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在听了我一次有关中国的学术腐败与伪科学的演讲之后，一位据说是从事科学哲学研究的听众评论说：我应该知道，进化论在生物学界是争议很大的，并没有成为共识，我不应该把进化当成了科学事实来介绍。我所知道的当然并非如此。与反进化论者的宣传相反，生物学界对生物是进化而来的这个事实并无异议。我们如何能够证明这的确是学术界的共识？

    首先，我们可以参考权威百科全书的有关介绍。例如，最为权威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在“进化”一条中，很明确地说：“生物的进化起源在今天已是一个被确定了的科学结论，其可靠程度与诸如地球是圆的、行星在运动、物质由分子构成等科学概念相同。当生物学家们说进化是一个‘事实’时，指的就是这种无可质疑的可靠程度；生物的进化起源实际上已被每一位生物学家所接受。”发行量最大的微软电子百科全书Encarta在“进化”一条中也指出：“今天，进化被确认为现代生物学的基石。对进化的研究将细胞生物学、遗传学、古生物学，甚至地质学和统计学等如此多样的科学领域统一了起来，揭示了作用于地球上的每一种生命形态的力量之间的无比复杂的相互关系。”从其他的百科全书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说法。

    有人也许会说，百科全书再权威、再流行，也只是一家之言。那么，我们不妨再看看权威的科学机构的说法。美国全国研究委员会、美国科学促进会和全美科学教师联合会在1999年9月23日联合发表的声明中指出：“地球和生命的起源与进化是‘全国科学教育标准’和‘科学知识规范’的中心主题。这些观念对高质量的科学教育十分关键，因为进化论乃是现代生物学所有领域的基础。”美国科学院在1999年出版的《科学与神创论：美国科学院的观点》一书中指出：“科学家们也用事实表示某个事物已被检验或观察到如此多次，以致不再有充足的理由继续检验或寻找例证。在这个意义上，进化的发生是一个事实。科学家们不再质问有变更的传代（即进化）是否发生过，因为支持这一观念的证据是如此的确凿。”“对进化的科学共识是压倒多数的。”美国人类学联合会在2000年4月的声明中说：“进化是人类学许多方面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是现代科学的一块基石，是生物学、地质学和天文学的核心。进化的原则已被反复检验并被发现有效地符合科学标准。”自80年代以来，美国各个科学机构都发表过类似的声明。

    正因为进化论早已是科学界的一个共识，所以反进化论的论文是不可能在科学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有研究者在1985年检索了八十年代初的4000多种学术刊物，未发现任何一篇神创论的论文。在1997年另有研究者检索了五种收录学术期刊的数据库，也未发现任何一篇神创论的论文。事实上，反进化论者现在也很有自知之明，极少把自己的论文提交给学术刊物发表。对八十年代初68种与生物起源问题有关的学术刊物所做的调查表明，总共135000篇送交的论文中，只有18篇是神创论的，这18篇全被退稿。这种局面在今天并无任何改变。所谓进化论在科学界有争议乃至已被科学最新成果推翻的说法，不过是神创论者欺骗外行的宣传。

200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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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种起源》发表后不久，生物进化的观念很快地征服了整个科学界，在各发达国家的公众中也逐渐地成为主流。只有美国是个例外。在二十世纪的早期，随着原教旨的“基要派”基督教在美国南方的兴起，美国很快地成为了世界反进化论的中心。尽管原教旨基督教事实上也有众多的派别，但在反进化论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他们坚信《圣经》无误，指责进化论的传播是现代社会道德败坏的根源。因此他们呼吁坚持神创论，禁止进化论。1925年田纳西州率先通过法律禁止在公立学校教进化论，随后在代顿镇发生的“猴子审判”震惊了世界，其影响至今未息。这次审判，神创论者在技术上赢了，被告斯各普斯被判有罪（上诉后翻案），但在道义上、在形象上却输得干干净净（有关此案的详情参见获得1998年普利策奖的Edward
J. Larson著《众神之夏》（Summer For The Gods:the Scopes Trial and
America’s Continuing Debate Over Science and
Religion）一书）。但是神创论的势力并没有因此受到重创。在以后的三十多年间，为了避免引起争议和官司，美国公立学校的生物学课本很少介绍进化论。直到五十年代后期，在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的震撼之下，美国感到在科技上已落后，大抓科学教育，进化论做为生物学的核心理论，顺理成章地进入了美国中学课堂。1968年，美国最高法院给了神创论致命的一击，以政教分离的原则判决在公立学校禁止教进化论违宪。从七十年代起，美国神创论者改变策略，给神创论披上科学的外衣，自称“科学神创论”或“神创科学”，要求在公立学校以同等时间教给学生。在八十年代，阿肯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都通过了强求同时教神创论的法律，但是在1987年，美国最高法院再次做出判决，宣布这样的法律违宪。但是美国神创论者在法律和行政上的挣扎远没有结束。迟至1999年，堪萨斯州教育委员会还以6票对4票将进化论从该州教学大纲中删除，再次提醒人们神创与进化之战还在继续。

    神创论者自知他们的那套“理论”在专家眼中不值一驳，在学术界没有立锥之地，因此很早就采取了“草根运动”的战略，将主要精力用于向普通公众宣传，试图通过蒙骗外行的公众以影响立法。原教旨基督教在美国势力庞大（约三分之一的美国人是原教旨基督徒），其反进化论的宣传攻势也相当成功。近十年来，调查表明，美国公众接受进化论者从来就没有达到一半。美国神创论团体出版了大量的反进化论著作，其中较著名的几部都挂着“最新科学成果”的羊头进入了中国。美国科学团体也出版了不少针锋相对地反击神创论、捍卫进化论的著作，然而据我所知，这些著作还没有一本在中国出版。近来又出现了试图调和进化论和神创论的“中立”著作，江西教育出版社最近翻译出版的Del
Ratzsch著《起源之战》（The Battle of Beginnings:Why Neither Side is
Winning The Creation-Evolution
Debate)就是其中之一（原版出版于1996年）。这类标榜中立的著作一般来说实际上是在暗暗地为神创论辩护，不过，这一本书的原版虽然是由一个基督教的出版社（Intervarsity
Press）出版，作者在一所基督教学院（开尔文学院）教书且是虔诚的基督徒，但我觉得他倒是相当真诚地想保持中立，只不过由于神创论在科学上的先天缺陷，使他的这番功夫白费了。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为什么没有一方正赢得神创－进化的辩论”。这是一个有误导性的标题。在学术界，神创论与进化论的辩论在一百多年前就已完全结束，在今天没有哪份生物界的学术期刊还觉得有在学术界内部争论这个问题的必要，连作者也承认，进化论在科学界占绝对优势。争论只在学术界之外还存在，而这也不是有学术水准的理性的争论，其根本原因是由于神创论这一方由于宗教信仰的缘故而非理性地拒绝无数的进化证据。在学术上，进化论和神创论并不处于同等的地位。作者想要不偏不倚地讨论这两者在学术上的是是非非，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这个出发点，根本就站不住脚。因此，这本书的写作质量，在反驳神创论和反驳进化论时，就有了显著的差异。它最好的部分，是澄清神创论者对进化论的种种误解，这些澄清其实是众多生物学家在各个地方做过的，作者只是做了综合。考虑到作者并非生物学的行家（他是科学哲学教授），这项综合工作做得还算相当出色，虽然也有纰漏，比如作者一再附和神创论者所谓“几乎找不到过渡型化石”的谎言，而其实已有许多（至少上千种）过渡型化石被发现。

