动物和谐相处，让生活回归到禽类与人类“风雨同舟”一般地亲密相处，才能避免一场人类的新灾难云云。
实际上，禽流感的起源与工业化养殖毫无关系。早在1878年就已有了发生禽流感的记载，禽流感起源的时间可能远远早于此时。科学研究已证实，禽流感来自野鸟，迁徙的水禽是禽流感病毒的自然宿主，对禽流感的传播起重要的作用，禽流感病毒亚型的地域分布与特定野禽固有的迁徙路线有关。它们可长距离携带病毒飞行，排出含有大量病毒的粪便污染家禽的饲料、水源等，从而将病毒传染给家禽，造成禽流感的流行。
而禽流感之所以在中国南方、东南亚各国肆虐，与这些地方盛行家禽与人类亲密相处的非工业化的“亚洲养殖方式”有关。在这些地区的农村，无数的家禽被放养在田间、池塘、河流和农场，使得它们有与携带病毒的野鸟及其粪便亲密接触、感染禽流感病毒的机会。不仅各种家禽混合饲养，而且与猪、牛、鱼混养。有的农场鸡舍就设在猪圈之上，鸡粪直接掉进猪槽中。这种混养方式为禽流感病毒在不同种群之间的传播和变异创造了条件。与工业化养殖相比，散养、混养的传统方式不便于发现疫情，也不便于发现疫情后统一捕杀。即便是亚洲地区的大型养殖场，也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养殖不同，由于饲养密度太大、卫生条件太差和缺乏疫情监测，容易造成禽流感病毒在家禽间的快速传播。
在西方国家，人们只能从超市购买已屠宰、包装好的家禽肉，而在亚洲国家，在农贸市场购买活禽、当街或在家宰杀仍司空见惯，使人们容易接触到病禽而感染禽流感。家禽、家畜的粪便被当成肥料、饲料撒到田地、鱼池，之后作物和鱼类又被人们食用，这也是传播禽流感的机会。因此，从野鸟、家禽、家畜到人，中国南方、东南亚各国完整地存在着禽流感的传播链，而且，流感病毒能在家禽、家畜和人之间来回传播，基因发生重组，容易产生能在人群中传播的新型流感病毒。
所以，与“动物保护”人士所设想的相反，如果要问禽流感的爆发能给我们什么警示的话，恰恰是要我们放弃与家禽密切相处的饲养方式和饮食习惯，过一种更为“文明”的生活。禽流感不是对人类文明的报复，而是对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惩罚。
2005.11.15
（《环球》20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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