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尚庙

记得女儿两岁左右时，我们家电视出了问题，经常间歇性花屏，爱看电视的女儿每每在出现花屏时哭闹，甚至急得在沙发上蹦跳起来。次数一多，小家伙自己总结出来了：电视如果花屏了，我在沙发上蹦跳几下就能恢复正常。于是，我发现小家伙不再哭闹，而是每次电视出现花屏时，就一脸严肃地站起来在沙发上蹦跳，问明白她为何如此以后，联想到中医把中医的治疗和病愈之间联系起来的方式，忍不住捧腹大笑。
进化史可以在胚胎上重演，也许人类的思想发展史也会在个体上重演。只是很多成年人的逻辑能力，还如同两岁的孩子。

牛博网醉钢琴、土摩托、羽良、莫之许等关于最近西藏问题的文章，我基本都同意，这不是骑墙态度，因为他们各自强调的方面有所不同，我把他们视为互相补充。
关于民族分离运动与极端主义以及自由民主的关系，我以前给《领导者》杂志写过一个转型社会的“二民主义”症状的文章，没找到存底。大意是，一个由专制社会转型而来的民主社会——无论是独立出来还是就地转型，都会出现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大爆发，其产生原因，部分是莫之许强调过的，再者，也是早期民主社会全社会政治不成熟，且未形成社会稳定共识阶段的表现。
从长远和更本质的角度看，自由民主体制才是能稳定和维系一个社会纽带的体制，我们很难想象，像印度这样一个人造的国家，可以在中国这样的制度下长期存在而不发生巨大的悲剧性冲突和分离，所以，民族分离问题固然民主自由绝不是解决良方，但很难想象还有更好的体制能舒缓一个旧帝国存在的各种矛盾。
没有人喜欢极端主义，但我总担心，中国民族问题爆发的极端主义也许不可避免。一个被统治民族对统治民族的态度，其实是与统治民族自身的政治能力和水准高度相关的，英国的殖民统治遭遇的反抗来得远不如法国人的殖民统治强烈、极端，而西方殖民者的殖民统治来的又比日本人更文明，虽然日本曾想努力证明他们做的比西方人更好。
大家都强调过的，我不废话了，就谈谈民族极端情绪的土壤，以为补充。西藏的情形我不熟悉，说说新疆的。
我们从新闻中能感受得到，新疆的民族分离运动的极端性来得远比西藏更激烈，很多人将此归结为宗教因素，也许有这里的原因，但我个人认为，它可忽略不计，而且，片面强调宗教文化原因，那是对不公不平以及罪恶有意无意的背书。更多是在新疆完全不同于西藏的一些因素，这里也许很多人不曾留意，我说说一般汉族人不太知道的一面。
西藏每年都要接受中央政府的巨额财政援助，这点，甚至ｄａｌａｉ喇嘛集团也不曾否认，新疆不然，在本地人看，内地人掠夺了其丰富的自然资源，而本地人完全不能从中得到任何利益。更严重的是，在旧体制下，本地民族或许可获得与汉族有均等机会，但市场经济下，由于现代企业多数都控制在汉族人手中，故无论垄断国企还是私营企业，全社会普遍充斥着对本地民族的排斥。比如，新疆各学校的招聘启事，经常公开宣称只招汉族。即使不曾明言，亦持此种态度。
比这还严重的是，一方面赤裸裸的民族歧视可以公开展示，但另一方面，非议或哪怕只是陈述事实都是被严厉禁止的，我就知道一位维族女生因为在网上写了几百字的个人招聘失败经历而被逮捕的故事。或许有人会说，政府有多少多少优惠政策，但宏观面上的优惠政策，从来比不上个体直观的生活体验更深刻，何况那些优惠政策本身有多少含金量和最终作用，本身就是值得讨论的事情。
现实造就了一种奇观，新疆那些中国不入流的大学，学习外语的出国热情竟然比北京的全国第一流大学热情还高，如果不是新疆本地民族比汉族更爱学习，那只有一种解释，本地学生在自己的家乡就业发展的机会还没有国外多。
与藏族不同的是，维族与汉族一样，是个农耕定居民族，且极善经商，其社会转型与汉族有极高的相似性，历史上，新疆本地人引入西方现代教育与现代企业的进程都与内地基本同步，但今天，维族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大大落后于当地汉族。这种民族落后的急迫感和强烈的机会不均等感，很难相信有哪个民族能心平气和地接受。
