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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05月 31st, 2006
我们处于基因的世纪，几乎每天都会见到报道说发现某种基因影响人
的疾病、生理、心理和行为，甚至连一个人的政治倾向也有人认为与基因
有关。如果是在二、三十年前，类似这样的一则报道将会引起轩然大波，
但是现在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了。
不久以前，苏格兰格拉斯哥人群健康中心的研究人员向媒体透露说，
他们发现有一种基因与贫穷人群有关。这则消息没有引起什么反响。认为
人的贫穷是由基因导致的，这并非新鲜的想法，早在上个世纪初遗传学刚
刚建立的时候，有不少遗传学家就这么宣称过，由此引发了一场旨在消灭
劣等基因以改造社会的“优生学”运动，使“优生学”一词后来在西方声
名狼藉。
不过，这一次苏格兰的遗传学家似乎并非是在空谈。他们发现，在苏
格兰贫穷社区的人群中，体内细胞因子的含量要比富裕社区高得多。细胞
因子能使人体免疫系统处于警戒状态，随时准备抵御细菌的入侵。因此体
内细胞因子的含量高有助于提高儿童对疾病的免疫力，这可能是自然选择
的结果，是贫穷人群对比较的恶劣生存环境的一种适应。不过，对儿童有
益的因素对成人却可能有害。人体免疫系统持续处于警戒状态会导致慢性
炎症诱发心血管等疾病，让人容易衰老。据称生活在格拉斯哥东区的穷人
到55岁看上去就跟70岁一样老，他们的平均寿命只有64岁。
这项研究至此听上去还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不过其研究人员并不满
足于此。他们对实验对象做脑部扫描，想要发现这种高免疫力对人的心理
状态有何影响。他们认为细胞因子也会影响人的情绪，让人对人生感到悲
观，因此可以解释为什么穷人会觉得自己受困于贫穷，而失去了改善生活
的兴趣。换句话说，这种由贫穷环境选择出来的基因又会让人安贫乐道，
难怪苏格兰媒体将它称为“贫穷基因”。
穷人的后代一般来说也更容易贫困，暴发户即使在现代社会也不多见，
从这个角度上说，贫穷是“遗传”的。而人类的婚姻历来讲究门当户对，
让穷人和富人分别成了两个“遗传群体”，那么在这两个“遗传群体”中
找到有些基因的频率不一样，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细胞因子是否就是一
个与贫穷有关的基因，光靠研究苏格兰格拉斯哥市的穷人群体是不足以得
出结论的，还需要与世界各地的穷人群体相互比较才行。
即使这真的是一个与贫穷相关的基因，也不能说明它就是“贫穷基因”。
相关性并不等于因果性。它可能与贫穷没有直接的关系，也可能是贫穷的
结果而不是因素。把它做为贫穷的因素，最多算是一种难以证明的猜想。
可能是因为历史文化的原因，英国科学家喜欢去研究贫富差异。在
1997年，英国科学家公布过一项调查结果，发现老夫少妻的后代中儿子多
于女儿，而老妻少夫的后代则是女儿多于儿子。在英国，老夫少妻多发生
于上层阶级，而老妻少夫则多发生于社会的底层，因此这似乎表明后代性
别的比例也存在贫富差异。
其实这种现象生物学家们早就发现了。根据自然选择原理，如果一个
生物群体存在着等级，不同等级的交配机会不同，那么，后代性别比例也
会发生变化。等级较高的，会生更多的儿子，因为它们的一个儿子可以跟
许多雌性交配，传播基因快；而等级低的，会生更多的女儿，生了儿子也
不容易找到配偶，生了也白生。
1985年通过对苏格兰红鹿的研究，证实了这项预测。这种红鹿实行一
夫多妻制，母鹿中则存在着等级制度。等级高的母鹿能够抢到更多的食物，
长得更强壮，它们的后代能受到更好的照看，结果它们的后代也比平均水
平强壮。如果母鹿能够“知道”自己的等级（比如，老是觉得肚子饿或血
液中二氧化碳含量高，就意味着等级低），那么等级高的母鹿将会倾向于
生儿子，而等级低的将会多生女儿。
人类是生物长期进化的产物，我们的行为不可避免地会打上进化、遗
传的烙印，虽然我们未必会意识到。但是人类同时又是社会的产物，贸然
把人类的行为都归因于人的生物学属性，是不明智也是不负责任的。特别
是在发布能够影响到社会观念、社会决策的进化生物学和遗传学研究成果
时，更需要慎重。
2006.5.29
（中国青年报2006.5.31.）
(XYS2006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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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05月 29th, 2006
◆ 我的经典
·方舟子·
乃摒弃本业，而驰鹜古典。
──张居正
从中学的时候起，我就常常被误会为读过许多书，其实我最多不过只能算翻
过许多书罢了。我的读书习惯是随便抽出一本书来翻翻，偶尔被某句话或某件事
吸引住，就把目光停住看一会。就连鲁迅所说凡是要冒充读书读得多者必读的
《四库全书提要》，我也只是翻翻而已。交谈、作文时想起了曾经在某本书上读
过的某句话、某件事，说出来，也就往往让听者、读者误以为我读过那本书，而
其实我对那本书的所有知识可能也就是那句话、那件事。虽说从小就被教育“好
记性不如烂笔头”，我却也几乎不做读书笔记，需要照抄原文的时候，再凭记忆
去翻查，也往往能查到，而翻查的过程也相当于又把那本书“看”了一遍了。
以我这样的读书法，身边也就需要堆放一堆书供随时翻、查，等到床上地下
越堆越多的时候，既然没有女秘书来给我整理，也就只能亲自动手收拾，收拾时
又顺带把这些书翻翻。近日收拾时，翻出了杜小真译的加缪的《西西弗的神话》，
翻开扉页，看到写着“我的经典”四字，已忘了是什么时候写上去的了。于是又
翻到最后，见写着“１９８８．４．３阅毕。１９８９．２．１７重阅毕”。能
让我从头读到尾、而且边读边划线的书很少，一年之内重读两遍的书更是屈指可
数。出国时，因为担心行李超重，本打算一本书也不带，后来还是忍不住塞了几
本小册子，其中就有这一本。当时大概是计划到了美国后再重读一遍的，然而竟
没有。初到美国时在一家旧书店看到这本书的英译本，把它买回来，也只是翻了
一下，并未再细读。我与这本书的缘分，也就结束于１９８９年２月１７日。
但在我的大学本科时代，与我最有缘分的书也就是这一本了。在我上大学之
前，早已把整个人生设计完毕，思想也已成熟，所以，那时候读书，已不是要找
引路的导师，而是在找知心的朋友。而使我对这个朋友一见如故的，却是它的开
头所引的古希腊诗人平达的两句诗：
哦，我的灵魂并不追求永恒的生命，
而是要穷尽可能的领域。
而全书所论证、抒情的，也都不出这两句。我早知道人生道路的结局只有一
个──鲁迅说是“坟”，而其实有时候是连“坟”也未必有的，而通往这个结局
的道路却可以有无数条。要让宿命的人生变得有趣，就尽可能地多走几条路；要
让荒谬的人生变得有意义，就不妨细细地体味每一过程的悲欢痛快，结局如何也
就无关紧要了。唐璜穷尽女人，演员穷尽角色，征服者穷尽土地，创作者穷尽艺
术，而一无所有的我们，至少可以以心灵穷尽世界，永不停息。当我无师自通地
想明白了这一切，突然看到有人在哲学上对此做洋洋洒洒的论证，让我从此在旅
途上可以把胸膛挺得更高，那种亲切，如遇故人。而加缪完成这本书的时候，也
不过二十九岁。
而我书中的爱人，则是我在高二那一年读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多
夫》。初中的时候，阅读的范围限于中国的经典。上了高中，突然觉得应该放眼
世界了。大部头的世界名著，除了卡夫卡、博尔赫斯、加缪、萨特、马尔科斯这
些较现代的作家的作品是在大学时才开始涉猎；经典的部分，象雨果、列夫·托
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的作品，却都是在高中时候读完
的，以后也未再读。尤其是高三那年，由于要准备高考，上课基本上只是复习，
没有多少新内容可学，闲得很，也就成了我读闲书最多的一年，而其实也是我看
电影最多的一年，独自去看电影的习惯也就是在那时候养成的。然而所有的这些
名著、名片，却没有哪一部象《约翰·克利斯朵夫》那样给我的心灵如此深沉的
激动。那是我在书的世界所发生的刻骨铭心的初恋，事实上也是唯一的一次爱情。
在那个假期我日日与她为伴，共享了所有的喜怒哀乐，除此之外，似乎在整个假
期里未再做别的什么事了。如果能翻翻那时候的日记，一定很有意思，可惜都留
在了国内。当时的纪录其实并不重要。一个十六岁的少年从此带着“以不断的创
造征服不断的磨难”的信念，无悔地越过成年的门坎，去追求不息地扩张、更新
的生命，这就够了。从那以后我没有、也不必再去读这部书。
有时想想也觉得奇怪，于我最为有缘的两部外国作品，都是法国人写的，而
我偏偏不懂法文，也不知会因此未能偿到多少的原汁原味，想来总是一件很遗憾
的事。对英语作品，却从未能让我有那样深厚的感情，虽然反反复复读过不少达
尔文、罗素的著作，对他们，却只有对智者的敬畏。对于智者，无法为朋友、爱
人，而只能为老师了。但是，我书中的先生，在初一那年从家庭藏书中翻出了一
套年龄比我还大好几岁的《鲁迅选集》之日起，就已经注定了。从那时候起，我
的案头就总会有一、两册的鲁迅全集分册或作品集的单行本放着，不时地翻翻，
对我而言几乎就等于是休息。第一次上美国大学图书馆，借回来的也是几本鲁迅
作品集。与《西西弗的神话》、《约翰·克利斯朵夫》不过是一时因缘，而与
《鲁迅全集》的缘分则恐怕是要持续一生了。对这套中国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在
初中、高中、大学时代和现在不同的时候读，总能有新的感受；在少年、青年、
中年和老年来读，滋味也不会相同，所以也就可以时时、不停地读下去。先生所
教给我的，并非人生观——我觉得人生观是应该靠自己去领悟的，无人可教──
而是更为实际的东西，教我为人，教我处世，教我作文，甚至也教我写诗。我对
现代诗歌的最初的感悟，就是在把《野草》反反复复读了无数遍、自然而然地记
住了其中的每一句话所以不必再读以后所得来的。
是那个老问题了：如果你被流放到一个孤岛，只允许你带一本书，你将带哪
