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out of 5) (5 out of 5) (5 out of 5) (5 out of 5) (5 out of 5)1． 本人申请辞去维护小组成员的职务，但依然保留本人对于新语丝及读者网的关心，也会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自己的力量为二者所倡导的科学与民主做些事情。
2． 新语丝在反伪打假中已经建立了它的信誉，就科学与学术而言，新语丝仍然是我心目中最值得信任的网站，我指责过老方对曾颖的批判手法有失公正，但未曾做出过”新语丝已经变质”之类的妄言。
3． 鉴于我对方先生的评论：”悲哀的是他把所有对他的批评当作是毁谤，毁谤他就是毁谤反伪打假。”是仅仅凭借着最近几次与老方争论过程中凭自身个案而做出的全称判断，有意气用事的成分在内且逻辑不洽，特收回此评论并向老方道歉。
4． 我保留我对老方《伪自由主义者也是愤青》一文的其他意见和看法。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d170980100aa2w.htm…
给司马南上一篇复习指导：难点和复习题
受某位博主启发，每篇博文都给司马南弄几句复习指南。
《问声杨母何在错在哪里？》学习难点：我在这篇贴子里有意用激将法引诱司马南换位思考。这实际上是一个圈套，司马南痛恨普世价值，坚持先看“扛旗”者，扛的旗是什么无关紧要。假如司马南经不起考验，果真换位思考了，就证伪了他的“特色价值论”，因为既然司马可换位思考，别人不能换位思考吗？而换位思考就意味着参与者价值观有交集，这不是存在普世价值吗？司马坚持“特色价值”又不可能换位思考的，可是不换位思考，他得承认他的父亲像杨母一样失踪之后，第一，他坚决反对别人帮他寻找，第二，别人不识趣帮他找了，他一定会研究其险恶用心，第三，他决不可能向警方提出什么疑问。这与其标榜的“子欲养而父不在”看似矛盾，好像又逼得他回来换位思考了，一换位又违反其特色价值观。
不过，忠孝不能两全，为了坚守特色价值观，可不能换位思考，顾及令尊了。坚持特色价值观的人要有点特殊材料的气魄，万一意志动摇，找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看看吧。
《问声杨母何在错在哪里？》复习题：“子欲养而父不在”的情感是否中国人特有，西人是否也认为“子欲养而父不在”是一种值得尊重和同情的情感？如果西人同中国人一样认可这种情感，坚持特色价值、拒绝普世价值的教义该怎么写？
长平文章在描述杨母失去消息过程时用了“暗含”-“戏剧性”-“莫名其妙’几个词语，司马先生立即嗅出了长平用心所在：“长平有效地烘托了杨佳案诡异森严的气氛，令看客的心猛然收紧了。”
长平先生说“杨母失踪”属“另一桩案子”，司马先生不知如何发现这是个“大词”，且“很有些振聋发聩”。
长平先生写道：“一个公民被警方带走，然后就失踪了”。司马先生也立马知晓：长平“会讲政治，致力于创造暂新的话语境界”，是为了“符合某些人的口味和个别报纸近年一以贯之的普世价值原则”，而且“这一点，我想大家能够理解”。
关注杨案的司马先生难道不知杨佳与父不和吗，难道不知大家都在谈杨母不知所踪时，却有报道称谢有名律师得到杨母的签名吗？新华社的报道是直书还是暗示，可列出文本让大家鉴别，即便长平判断错了，事实俱在，并非长平营造；在杨母连其亲属都不知所踪时，突然有人宣称拿到了他的签名，没有一点“戏剧性”么？杨母的失踪，长平不知所以然，难道司马先生真能“名”出其中之“妙”，我看你的甲乙丙丁也都是推测，难道全国人民都不知道，有关方面就告诉给你一个人了？即使你得到了消息，你怎么知道长平一定像你一样得到了消息，必然已能名其中之妙呢？