一位我非常敬重的维族朋友介绍说，现在因为新疆汉族收入的普遍提高，终于有了维族人的就业机会，那些最脏最累待遇又低的活终于只能招聘维族人了，此趋势无论如何值得欣喜。如果把我们这些讨论者突然变成一个维族人，我们还能这样心平气和地看待此一变化趋势么？
今天，因所谓的汉族文化传统受西方文化打压而中绝，中国出现了一批狂热的读经和汉服鼓吹者，至于对西方各种“文化鸦片”声讨的左派声音就更不用论。而有过《突厥语大辞典》、《福乐智慧》等成就的维族，曾是突厥语诸民族中，灿烂文化的创造者，拥有不一般的文化骄傲感。但今天，官方语言和族际交流语言为汉语，而官方几易维吾尔文字，加之维吾尔文越发少有表达空间，今天已少有人能用母语书写优美流畅的文字了。有更现实的环境文化危亡的环境因由摆放眼前，难道不会产生一种集体强烈的追溯和回归传统的狂热么？换个位置想象一下，如果一个汉族学生从小的历史课本里介绍的都是乌古斯汗的英明，阙特勤的忠勇与苦心孤诣，喀什噶里的博大深宏，从来没有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什么事，每年两会代表都会一再提案要求官方祭奠中华民族共同始祖冒顿单于，且网民热议，可能我们讨论民族极端主义时观点多少又会有所不同。
前苏联的民族分离并非中国的有效参照，因为前苏联宪法明确各加盟共和国拥有可自由选择加入或退出的权利。在中国，民族分离运动导致国家分裂，缺乏法理依据更无现实可能，但民族矛盾问题可能则较苏联更为严重：
苏联斯大林时代及帝俄时代遗留的民族矛盾可能远较中国更多，但斯大林时代之后的苏联，相对而言，对各民族的政策并无更多可指责之处，官方的民族关系学说在现实中有较好贯彻，这类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但中国经三十年改革开放，一者摧毁了旧的以阶级斗争替代民族之别的维系纽带，二者，市场经济时代下，缺乏真正保障民族权益的法律和制度体系的后果，被赤裸裸地显现出来，无情嘲弄了官方任何关于民族关系的说辞。而官方拒绝承认这一事实且无意对此作任何改变，无异于火烧浇油。这种民族仇恨，在过去的多民族国家中，也许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所以，我好几位汉族朋友在深入新疆维族社区时说，自己感觉像在巴勒斯坦，我想，如果这不是现实，恐怕也许是我们的将来。——如果中国的民族权益永远只是印在纸张上的话。
顺带在这些文字结尾介绍一下我那位维族朋友的观点：
１、强烈反对疆独，——当然政府的个别基层人员并不因此喜欢他，信任他，因为他太喜欢说出实情，——反对的理由很多，首先绝无现实可能，那会是本民族的灾难，再者，今天的维族社会缺少管理现代社会的各种人才，隔壁的中亚突厥语民族纷纷独立，很多人羡慕，但制度现实上那些国家绝非好样板；
２、强烈要求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关于民族自治的法律；
３、各种民族政策不但很难给普通维族人带来真正的优惠，多数情况只是加剧了民族道德的败坏和民族自尊心的堕落和沦丧；
４、现行体制下，汉族社会存在的一切问题，维族社会都加倍的严重，凡举官场风气、社会道德、普通人的心灵扭曲等等莫不如此，维族精英多热爱自己的民族就多痛心自己的民族；
５、对未来的希望是维族可以搭乘整个汉族社会蓬勃的经济创造力的班车，学得汉族人发财致富的能力，对未来的悲观是今天新疆民族内在冲突和仇恨的日益加剧；
６、中国各民族的前途均在于中国是否有自由民主，在此问题上，没有维族与汉族之分。

看到SFDA公布的含兴奋剂的中成药种类如此之多，不禁骇笑：总算抓着一批了。
但查了几个含克伦特罗的中成药处方后，不禁苦笑：原来人家申报过，是“合法”的。
安喘片【处方】野马追 6250g 天仙子 156g 蝉脱 1250g 牡荆油 5g 盐酸克仑特罗 12g 马来酸氯苯那敏 0.8g