    当作者反过来站在神创论者这一边，试图澄清进化论者对“科学神创论”的误解时，其思维的混乱与前边判若两人。他反复地以“神创论者对进化论者的批评是做了回应的，虽然这样的回应或许不成立，但不能被忽视”为由抵挡进化论者的攻击，但是如果一个回应是不成立的，当然就是活该被忽视的：事实上神创论者的每一条回应都早被驳斥过。进化论者批评“科学神创论”不是科学理论，因为它不可证伪，而科学理论必须能够被证伪。作者对此替神创论者反击说：如果科学理论要能被证伪，进化论者应该忙着证伪进化论才对，为什么却并非如此？把波普尔所说的科学理论必须能够证伪等同于科学理论是为了被证伪，是很常见的误解，这样低级的误解出现在一位科学哲学教授笔下，实在令人惊讶。

    作者对进化、神创两造各打五十大板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握手言和，宣扬有神进化论。有神进化论并不是新鲜东西，在进化论问世之后很快就出现了，在接受进化论的基督徒中一直相当流行。这种神学观有两种形式。呆板的有神进化论通过把《圣经·创世记》第一篇所说的“一天”等同于漫长的地质时代的方式，坚信进化论与《圣经》的记载不相矛盾。但这是经不起推敲的：《圣经》所载的创世顺序与进化论明显不符合。作者在书中提到了这一点，却不愿做出解释，我认为事实上也无法解释。灵活的有神进化论则不拘泥于《圣经》记载，只泛泛地承认万能上帝的存在，并把进化当做上帝创造万物的方式。这也是由来已久的一种观点，作者的独特之处，是不承认科学不研究超自然的共识，想把神学观转换成科学理论，为此做了一番论证，在我看来都不成立。在这里没必要一一加以反驳，只讨论关键的三点：

    一、上帝的假定是否必要？作者就象稍后出版的《达尔文的黑匣子》一书的作者，认为生物在分子水平上存在复杂的生物化学途径，没法用进化论解释其由来，而只能归于智能设计。这实际上和进化论无法解释复杂完美的器官的由来是一个思路，而作者在前面已对此做了相当好的澄清，一到了分子水平就犯糊涂，是因为实际上不了解生化途径是怎么回事。同时，作者也重弹“第一推动”的老调，认为生命的起源存在所谓“鸡和蛋谁先谁后的难题”，即“核糖核酸的功能需要蛋白质的参与，蛋白质又需要核糖核酸来编码”，需要上帝来解决这个起点问题。但是早在八十年代初，生物学家们就已发现核糖核酸无需蛋白质的参与也能自我催化，这个鸡和蛋的难题早就不存在了。

    二、假定上帝的存在，并没能解决起源问题，反而后退了一步，因为我们还要问：那么上帝这么复杂的结构又是如何起源的？如果它是自然而然产生或一直就存在的，那么比它更简单的世界万物为什么不能自然而然产生或一直就存在呢？可见把上帝当成万物的起源，反而使起源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作者对此的回答是：科学不研究上帝的起源。但是这与作者一开始的主张“科学可以研究超自然问题”相矛盾。

    三、上帝的假定是否有意义？如果上帝在创造了自然规律后就让世界万物遵循自然规律发展而不加干预，那么这样的上帝就跟不存在一样，假定它的存在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上帝还时不时地改变自然规律，自然规律不再普适，整个科学研究就处于危险之中。作者意识到了这个矛盾，提出了一个假设：上帝是在不改变自然规律的条件下对事物的发展进行干预，体现在概率事件之中，比如基因突变总是会按一定的概率产生，但是发生在哪个个体上，则是上帝干预的结果，由于我们没法知道上帝是如何挑选个体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个随机的事件。或者说，运气也就是上帝。但是，既然自然规律并没有改变，对我们来说运气又是个随机的事件，那么上帝的存在，对于科学研究来说仍然是毫无意义的，多余的。在神学和哲学上，我们可以假定多余的概念。而在科学上，我们却必须追求简洁，挥动奥卡姆剃刀将上帝这个多余的概念剃掉。

    总之，所谓有神进化论，在神学或哲学上也许是可以成立的，在科学上却无法成立。科学研究不允许在进化论和神创论之间充当中立者。

20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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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人都是通过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一书而了解到现代进化论的一些知识。这本书所持观点在学术界属于“基因选择主义”，即认为基因（而不是传统上所说的生物体）是自然选择的作用单位。这个学派是威廉斯和梅纳德·史密斯在七十年代创立的，由于道金斯的普及才广为人知，并被称为“自私的基因”理论。尽管道金斯在书中一再说明“自私”的说法只是比喻，绝不意味着基因有意识、有感情，但是这个比喻用法的确也让一些读者引起了不必要的联想，并感到绝望。道金斯的新作《拆散彩虹：科学、妄想和对奇观的嗜好》（Unweaving
the Rainbow: Science, Delusion and the Appetite for
Wonder）一开头就说：
    “我的第一本书的一位外国出版商承认说，在读完它之后，三夜不能安眠，被书中他所理解的冰冷、凄凉的信息所困扰。其他人问过我我怎么能够在早晨还有勇气起床。一个遥远国家的一名教师写信责备我说，他的一位学生在读完这同一本书后泪眼汪汪来找他，因为这本书已使她相信生活是空虚和无目的的。他劝告她不要把这本书传给她的任何朋友看，担心他们将被虚无悲观主义所感染。”