一本？其实，在孤岛上，有蓝天碧海为伴，即使无书可读，也不要紧的。这个问
题，不妨改成：如果你被判单独监禁，只允许你带一本书，你将带哪一本？在十
年前大学校园人人自危的日子里，我是认真地考虑过这个问题的。这一本书，必
须可以景仰，可以钩沉；可以索隐，可以发挥；可以默诵，可以吟咏。每一个字
都可以发现一个故事，每一篇作品都可以写作一篇文章。既有无限丰富的内容，
又有无比精深的内涵。既平易近人如知心的好友，百读常新如永远的爱人，又超
凡入圣如旷世的良师。我的回答不假思索。我将带着一册《杜工部集》欣然赴命，
让这道“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光彩”（闻一多语）照亮漫漫
长夜。也许我很幸运地永远不必真正去面对这个选择，但总有一天，我终将退隐
到家乡的岛上，自我划地为牢，让一千四百首诗包围我。不在千家注杜中再加入
一家，那个在孩提时代从一副对联“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中所发
现的美丽新世界在我的眼中就不会圆满。当我看够了世界，当我厌倦了流浪，回
归也就是无可改变的结局。我从哪里来，还到哪里去。
“东行万里堪乘兴，须向山阴入小舟。”（杜甫《卜居》）
１９９９．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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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05月 27th, 2006
学术打假第一人方舟子：无论到哪儿我都是漳州人
2006-5-17闽南日报
学术打假并非靠一个人的力量
采访的地点选在晓风书屋。与书墨飘香的氛围相映衬，方舟子的谈吐文质彬
彬，充满着浓郁的学者气质，让人一时难以将他与学术打假的尖刻锐利联系起来。
方舟子在2000年创办中文网上第一个学术打假网站———立此存照，近年来
一直奔波于国内，为揭露学术界腐败、净化学术界鼓与呼。谈及学术打假的初衷，
方舟子说，近几年来国内学术界并不纯洁，学术腐败的事情屡见不鲜，自己和其
他人站出来，就是希望能为推动学术界健康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作为方舟子学术打假的主阵地，他所创办的新语丝网站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
方舟子谈及网站创办初衷时说：“学术打假靠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新语丝所
起的是一个平台作用，给其他的打假者一个发言的渠道，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学术
打假中来。”
据不完全统计，六年来通过新语丝网站揭露的学术腐败事件已经有500多例，
其中有近100例由方舟子本人亲自参与揭露。有媒体也因此对他冠以“学术打假
斗士”称号。对于“头顶上的光环”，方舟子笑称担当不起。“在学术打假中，
自己所起的作用无非是把‘学术腐败’这个盖子揭开，让更多以前不了解情况的
人来关注它，以借助社会力量来进行学术打假；同时希望能抛砖引玉，让那些刚
接触科研的年轻学者能引以为戒，踏踏实实地做学问。”
不怕因学术打假得罪人
采访前，一位熟识方舟子的人告诉记者，方舟子回到家乡云霄时曾嘱咐自己
家人不要把家里电话号码向外界透露。方舟子承认此举是不想因为自己学术打假
的事而牵涉到家人。
在互联网上，方舟子与他人的学术论争一直是网络热门话题。他也因为论争
给自己树了一个个“敌人”。对此，方舟子有自己的见解。“学术打假不得罪人
是不可能的，毕竟这会触及他们个人利益。比如打击到某个高校的知名教授，必
然就会引起那里师生的反弹，可能他们不喜欢我在打假时的尖刻风格。如果确实
打错了，我们会立即澄清事实，并（向受害者）致歉。如果事实确凿，而别人对
打假者进行人身攻击、谩骂，恰恰说明他们心虚。”
对于外界怀疑其学术打假动机的说法，方舟子淡淡地说：“在学术打假中，
我并没有从中得到什么利益好处，只是对国内目前这种学术腐败看不下去，尽自
己的力量去改变它。再说打假也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事，现在有一个团队运作，帮
自己调查、研究、取证。【方舟子按：最后一句话记录得不准确。现在并无一个
正式的团队运作，以后也不准备成立这样的团队。但是有许多人在帮助我。】”
不管到哪儿，我都是一个漳州人
采访时，方舟子一直在品茗着闽南特色的功夫茶。对于喝茶习惯，方舟子笑
着说，喝惯了改不了；从云霄离开后，无论是在安徽求学，还是在美国读书，自
己都一直保留着这个习惯。
对于家乡，方舟子也一直怀有深厚感情，时常从各种渠道了解关注它。他告
诉记者，自小在闽南长大，已经烙上深厚的（闽南）文化印记；自己青少年时期
是在漳州受的教育，家乡文化对他的影响很大，这一切都会让他终生受益。近年
来家乡变化很大，希望它能发展得更快更好。
短暂的相聚后又是离别。方舟子在结束采访后也将启程返回北京。临别前，
记者请方舟子用闽南语讲几句话，或许是“近乡情更怯”缘故，方舟子推却了一
阵才腼腆地接受，但还是一直声明“自己的话带着很浓的云霄腔，怕大家听不
懂。”在记者的极力“怂恿”下，方舟子终于“鼓起勇气”用家乡话说了句：
“不管我到什么地方，我都是一个漳州人！” 本报记者姚兆羽
(XYS2006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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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05月 27th, 2006
对于凡夫俗子来说，死是生命自然的终结；而对于圣贤豪杰，死则是人格最
后的完成。这样的完成，可以静美如秋叶，更可以绚烂如春花，而在山河破碎之
时，则只能壮丽如夕阳了。
当年轻的黄道周把自己锁在福建铜山（今属东山县）孤岛上一座小小的石室
刻苦攻读，立志当圣贤的时候，也曾经推演周易预卜自己的结局，据说准确地推
算出自己将死于六十二岁这一年。而这将是怎样的一个完成啊！
一、出关
圣贤的传统道路，是治国平天下。但如果我们翻开黄道周的履历表，就会发
现他这条路走得极为艰难，以闽人固有的固执身处大厦将倾的末世，毫无成功的
可能。自从天启二年中了进士以后，因为几次上疏奏事为倒霉的大臣求情，自己
也跟着倒霉，屡调屡降，其中有几年还被斥为民。崇祯十一年，因为弹劾大学士
杨嗣昌，当面顶撞皇帝，被连贬六级赶出京城，到江西按察司当小小的照磨。过
了两年，江西巡抚解学龙在评价所部官员时，偏偏对黄道周推崇备至。崇祯皇帝
闻言大怒，说他们两个以党邪乱政，削了解学龙的学籍，把黄道周逮进刑部要求
处死。如果黄道周就这么死了，不过是崇祯皇帝所随意屠戮的无数大臣中毫不起
眼的一个，至多留下个忠谏的声名。幸好刑部尚书敢于抗旨，争辩说只有封疆或
贪酷大臣才能以党邪乱政论死，以言论得罪，最多只能判处充军。审了两年，最
后是判处黄道周永戍广西。还没走到广西，圣旨又下来了，皇恩浩荡，赦免复官
。但是黄道周已不再做治国平天下的梦了，一获赦免，便告老还乡，在龙海邺侯
山背山临江盖了一座邺山讲堂开坛讲学。这时候，他已是公认的儒林领袖、一代
宗师，被时人推崇为“字画为馆阁第一，文章为国朝第一，人品为海内第一，其
学问直接周、孔，为古今第一”（徐霞客语），全国各地来听讲的人络绎不绝，
门前的九龙江，号称因此有千帆相竞。重返家乡这一年，他已五十八岁了，他的
打算，就是以传道授业了此残生了。
然而大明的气数已经玩完。崇祯十七年（公元１６４４年），明思宗吊死在
煤山，吴三桂打开山海关放进清兵，大明的国土很快只剩下了半壁江山，国难当
头，黄道周的官运却忽然好了起来。福王在南京即位后（即弘光帝），马上下了
诏书，命他赴南京担任吏部左侍郎。
弘光帝的任命下来，黄道周本来不打算去赴任，但当政的马士英派人逼迫：
“先生德高望重，不出来作官，是打算跟随史可法拥立潞王吗？”在此之前，大
臣们对该拥立福王还是潞王分成两派。以与崇祯血缘的亲疏而论，应该立福王，
但此人臭名昭著，不可为人君，以史可法为首的朝中大臣都宁愿立亲缘较远名声
却较好的潞王，还在犹豫不决，手握重兵的马士英抢先立了福王，乘机把朝柄捏
在手中，而把史可法赶到了扬州前线。黄道周之所以不愿出山，正是不愿去给这
些人当花瓶。但福王这一派的人，也不会把他留给其他藩王，软硬兼施之下，他
也就只好上南京去了。到了南京，就被升为礼部尚书，地位不可谓不崇高，却仍
然是摆设。弘光小朝廷，只在醉生梦死中残存了一年，当多铎的铁骑杀到南京来
的时候，如果黄道周人在朝廷，绝无可能跟从钱谦益冒着大雨跪在城门口恭迎清
兵，自然只有一死殉国，那样也不过是南京陷落时自杀的大臣中的一个。但上苍
却不愿这么快就把他赶下悲壮的历史舞台，南京陷落的时候他恰好被派到浙江祭
奠禹陵，无意中又躲过了一劫。
弘光小朝廷一倒，黄道周平天下之心却更炽了。先是准备去跟随潞王，不料
潞王才监国三日，就向清兵投降。然后是唐王监国，被郑芝龙、郑鸿逵兄弟拥戴
着往福建跑。黄道周深知福建的地势易防守难出击，一进了福建，最多是关起门
来当小朝廷，万难恢复故土。而且当时的福建乃是郑家的天下，去了那里，就是
去当傀儡了。他写了一封信劝阻唐王入闽，信还没寄到，唐王已过了仙霞岭进了
福建了。黄道周只好也回了福建，打算走小路回漳浦老家去，在半道上被唐王派
人截了下来，迎到福州。唐王也在福州正式登基，即隆武帝。
隆武帝是读书人，读书人大都敬重黄道周，他也的确要重用黄道周，封官武
英殿大学士兼吏、兵二部的尚书，成了宰相了。但战时的宰相并不值钱，兵食大
权都掌握在郑芝龙手里，不仅黄道周动用不了，连隆武帝也动用不了，君臣相见
，对此只有相对而泣。
这时候清廷已下了剃发令，为此在江南制造了一系列惨绝人寰的屠城惨案。
江南人民一面奋起反抗，一面向隆武朝廷求援。但郑芝龙却不准备发一兵一卒。
他的人生哲学很简单，当年他当海盗大王，明廷招降了他，给他高官厚禄，以后
清兵来了，再投降就是了，还会有高官厚禄的。而黄道周名为兵部尚书，却调动
不了一兵一卒，只能到家乡发动子弟兵了。隆武帝无法给黄道周一件武器，一分