喘息灵胶囊【成份】何首乌 甘草马兜铃 五味子 知母盐酸克仑特罗 马来酸氯苯那敏
止喘灵气雾剂【处方】 洋金花总生物碱 6.5g 盐酸克仑特罗 2.0g
[…]

该名单中首列的几个中成药安喘片、喘息灵胶囊、止喘灵气雾剂、肺气肿片、肺气肿胶囊、喘舒片等含有克伦特罗，这也是现代医学治疗用于治疗支气管 炎、肺气肿等引起的哮喘的用药，并且该药：“用于治疗一 般口服一次量为２０—４０微克，用量过大或无病用药则可能出现肌肉震颤、心慌 、心悸、战栗、头疼、恶心、呕吐等症状。特别是对于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甲亢 、青光眼、前列腺肥大等疾病的人群危险性更大，可能会加重病情，导致意外。”也就是说，如果病人的咳喘症状并非克伦特罗所针对的病因引发的，或者已经在服用克伦特罗的病人，可能会产生严重的毒副作用。
上帝保佑计生委！！连中成药也在帮他们打工卖力呢！！而且计生委顶多能防着不多生，人家这是直接减少已存活人口，以后把计生委跟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合并得了。

自三十年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当下的中国仍然面临着诸多难题和挑战，从民生到民权，从贫困到腐败，几乎各个方面都有着久治不愈的顽症。尽管解决这些难题的思路应当是多角度的，但是，有效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清除一个根本的障碍，那就是，权力的恣意和滥用。众所周知，要想减少甚至遏制权力的恣意和滥用，人类迄今为止发明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对权力进行适当的约束和限制，就是确立法治和宪政，建立一个宪政共和国。
如果从清末的变法维新算起，中国的法治和宪政之路已经走了一个多世纪。然而，二十世纪的中国命运多舛，建立法治和宪政的努力一波三折，甚至常常不进则退，以致民怨沸腾，社会动荡。在这种背景下，人们时常看到的是，权力窒息权利，党派操控政府，国家压倒个人。吊诡的是，自整整一百年前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起，中国这块土地上已出现过大大小小十几部宪法。寿命长的也不过二三十载，最短的简直可以用“转瞬即逝”来形容。更令人困惑的是，数部宪法竟然未能把这个古老的国度扶上宪政之路。
今天，不少忧国忧民的人们仍在苦苦思索中国如何才能确立宪政，甚至提出了一些大胆的设想和建议。有人说，关键在于举行全国性大选；有人建议，要害是确立一个多党政体；有人主张，根本在于建立宪法法院或者宪法委员会；有人提出，核心是实现司法独立；还有人表示，当务之急是修改甚至重新制定一部宪法；等等。这些提议或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中国实现宪政，但是，从宪政在西方产生的历史和经验来看，我们也许需要关注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那就是，宪政起源于地方，并且首先在地方扎根。
一般而言，近现代意义上的宪政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大约在十一世纪之后，随着商业和贸易的繁荣，欧洲兴起了成百上千个大大小小的城镇或者城市共和国，诸如意大利的威尼斯、佛罗伦萨，法国的巴黎、拉昂，德国的弗莱堡、科隆，英国的伦敦等。这些城镇的一个典型特征是，他们大多拥有自己的特许状，享有高度的自治权。这种特许状被认为是最早的成文宪法，规定了政府的组织原则；规定了权力受到限制，甚至某种程度的三权分立；规定了定期选举官员；规定了未经法律程序市民不受逮捕和监禁；规定了禁止因债务进行人身拘禁；规定了未经市民同意不得擅自征税；还规定了市民拥有持枪权、投票权、参政权等基本权利和自由；等等。1128年法国拉昂市的特许状可以帮助我们窥见一斑，其第一条规定：“任何人，如果没有法官的干预，都不得以任何不法行为的罪名逮捕任何一个人，不论是自由人还是农奴。” 其第十二条规定：“我们完全废除杀头的刑罚。”