    他说的外国出版商和外国老师大概不是中国人，但中国读者中也不乏有类似的感受。比如，吴国盛的《进化的故事令人绝望》（《中华读书报》2000年11月1日）就相当典型地表达了这种绝望感：

　　“尽管道金斯一开始就声明，他并不提倡以进化论为基础的道德观，但他所生动展现的生命世界的这幅自私和冷酷的景象还是叫人非常绝望。如果我们命中注定是自私的，我们的非进化论的道德观念何以可能？这是道金斯已经意识到但并未展开的问题。……听完道金斯讲述基因的故事，人类应该感到绝望。进化是偶然的、无目的的，基因是冷酷和自私的。它们聪明绝顶，经过几十亿年的进化，它们都已经成精了。从这里我们确实可以学会不少求生存的本领，但同时我们也会陷入这样一个境地：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生存。生存是偶然的，也是荒谬的。生命的意义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在人性的世界里那么崇高和辉煌的舍生取义、视死如归，在一个所谓的客观世界里完全是不合情理的。近代科学制造的这种人与世界的分裂，在今天由于更加精致化、合理化，而显得更难弥合。”

    面对这种责备，道金斯在《拆散彩虹》中有简略的回答：
    “假设宇宙的终极命运的确没有目的，我们是不是真的都要把我们的人生希望和宇宙的终极命运绑在一块呢？当然不，如果我们精神正常的话,不会如此。我们的生活被各色各样更亲密、更温暖的事物以及人类的雄心和洞察所主宰着。指责科学剥夺了使人生值得一过的生活温馨，这个错误是如此的荒唐，如此的与我本人和大多数科学家的感受绝然相反，以至于我几乎要变得绝望，就象我被错误地怀疑过的那样。”

    虽然科学事实往往能给伦理道德观提供一定的启示，乃至成为价值判断的基础，但是科学事实本身并不带有价值判断。将科学事实等同于道德价值，恰恰是极端的科学主义者的思维方式，以这样的思维方式反过来指责科学，是自相矛盾的。宇宙的演变没有目的，因为宇宙没有意识。但是人生可以有目的，因为人有自我意识。在一个冰冷的、凄凉的宇宙中，同样可以有、也应该有温暖、亲密的人间。

    如果将人生目的和宇宙的命运联系起来，未免过于多愁善感。但是人生的目的本来就属于主观的价值判断，可以有多种形式，科学无法证明其必对或必错；所以如果有人非要如此多愁善感地唉声叹气，虽然道金斯暗示这属于精神失常，虽然我也觉得大可不必，但是却不能说就错。然而，如果在绝望之余，还要质疑“如果我们命中注定是自私的，我们的非进化论的道德观念何以可能？”，却是严重的混乱。基因是自私的，并不能推导出我们命中注定是自私的，因为我们的“命”有两条：生物的和文化的。

    人类同时是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的产物。“自私的基因”理论试图说明的仅仅是自然选择作用下的生物进化（它甚至不试图解释所有的生物进化），而文化进化有非常不同的机制。无意识的自然选择只对个体的短期利益起作用，因此它必然是对“自私”有利的。但是人类具有自我意识，有理性推理和预见能力，能够做长期的计划，因此能够为了长远的利益牺牲目前的利益，为了群体的利益牺牲个人的利益。文化的适应性进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环境对群体，而不是对个体进行选择的结果，真正的利他行为因之产生。道德观正是这种文化选择的结果。一个有着更“好”的价值观的文化群体能够扩张、繁衍，并吞并、灭绝其他的文化群体。因此，价值观也是进化而来的，是经过长期、持续的无数次试错、成败，而得到的最适合于某个文化群体生存的结果。如果将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混为一谈，试图用生物本能解释一切文化现象，恰恰是极端的生物决定论者的思维方式，以这样的思维方式反过来指责科学，又是自相矛盾。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文化进化论只是要说明为什么一种价值观系统会产生、传递，并不肯定那些占了优势的价值观就一定是真实、美好。那些因历史原因被认为对文化群体有利的行为，即使在我们看来是虚假的、丑陋的（比如宗教、迷信），也会在文化选择的作用下，得到保留、传播。视死如归有种种因素（甚至包括精神失常），并不都是那么崇高和辉煌的。革命烈士的视死如归固然令人肃然起敬，邪教徒的视死如归却就只有让人惋惜了。

20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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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科学院院士基本上是个荣誉称号，在其不多的特权中，很重要的一项是可以直接把自己的论文或推荐别人的论文到《美国科学院会刊》这份闻名世界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美国韦因州立大学生物学家莫里斯·古德曼去年四月新当选院士，最近在《美国科学院会刊》上发表了其“就职论文”，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小小的轰动。在这篇论文中，古德曼实验室提出应该把现有类人猿都划入人科，进而再把现存的两种黑猩猩（普通黑猩猩和矮小黑猩猩）都划入人属，名副其实成了我们人类的亲兄弟。

    生物的分类单位从大到小依次为域、界、门、纲、目、科、属和种。现代人类属于真核生物域、动物界、脊索动物门、哺乳纲、灵长目、人科、人属、智人种。在被普遍接受的传统分类中，类人猿被认为与人类的亲缘关系很远，属于两个不同的科，各种长臂猿被归入长臂猿科，而猩猩、大猩猩和黑猩猩被归入猩猩科，两种黑猩猩属于猩猩科下的黑猩猩属。古德曼在1998年就批评这种传统划分法是出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偏见，提出应该把类人猿都归入人科，而把黑猩猩归入人属。这一次，他为这个主张出示了更进一步的证据。一般来说，两个物种的基因序列的相似程度越高，则表明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越近，而且可以根据基因序列的相似程度推算这两个物种从共同祖先分离出来的时间。以前，已有多项研究表明人和黑猩猩在遗传上的相似在98％以上。这些研究其实并没有涉及到具体的基因序列，而是用其他方法做的估算。这一次，古德曼和他的同事决定具体比较人、黑猩猩、大猩猩、猩猩、旧大陆猴这几个物种在97个基因上的相似程度。他们发现，像以前的研究所表明的，黑猩猩与人的亲缘关系最近，甚至超过了它们与大猩猩的亲缘关系。这种亲缘关系，要比以前所认为的还要密切，在那些不重要的基因位点中，人与黑猩猩的相似程度为98.4％，而在那些重要的基因位点中，人与黑猩猩的相似程度高达99.4％。