军饷，一担军粮，他给黄道周的，只有几百张空白文书。黄道周就带着这几百张
空白文书上了路，每到一地，就用它来写奖状，谁参了军，就送一张亲笔书写的
奖状，最后竟然也给他拉起了一支几千人的队伍，筹到了一个月的兵粮。
隆武元年（１６４５年）九月十九日，这支以锄头扁担为武器的“扁担兵”
，这支只有不到十匹马、只带了一月兵粮的乌合之众，这支完全靠忠义之气纠结
起来的家乡子弟兵，在一位毫无作战经验的文人率领下，浩浩荡荡开出了分水关
，永别了家乡，去跟凶残的征服者做最后的决战。
当蔡夫人在家中听到丈夫出关的消息，长叹一声：“哪有将在内相在外而能
成大事的？道周死得其所了！”
二、决战
黄道周出关后，又一路招募新兵，江西的义师也都赶来汇合，加起来有上万
人。十月初抵达广信（今上饶），一进了广信就开坛讲学，借机募捐，又筹到了
三个月的兵粮。几天之后，分兵三路，向清兵发起了进攻，一路向西攻抚州（今
临川），另外两路北上分别攻婺源和休宁。
这是一场在军事史上没有留下任何影响的决战。《明史》的编撰者甚至不承
认这是一场决战，对整场战役的叙述只有十九个字：“由广信出衢州，十二月进
至婺源，遇大清兵，战败。”仿佛是稀里糊涂在路上碰上了清兵而被收拾了的。
这是一场任何军事分析家都会嗤之以鼻的决战。黄道周所面对的，并不是八
旗子弟，而是洪承畴的队伍。这支以前大明最精锐的部队，掉转刀口杀向自己的
族人时，一点也不比八旗子弟逊色。一方是没有受过任何军事训练的乌合之众，
一方是身经百战、横扫大半个中国的劲旅，其结果如何，还没开战就已决定了。
但是我们还能指望有更精彩的对垒吗？几个月前几十万南京守军不战而降，
现在又有几十万正规军龟缩在关内准备几个月后不战而降，保家卫国的责任被推
卸到了平民百姓肩上，这与其说是患得患失的两军交战，不如说是义无反顾的垂
死反抗。
婺源离得最近，这一路首先战败，随后休宁、抚州之师也被击溃，这么一来
，连广信也守不住了。向朝廷求援吧，请兵不至，请饷不给，黄道周召集诸将计
议：与其坐而待毙，不如倾巢而出做一决战，不能让清兵笑中国无人！婺源县令
本是黄道周的门人，这时捎来一信说愿意弃暗投明当内应，不管是真是假，就再
打一次婺源吧。
十二月六日，黄道周亲率部队向婺源进发，走到了童家坊，闻报说前面的乐
平已陷落了，下一个就该轮到广信了。广信的士民要求回去保卫家乡，黄道周就
让他们回去，自己带着门人们和乐平、德兴两县的乡勇千余人，继续前进。二十
四日，抵达明堂里，深入谷中，遭遇到了埋伏在那里的清兵。参将高万容不受节
度，率兵往山上逃去，全军崩溃。黄道周把招征印交给中书陈骏，命他突围逃回
，自己留下继续督战，直到兵尽矢穷，被俘。被俘之前他曾想自刎，被门人、兵
部主事赵士超所制止：“这里离南京不远，不如等一下死在太祖高皇帝身旁！”
这一等，就意味着要到狱中去遭受更重大的痛苦和更严酷的考验。
三、成仁
黄道周落到了徽州守将张天禄的手里。张天禄如获至宝，他知道，擒获一名
以忠义闻名的人，要比攻下数十州郡更能博得洪承畴的欢心。大概，在洪承畴看
来，如果能够劝得忠义之人投降，就可以减轻自己叛国投敌的耻辱吧。
黄道周被客客气气送到了南京。狱中的生活似乎和平时也没有什么两样，继
续著书立说，跟门人讲习吟咏如常。每天来探望他的人非常多，有的是来求教的
，他就在狱中开了讲堂，有的是来求字的，他也是有求必应。黄道周是明末首屈
一指的大书法家，与倪云璐、王铎并称晚明三大家，三个人的结局却完全
不同：倪在李自成攻陷京师时自缢而死，王投靠清廷，官至礼部尚书。黄道周的
书法是其人格的完美体现，“他的真书，如断崖峭壁，土花斑驳；他的草书，如
急湍下流，被咽危石”（沙孟海《近三百年的书学》），其行草大字，更以“险
怪”而为世所重。此时南京士人都知道他来日无多，争相向他索书，得到了就当
成宝贝收藏起来。以后的两百多年，清代的书法界极少有人敢于提到他，却也并
不妨碍其书画在民间的辗转流传，至今仍有许多作品存世。
清廷对黄道周如此客气，固然是敬重其儒林一代宗师的身份，更重要的，是
抱着感化、劝降的用心。洪承畴亲自出马劝降，黄道周先是装聋作哑，根本不认
这位同乡的老朋友：“洪承畴？早就在松山战死了，先帝赐祭九坛，带领百官亲
自哭临，怎么还会活着？一定是无赖小人冒充的。”继而送给他一幅对联：
史笔传芳，未能平虏忠可法。
皇恩浩荡，不思报国反成仇。（按：闽南话中“皇”、“洪”同音）
洪承畴又羞又愧，给清帝上疏，请求免黄道周一死：“道周清节夙学，负有
重望，今罪在不赦，而臣察江南人情，无不怜悯痛惜道周者。伏望皇上赦其重罪
，待以不死。”但摄政王多尔衮忌惮的正是这“负有重望”，“江南人情”，下
令尽快处决。
处决令下来的时候，黄道周已经绝食十二日了。他刚被俘的时候，蔡夫人即
派人送来书信：“忠臣有国无家，勿内顾”，这时候也用不着寄家书去告知死期
了，只在门人赖继谨的家书后面，添了十六个字：“蹈仁不死，履险如夷；有陨
自天，舍命不渝。”
隆武二年三月五日即是刑期。黄道周盥洗更衣完毕，对仆人说：“以前某人
曾向我索字画，我答应了的，不能食言。”命铺纸和墨，先作小楷，然后改用行
书，纸太长，写不完，以大字完成。又命铺纸，做水墨大画两幅，画一幅残山剩
水，再画一幅长松怪石。画完，从从容容写上题识，加盖印章，然后出门就刑。
黄道周被押到了东华门，想起孝陵就在附近，又见到一块福建门牌，就走到
牌下，指着“福建”两字说：“我君在焉，我亲在焉，死于此可也。”向着南方
－－家乡的方向－－再拜，不愿再往前走。监刑官只好命令在门牌下施刑。门人
蔡春溶、赖继谨、赵士超和毛玉洁从后面赶上来告别：“老师先走一步了，我们
马上就来跟老师的魂魄汇合。”四人在同一天被杀，合称黄门四君子。
随从请黄道周给家眷留几句遗言，黄道周撕裂衣衿，咬破手指，以鲜血写下
了最后一幅大字：
“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
一百年后，他所抗拒的征服者的皇帝乾隆推崇他为古今完人。
19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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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05月 26th, 2006
和中国一样，保健品（在美国称为“膳食补品”）在美国也有庞大的市场，
一年的销售额达230亿美元，其中主要是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复合维生素
片。超过一半的美国人经常吃这类产品。这种风气也逐渐传到了中国。在目前中国
市场上，也开始流行复合维生素产品，有的是进口的，有的是国产，更有的号称是
针对中国人的饮食缺陷量身订作的“黄金搭档”。在各色各样虚假保健品被揭露、
打击之后，至少还有些医学依据的维生素产品有可能会在中国保健品中也占据主导
地位。
人体需要吸收足够量的13种维生素和11种矿物质才能保证有充足的营养，缺乏
当中的任何一种都会导致营养不良。所谓复合维生素片就是含有人体每天最低需求
量的这些维生素、矿物质中的大部分或全部。复合维生素片在上个世纪40年代出现
以来，就一直是保健品市场上的宠儿。没有人会否认吃复合维生素能够避免营养不
良，但是大多数吃复合维生素的健康人并无这方面的需求，他们是想要获得更好的
健康、精力，预防和治疗慢性病。那么吃复合维生素片是否真能做到这一点呢？
坚持吃复合维生素片的人往往也是那些更注意饮食和锻炼，有更健康的生活方
式的人，因此简单地对他们进行研究，把他们和不吃复合维生素片的人做对比，是
难以得出可靠的结论的。医学研究的金标准是随机的对照临床试验。不幸的是，研
究维生素（含矿物质，下同）和慢性病的临床试验中，能符合这一标准的研究很少。
大多数这类研究的结果并没能给出明确的结论。
维生素也不是多多益善，吸收过量会导致各种疾病乃至中毒。一片复合维生
素片一般来说含有人体每天对维生素的最低需求量，似乎没有过量的危险。但是
现在市场上已有许多加工食品都添加了维生素和矿物质，例如食盐中添加碘，牛奶
中添加维生素D，面粉中添加硫胺、核黄素、烟酸和铁。那么，再吃复合维生素片
导致某种维生素过量的危险就不可忽视。有研究表明，吃硒、β胡萝卜素和维生素E
会增加老年人得食道癌的几率，吃维生素D和钙则会增加得肾结石的风险。在一项
临床试验中，有一组吃复合维生素片的试验者得前列腺癌的比例较高。不过，这些
都是初步的研究，还不是定论。
因此，在5月15－17日由美国国家卫生院召开的“复合维生素补品和慢性病预防”
会议上，专家们在审阅了有关临床研究后，得出了一个不是结论的结论：目前还没
有足够的证据来推荐或反对普通人群服用复合维生素片，对复合维生素片的有效性
和安全性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不过，某种维生素对某些特定人群的作用和副作用却已经有了比较确凿的证据。
怀孕早期孕妇缺乏叶酸会使胎儿出现神经管缺陷，因此育龄妇女应该每天补充400
微克的叶酸加以预防（以免在发现怀孕的时候，已错过了最佳预防期）。绝经期妇
女同时补充钙和维生素D能增加骨质密度和降低骨折的风险。患有中期老年性黄斑
病变（可导致失明）的不吸烟成人推荐服用三种抗氧化剂（维生素C、维生素E和
β胡萝卜素）和锌。但是吸烟者则不应该吃β胡萝卜素（维生素A的前体），因为
有证据表明定期吃β胡萝卜素片能够增加吸烟者得肺癌的风险。
那么，对那些已有了定期服用复合维生素片习惯的普通人来说怎么办？参加那
个会议的专家并不反对他们继续服用复合维生素片，其中有些人甚至支持服用复合
维生素片，因为许多人的饮食并不平衡，复合维生素片能够补充营养需求。
也就是说，如果你吃复合维生素片的话，应该是抱着避免营养不良的目的。为
了这个盲目的目的，要吃就要吃那些成分尽量齐全的制品，因为你不知道你的身体
究竟缺哪一种维生素。每个人的身体对各种维生素的最低需求量是基本相同的，但
是饮食中的富余与缺乏情况却是各不相同的。国内有的维生素产品号称是专门针对
中国人营养改善的需要研制的“黄金搭档”，据说根据中国营养学会的研究，知
道中国人不缺和缺乏哪一种维生素，有的维生素中国人需要补充，有的不需要云云。
中国幅员如此辽阔，生活习惯如此多样，各个地区、各个家庭、乃至每个人的饮食
习惯都各不相同，怎么可能会有一个统一的需求？根据常识也可以知道什么“黄金
搭档”是非常荒唐的。
2006.5.21.