据说，市民们非常珍惜他们的特许状，甚至以一种近乎迷信的尊敬对待它们，将它们藏在保险柜里加上三道锁，因为这些特许状是他们自由的保护神。就是这些中世纪的保护神，开启了人类历史上的宪政新纪元。
宪政在城镇的确立意味着，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市民们享有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和自由。中世纪的欧洲流行着这样一句谚语：“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甚至，自由民和市民成为同义词。城市的自由空气对它周边的乡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农奴们纷纷逃往城市，因为他们只要在城市的围墙内居住满一年零一天，就获得了自由，就成为自由民。
象中世纪欧洲的宪政起源于地方一样，世界上第一个宪政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也建立在深厚的地方宪政实践基础之上。今天，当人们讨论美国的宪政时，往往首先想到的是1787年的《美国宪法》，甚至认为这部宪法是美国宪政的起点。这是一个不小的误解。美国的宪政植根于一百五十多年殖民地时代的乡镇自治经验，从1620年的《“五月花号”公约》，到1639年的《康涅狄格基本法》，再到1641年的《马萨诸塞自由宪章》，都为美国的宪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事实上，1787年《美国宪法》中的许多重要原则和权利早已在先前的地方宪政实践中确立了，比如三权分立、两院制，甚至具有新意的联邦制，也已在康涅狄格殖民地的几个市镇之间实践过。而《权利法案》中规定的二十六项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大多都已在殖民地时代的地方宪法中确立了，甚至源于中世纪的城市特许状。1787年的《美国宪法》不过是把这些早已在地方实践的宪政原则写了下来而已。今天，我们仍能看到，美国有大大小小无数部宪法，除了《美国宪法》外，还有五十部州宪法，以及成千上万部市镇宪法，尽管它们的名称五花八门。
至此，我们大致可以说，欧美的宪政起源于地方，且扎根于地方。没有坚实的地方宪政实践，没有悠久的地方自治传统，很难建立一个宪政共和国。当托克维尔对美国的宪政民主惊叹不已时，他注意到，美国宪政民主的根基不是联邦，甚至不是州，而是既自由又自治的乡镇。他说：“乡镇集会之于自由，就如小学之于学问一样。它们将自由带到了人们的身边，并教他们如何享用。一个国家也许可以确立一个自由的政府，但是，没有地方自治制度，它不可能具有自由的精神。”
如果欧美的宪政经验能够给我们什么启示的话，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确立宪政的试验应当从地方开始，走一条自下而上的宪政之路。这条道路不仅具有可行性，而且更加坚实。可以说，确立宪政如同建立一座大厦，没有坚实的根基，大厦恐怕不会牢固，甚至根本无从建立。假如总是把目光盯着上方，盯着最高处，无异于设想一座空中楼阁，结果不过是乌托邦罢了。
自下而上的宪政之路要求我们关注地方的宪政试验和实践，因为这种试验和实践有助于培养公民的宪政精神，教会公民运用宪政的原理处理他们面临的公共事务。任何一个共同体，小到一个村庄，大到一个城市，甚至一个省区，都有自己的公共事务，处理这些公共事务的根本原则就是宪法，依照根本原则行事的习惯就是宪政精神。当一个公民在小共同体中学会依照宪法参与和处理公共事务时，他（她）自然而然地就会在一个大共同体中依照宪法参与和处理公共事务，因为小共同体就像一所培育公民宪政精神的学校。在这些学校里，公民们研习宪政的理念，操练宪政的原理，养成宪政的癖好。