    国内媒体在报道这件成果时，说古德曼等人把黑猩猩归入人属，理由是黑猩猩编码功能基因的遗传信息与人极其相似。于是又有专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不赞成古德曼等人的分类方法，不能只根据基因序列的相似性来分类，还要根据形态学、解剖学或考古学方面的证据。换句话说，凭什么因为人与黑猩猩的基因相似程度可达99.4％，就要把他们归为同一属呢？其实这个报道和专家评论都没有真正理解古德曼的这项研究。古德曼如此分类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反映出不同物种的基因相似程度，而是为了反映出不同物种的进化关系。

    根据这些基因序列比较，可以推测出猿、人的进化表：大约在2千5百万年前，猿的祖先与其他灵长类分离开来；在1千4百万年前，大猩猩、黑猩猩和人的共同祖先与猩猩的祖先分离开来；在6－7百万年前，黑猩猩和人的共同祖先与大猩猩的祖先分离开来；在5－6百万年前，黑猩猩的祖先和人的祖先分离开来。从进化上看，黑猩猩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的关系从近到远分别是人、大猩猩、猩猩。如果生物分类像达尔文所希望的那样，要能真正反应出亲缘关系也即进化关系，那么当然首先要把黑猩猩和人先归为同一类，然后再把二者与其他类人猿归为同一个更大的类，而不是像传统那样倒过来，先把黑猩猩和其他类人猿归入同一科，然后再和人归入同一目。

    把黑猩猩和人归入同一属，也并不怎么辱没了人。黑猩猩的行为表现出相当程度的人性，例如它们能够制造工具、有推理能力、自我意识、移情能力（即能够意识到其他意识的存在，设身处地地猜测其他个体的想法。人类在3岁以后才有这种能力）、识数能力（经训练后能识别从0到9的数字并从小到大排列）、语言能力（经训练后能使用数百个单词符号，听懂数千个英文单词）、感情能力（例如会为亲属的死亡感到悲伤）等等。黑猩猩经过训练后，能大约具有4岁小孩的思维和语言能力。黑猩猩和人类一样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而且不同地区的黑猩猩群体还存在不同的社会文化。我们对黑猩猩研究得越多，越是意识到它们与人类并无本质的区别，有的只是量的差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杀害黑猩猩（以及其他类人猿）的行为，应该被视为谋杀。

    不过古德曼的分类法很难被广泛接受。人类中心主义已根深蒂固。自古以来，人类就认为自己是与其他动物完全不同的万物之灵。达尔文进化论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了人类的动物起源，人类只是进化过程中的偶然产物，而不是进化的方向和颠峰，也不是“最高等”的动物。但是人类中心主义并没有从我们的心中完全被消除。在研究人类与其他动物的关系时，我们仍然习惯于站在人类的立场上，而不是其他动物的立场上。所谓生物分类不能做到完全客观，而或多或少有些主观，就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一个借口。甚至古德曼也还没有完全摆脱人类中心主义：他把人类与黑猩猩共同的那个属称为人属而不是黑猩猩属，把人类与猿共同的那个科称为人科而不是猿科。如果我们能够设身处地地站在黑猩猩的立场上看，那么把黑猩猩和人类视为同一个属的兄弟物种，恐怕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从生物学的角度看，人类可以说是第三种黑猩猩。

2003.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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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流传颇广的对进化论的攻击为：生命是如此复杂，它的产生和进化是一个概率几乎为零的不可能事件。攻击者往往还煞有介事地做一番概率计算，“证明”即使把宇宙的时间全都用完，也无法自发生成一个细胞。其实这是一个早被达尔文用自然选择原理解决了的问题。高度复杂的事物可以分解为更简单的事物一步一步地通过选择形成。突变是偶然的，但是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偶然性大大降低。生命的产生和进化并不是一个完全随机的过程，因此不能做简单的概率计算。举例来说，打麻将摸到一手清一色一条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的小概率事件，或许从来就没人摸到过。但是通过不断地换牌，最后得到清一色一条龙的机会虽然很小，还是有许多许多次出现了。

    严格地说，基因突变也并非是完全随机的。基因组的某些区域要比其他区域更容易发生突变。在物理、化学因素的作用下，基因组也会自发形成某种有序的结构。这种所谓“自组织”现象，更大大降低了生命的产生和进化的偶然性，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自组织对生物进化的作用，并不亚于自然选择。事实上，自组织是在生物界和非生物界都普遍存在的现象。如果不考虑自组织因素而单纯做概率计算，我们会发现水结成冰也是一个概率几乎为零的不可能事件。以概率计算攻击进化之荒谬，由此可见。

    比利时生物学家克里斯蒂安·德迪夫（Christian de
Duve）所著《活力之尘》（Vital
Dust，中译本名为《生机勃勃的尘埃》，王玉山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更试图说明，生命起源和进化，乃是生物化学作用的必然结果。它的新版副标题“生命做为宇宙之必然”（Life
as a Cosmic
Imperative，原副标题为“地球生命的起源和进化”）即是对这一观点的归纳。现年83岁的德迪夫是现代细胞生物学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因发现溶酶体和过氧化物酶体这两种细胞器而在1974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奖。晚年致力于研究生命起源和科普创作，在此之前已出版过两本很受欢迎的科普著作《活细胞导游》（
Guided Tour of the Living Cell，1984）和《细胞蓝图》（Blueprint for
a
Cell，1991）。在自传中，他说：“我计划将我的余生贡献于进一步探讨我们对生命和心灵日益增长的了解能告诉我们宇宙有何结构和意义。”

    宇宙具有结构，这是科学已发现的，事实上也是科学研究能够成立的前提。但是宇宙是否真的有意义？这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不是科学问题。德迪夫认为，宇宙的结构必然能够产生生命和思维，再由思维发现宇宙的结构和理解真善美爱，就是宇宙的意义。这是一种改头换面的目的论，只不过导向目的的神秘力量由生物化学力量所取代。宇宙学认为我们的宇宙的确令人惊讶地适宜生命的生存，如果在宇宙大爆炸的最初时刻，物理常数略有不同，就很可能不会有生命。但是我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宇宙有什么既定目的或意义。对此最简单的也是最好的解释是人属原理（Anthropic
Principle，常被不恰当地译为“人择原理”）：因为这是我们所从属的宇宙，如果没有这样的宇宙，就不会有我们人类。可能还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宇宙有着不同的生存条件，我们无法知道而已。我们很容易把一个仅知（未必是仅有）的偶然结果误解为必然结果。根据现状去推想起始条件的必然意义，乃是没有意义的事后诸葛亮，就象一位在混战中夺得皇位的人自称是真龙天子。