（北京科技报2006.5.24.）
(XYS2006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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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05月 26th, 2006
中国流行指控学术造假，有人担心文/革式迫害
记者：David Cyranoski
英国《自然》2006年5月24日
（方舟子译）
中国科学有着被一把双刃剑切割的危险：一方面是猖獗的科学不端行为，另
一方面是基于虚假指控的迫害。
由于对官方恰当地处理造假事件一事缺乏信心，这导致人们越来越依赖于那
些质疑中国科学家的履历和著作的网站。但是许多人担心这种未经试验的指控会
导致的伤害。100多名在美国的华人科学家向中国政府递交了一封公开信，要求
它设置确保公正地调查科学不端指控的机制。
中国承认它面临着严重的科学不端的问题，包括剽窃以及捏造和窜改数据。
还不清楚这个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但是最近一大批指控已引起了对这个话题的
关注。
在今年3月，北京清华大学医学院副院长【译按：应是助理院长】刘辉在被
指控冒用另一个H. Liu的论文为其论文表注水后被解雇（见《自然》440,
728;
2006）。据报道刘辉否认这些指控，归咎于办事员失误导致的混淆。在今年4月，
成都四川大学因为澄清它的一名教授没有伪造论文，遭到了中国媒体的批评；这
篇论文自从它在2000年发表后就遭到攻击。曾在2003年宣布开发出中国第一个数
字信号处理芯片并引发爱国热情的上海西安交通大学【译按：原文如此】的陈进
2周前被其大学谴责伪造研究并从一家外国公司剽窃设计。
在所有这三起案例中，一个有众多读者的中文网站新语丝
（http://www.xys.org）对加强公众舆论发...
学造假方面享有声誉。
在前两个案例中，张贴在新语丝上的指控导致中国媒体进行跟踪报道。该网
站的拥有人、住在加利福尼亚圣地亚哥的生物化学学者方是民（方舟子）声称他
首先公布了据信把外国芯片改换标签的陈进公司的名称【方舟子按：我和记者说
的是“我们最先确定了那家为陈进打磨芯片并改换标志的建筑设计公司”（We
were
the first one to identify the architecture company which polished
and
re-labeled Chen’s chip.
）。“120人公开信”的签署者中有人污蔑我曾经为
陈进辩护，记者来问我是否有此事，我于是向他解释了一下新语丝网站在这个事
件中的所作所为：“我从未为陈进辩护。有关陈进的指控首先被张贴在几个读者
众多的互联网论坛，包括我们的论坛（新语丝有一个读者可以自由张贴其评论的
论坛）。在有记者确认并与揭发者联系之前，我没有在新语丝上发表这个指控，
因为我们的政策是不发表匿名指控。事实上，我帮助某些记者调查并报道这个案
件，提供了某些关键信息。我在我们的网站上发表了许多文章支持这一调查并披
露了一些信息。我们最先确定了那家为陈进打磨芯片并改换标志的建筑设计公司。我
写过一篇文章要求对这一案件进行深入的调查，让更多人承担责任并起诉陈进。”
(I never defended Jin Chen. The allegation about Jin Chen was
first
posted to several popular Internet bulletin boards, including
ours
(New Threads have a bulletin board that our readers can freely
post
their comments). I didn’t publish this allegation on New Threads
until
some journalists have identified and contacted the
whistleblower,
because it is our policy not to publish anonymous allegations. In
fact,
I help some journalists to investigate and report this case
by
providing some critical information. I published many articles
to
support the investigations and disclose some information on our
web
site. We were the first one to identify the architecture company
which
polished and re-labeled Chen’s chip. And I wrote an article to ask
for
further investigating this case, finding more people accountable
and
prosecuting Chen.)】。
在缺乏足够的正式调查机制的情况下，该网站所拥有的质疑科学家的力量已
让它成为指控不端行为的关注中心。
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印第安纳大学的免疫学家傅新元说，四川大学事件促使他
写了一封致中国科技部部长和中国科学院院长等科技高官的信，要求他们采取行
动。这封信在其同行中引起了共鸣——它在美国华人生物学家圈子中传了5天，
收集到120个签名，包括两名在中国的科研人员。“我深受感动。”傅新元说。
在表明揭露所有不端行为的必要性之后，该信集中在无根据的指控的问题上，
特别是那些没有给出实验程序有错的证据就进行学术攻击的。它以谴责“在缺乏
适当调查的情况下……匿名公开进行人身攻击”的现象结束。
傅新元说四川大学事件就是一个相关的例子。四川大学副校长魏于全在2000
年的《自然·医学》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描述使用外源内皮细胞做为抑制肿瘤生
长的疫苗。该论文声称在小鼠中获得成功，并提出该技术在人类中也能有效
（《自然·医学》6, 1160–1166; 2000）。
西安交通大学的免疫病理学家司履生在2001年审核魏于全的一份资金申请报
告时，首次看到这篇论文，他怀疑它含有捏造的数据。今天3月26日，在听说魏
于全在用这篇论文进一步申请大批资金后，司履生在新语丝上攻击这篇论文。
司履生的信引发了中国媒体的愤慨和魏于全所在大学的调查。四川大学的调
查结论说魏于全没有犯错误，这一关于魏于全的研究的争端不过是一场普通的学
术争论。中国媒体继续批评魏于全和四川大学，但是许多科学家认为司履生的攻
击是不负责任的，是由于对科学概念和步骤做了不合理的解释。
例如，司履生认为小鼠免疫系统应该对外源细胞中的所有蛋白都做出反应，
而魏于全的论文表明免疫小鼠只对少数几种抗原做出反应。“这违背了免疫学的
基本原理，”司履生说。
但是马里兰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免疫学家、傅新元信件
的签署者陈列平不同意司履生的看法。【方舟子按：陈列平还是中国科学院“海
外百人计划”获得者，在生物物理研究所感染与免疫中心兼职。】陈列平说有选
择性地只对一种或少数几中外来抗原做出免疫反应是一种众所周知的现象，称为
免疫优势。
司履生也对魏于全所用的小鼠数量提出疑问，估计要用到大约4万只。“这
个数量大得难以置信，”他说。魏于全说司履生算错了数量，实际上用的小鼠少
于5000只；陈列平支持魏于全的说法。
但是即使是那些为魏于全辩护的人也承认魏于全的反应于事无补。例如，司
履生声称魏于全至今拒绝出示其原始数据，大多数人同意公布原始数据将会平息
这个话题。魏于全告诉《自然》，“我没有说我不能出示原始数据供调查”，但
是他没有澄清他是否将会公开他的数据。他否认所有的不端指控。
四川大学的对此事的调查未能使许多人相信真相已大白，主要是因为它缺乏
透明度。“四川大学最近对指控造假自己做的调查完全是个笑话，”加州大学伯
克利分校的神经生物学家、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蒲慕明说。《自然》希望了
解四川大学调查步骤的细节和调查委员成员组成情况，该要求被交给了魏于全；
到《自然》印刷时他还没有提供有关该调查的任何信息。
蒲慕明相信这一事件表明大多数中国大学没有能力调查自己的成员。“调查
结果很可能受到大学自身利益的影响，比如为了保护它的名声，”他说。
傅新元在5月8日发出的信呼吁更高层次的资金提供机构，例如科技部、中国
科学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更大参与。
这些机构已经设有调查部门。中国科学院在1997年建立了其道德委员会，并
在2001年制定了准则。在1998年成立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说它在最初的5年调查
了445起不端行为的指控（在那段时间它资助了大约3万个项目）。对那些最严重
的案例，委员会无限期地禁止肇事者申请基金。
但是许多科学家感到这些委员会是无效的，对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缺乏信心，
这导致那些不满的人在互联网上公布其控告。例如，司履生说他考虑过把他的举
报交给中国科学院或科技部，但是他没能找到详细的联系方式。因此他把其指控
贴到了新语丝。《自然》试图与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委员会联系，
也没有成功。
“正是由于（实际上）缺乏这种正规的机制才使新语丝变得重要，”傅新元
说。但是傅新元做为一名人权提倡者，担心媒体根据网上不负责任的指控，特别
是那些没有表明其身份的指控进行的炒作，让人回想起中国的“大字报”。
在1970年代【译按：原文如此】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些贴在墙上的手写张贴
被用于迫害那些被认为是政府敌人的人。“任何人都能写任何事情，人们读了它
就假定它是对的，”陈列平说。“在学术界再发生这种事会是非常可怕的。”
自从方是民在2001年【译按：应是2000年】建立其网站用于揭露坏科学并试
图提高中国科研道德水平后，已受到了广泛赞扬。他为他的做法进行了辩护。他
说在收到的来稿中，他只发表其中的大约10％，而且他只发表那些向他表明真实
身份的来稿者的指控。他补充说，他会做一些初步的调查，有时也向外部专家征
求意见。
但是有几位科学家给《自然》写信，对方是民的网站变得如此有威力表示担
忧，说他们害怕姓名被公开，因为他们害怕成为他的敌人。
傅新元说，他希望能够见到中国建立一个由在科学不端行为方面受过训练的
专家组成的新的机构，对造假的指控进行调查，类似于美国的科研诚实办公室。
《自然·医学》的主编Juan-Carlos
Lopez说，那对解决司履生指控魏于全一案
肯定是必要的。“已经有够多的‘他说，她说’的废话，”Lopez说。“是能胜
任的权威机构介入的时候了。”
人们并不清楚这将会如何发生。傅新元和他的共同签名者也还未收到中国权
威机构的任何答复。
http://www.nature.com/news/2006/060522/full/441...
Nature
Published online: 24 May 2006; | doi:10.1038/441392a
Named and shamed
As accusations of scientific misconduct in China become rife,
some
fear persecution reminiscent of that used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David Cyranoski
Chinese science risks being sliced up by a double-edged sword:
rampant
scientific misconduct on the one hand, and persecution based on
false
accusations on the other.
The lack of confidence in official mechanisms for properly
investigating fraud has led to increased reliance on websites
that
challenge the records and publications of Chinese scientists. But
many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damage such untested allegations can
cause;
more than 100 Chinese scientists based in the United States have
sent
an open letter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sking it to set up
mechanisms to ensure that claims of scientific misconduct are
investigated fairly.
China admits it faces a serious problem with scientific
misconduct,
including plagiarism, and the fabrication and falsification of
data.
The scale of the problem is unknown, but a recent spate of
allegations
has drawn attention to the issue.