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公民关心的都是他（她）所生活的小共同体的公共事务，因为他（她）的利益与命运与这个小共同体密切相关。因而，公民们往往更有热情参与一个小共同体的公共事务，更倾向于在小共同体的公共事务中“锱铢必较”，更倾向于在小共同体的公共事务中坚持不懈。更重要的是，在参与和处理这些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公民们对权利会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并养成争取权利的习惯。他们逐渐会明白，“我的”和“你的”究竟意味着什么，“允许”和“禁止”究竟蕴含着何意。普通公民不喜欢抽象的概念和理论，他们喜欢从身边的事务和经历中学习权利的含义，学习公正的逻辑，学习宪政的精神。
在中国，自下而上的宪政之路，可以从村庄和社区的自治实践和政治试验做起。我们知道，村庄和社区是中国农村和城市的基本组织单位，这些小共同体少则几百人，多则几千人，面临着从财产边界到各种公共设施甚至安全保卫的公共事务。依照什么样的根本原则处理这些公共事务不能不说是一个宪法问题，一个宪政问题。比如，一个村庄或社区应当确立什么样的组织形式，不同的机构之间如何制约和平衡；应当确立什么样的议事制度和选举制度，是直接民主还是代议制；应当确立什么样的投票表决规则，是简单多数还是绝对多数；村庄或社区的成员享有什么样的权利，哪些权利更为重要；等等。这些根本原则就是我们常说的“宪法”。一个村庄或社区的宪政实践和政治试验从立宪开始。当然，立宪必须由一个村庄或社区的全体成员来进行，这是宪法制定的基本原理。
也许有人会说，我们推行了多年的“村民自治”和“社区自治”，怎么也没见有什么效果呢？我的回答是，这种自上而下的、全国一刀切式的“村民自治”和“社区自治”恰恰背离了自治的精神，因为自治的要义在于让当地的公民自由选择和决定他们的村庄或社区宪法和组织原则，并根据该宪法和组织原则自主管理他们的公共事务。而真正的村庄和社区自治，将会推动一个宪政共和国的诞生。
── 原载 《南风窗》2008年第5期，此处为完整版。

那一年很奇怪，某日我正在宿舍中观看同窗们的方城之战，突然房门大开，教导主任等诸色人等鱼涌而入，当时一闪念：完蛋，至少是个警告处分；没想到大脑袋们面露欣喜之色：很好，继续。然后又鱼贯而出。忽然想起前一年这个日子，于是恍然大明白。
时间霉烂
雪 化成雨
从天而降
砸碎玻璃
蜘蛛 在黑暗中
张网 捕捉
飞向过去的眼睛
于是 沉默
如废墟
千年不语

本来以为只有理呆需要遵守许多繁琐的规则：比如逻辑，比如实证等等，而文学艺术应该是自由不羁的天地，思想自由翱翔的天空。但因为一阕旧词，有文聪跳出来教训我说鹏鹄只应该是自由的象征而不能成为高攀权力的比喻，我才明白原来文聪们也有他们的规则：古人如此，今人必须如此。但还有些疑问：古人的青云之志，到底是当官还是自由不羁？？“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天空和青云难道不是权势的象征？？从这个角度讲，把一飞冲天的鹏鹄比喻成权势的追求者有何错误？？如果都还记得谁说的：“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我们不妨看看这只鸿鹄飞上天后都干了些啥：
陈胜王凡六月。以为王，王陈。其故人尝与佣耕者闻之，之陈，扣宫门曰：“吾欲见涉。”宫门令欲缚之。自辩数，乃置，不肯为通。陈王出，遮道而呼涉。陈王闻之，乃召见，载与俱归。入宫，见殿屋帏帐，客曰：“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楚人谓多为夥，故天下传之；“夥涉为王”，由陈涉始。客出入愈益发舒，言陈王故情。或说陈王曰：“客愚无知，专妄言，轻威。”陈王斩之。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史记 . 陈涉世家》）