    不管宇宙是否有意义（我认为没有），我们的宇宙看来是充满活力的。我和德迪夫一样相信，宇宙中充满了生命。我们已经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宇宙中布满了适于生命生存的行星、卫星，生命小分子到处都是，而只要有合适的条件，生命就可能产生。在某颗适宜星球上的生命产生未必是一个必然事件，但也不会是一个小概率的偶然事件，而只要考虑到宇宙星球之多，年代之久远，宇宙就必然是充满生机的。但是我无法同意德迪夫的观点，认为生物进化存在从简单到复杂的总方向，最后必然产生理性生命。生命的发展趋势是多样化，任何能够适应环境的方式，不论是简单还是复杂，都是可行的，并不存在一个总方向，当然，从简单到复杂的进化途径是存在的，就象存在着复杂到简单，或复杂度不变的其他途径。我也同意在宇宙中可能存在许多理性生命，我们人类并不孤独，但这绝不意味着理性生命是进化的必然终点，而同样是一个概率并不很小的可能事件分布在众多星球上所体现出来的必然结果。其他星球上的理性生命也绝无可能与人类相同，我们这个物种，乃是无数偶然事件的结果。德迪夫令人惊讶地认为现存物种有着高级和低级之分，在他绘制的生命树中，不同的枝干按高低排列，被置于顶端的是人类。这种以人为中心、从低级到高级的“自然界阶梯”的观念，从达尔文起就已被抛弃了，但在许多人，包括一些专家心中，仍然根深蒂固。

    不管你是否同意德迪夫的宇宙观、进化观，《活力之尘》都是一本妙趣横生的科普著作。它描绘了一幅从生命最初的分子到人的心灵产生的地球生命进化的全景图象。一般的进化论科普著作都着重于多细胞生物的进化，这本书却将重点放在了生命起源和单细胞生物的进化，占了七分之四的篇幅。我还没有见过有其他的科普著作如此全面又通俗地介绍生命起源和进化的生物化学因素，而且没有用到一个化学方程式。对多细胞生物的进化介绍较为简略，但也涉及了各主要方面。一般读者可以将这本书作为全面了解地球生命进化史的很好的入门读物，感受一次引人入胜的生命之旅。在旅途结束时也不妨思考一下德迪夫提出的问题：我们的宇宙是否有活力、会思想、有意义？

200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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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您本周在看什么书？（请写出具体书名，可以是一本，也可以是多本）

 

　　我现在大部分看的是英文书，刚看完美国微生物学家保罗·德·克鲁伊夫（Paul
de Kruif）写的《微生物猎人传》（Microbe
Hunters）。这本书国内有中译本，但不知道翻译质量如何。

 

　　2 、您怎么想起看这本书的？（是别人推荐还是自己感兴趣?
还是逛书店看到的 ?）

 

　　这是1926年出版的经典科普著作，早就听说过，逛书店时刚好看到在降价处理1996年的再版，就买了。我计划以后写一本微生物学方面的科普著作，所以也有意识地在收集这方面的资料。

 

　　3 、在哪买的这本书?

 

　　在美国加州圣地亚哥的一家邦诺（Barnes & Noble）书店。

 

　　4 、看完这本书的一些感想?

 

　　科学是一个日新月异的世界，激动人心的最新科学发现很快就会成为平淡无奇的老生常谈甚至被证明是错误的，因此科普著作很容易过时，但是伟大的科普著作和伟大的文学著作一样，也会是不朽的。

 

　　5 、这本书最吸引的地方是什么? 可以举一些有趣的章节。

 

　　这本书介绍了13位微生物学伟大先驱者的生平事迹，有大家耳熟能详的列文虎克、巴斯德、科赫，也有在现在差不多已经被一般人所遗忘的微生物学家。它用文学的笔调，描写了他们的日常生活、科学发现、内心世界的冲突、人性的光辉和弱点以及彼此之间的明争暗斗，就像是在读一本引人入胜的侦探小说和言情小说——主人公们对科学的狂热和作者毫不掩饰对他们的热爱，足以感染众多的读者。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美国微生物学家西奥博尔德·史密斯（Theobald
Smith）身体力行，花费大量的时间用一系列严谨而繁琐的田野试验完美地证明德克萨斯牛瘟的病原体的故事。在现在的科学家当中，很难再找到这样的人了。

 

2006.4.4.

 

(XYS2006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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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话科学打假第一人方舟子

 

　　《全视界》2006年第9期

 

　　就算你一页页把江山翻覆
　　又怎料得到这一个个大团圆早已注定
　　字字是血　无人不冤是谁的错
　　句句含泪　有情皆孽是我的命
　　阳刚之气挡不了阴风阵阵
　　血脉贲张到头来还是只觉得冷冷冷
　　——方舟子诗歌《读〈天龙八部〉》

 

　　打击“核酸营养品”最难忘

 

　　《全视界》：是什么原因让您走上科学打假这条路的？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事情让您特别难忘？

　　方舟子：我从事科学打假纯属偶然，并无计划，属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我从1993年开始上网发表文章起，就时不时会写一些揭露伪科学的文章，当时主要是针对在中国留学生当中流行的神创论、特异功能、易经预测等。2000年国内互联网也兴起了，国内报刊纷纷上网，我在国外也可以即时了解到国内的动态，发现国内科技领域浮夸虚假的报道、宣传那么多，又没有见到什么人出来批评，所以才决定在这方面做点工作。让我特别难忘的应该算是2001年上半年打击“核酸营养品”事件，这是我花的时间最长、精力最多、影响也最大的。但是到现在，“珍奥核酸”仍然很有市场，还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和315晚会上大做广告。

　　《全视界》：您有没有觉得自己跨行业进行科学打假力有不逮？您笃信自己的一切观点吗？实际上，在很多领域，您可能都是外行啊。

　　方舟子：在打假时我会非常慎重，即使算不上“笃信自己的一切观点”，也肯定是很有信心才会去做，否则不就成了乱打？如果涉及到不属于我的专业的领域的问题，那一般是不需要用到很专业的知识就能够辨别的，靠基本事实、逻辑和科学常识就能做出判断的。如果需要用到专业知识，我会去征求那个领域的专家的意见，不会信口开河。如果我打错了，欢迎有根有据地具体地指出来，我一定会更正。

 

　　打假专栏稿费不高

 