In March, Hui Liu, the vice-dean of Tsinghua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
in Beijing, was fired, following claims that he had boosted
his
publication list with papers by another H. Liu (see Nature 440,
728;
2006). Liu has reportedly denied the charges and blamed the mix-up
on
a clerical error. In April, Sichuan University in Chengdu was
criticized by the Chinese media for finding one of its
professors
innocent of fabricating a paper; the paper has been under attack
since
its publication in 2000. And two weeks ago, Jin Chen of
Shanghai’s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whose announcements of one of China’s
first
digital signal-processing chips in 2003 stoked patriotic fervour,
was
condemned by his university for faking research and stealing
designs
from a foreign company.
In all three cases, a popular Chinese-language website known as
New
Threads (http://www.xys.org), which has a reputation for
disclosing
scientific fraud in China, played a key role in fuelling public
outcry.
In the first two cases, postings of the accusations on New Threads
led
to the Chinese media picking up on the stories. And the website’s
owner,
Shi-min Fang, a biochemist based in San Diego, California, claims
he
was the first to post the name of Chen’s company which
supposedly
re-labelled foreign chips.
The power of the website to implicate scientists in the absence
of
adequate formal mechanisms of investigation has put it at the
centre
of concerns over claims of misconduct.
Xin-Yuan Fu, an immunologist at Indiana University in
Indianapolis,
says it was the Sichuan University case that drove him to write
a
letter to key science-policy officials, including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nister and the head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sking them to take action. The letter struck a chord among his
peers
— within five days of circulating it to other Chinese
biologists
based in the United States, Fu’s letter had collected 120
signatures,
including those of two researchers in China. “I was overwhelmed,”
says
Fu.
After noting the need to expose all types of misconduct, the
letter
focuses on the problem of unfounded allegations, particularly
those
that attack scientific claims without giving evidence of
faulty
laboratory procedures. It ends by condemning the tendency to
make
“personal attacks anonymously in public… in the absence of
proper
investigation”.
Fu says the Sichuan University incident is a case in point. Yuquan
Wei,
vice-president of the university, published a paper in Nature
Medicine
in 2000 detailing the use of foreign endothelial cells as a vaccine
to
prevent tumour growth. The paper claimed success in mice and
suggested
the technique could work in humans (Nature Med. 6, 1160–1166;
2000).
But Lusheng Si, an immunopathologist at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who
first came across the paper when reviewing a grant proposal by Wei
in
2001, suspected that it contained fabricated data. On 26 March
this
year, after hearing that Wei was using the paper to request a
further
large grant, Si attacked the paper on New Threads.
The letter led to a media fury in China and an investigation by
Wei’s
university. Sichuan concluded that Wei had committed no offence,
and
that the dispute over Wei’s research was simply a
run-of-the-mill
academic disagreement. The media in China has continued to
criticize
Wei and Sichuan University, but many scientists think Si’s attack
was
irresponsible and based on unsound interpretation of
scientific
concepts and procedures.
Si contends, for example, that the mouse immune system should
respond
to all proteins in foreign cells, whereas Wei’s paper suggests
that
immunized mice selectively respond to a few antigens. “This
violates a
fundamental law of immunology,” Si says.
But Lieping Chen, an immunologist a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in Baltimore, Maryland, and a signatory to Fu’s
letter,
disagrees with Si. Chen says that a selective immune response to
one
or a few foreign proteins is an aspect of well-known
phenom–enon
known as immunodominance.
Si also questions the number of mice Wei used, estimating this to
be
around 40,000. “This is too big to believe,” he says. Wei, backed
by
Chen, says Si has miscalculated the number, and that less than
5,000
mice were actually used.
But even those who defend Wei admit that his response hasn’t
helped.
For example, Si claims that Wei has so far refused to release his
raw
data, which most agree would settle the issue. Wei told Nature, “I
did
not say I cannot release raw data for inspection”, but he has
not
clarified whether he will make his data available. He has denied
all
misconduct.
The university’s investigation into the matter has failed to
convince
many that the truth won out, mainly because it lacked
transparency.
“The recent self-investigation into alleged fraud at Sichuan
University is a total joke,” says Mu-ming Poo, a neurobiologist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and head of the Institute
of
Neurosciences in Shanghai. Nature’s request for details on
the
university procedur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members of the
investigation committee was referred to Wei; as Nature went to
press
he had not provided any information about the investigation.
The recent self-investigation into alleged fraud at Sichuan
University
is a total joke.
Poo believes the incident is indicative of the fact that most
Chinese
universities lack the capacity to investigate one of their own.
“The
outcome is likely to be influenced by the university’s own
interests,
such as protecting its reputation,” he says.
Fu’s letter, sent on 8 May, calls for greater involvement of
higher-level funding bodies such as the science ministry,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AS) and the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SFC).
These institutions already have investigatory bodies. The CAS
established its ethics committee in 1997 and drafted guidelines in
2001.
The NSFC committee, established in 1998, says it investigated
445
allegations of misconduct in its first five years (out of an
estimated
30,000 projects that it funded during that time). In the most
severe
cases, the committee indefinitely blocks perpetrators from
applying
for funds.
But many scientists feel these committees are ineffective, and a
lack
of confidence in their ability to settle matters is driving those
with
grievances to publish them on the Internet. For example, Si says
he
considered sending his complaint to the CAS or to the science
ministry,
but he was unable to find contact details for either. So he posted
his
accusation on New Threads instead. Nature’s attempts to contact
the
committees of the CAS and the NSFC were also unsuccessful.
“It is the [effective] absence of such formal mechanisms that
makes
New Threads important,” says Fu. But Fu, a human-rights advocate,
is
worried that the media frenzy following irresponsible
web-based
accusations, particularly by those who don’t identify
themselves,
hearkens back to China’s ‘big letter’ posters or ‘dazibao’.
These wall-mounted handwritten posters were used to persecute
those
considered enemies of the governmen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1970s. “Anyone could write anything, and people would read it
and
assume it was right,” says Chen. “It would be a terrible thing to
go
through again, in academia.”
Fang, who has been widely praised since setting up his website in
2001
for exposing bad science and trying to raise the profile of
research
ethics in China, defends his postings. He says he only accepts
about
10% of submitted letters, and that he only publishes allegations
from
correspondents who identify themselves to him. He adds that he
does
some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and sometimes asks outside experts
for
their opinions.
But several scientists have written to Nature to express concern
over
how powerful Fang’s website has become, saying they are afraid to
be
named for fear of becoming his enemy.
Ideally, Fu says he would like to see China establish a new
agency
staffed by experts trained in scientific misconduct that
could
investigate claims of fraud, akin to the US 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 That would certainly be necessary to resolve the case of
Si
versus Wei, says Nature Medicine’s editor-in-chief Juan-Carlos
Lopez.
“There’s been enough of this ‘he said, she said’ nonsense,” says
Lopez.
“It’s time for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 to get involved.”
How likely that is to happen is unclear. Fu and his
co-signatories
have yet to receive any response from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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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05月 25th, 2006
在上个世纪一、二十年代，许多生物学家认为蜜蜂和其他昆虫都没有色觉。
难道花朵鲜艳的色彩竟会不是在吸引蜜蜂的来访？德国生物学家卡尔·冯·弗里
希（Karl von
Frisch）对此不以为然。他开始做实验测试蜜蜂的色觉能力。在
一些有不同的灰色程度的纸张中放一张有色的纸，然后在色纸上放上一个小玻璃
盘，里面装糖浆。弗里希发现，附近蜂巢中的蜜蜂能够识别出这个颜色。
而且弗里希还注意到，在两次试验的间隙，会有零星的蜜蜂飞过来侦察，如
果它们发现又有了糖浆，会返回蜂巢，几分钟后，一大群蜜蜂就会蜂拥而至。
这只侦察蜜蜂是不是跑回去报信呢，又是如何报信的呢？科学史上一个最迷
人的发现之一至此意外地开始。弗里希观察到，侦察蜜蜂回巢后，会在蜂巢上右
一圈、左一圈地跳起“8”字形的圆舞，吸引许多其他蜜蜂跟在它后面，循着气
味飞往喂食地点。糖浆越甜，舞蹈越激烈、持续的时间越长。弗里希认为他已经
破解了蜜蜂的语言。
但是到了40年代，在20年后弗里希重做这个实验时，才发现事情要比他当初
设想的要复杂得多。蜜蜂的舞蹈不是一种，而是有两种。如果喂食地点与蜂巢的
距离在50米之内，侦察蜜蜂跳的是圆舞，但是一旦喂食地点的距离超过了50米，
它就会跳起一种摇摆舞，在跳到“8”字交界处时，会以每秒13次的频率快速地
抖动身体，发出嗡嗡声，同时左右摆动，摆动的次数与采集地点的距离有关，每
摆动一次表示大约50米的距离。而且，摇摆的方向能表示采集地点的方位，它的
平均角度表示采集地点与太阳位置的角度，即使是阴天，蜜蜂也能通过感觉紫外
线和偏振光而知道太阳的位置。
这种语言并不太精确，只能把采集蜂群带到喂食地点附近，到那里后它们就
要根据从舞蹈者的身上获得的食物味道去寻找食物。但是这仍然是一种非常抽象、
复杂的语言，能够传达的信息数量据估算可达到大约10亿条，在所有动物信息
传播系统中，仅次于人类语言。
弗里希在1946年公布了这个重大发现，1973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奖。但是在
他获奖时，仍然有不少生物学家对其结果表示怀疑。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美
国生物学家亚德里安·温纳（Adrian
Wenner）等人在做了一系列实验后，认为
蜜蜂完全是根据气味而不是舞蹈语言来确认食物地点的。他们认为，蜜蜂的舞蹈
就像其他采集性昆虫的“舞蹈”一样，只是用来吸引其他蜜蜂的注意并传递气味，
并无任何抽象的含义。其他蜜蜂飞出蜂巢后，是根据它们从舞蹈者身上获得的食
物味道和舞蹈者留在食物地点的体味去寻找的。在弗里希的实验中，采集蜂群能
够直接飞往舞蹈者去过的食物地点，而忽视周围的其他食物地点，温纳等人认为
正是被舞蹈者留下的体味吸引过去的。
为了反驳这些反对意见，弗里希曾经补做过一系列实验，例如把蜂巢侧立，
并遮挡住阳光，这样舞蹈者搞不清方向，采集蜂群就没能定向飞往舞蹈者发现的
食物地点。但是最有说服力的实验是其他生物学家在后来做的。其中一个实验非
常简单，在侦察蜜蜂发现食物飞回蜂巢报信之后，研究者把食物移走，但是采集
蜂群仍然根据侦察蜜蜂传递的“假情报”，飞到原有食物的地点寻觅食物，尽管
那里既无食物的味道也无侦察蜜蜂的体味。
另一个更有说服力的实验则要复杂得多。研究者制造出了一只能使用蜜蜂语
言的“机器蜂”。它的外观一点也不像蜜蜂，只是用木头、钢管和刀片拼凑而成
的，中间一根钢管带动木头跳摇摆舞，后头有刀片模仿蜜蜂的翅膀发出舞蹈声，
前头还有一个钢管给蜜蜂提供食物“样品”（糖水）。就是这么简陋的“机器蜂”，
只因为它能够“讲”蜜蜂语言，就能够把蜜蜂成功地引导到选定的地点。
对一项匪夷所思的重大科学发现，有质疑、反对的声音和证据，那是再正常
不过的了，关键在于如何寻找新的证据、设计新的实验去证明它。蜜蜂有语言在
今天已经成为共识，而且我们知道它们是天生就会，而不是后天学来的。我们还
知道不同亚种的蜜蜂使用不同的方言。例如，德国亚种摇摆一次表示50米，意大
利亚种则表示20米。这种方言也是天生的。让德国蜜蜂幼虫在意大利蜜蜂的蜂巢
中出生、长大，它仍然讲“德语”，由此会导致蜂巢中的语言混乱。
2006.5.22.