这样的“鸿鹄”，还是不要拿来做自由的象征为好。

关于民主“必然性”的言说，是在“规律论”的框架内演绎的，而关于民主“必要性”的言说，是在“价值论”的范畴内展开的。本文对前者予以驳斥，对后者予以申说。一种“必要”的政治制度，并不会“必然”地呈献在人们面前。民主的实现，需要人们进行艰苦卓绝的努力，也有待某种因缘际会的历史偶然。 ( http://www.tecn.cn )
一、驳斥两种“必然性”
　　
波普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深入批判了历史决定论者所宣称的“历史发展规律”。他认为，人类社会的进化是一个独特的、不可重复的历史过程，而规律是可以重复的，所以，对历史过程的描述就不是规律，而只是一个“单称的历史命题”。“地球上的生命进化或者人类社会的进化，只是一个单独的历史过程。我们可以认为，这样的过程是遵照各种因果规律（如力学定律、化学定律、遗传与变异规律、自然选择规律等等）进行的。然而，对进化过程的描述不是规律，而只是一个单称的历史命题。普遍的规律，就像赫胥黎所说的，是对某个不变秩序的断定，即对某一类的所有过程的断定。况且，尽管没有理由说对个别情况的观察不会促使我们从中提出一个普遍规律，但也没有理由说我们即使走运也不会碰上真理。但是，很明显，任何规律，无论它是用任何方式提出来，在它被科学认真地认可之前，都必须由新的情况来检验。可是，如果我们永远只限于观察一个独一无二的过程，那我们就不能指望对普遍性的假说进行验证，不能指望发现科学所能接受的自然规律。对一个独一无二过程的观察不可能帮助我们预见它的未来发展。”“三个或三个以上有因果联系的具体事件的连续都不是按照任何一个自然规律来进行的。……认为事件的任何连续或序列都可以用某一个规律或某一组规律来解释，纯属错误的想法。既没有连续规律，也没有进化规律（Laws of Evolution）。”本文依托波普的理论，对“历史规律论”本身不再展开讨论。 ( http://www.tecn.cn )
有两种关于民主“必然性”的言说方式，我们分别称之为“民主前提论”和“民主后果论”。前者认为：实行民主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只要具备了这些历史条件，民主就可以自然而然地、无痛苦地降临中国；而如果不具备这些历史条件，再怎么争取民主，也是徒劳无功的。因此他们主张“民主缓行”，以等待历史条件的成熟。后者认为：在中国目前特定的历史情境下，一旦实行了民主，就必然会导致某些可怕的结果。因此他们极力鼓吹“民主危险论”、“民主崩溃论”。这两种言说在逻辑上是相互矛盾的。如果不具备一定的历史条件就不可能实行民主，现在就没有必要担忧民主将会带来的后果；如果现在就能够实行会带来某种危机的民主制度，“民主前提论”就不攻自破了。但是，这两种言说常常出自同一人之口作为反对“民主即行”的双重理由。　　 ( http://www.tecn.cn )
民主前提论
对于希望“民主缓行”的人来说，实行民主所需要的前提条件自然是多多益善，但是通常都会提到以下三种：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结构和国民素质。 ( http://www.tecn.cn )