　　《全视界》：科学打假压力大吗？想过放弃吗？

　　方舟子：我没有感到什么压力。有众多的反对、攻击，那是免不了的，因为本来做的就是得罪人甚至挡人财路的事，对此我早有心理准备。遇到的恐吓和威胁基本上都是说要告我损害其名誉权，有的已诉诸行动，甚至动用当地腐败势力判我败诉。这也是在预料之中的，我不会因此害怕或放弃。

　　《全视界》：王海商品打假他能从中获得报酬，而科学打假好象没有什么报酬，可能报酬就是一些专栏的稿费，您打假文章的稿费高么？

　　方舟子：我的稿费标准和其他专栏作者是一样的，并没有特殊。

 

　　CSICOP不是娱乐组织

 

　　《全视界》：科学打假是不是需要一个权威的监管机构的存在？

　　方舟子：从2001年以来我就一直在呼吁，中国应该有一个权威的机构来负责科学打假，依赖个人的力量是不正常的。个人从事学术打假的精力、资源有限，权威性不够，也没有处罚的权力，只是在当前没有规范渠道的条件下的一种权宜之计。夸大个人的力量是不恰当的，但是一味地反对个人学术打假也是不妥的，那实际上是在纵容学术造假。学术是天下的公器，任何人都有权利说出他知道的真相。

　　《全视界》：有人说CSICOP只是美国的一个娱乐性组织，根本不是科技界组织，对此说法您怎么看？

　　方舟子：CSICOP是一个很严肃的组织，是由一些著名科普人士创建的，包括阿西莫夫、卡尔·萨根、马丁·加德纳等，其成员包括各行各业的人士，例如哲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心理学家、医生等，其目的是用科学方法对所谓特异现象进行调查。经常揭露特异现象的魔术师兰迪也是其成员，国内有人因此说它是娱乐组织，这纯属造谣。

 

　　与媒体关系良好

 

　　《全视界》：现在您的粉丝团队和反对阵营同样庞大，我周围做媒体的朋友就分成了泾渭分明的这两大阵营。我想知道您有没有研究过您的粉丝团，他们的年龄结构、他们的职业身份、他们的性别比例……

　　方舟子：没有研究过。支持我的人应该是以科技教育界的人士为主，但是其他阶层的人也都有。比如，我时不时会收到中学生的来信、留言。

　　《全视界》：在和《南方日报》开战、辞去《新京报》专栏之后，您与国内纸媒体之间的关系如何？您把科学打假的阵地从报纸转移网站上，除了因为网络有充分言论自由的优势以外，还有其他别的原因吗？

　　方舟子：是和南方报系开战。因为理念和处世原则的不同，以及一些个人恩怨，有些媒体看不惯我、甚至攻击我，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有些媒体则一直和我保持良好的关系，比如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和我的关系就一直很好嘛。我的科学打假本来就是从网站上开始的，而且也一直在网站上进行，只不过有时候报纸会做一些跟踪报道而已，所以不存在转移阵地的问题。

 

　　诗人气质

 

　　《全视界》：我想要知道您作为科学打假斗士、作为公众人物以外是怎样的？

　　方舟子：很多人对我的第一印象是，我在日常生活中其实是个很随和的人。学术应该严格对待，生活则不必太计较，这算是我的处世原则吧。

　　《全视界》：我们所了解的您个人有N重身份，互联网开发、写作和生物科学家、为中文互联网的先驱、诗人、打假斗士……这些身份本身有逻辑联系吗？您能回忆一下那个“诗人方舟子”，他离您远了吗，或者他和“打假斗士方舟子”并行不悖？

　　方舟子：可能和性格都有点关系。现在不写诗了，诗人气质还是有点的，没有理想、激情的支撑，恐怕很难长时间做一件没有个人回报的事。

 

　　其他（未登出部分）

 

　　《全视界》：对我们普通人来讲，如何分辨什么是科学什么是伪科学？有没有一些什么规律在这里面？

　　方舟子：“伪科学”从定义上来说，就是把不是科学的东西说成是科学。例如，科幻小说本来是文学，如果把科幻小说中某种违背科学原理的惊人主张说成是科学主张，就成了伪科学；算命、风水、巫术本来是迷信，如果把它们说成有科学依据，就成了伪科学；神创论本来属于宗教，如果把它当成科学理论，就成了伪科学，等等。提倡伪科学的人有一些共同点，他们往往没有受过那个领域的专业训练，提出的观点没有受到学术界的认可，喜欢打“爱国牌”，而且一般都抱有经济动机。

　　《全视界》：一直以来研究生都有发表论文的任务，但由于学术造假论文造假问题层出不穷等原因，一些学校可能会取消研究生的发表论文任务，对此事您怎么看？

　　方舟子：这也是我一直在建议的。中国学术造假之所以泛滥，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不合理的学术制度，例如对研究生发表论文数量的硬性规定。今年4月份我在中山大学生命科学院座谈时，谈到这个问题，提出取消论文发表规定。结果老师们告诉我，他们已经这么做了，可能是全国高校率先这么做的吧。

　　《全视界》：我们常常看到某某科学家有望获得诺贝尔奖的报道，以您对国内科学家们及其研究成果的观察，您认为国内有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吗？

　　方舟子：就我比较熟悉的生物医学领域而言，国内的整体水平和发达国家相差还很大，没有见到诺贝尔奖水平的工作。其他领域应该也类似。如果学术环境不改变，要得诺贝尔奖只是空想。

　　《全视界》：一个俗套的问题，科学打假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如果有一天您怀疑自己的观点了，您会怎么做？会在公众面前承认吗？您想过某一天退出打假行列吗？

　　方舟子：科学打假既是在维护科学的纯洁性，有利于科学的健康发展，又能让一般公众知道事情真相，免受欺骗，是一件有社会公益的事，不知有什么可怀疑的？当然，社会公益的事不一定就要一直做下去不可，也许哪天我兴趣转移了去干别的事，不过目前没有计划。

　　《全视界》：在科学打假这个战场上，您与何祚庥院士表现得很团结，你们有没有再联合上其他的一些打假英雄，结成“盟友”，运作一个像CSICOP组织那样的打算？

　　方舟子：我们有一些志同道合的人有时会一起搞一些活动，但是我们并没有什么组织。我这个人自由散漫惯了，不喜欢过“组织生活”，没有加入过、以后也不准备加入任何组织。去年有报道说中国科普研究所成立了一个像CSICOP那样的小组，但是一年过去了，并没有见到该小组有任何具体的行动。