（中国青年报2006.5.24）
(XYS2006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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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05月 24th, 2006
(诺顿一世像。)
旧金山主要报纸《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1880年1月9日的头版头条是“Le Roi Est Mort”（法语“君王驾崩”），宣布：“美国皇帝和墨西哥保护者诺顿一世逝世。”
众所周知，美国独立之前是英国殖民地，独立之后一直实行共和制，1月9日又不是愚人节，怎么冒出了一名皇帝出来？这位皇帝当然是自封的。古今中外，以皇帝自居者数不胜数，直到当代中国农村，还经常上演皇帝登基的闹剧。真正得以君临天下者少之又少，按成王败寇的规律，众多的失败者下场都很悲惨，若不被杀、坐牢，就是被送进精神病院了。但是这位自封的美国皇帝，手上无一兵一卒又穷得丁当响，却生前深受爱戴，死后备极哀荣。这只有在美国这个国家，而且只有在旧金山这个城市，才可能发生。只有一个民主而且有高度言论自由的国家，才会容忍有人自封皇帝发号施令；也只有在一个浪漫的城市，才会欣赏并且利用这种假戏真做的小丑。
像某些出身草莽的皇帝，约书亚·诺顿（Joshua A. Norton）的出生日期曾经也是个谜，其墓碑上刻的出生年份为1819年，《旧金山纪事报》的讣告则说他享年大约65岁（也就是大约出生于1814年）。现在我们根据教区出生记录，可知他于1811年1月17日出生于英国，1820年随父母移民南非。他的父亲在南非经商颇为成功，因此在诺顿于1849年在美国西部淘金热中到旧金山闯天下时，口袋里装着父亲给他的4万美元巨款当种子资金。诺顿起初在旧金山从事多种生意，炒房地产、给金矿提供工具、卖大米等等，也干得颇为成功，到1854年已拥有了大约25万美元的资产，成了旧金山最受尊敬的商人之一，被朋友们戏称为“皇帝”——这大概是他后来自封皇帝的灵感。这时候他有了个大胆的商业计划。当时旧金山已有了相当多的华人，大米是他们的必需品，市场颇大。诺顿想要独占大米市场，囤货居奇哄抬价格。他筹集资金，买下了旧金山几乎所有的大米，促使旧金山的米价直线上升。就在他开始当上米王收取回报时，他的商业运气却完结了：两艘满载大米的日本船只突然抵达旧金山，而他剩余的资金只足以买下其中一艘所载的大米。米价直线下降，诺顿一夜之间破产。
接下来的三年诺顿被债主讨债，官司缠身，到1858年，他已身无分文。然后他失踪了大约9个月。1859年夏天，他回到了旧金山，身穿一身破旧的欧式海军元帅服在大街上晃悠，目光分散，看来已经疯了。9月17日，他决定让世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走进《旧金山布告》（San Francisco Bulletin）办公室，递交了一份一句话的诏书，“在美国绝大多数公民的强烈要求下，我……宣告自己为美国皇帝”，并命令美国各州的议员于明年2月1日到旧金山音乐大厅开会，修改现有的法律。下署“美国皇帝诺顿一世”。
《旧金山布告》的编辑们没有把这张字条扔进废纸篓，而是在第二天以“一名皇帝在我们中间？”为题在头版刊登了诏书。旧金山的公民们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成了皇帝的子民，并愉快地接受了这个现实。在当天就有人在街上向诺顿一世行鞠躬屈膝礼。随着时间的推移，诺顿一世越来越受到旧金山人民的爱戴。像其他国家的皇室成员，诺顿一世的存在给公众提供了许多饭后谈资，人们津津乐道他的轶事、绯闻。有谣言说诺顿一世是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私生子，这个谣言可能是诺顿一世本人炮制的，至少是被他所认可的。拿破仑三世（1808－1873）实际上只比诺顿一世大三岁，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诺顿一世对自己的出生年份秘而不宣。也有谣言说诺顿一世向英国女王维多利亚求婚。诺顿一世在晚年的确颁布过诏书宣布自己要选皇后，不过其真实动机是想以此为借口把皇宫搬到高级宾馆。诺顿一世的诏书更多的是在针砭时弊，不乏真知灼见，旧金山各报争相刊载，并为了娱乐和出于政治目的，经常盗用诺顿一世的名义颁布伪诏。对旧金山人民来说，诺顿一世不仅是个小丑，也是个政治工具，这和世上大多数帝王也没有什么区别。显然，有许多人会认为诺顿一世不过是个精神病患者。但诺顿一世除了自封皇帝之外，其言行举止都很正常，并没有出现精神分裂症患者所常见的幻觉。马克·土温在旧金山当记者时，曾是诺顿一世的邻居。据他的观察，诺顿一世并不像人们想的那么疯狂。他后来创作《哈克贝利·芬历险记》时，以诺顿一世为原型塑造了其中的“国王”一角。
（《哈克贝利芬》初版插图“国王猛摇哈克”）
但是诺顿一世试图统一全美的伟大事业却一再受挫。1859年10月12日，他发布诏书，以腐败盛行、当今政府不能保护公民生命财产为由，宣布解散美国国会，并再次命令各方代表到旧金山音乐大厅共商国事。1860年1月，他听说议员们抗旨继续在华盛顿开会，便下令美国军队总司令斯格特将军派兵前往国会大厦驱逐叛党。美国军队也抗旨，于是他在那一年的7月颁布诏书宣布解散共和国。此时共和国也的确处于濒临解散的状态，南北战争即将爆发。他命令林肯总统和南方邦联杰斐逊·戴维斯总统到御前来和平解决争端。他们两人全都抗旨，内战于是爆发。在内战爆发后，诺顿一世向林肯总统表示他愿意派御林军援助联邦政府，林肯礼貌地答复说将把他及其队伍做为后备力量。诺顿一世还给世界各国的政府首脑写信提供种种忠告，据说当时夏威夷国王对诺顿一世表现出来的智慧极为佩服，不愿再与美国国务院打交道，而只接待诺顿皇帝的使者。美国联邦政府对诺顿一世的身份也并非完全不予承认，在187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纪录中，写着诺顿的职业是“皇帝”。
不过，诺顿一世的统治范围显然只限于旧金山一地。做为皇帝，诺顿一世享有一些特权，例如他可以在旧金山最好的餐馆免费就餐，这些餐馆也以能挂上“美国皇帝指定餐馆”的牌子为荣。旧金山的剧院在前排为他保留了三个座位，供他和两头皇犬就座。他驻跸的“皇宫”——一个肮脏、窄小的公寓房间——的租金，也由共济会包了。当然也有个别的人不承认他的皇家特权，例如华人洗衣店就拒绝为他免费洗涤皇服，不过没有关系，自有好心的有钱人暗地里替他付钱。在他真的需要付钱时，他就发行“皇家”钞票，面值大多为50美分，也有的为5美元、10美元。这些钞票在旧金山被商店、银行普遍接受，据说信誉比美元还好。不过诺顿一世并没有因此滥印钞票大发横财，在他驾崩之后，人们在皇宫中发现国库只剩区区数美元。在诺顿一世的皇服过于破旧时，市政府为他订做了一套崭新的皇服，并举行盛典交给他。在自行车开始流行时，市政府购买了一辆让他当皇骑。
（诺顿一世发行的钞票。）
（漫画家爱德·詹普（Ed Jump）的漫画《三个流浪汉》描绘诺顿一世及其皇犬在打秋风，让诺顿一世大为光火。）
诺顿一世也励精图治，勤政爱民。每天人们都看到他穿着皇服在街上视察，监视市政设施的修建，监督警察的工作，并经常要在各种各样的庆典上做为嘉宾发表演说。如果他发现市政设施不足，他就命令加以改进。如果税率太高，他就命令降低。如果臣下不执行他的命令，他有时也会挺身而出。当时旧金山经常出现攻击华人的骚乱。诺顿一世在一次巡视中，遇到了一起反华骚乱，据称他为了平息骚乱，跑到华人和暴徒中间，跪下来反复做祷告，使暴徒感到羞愧而散去。在无数正常人疯狂反华的时候，却只有一名被视为疯子的人大无畏地站出来制止悲剧的发生，究竟谁更疯狂？诺顿一世还是一位目光远大、雄才大略的皇帝。1869年，他颁布诏书下令臣民资助当地一位姓马里奥特（Marriot）的发明家研究“空中机器”，而三十多年后，莱特兄弟才成功地制造了人类第一架飞机。他向其他国家领导人提议组成“国联”，以和平解决国际争端；1919年，根据凡尔赛条约果然成立了这么个名称、功能和他提议的一模一样的国际机构，但是此时各国领导人都不知道他们是在实现诺顿一世的宿愿。1869年，诺顿一世下令在旧金山海湾建一座悬索桥，此后又几次下诏命令建桥。和他的其他圣旨不同的是，这道圣旨最终不仅被奉行，并且归功于他，只不过迟了六十多年：1933年，旧金山开始在诺顿一世规划的地址建悬索桥，1936年，这座世界上最著名的大桥之一——金门大桥建成，在它的一根桥梁上挂着一块牌纪念诺顿一世：“旅行者，请停步并感谢美国皇帝和墨西哥保护者诺顿一世（1859-80在位），他有先见之明，构想并下令在旧金山海湾建桥。”
这样的皇帝合该受到人民的爱戴。在1867年1月21日，有一位名叫阿曼·巴比尔（Armand Barbier）的新警官不知好歹，竟敢作乱犯上，以流浪罪逮捕诺顿一世。有人向巴比尔指出诺顿一世口袋里装有4.75美元，也有住所，因此不能算是流浪汉，巴比尔于是改指控诺顿一世是精神病患者，将他关起来等待精神病专员（负责判决某人是否有精神病的政府官员）做判决。舆论大哗，旧金山的报纸纷纷发表社论抨击警官的做法。眼看人民就要起义勤王，警长下令释放诺顿一世并向他道歉，诺顿一世宽宏大量地赦免了那名新警官。从那以后，旧金山的警官在街上见到诺顿一世时都向他敬礼，一年一度的警察——诺顿的“皇家警察”——检阅仪式也由诺顿一世带队。
1880年1月8日，诺顿一世在前往自然科学院演讲的途中，因中风驾崩。2天后，他被埋葬在共济会墓地，约三万人参加了葬礼，送葬的队伍长达2英里，据称是旧金山历史上最隆重的葬礼。葬礼第二天，有日全食使旧金山天昏地暗，提醒旧金山人民一个美好王朝的终结。1934年6月30日，旧金山市政府将他的遗体移到林地陵墓（Woodlawn Cemetery），新立了一块不算寒碜的大理石墓碑，上书“诺顿一世，美国皇帝和墨西哥保护者”。1980年1月7日午餐时间，旧金山举行典礼纪念它的唯一皇帝驾崩100周年。古往今来，有多少皇帝在死后100年还让人记得？
护林人乙：是的，但是你说话的口气就像你是国王。
亨利六世：啊，我是，在精神上是，而那也就够了。
护林人乙：但是如果你是国王，你的王冠在哪里呢？
亨利六世：我的王冠在我的心中，而不在我的头上。
它没有镶嵌钻石珠宝，也不是要人看见。
我的王冠叫满足，很少国王享有此王冠。
（莎士比亚《亨利六世（下）》第三幕第一场，拙译）
（诺顿一世陵墓。）2004.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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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05月 20th, 2006
科学摩擦：有关中国科研造假的争议正在失控吗？
By Bruce Einhorn, with Catherine Arnst in New York
美国《商务周刊》2006年5月29日
正当美国大学加紧与中国大学结成联盟，有关科研造假的指控的喧嚣正笼罩
着中国。北京政府要让中国成为科技强国的决定看来已创造出了一种类似美国西
部蛮荒时期的气氛，顶级科研人员在要求出成果的紧张压力之下，倾向于去伪造
成果或剽窃他人成果。在指控和反指控之中——其中有的似是而非——科学家们
担心一场迫害运动已经开始，会使可信的科研与可疑的科研一道蒙污。
这一呼声在5月12日达到高潮，当时上海交通大学宣布开除明星教授陈进，
他被指控伪造了计算机芯片方面的研究成果。陈只是一群被控犯有从伪造或剽窃
成果到窜改履历等各种造假行为的学者中的一个。这些人中有的丢掉了工作，但
是“还有多得多的事例（被控造假的）学者仍占据高位，”香港大学教授和广东
汕头大学新闻学院院长陈婉莹说。
生物化学学者方是民是揭露造假的主要人士之一。他主持一个非常有影响的
中文网站（www.xys.org），在上面详细列举对中国科学家中造假和不端行为的
指控。他宣称，自从其网站在2000年创建以来，已揭露了约500起非法或不道德
的行为。“不端行为在中国学者中是如此普遍，以致他们几乎已对之习惯了，”
方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他们并不觉得那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对胡锦涛主席来说，这个混乱场面出现在一个特别尴尬的时刻。他和其他领