李泽厚在《告别革命》中认为：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这是中国现代化的四个逻辑程序，也是时间（历史）顺序。“只有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个人自由在公民社会和公共空间得到相当的发展，社会正义得到适当的维持，政治民主才对一般老百姓有意义，才能够真正实现。”邹谠则认为：这个时间的顺序不是普遍的规律，也不是一个逻辑程序，这四个因素的关系在时间上，多个具体情况下，有不同的排列组合（Permutation & Combination），它们间的关系是统计上的互相关系（Statistical Correlation），是概率性关系，而不是因果规律。譬如说两个重要的国家英国和印度的历史进程，就都不符合李泽厚所说的时间顺序。 ( http://www.tecn.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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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著名“汉奸”的故事
照时下“爱国”义士们的标准，他是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汉奸无疑。
　　当初，“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人侵占东北，全国人民群情激昂，纷纷要求政府与日本绝交，对日宣战。他却于此时站出来唱低调，泼凉水，主张冷静应对，与日本直接交涉，为了保全东北主权，不惜屈辱地承认日本开列的五大条件。这不是汉奸是什么？
　　１９３３年，日本人打到热河，对华北虎视眈眈，有血性之士著文号召，“就用‘无组织’与‘非现代’与日本一拼！”主张用大刀长矛、大车骆驼、人拉肩扛，驱使人民赤膊上阵，“反正我们的百姓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就拉他们上前线去死，尽其所有拿去供军需，他们也不会出一句怨言。”而他，却拍案而起：“如果这才是救国，亡国又是什么？”“如果这叫做作战，我情愿亡国，也不愿学着这壮语作战！”
　　两年后，他居然跟侵略者日本勾搭，在日本报刊发表文章，提醒日本人不要轻视四亿中国人的仇恨，不要因轻举妄动而毁灭日本民族光荣的过去和伟大的前途。他说，日本只有放弃武力征服，才能真正赢得中国的人心。从这些话中，鲁迅先生警惕地看出他教日本征服中国人心的阴谋，痛斥他“出卖灵魂”，“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
　　再两年后，七七事变爆发，全国军民正待奋起抗战之时，他竟同汪精卫、周佛海、高宗武等人搞在一起，大唱低调，企图尽最后的和平努力。他还给他们这个小圈子起了个名字，叫作“低调俱乐部”。以至于八月七日的南京中央国防会议上，国军参谋总长程潜指名道姓大骂其为汉奸！
　　确实，这样的人不是汉奸，谁是汉奸？
　　然而，这个汉奸对中国抗战的贡献，却远远超过了许多慷慨激昂纸上谈兵的“爱国”义士们。正是他，在国家危难之机，毅然放弃自己极端珍视的超然独立地位，应召出任中国驻美国大使。他称自己“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全副心力投入了争取美国支持中国抗战的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一位著名历史学家毕尔，写了本《罗斯福总统与大战之序幕》，探究美国卷入战争的根由。他总结道：美日之战本可避免，但罗斯福总统为着维护美国资本家在亚洲的利益，不幸地上了那位颇为干练的中国大使的圈套，才惹起日本来偷袭珍珠港。此说虽不尽正确，却也反映了一班历史学家对这位中国大使所起作用的评价。
　　拖美国下水，正是他早在１９３５年，即全面抗战爆发的两年以前，就已经定下的策略。这年六月下旬，他连续给当时的教育部长王世杰写了三封信，谋划抗日策略，并托后者转达蒋介石。他对世界局势作了两个基本判断：
　　第一个判断是，在最近期间，日本独霸东亚，为所欲为，中国无能抵抗，世界无能制裁，这是毫无可疑的眼前的局势。第二个判断是，在不很远的将来，太平洋上必有一场最惨的国际大战，可以作我们翻身的机会，可以使我们的敌人的霸权消灭。这也是不很可疑的。