　　《全视界》：您和司马南等人有什么不一样？

　　方舟子：司马的人生阅历比我丰富，我受到的学术训练比较严格。

　　《全视界》：您内心最宁静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快乐、悲伤、痛苦、困惑等时候呢？

　　方舟子：内心最宁静的时候是我打太极拳的时候吧，呵呵。

　　《全视界》：您人生的第一次愤怒是在什么时候？还记得细节吗？它和您现在的愤怒是一脉相承的吗？

　　方舟子：不记得了。现在我基本上不会感到愤怒。

　　《全视界》：现在您个人生活空间受到干扰了吗？您还能悠然自得地享受南加州灿烂的阳光吗？

　　方舟子：在国内的时候个人生活空间有时候会受到打扰，主要是记者的采访。在美国的时候就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在美国我觉得像是在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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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史上著名的一个大恩怨许多人在中学学解方程时都听老师讲过。故事说，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数学家塔塔利亚发现了三次方程的解法，秘而不宣。一位叫卡当的骗子把解法骗到了手，公布出来，并宣称是他自己发现的。塔塔利亚一气之下向卡当挑战比赛解方程，大获全胜，因为塔塔利亚教他时留了一招。不过至今这些公式还被称作卡当公式，而塔塔利亚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塔塔利亚只是一个外号，意大利语意思是“结巴”。网上广为流传的一篇《数学和数学家的故事》长文就是这么介绍的。

    这个流行版本从总体到细节都是错误的。塔塔利亚不仅留下了名字（真名尼科洛·方塔纳），而且也留下了有关这一争执的著作。后人对此事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塔塔利亚一面之词的影响。

    塔塔利亚与卡当之间并未进行过数学比赛，和塔塔利亚比赛的另有其人。在当时的意大利，两个数学家进行解题比赛成了风气，方式是两人各拿出赌金，给对方出若干道题，30天后提交答案，解出更多道题的人获胜，胜者赢得全部赌金。塔塔利亚很热衷于参加这种比赛，并多次获胜。

    当时经常出现的比赛题目是三次方程，因为三次方程的解法还未被发现。意大利博洛尼亚数学家费罗发现了三次方程的一种特殊形式“三次加一次”的解法，临死前传给了学生费奥。费奥的数学水平其实很差，得到费罗的秘传后便吹嘘自己能够解所有的三次方程。塔塔利亚也自称能够解三次方程，于是两人在1535年进行了比赛。塔塔利亚给费奥出了30道其他形式的三次方程，把费奥给难住了。费奥则给塔塔利亚出了30道清一色的“三次加一次”方程题，认定塔塔利亚也都解不出来。塔塔利亚在接受费奥挑战的时候，的确还不知道如何解这类方程题。据说是在最后一天的早晨，塔塔利亚在苦思冥想了一夜之后，突然来了灵感，发现了解法，用了不到两个小时就全部解答了。塔塔利亚欣喜若狂，宽宏大量地放弃了费奥交的赌金。

    当时担任米兰官方数学教师的卡当听说了此事，通过他人转告塔塔利亚，希望能够知道解法，遭到塔塔利亚的拒绝。于是卡当直接给塔塔利亚写信，暗示可以向米兰总督推荐塔塔利亚。

    在威尼斯当穷教师的塔塔利亚一见有高升的机会，态度大变，于1539年3月动身前往米兰，受到卡当的热情招待。在卡当苦苦哀求，并向上帝发誓绝不泄密后，塔塔利亚终于向卡当传授了用诗歌暗语写成的解法。卡当把“武林秘笈”拿到手，并没有就对塔塔利亚翻脸，但塔塔利亚却像许多泄密者一样，马上就后悔了，无心再在米兰求发展，匆忙赶回威尼斯。在那一年卡当出版了两本数学著作，塔塔利亚都细细研读，一方面很高兴卡当没有在著作中公布三次方程解法，一方面又觉得自己受了卡当的欺骗，在给卡当的信中把这两本书嘲笑了一番，断绝了与卡当的交情。

    卡当在获得塔塔利亚的解法后，在其基础上很快就发现所有的三次方程的解法。次年，卡当18岁的秘书费拉里在三次方程解法的基础上又发现了四次方程的解法。卡当与塔塔利亚不同，热衷于通过著书立说发布新发现来赢得名利。但是他和费拉里发现的解法都是建立在塔塔利亚的解法基础上的，根据卡当立下的誓言，塔塔利亚不公布其解法，他们的解法就不得公布。而塔塔利亚显然是想把其解法当成赢得比赛的秘密武器，丝毫也没有想公布出来的迹象。这让卡当很苦恼。

    1543年，卡当和费拉里前往博洛尼亚，见到在那里接替费罗当数学教授的费罗的女婿，后者向他们出示了费罗的手稿，证明费罗在塔塔利亚之前就已经发现了解法。这使卡当如释重负，觉得没有必要再遵守誓言，于是在1545年出版的著作《大术》中公布了三次方程和四次方程的解法。为了避免被指控剽窃，卡当在书中特别提到了费罗和塔塔利亚的贡献。

    但是这并没有减轻塔塔利亚对他的憎恨。塔塔利亚在第二年出版了一本书，在书中揭露卡当背信弃义，淋漓尽致地对卡当进行人身攻击。卡当此时由于《大术》一书已名满天下，不想和塔塔利亚计较，但费拉里决定要为主人讨回公道，在公开信中对塔塔利亚反唇相讥，向塔塔利亚提出比赛挑战。塔塔利亚对此很不情愿，因为和无名小辈比赛即使赢了也没有什么好处，万一输了脸可就丢大了。塔塔利亚在给费拉里的回信中，要求由卡当来应战。但是卡当仍不予理会。塔塔利亚和费拉里来来回回打了一年的笔墨官司，仍然没有解决争端。到1548年事情出现转机，塔塔利亚的家乡布雷西亚向塔塔利亚提供了一份报酬不薄的教职，条件是塔塔利亚必须去和费拉里比赛解决争端。

    1548年8月10日，比赛在米兰总督的主持下在米兰的教堂举行，吸引了大量的看客。费拉里带了众多支持者助阵，而塔塔利亚只带了一位同胞兄弟，费拉里可谓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而且在开场白中就已经表现出他对三次和四次方程的理解要比塔塔利亚透彻。身经百战的塔塔利亚一见大势不妙，在当天晚上悄悄地离开了米兰。