杨母失踪已被其家属以走失人口报案，有报道称北京警方已启动寻人机制，这不是一个独立的案子吗？这个案子也许和杨佳袭警案有关，但一个杀人案，一个走失案，难道是一个案件？
杨母的确是经历警方带走询问后，与亲属失去联系的。站在杨母亲属角度看，说“一个公民被警方带走，然后就失踪了”并没有什么不对，“走失“的个中原因，警方以不知情或无可奉告回答，其它人更不清楚。所以作为公共舆论只能是推测、质疑，还能做什么呢？
司马先生作了几种假设，包括是杨母自行走失警方确不知情、杨母自己不愿与他人接触警方不便透露其住址、杨母自己找了个地方躲起来暂避一时但“选择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联系某些人或不联系某些人”。从司马列了若干假设来看，说明他并非杨母肚中蛔虫或有关人员已告知他真相，仍是假设。只不过他的假设“不会讲政治”、“没创造新语境”、“不迎合某些人的口味”。看来司马先生太过谦了，他的这些假也是讲政治的，也是迎合了另一种口味的。
据说上海警方答复过“不知情”，可司马先生这个“放心”司法部门的国家主义者，偏又不与国家保持一致，作过警方知情但不便公之于众的推测。长平也作出了警方可能知情的推测，但他还进一步要求真相。难道司马南先生的几项推测包括警方知情可以，长平就不行么？司马如此推测是合理的，长平如此推测就是罪过？
司马先生政治正确的自信，意味着凡向国家提出不合自己口味的要求的人，都有不正当目的，都是给国家制造麻烦。而只有自己的这种口味才是支持国家的。我看不见得。
司马先生可认为自己是“帮忙”，导向人们要推断只能按一种口味来推断，提出诉求也只能按自己喜欢的口味提。可是杨母失踪已被报案，甚至有人（北京律师李劲松）举报这是一起绑架案，这时有关方面还能保持沉默吗？如果帮忙的结果是纵容鼓励公权部门进一步傲慢地忽视民意，甚至不将这个失踪案办好，导致质疑声更大，司马南岂不越帮越忙？要说帮忙，我看长平才是真心实意在帮，提出诉求，如果使政府部门在这样舆论督促下，将案子办得群众更满意，岂不皆大欢喜？我看司马南不像诚心帮忙，反到像没事找事，称为帮闲吧。
总结一下，又到了谈普世价值和特色价值的时候了。第一，新闻自由可能属普世价值，而宣传导向则是特色价值吧。司马先生当然赞同宣传导向，反对独立思考和质疑。可是一味导向，导得人们并不卖账，越导人们越逆反，效果不好吧。第二，真相不明，追究真相的过程中，免不了在一定事实基础上进行推断，公共舆论有没有合理推断的权利，长平追问真相，司马怎么给他上那么多纲和线呢？否定文革这可是与官方或称国家保持一致的态度，司马这个国家主义者怎么那么热衷文革作派？当无间道的吗？第三，总以警惕的眼光看作别人，仅仅因为别人的想法看法与自己不一致就挖空心思罗织些莫须有的罪过，你是不是有些变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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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篇：司马南，公共辩论还是守点规则行不？
请问司马南之一：问声杨母何在错在哪里？ (2008-07-27 00:40:16)
为了不致司马南先生先入为主，将我视为制造“诡异森严的气氛”的制造者，我暂时放弃我的合理质疑权，描述一个司马南先生也许认同的事实：上海袭警案嫌疑人杨佳先生的母亲在北京一派出所接受上海警方询问之后，离开了该派出所，此后包括杨佳的姨妈即杨母妹妹在内的杨家亲属再未曾见过杨母，不得不向警方报案寻找。迄今为止，杨母仍无消息，即使在北京律师李劲松举报上海司法部门为扬佳指定的辩护律师涉嫌绑架杨母（有报道称谢有明从杨母手中取得了为杨佳辩护的授权）之后，公众仍然不知杨母何在。