　　以此作为基点，他提出两个可能的方案。第一个方案是与日本公开交涉，作有代价的让步，解决一切悬案，原则为换取十年和平，争取时间解决国内武装割据，同时发展经济，整军备武，积累本钱，以便在将来的国际大战中一举翻身。
　　这固然是委屈求全，忍辱求和，然而却有一个基本原则：“委屈求全，意在求全；忍辱求和，意在求和。倘辱而不能全，不能得十年的和平，则不免于一战。”于是有第二个方案的提出，此即苦战四年的计划。
　　苦战的目的，不是凭中国自身实力独自战胜日本，而在于加速那个“不很远的将来”的国际大战的实现，促使中日战争演变成国际大劫。为达成这个目的，非有中国下绝大牺牲决心不可。这个“绝大牺牲”的限度，将会是三年或四年的混战、苦战、失地、毁灭！他指出：
　　“只有这样，可以促进太平洋国际战争的实现，也许等不到三四年，但我们必须要准备三四年的苦战。我们必须咬定牙根，认定在这三四年中我们不能期望他国加入战争，我们只能期望我们打得稀烂而敌人也打得疲于奔命的时候才可以有国际的参加与援助。这是破釜沉舟的故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可以促进那不易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两年之后，历史正好按照他这里所设想的第二方案展开，而这其中，也有他本人作出的不懈努力与不小的贡献。事后回顾，实在令人不能不佩服他的踏实的思路与惊人的预见力。与他相比，什么《论持久战》之类的玩艺儿，真是小儿科。
　　然而，最令人感佩不已的，还不是他的预见力，而是他对国家民族极端负责任的精神，是他在群情汹涌主战的时候敢于主和当“汉奸”的勇气。他虽然看清了中日之战的前途，看清了苦战之后中国必能翻身的结局，但是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以前，他却始终不是一个坚决的主战派，甚至在七七事变之后仍然与汪精卫等人一起试图谋求和平之路。因为他看到那一条苦战之路太惨烈，因为他觉得中华民族付出的代价太大，因为他悲天悯人而没有某位伟人那种“全世界死一半人，剩下的还能建设社会主义”的草菅人命的伟大气魄，他自始至终就一直试图努力争取实现那相对而言能给国家民族带来最好结局的第一方案。所以，在举国汹涌澎湃的浮躁激情中，他坚持唱理性的低调，坚持说逆耳之言，坚持讲负责任的话。苟义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哪怕千夫所指，万众唾弃，负汉奸之名，又何惧哉！
　　与汪精卫相比，他毫无争权夺利的私心，也不象汪精卫那样对中国前途悲观失望。对于中国最后的翻身，他始终充满信心。一九三三年华北停战以后，当汪精卫主持行政外交一味对日妥协，举国抗战声音趋于消沉时，向来不怕唱低调的他，却不能不站出来唱高调，提醒政府不可只顾眼前安宁而承认侵略合法化，牺牲掉我们在国际上抬头做人的资格和我们将来翻身的本钱。１９３５年，在举国趋于消沉之时，他公开站出来，呼吁大家反对华北特殊化，以致被日本军方视为“一二九”学生运动背后的黑手。当抗战全面展开，中国人已经付出惨重代价之后，他更是成了坚决的主战派，正式与汪精卫分道扬镳。因为代价已经付出，只有坚持到底，才不致前功尽弃。当汪精卫发出艳电投向日本怀抱之时，他却提醒政府，现在是和比战难百倍，我们已经逼上梁山，除了苦撑待变，别无他途。
　　这就是他，一位曾经遭人唾骂的汉奸，一位真正的爱国者。
　　他的名字是胡适

沁园春 无题，
事事言好，物物称佳，敛尽旧狂。要一杯在手，万愁俱去；昏灯斜坐，读老参庄。佛事殷勤，前因休问，且坐拥翠竹幽篁。山行处，有风声啸谷，烟雨迷茫。
风云可笑奔忙，怎如我，归舟系古杨。向刘伶索酒，死先埋我；季鹰求馈，莼美鲈香；庐筑东山，田开南野，相见闲说麻与桑；心老矣，但躬耕自食，一任秋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