导人正在兜售一个远景，中国经济将会更多地依赖高端创新而不是廉价制造业。
为了实现这一以知识为本的未来，中国领导人督促科学家们去占领纳米技术、干
细胞研究和其他新兴领域的前沿。
如此雄心勃勃的目标也许会刺激不道德的行为。“人人都受到压力，”印第
安纳大学医学院华人教授傅新元说。他组织了一封由120名在美国的华人学者签
署的公开信，呼吁他们的政府改革调查不端行为指控的方式。“几乎每个大学都
想要成为世界级大学，”他说。“一夜之间，你应该成为顶级科学家。”
企业家阶层的兴起让形势变得更为复杂。教授们为了使实验室成果商品化而
与商人合伙，但是科学与中国杂乱无章的资本主义的结合并不美妙。这个国家最
丑恶的一个案件涉及到成都四川大学教授丘小庆和他以前的商业伙伴、一家名为
四川新泰克的投资公司。
51岁的丘小庆在2002年与新泰克公司合作开发他的一个发现，想要利用大肠
杆菌杀死体内有害的微生物。丘声称双方由于对他在公司中该占有多少股份有异
议而闹翻。之后，丘的研究小组的某些成员指控他伪造实验结果。丘说，这个指
控是“荒唐的……是个大笑话。”四川大学在4月份宣布丘没有过错。但是新泰
克公司对此不服，要求学校公布其详细的调查情况。
像这样乱糟糟的学术争端会让美国大学在试图加强与中国的合作时三思而后
行。和丘博士合作的康耐狄格大学教授乔治·吴博士对这种危险有亲身的体会。
今年早些时候，有人匿名指控吴参与了丘的造假。“我从未听说过如此下流的事
情，”他说。在康耐狄格大学为吴做了澄清之后，他做为部门负责人的位置被人
取代了，学校说在造假指控出现之前就已经打算这么做。吴对这种说法不那么相
信：“那些受调查的人会沾上污点。”
事态的激烈程度不太可能很快会平息。癌症专家、印第安纳大学的傅新元要
求北京政府制定如何处理不端行为指控的明确步骤，但是揭露者方怀疑人们会去
信任政府所做的调查。
（方舟子译）
Business Week, MAY 29, 2006
GLOBAL BUSINESS
Science Friction
Is the controversy over research fraud in China spiraling out
of
control?
Just when U.S. universities are pushing to form alliances with
their
counterparts in China, accusations of scientific fraud are
zinging
across the Middle Kingdom. Beijing’s determination to make China
a
scientific superpower seems to have created a Wild West climate
where
top researchers, under intense pressure to produce, are tempted
to
fake results or copy the works of others. Amidst charges and
countercharges — some of them spurious — scientists worry that
a
witch hunt is starting up that could besmirch the credible
research
along with the suspect.
The outcry reached a crescendo on May 12, when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announced the firing of star professor Chen Jin
for
allegedly faking research on computer chips. Chen is just one in
a
crowd of academics accused of everything from falsifying or
plagiarizing results to embellishing résumés. While some have
lost
their jobs, “there are many, many known cases where the academics
are
still in senior positions,” says Yuen Ying Chan, a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ofessor and dean of the journalism program at Shantou
University in Guangdong province.
One of the leading Chinese whistle-blowers is biochemist Shi-min
Fang.
He runs a highly influential Chinese-language Web site
(www.xys.org)
that details charges of fraud and abuse among China’s
scientists.
Since his site launched in 2000, he claims to have exposed 500
cases
of illegal or unethical behavior. “Misconduct is so widespread
among
Chinese academics that they have almost become used to it,” Fang
said
in an e-mail exchange. “They don’t think it’s a big deal at
all.”
The turmoil comes at a particularly embarrassing time for President
Hu
Jintao. He and other leaders have been flogging their vision of
China
as an economy that relies on high-end innovation more than
low-cost
manufacturing. To realize this brains-based future, Communist
Party
leaders urge scientists to seize the leading edge of
nanotechnology,
stem cell research, and other emerging fields.
Such ambitious goals may be inspiring the unethical behavior.
“Everybody is under pressure,” says Xin-Yuan Fu, a Chinese
professor
at Indiana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He helped organize an
open
letter from 120 U.S.-based Chinese academics calling on their
government to reform the way it investigates misconduct
accusations.
“Almost every university wants to be world-class,” he says.
“Overnight,
you should be a top scientist.”
The rise of an entrepreneurial class further complicates the
situation.
As professors team up with business partners to commercialize
their
lab results, the nexus between science and the rough-and-tumble
world
of Chinese capitalism has not been pretty. One of the
country’s
seamiest cases involves Dr. Qiu Xiaoqing, a professor at
Sichuan
University in Chengdu, and his onetime business partner, an
investment
company called Sichuan NTC Holdings.
MESSY DISPUTES
Qiu, 51, teamed up with NTC in 2002 to develop his discovery
regarding
the ability of E. coli bacteria to kill harmful microbes in the
body.
The two sides had a falling out over what Qiu calls a
disagreement
about the percentage of shares he should get in the company. After
that,
some members of Qiu’s research group accused him of faking his
lab
results. The charge, says Qiu, is “ridiculous…it’s a huge
joke.”
Sichuan University announced in April that it had cleared Qiu
of
wrongdoing. But NTC, unpersuaded, has asked the university to make
the
details of its investigation public.
Such messy academic disputes could give pause to U.S.
universities
seeking to increase their collaborations with the Chinese. Dr.
George
Wu, a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who collaborated
with
Dr. Qiu, has firsthand knowledge of the dangers. Early this year,
Wu
was anonymously accused of contributing to Qiu’s alleged fraud.
“I
have never heard of anything this nasty,” he says. While Wu
was
cleared by UConn, he has been replaced as head of his division, a
move
that the university says was in the works before the fraud
allegations.
Wu isn’t so sure: “There’s a stigma attached to somebody who
is
investigated.”
The level of acrimony isn’t likely to die down soon. Indiana
University’s Xin-Yuan Fu, a cancer expert, wants Beijing to
create
clear guidelines on how to handle accusations of wrongdoing,
but
whistle-blower Fang doubts that anyone would trust a
government
investigation.