    结果塔塔利亚不仅名誉扫地，而且经济也陷入困境。布雷西亚虽然让他教了一年书，却不支付他的薪水。看来那个时候并没有禁止拖欠教师工资的规定，塔塔利亚打了几场官司也没能把欠薪讨回来，灰溜溜又回到威尼斯继续当他的穷教师。1557年，57岁的塔塔利亚带着对卡当的满腔仇恨，在贫困中死去。

    费拉里在比赛后名声大震，甚至连皇帝都来请他给太子当老师。但费拉里选择了给米兰总督当估税员发财。1565年，年仅43岁的费拉里已成了富翁，提前退休回博洛尼亚，不幸当年就去世了，据说是被他的妹妹毒死的，为了继承他的财产。只有卡当得以长寿，活到了75岁，不过他本来可以活得更长——迷信占星术的卡当预测自己将死于1575年9月21日，为了实现自己的预言，他在那一天自杀。

    科学研究毕竟是人从事的事业，人性的弱点也会在其中表现出来。做为一项最为看重首创权的工作，因争名夺利结下的种种个人恩怨也就难以避免，有时也难以让人看清其中的是非曲折。虽然根据现代科研的规范和历史资料来看，卡当在这个事件中的所作所为并无过错，他并没有试图去剽窃他人成果，为了公布学术成果与众人分享所作的努力还很值得赞赏，反倒是塔塔利亚死守学术成果的偏执和对卡当的憎恨都有点变态。奇怪的是，在后人的传说中，卡当却成了欺世盗名的骗子，人们对弱者的同情有时会超过了对真相的探求。不过事实的真相毕竟难以掩盖，尤其是在信息发达的今天，更是如此。

2006.9.17.

（《经济观察报》2006.9.23）

(XYS2006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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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尖径仄旌旆愁，独立飘渺之飞楼。
                峡坼云霾龙虎卧，江清日抱鼋鼍游。
                扶桑西枝对断石，弱水东影随长流。
                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迸空回白头！
                    ——杜甫《白帝城最高楼》

    这是一首七律诗，但是念起来却没有律诗的琅琅上口。它的格式大体上还和律诗相符，如在第一句和偶数句压平声韵，中间两联对仗很工整。但是它的音调在许多关键地方都与律诗的要求相反。这并不是不懂音韵或虽然懂音韵而不愿受格律的约束，而是故意与律诗的格律作对。例如律诗切忌在句末连用三个平声字，称之为“三平调”，这首诗却故意连续用了三处“三平调”（“之飞楼”、“鼋鼍游”、“随长流”）。由于律诗的格律是以音调和谐编排的，与之作对，必然导致念起来很拗口。这种写法，后来就被称之为拗格。这首诗的用字也很奇怪，用了平常律诗中不用的结构助词“之”、“者”，倒数第二句则不用七言诗的“四、三”断句格式，而用“五、二”句式（“杖藜叹世者、谁子？”），犹如散文，读起来很不顺畅。这样，从格律到句法，都使这首诗显得非常独特。后来的诗人也学这种写法，如韩愈以散文句子入诗，黄庭坚致力于写拗体律诗，都是为了避免平庸，显得奇特。但是这只是学了皮毛。老杜并不是为了在形式上标新立异。白帝城最高楼是独立之楼，老杜是独立之人，用独立之体，拗口之句，才写尽了不平之景，不平之情，不平之气。一个个似乎摆错了位置的字突兀起伏，满腔的悲愤因而跃然纸上。

    “城尖径仄旌旆愁，独立飘渺之飞楼。”这一联写的是最高楼又高又险的地势。以“尖”形容城，似乎很奇怪，起笔就大不平常。但白帝城建在山头上，仰望确实让人感到“尖”，也只有“尖”才能突出其险峻。而通往这个险峻之处的，又是一条崎岖不平的小径，地势如此高危，连插在那里的军旗也发愁，何况人呢。就在这样的地方，孤零零地、若隐若现地耸立着一座楼，仿佛在飞腾。

    “峡坼云霾龙虎卧，江清日抱鼋鼍游。”这是登楼以后看到的景象，每一句都是由实变虚：“峡坼云霾”、“江清日抱”是实景，“龙虎卧”、“鼋鼍游”是虚拟。上句写山，是静穆的：云霾悬浮山中，山峡看上去断断续续，就像一头头静卧的龙虎。下句写水，是动荡的：在太阳的怀抱中，清澈的江水闪着波光，就像一只只鼋鼍在游荡。这一联又隐指当时局势的动荡不安和潜伏的种种危机。

    “扶桑西枝对断石，弱水东影随长流。”这是极目远眺时的想像，每一句的写法变成了由虚入实：“扶桑西枝”、“弱水东影”是虚拟，“断石”、“长流”是实景。扶桑是传说中的一种神木，也是日出之处，这是向东远望，想像山峡之高，高到断石可以和扶桑西端的树枝遥遥相对。弱水是传说中昆仑山下的一条江，源流极远，这是向西远望，想像江流之长，长到可以和弱水东来的影子相接。一“对”一“随”，仿佛从东到西，天地之大，尽在眼底。

    “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迸空回白头！”在写尽地势之险峻、高危，景象之壮观、广阔之后，笔锋一转，指向了自己。上一联已念天地之悠悠，这一联也就顺理成章地独怆然而涕下。“杖藜”、“白头”，可见其老病（这一年杜甫五十四岁，四年后就逝世了）。“叹世”，可见感叹的不是自己的遭遇，而是世事的艰难，在当时自然是战乱不断，或许一开始的“旌旆愁”，愁的不只是地势的高危，还有战事的频繁？“谁子”，是“谁氏之子”的省略，这是周围的人见一老人登楼感叹世事，在打听、询问他是谁。此时诗人刚刚流浪到夔州，人生地不熟，这一问，又勾起了他无限的悲伤，自己一生飘零，忧国忧民，到老无人能知，于是就在摇着满头白发回首应答的一刹那，有血泪在高空中飞散！世事的辛酸，人生的不平，浓缩在这一问一回之间。

        尖峭的山城崎岖的小径，就连旌旗也在发愁，
        孤孤单单若隐若现，耸立着一座飞腾的高楼。
        云霾隔断连绵的山峡，群山犹如龙虎在静卧，
        太阳环抱清澈的江水，波光仿佛鼋鼍正浮游。
        扶桑西端的树枝，遥遥相对山峡高高的断石，
        弱水东来的影子，紧紧连接大江长长的水流。
        这个人究竟是谁，拄着藜杖感叹世事的艰辛？
        血泪在空中飘洒，就在满头白发回顾的时候！

（200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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