By Bruce Einhorn, with Catherine Arnst in New York
(XYS2006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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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05月 19th, 2006
中国学术造假泛滥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6年5月16日
Robert Marquand报道
（Yush翻译）
中国一项研究发现，百分之六十的博士侯选人承认剽窃和贿赂。
北京－中国研发业中心的欺诈伪造行为水落石出，令人震惊。这说明那些勇
于揭露中国高校的造假腐败现象而正得到支持的学者们言之不虚。
就在几天前，权威机构透露，用来提高国产计算机技术的汉芯数字信号处理
芯片（所谓“中国的芯片”）并非原创。根据现有证据，“汉芯之父”陈进于
2003年拿一国外公司的产品来赢得了一项金额巨大的招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他因此成为被大力宣传的、制造中国超级微型芯片这一爱国目标的先锋。
对于中国的科研人员来说，陈进事件虽然令人尴尬，但也实在太平常了。还
有其他造假事件正暴露出来。中国高校剽窃、伪造和腐败现象根深蒂固、司空见
惯，虽广为人知，却普遍未得到监管和惩处。
这次事件发生在全世界对当地企业、出口商品、以及中国科技投入的本质特
征的忧虑逐渐增强之时。盗版DVD曾经一度令人气愤、有时又滑稽可笑，现今已
演变为一件遭到全方位指控的违反高技术知识产权的问题。星期二，美国商会发
布了一份针对中国盗版侵权行为的措辞强硬的白皮书。
上星期，近120位在美国的华人科学家写了一份致科技部官员的表示关注的
公开信。公开信指出，中国的科研标准已严重下滑，国家的声誉处于危险之中。
可笑的是，提高科研声誉的渴望，以及科学家所受到的压力，在某种程度上激起
了投机取巧行为。
科技部最近对180位博士侯选人的研究发现，百分之六十的人承认曾经剽窃，
同样比例的人承认曾经施以贿赂来换取论文发表。
生物化学学者方舟子说：“实际情况可能更糟，特别是在社会科学领域。”
方舟子一部分时间在加利福尼亚，另一部分时间在北京。他开办的网站已经揭露
了超过500起发生在中国的严重学术造假案例。
方先生是最勇猛的揭发者之一，在中国学术圈广为人知又令人敬畏。他真名
方是民，象是一位《旧约》中针对说谎和欺骗的惩罚天使。他的作为已导致学术
界很多高层次的欺诈行为的曝光和人员解职。
他的调查已经揭露了：
*
合肥工业大学杨敬安，在方舟子揭露其剽窃国外学术杂志论文后，被开除
党籍。
*
刘辉，清华大学医学院院长助理，在方舟子发现其冒充纽约大学医学研究
中心主任后被开除。
*
杨杰，上海同济大学生命学院院长，在他承认伪造简历后（译者注：原文
如此。有误）被解职。
汉芯事件是陈先生的一位助手揭露的。这位助手很明显害怕卷入曾被证明无
效的行动，因此于1月17日把揭露信张贴到了新华社电子公告板上。
5月12日，陈进所在的上海交通大学表示，汉芯（即“中国的芯片”）是摩
托罗拉的DSP
56800E。交大迅速开除了陈进。据透露，上海2003年有高层官员参
加的推出芯片的展览会上所展示的，是一块喷过漆的金属（译者注：原文如此。
应该是民工打磨的摩托罗拉芯片）。
然而，方舟子和其他打假者说，丑闻被如此公布出来是例外而非惯例。他们
指出，学术剽窃这一现象的持续存在，主要在于学术腐败蔓延到高等学校的上层
人物、以及揭露这一现象的努力遭到压制。
以魏于全为例。魏先生是四川大学副校长、免疫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魏
先生最近的一篇描述治疗肿瘤细胞的实验的论文，被宣传为重大突破。中国中部
一位相对来说不大出名的老病理学家司履生仔细阅读了这篇论文，感到如梗在喉。
司向魏提出了直截了当的求证，但魏拒绝提供基本证据，拒绝讨论所用的方法，
甚至拒绝提供实验室购买专用白鼠的单据。可是，凭借这篇论文，魏从中国国家
生命科学与自然基金会得到了6万美元资金－对中国的教授们来说，这是一笔巨
款，有些教授每月只挣350美元。
司深感惊诧。他告诉箴言报，临近退休，没什么可损失的了，于是他开始了
一场小型行动，揭露他所认为的论文中的欺骗之处。
魏几次见司，劝说司不要采取行动。魏答应向司提供一项金额不菲的研究项
目，但司不为所动。于是，另一种压力施加到司身上：司接到令其困扰的电话，
他的妻子在工作上受到压力。最后，四川大学支持了它的副校长。但仍然没有坚
实证据证明医学实验确实曾经做过。
司说：“我参与这件事，是为了警告年轻学者们科研伪造的危害。魏的论文
造假明显，人人都知道。但谁都不敢谈论它，因为川大校长宣称魏的工作是令人
满意的。川大高层领导下令停止讨论这件事，于是就停止讨论了。”
于是，司把一组信件和事实证据发给了方舟子的网站。。
箴言报联系到的四川大学发言人说：“对学术腐败的指控和学术争论没有明
显界限。与学术腐败斗争的人们是不可信赖的，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出名。我们应
当让学校领导作出裁定。”
在学术欺诈方面做研究的清华大学工程教授赵南元说：“我们要做的是，真
正处罚造假者，把他们踢出去。到目前为止，我们大学的领导只作了口头承诺要
监管此事。问题在于，很多违犯者即使被揭露了也还在那里待着。”
方舟子告诉箴言报：“欺诈者职位越高，他逃避调查和惩处就越容易。”
这里的专家们说，与科技有关的造假的增加导致了对腐败现象的揭露，因为
科学趋向于是一门要出成就的学科，而举证是公认的全过程的一部分。
司履生还说，严谨的科技审查机制一直欠缺。最初把那篇论文发表出来的科
技杂志编辑是按照资历而不是专业能力选出来的。
在审查过程中，学校党委成员有着远比一位知识渊博却资历低的人物更有影
响力的发言权。由于资金来自国家基金，审查组成员很少愿意出头并驳回严肃的
科学主张，尤其是在资金计划是以“国家科研项目”的名义提出的情况下。
World > Asia Pacific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from the May 16, 2006 edition
(Photograph)
CHEAT: In 2003, Chen Jin held up what was supposed to be a
breakthrough Chinese chip - now exposed as a fraud.
AP/FILE
Research fraud rampant in China
A Chinese study found that 60 percent of PhD candidates admitted
to
plagiarism, bribery.
By Robert Marquand | Staff writer of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BEIJING – The stunning revelation of fraud and fakery in the heart
of
China’s R&D industry has vindicated a feisty set of scholars
who are
gaining traction in exposing a culture of fraud and corruption
in
China’s colleges.
Just days ago authorities revealed that the Hanxin digital signal
chip,
a so-called “Chinese chip” designed to enhance home-grown
computer
technology, is not an original. Chen Jin, “father of the
Chinese
chip,” evidently used a product from a foreign firm to win a
lucrative
bid in 2003 - ironically, to spearhead a much publicized
patriotic
national drive to create a Chinese super microchip.
For scientists and researchers in China, the Chen case, while
embarrassing, is all too typical. Other fraud cases are coming
to
light that reveal a deeply ingrained habit of plagiarism,
falsification,
and corruption - widely recognized, but not widely policed or
punished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It also arrives in the midst of growing concerns about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 of native firms, of exports, and of the contributions
to
technology and scholarship by China around the world. What has been
an
irritating and somewhat comical issue about pirated DVDs - has
now
morphed into a fuller-scale complaint about high-tech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violations. 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Tuesday
issues a tough “white paper” on piracy violations and practices
in
China.
Last week nearly 120 Chinese scientists living in the US wrote an
open
letter of concern to Ministry of Science officials, arguing
that
standards of research in China have dipped to such lows, that
the
country’s reputation is on the line. Ironically, the desire to
boost
China’s research reputation, and the pressure that puts on
scientists,
is partly fueling the corner-cutting.
A recent Ministry of Science study of 180 PhD candidates in
China
found that 60 percent admitted plagiarizing, and the same
percentage
admitted paying bribes to get their work published.
“The actual situation might be worse than that, particularly in
the
area of social sciences,” says Fang Zhouzi, a biochemist who
splits
his time between California and Beijing, and runs a website that
has
detailed more than 500 cases of serious academic fraud in
China.
Mr. Fang is one of the feistiest whistle-blowers - wellknown and
also
feared in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 Fang, whose real name is
Fang
Shi-min, is an Old Testament angel of vengeance when it comes to
lying
and cheating, and his work has led to a number of high-level
fraud
exposures and dismissals in the academic world.
His investigations have exposed:
?? Yang Jingan of Hefei Industry University, who was expelled from
the
communist party after Fang disclosed plagiarized essays from
foreign
academic journals;
?? Liu Hui, dean of the Medical School of Tsinghua University, who
was
dismissed after Fang found that Liu falsely claimed to have
been
director of medical research at New York University;
?? Yang Jie, dean of biology at Tongji University in Shanghai, who
was
dismissed after admitting to having a falsified résumé.
In the computer chip case, it was an assistant that exposed Mr.
Chen.
Evidently fearful of being implicated in what was proving a
fruitless
mission, the assistant posted on Jan. 17 an exposé on the
Xinhua
bulletin board.
On May 12, Shanghai’s Jiaotong University, where Chen is based,
stated
the Hanxin, or “Chinese heart chip,” was a DSP 56800E, by
Motorola.
The University promptly fired Chen. The chip on display in Shanghai
at
the festive 2003 chip launch, attended by top officials, was a
painted
piece of metal, it was revealed.
Yet Fang and other fraud-busters say such public disgracings are
the
exception, not the rule. They argue that the culture of
plagiarism
continues mainly because corruption runs to the upper levels of
the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and efforts to expose it are
throttled.
Take the case of Wei Yuquan. Mr. Wei is vice president of
Sichuan
University as well as an immunologist and a member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 recent article by Mr. Wei describing
an
experiment to treat cancer cells was billed as groundbreaking.
Yet
when Si Lu Sheng, a relatively obscure older pathologist from
central
China, reviewed the article, something stuck in his craw. Mr. Si
asked
Mr. Wei for simple verification. But Wei refused to present
basic
evidence, discuss methods, or even present receipts for lab
purchases
of special white mice. Yet on the basis of the article, Wei
received a
$60,000 grant from China’s National Life Science and Nature fund -
big
money for professors here, some of whom make only $350 a
month.
Si was flabbergasted. Nearing retirement, and with little to lose,
he
started a small campaign to expose what he felt was cheating, he
told
the Monitor.
Wei visited Si several times to talk him out of his campaign. Si
was
offered a lucrative research project. But Si wasn’t biting. So,
a
different kind of pressure was exerted - Si got harassing phone
calls
and his wife was pressured at her job. In the end, the
university
backed its vice president. But no substantive evidence of the
veracity
of the medical test has been forthcoming.
“I got involved to warn younger scholars of the harm of
falsifying
research,” Si says. “The faking is obvious, everyone knows it. But
no
one dares to talk about it, since the university president
declared
the work was acceptable. When the senior leaders at the
university
ordered the discussion to be closed, it was.”
So Si sent a set of letters and the case to Fang’s website.
A Sichuan University spokesman contacted Monday said that, “There
is
no clear line between academic corruption and academic
disputes.
People who are fighting against corruption are not reliable and do
so
to make a name. We should let the leaders of the university
decide.”
“What we need is to actually punish those who commit fraud, to
kick
them out,” says Tsinghua University engineering professor Zhou
Nanyuan,
who does research in the area of science fraud. “So far we only
have
an oral commitment to police this, from our university leaders.
The
problem is that many violators remain, even after they are
exposed.”
“The higher the position a cheater occupies, the easier for him
to
avoid investigation and punishment,” Fang told the Monitor.
The increase in science-related fraud contributes to the exposure
of
corruption, since science tends to be a performance-driven
discipline
where verification is part of the accepted process, experts here
say.
Still, Si says that serious science review mechanisms are lacking.
The
science magazine editors that first published the article were
chosen
by seniority rather than professional capability, Si says.
Party members loyal to the school have far greater say in the
review
process than a more knowledgeable, but less senior, figures.
Since
grants are state funds, few on the review boards are willing to
stick
their necks out and rebut serious scientific claims - especially
for
grant proposals that appear under titles like “national
research.”
(XYS2006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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