长平先生因杨母失踪及杨佳案相关疑问发表过一篇评论《杨佳的母亲到哪里去了？》。司马南先生认为长平这声“杨佳的母亲到哪里去了”的发问“嘶声力竭”，我却不知这一问怎么就刺激了司马南先生的神经。我不知司马南是否有无兄弟姐妹，如果设身处地，将自己置于杨母妹妹的地位，在此种情形之下，忧心如焚，还是坚持认为这一问“嘶声力竭”吗？我从司马南先生博客中，也发现憎恶“西式普世价值”的他，偶尔也流露出“中式普世价值”，他在贴子中写道，其父在文革中被迫害至死，他自己有“子欲养而父不在”之叹。既然如此，我问问司马南先生，若令尊健在，此时又不明所踪，长平先生因此写一篇《司马南的父亲到哪里去了？》，你是否仍然对长平先生愤愤然？
我试图理解司马南先生这一心态，如果不对，还请释疑。我从司马南先生博客中读到他转贴的赵南元先生《价值及其“普世”》中有这样一句话：“司马南会说‘普世价值的命名权，可能比普世价值本身更重要。’也就是说，谁举着旗子，比那旗子上着什么更重要。”司马南先生很推崇这篇文章，从司马南先生推崇的这篇文章的主要结论，是否可以这样解释其对长平的愤怒：长平是一个普世价值的鼓吹者或“扛旗人”，即使他帮司马南先生追寻失踪的司马先生兄弟妹妹或父亲母亲的行踪，也是别有用心的家伙，当然得质问他为何“声嘶力竭”，因为“扛旗人”比其扛的什么旗更重要嘛。
司马南先生推崇“谁举着旗子，比那旗子上着什么更重要”的观点，那么更广为国人所知的“屁股决定脑袋”他一定更加欣赏。“屁股决定脑袋”和“谁举着旗子，比那旗子上着什么更重要”都合符司马南厌恶“西式普世价值”的心态，就是不很相信人类有共同的价值追求，人们追求什么完全取决其立场、利益。基于此，司马南先生一定认为：即使找到了杨母，长平能从中收获到了什么直接利益？既然长平不能从找到杨母中获益，他追问杨母何在肯定别有所图，这个所图说不定就是为了“反体制”、“反华”，因此对长平愤然自可理直气壮。换一句话，司马南先生的父亲失踪，他自己去追寻、质疑与此可能有涉者尚可理解，这符合“屁股决定脑袋”的“中式普世价值”嘛；如果长平多嘴，跑出来“扛旗”，他的立场、利益肯定不会与司马南的立场、利益一致，司马南之父并非长平之父，你长平来掺和安能没有他图？
我从司马南先生博客中还发现，他自称信奉国家主义。司马南会不会认为，长平先生质疑对象是司法部门，是针对国家，是对国家不信任，是为国家添乱，作为一个国家主义凯能容忍。我想如果司马南先生之父与杨母一样，接受警方询问后，警方说他已离开了，但司马南就是见不着，几天、十几天、几十天还是见不着，这时，司马南应该不会向警方问一声“我的父亲去哪里了”，因为他信任国家，他不给国家添麻烦。是不是这样呢，司马南先生？
以上文字可能令司马南先生不快，但本人表达能力确不如司马南先生，以我的文字能力，非如此叙述不足以请司马南先生换位思考，非足以提醒司马南想一想是否有必要对长平那一句发问如此怒火攻心。
写到这里，我正面提出我的观点：一、没有必要因人废言，作为公共言论，还是从文本出以更好，先追究别人的立场、动机，作诛心之论，难以服人。第二，对长平那声杨母何在的质问，用不着气愤，将心比心，如果你自己遇到同样事件，一定要拒绝公共舆论的参与吗？第三，我承认“屁股决定脑袋”或“扛旗者决定扛旗的目的”有相当的普适性，但人类也有共同利益，有坚守公平正义底线的的力量存在，长平寻求杨母何在的真相，为什么一定不能从善意的角度来理解，一定要将这种声音理解为邪恶的呢？第四，长平只不过一个自由言论者，你认为他说的不对，平等辩论即可，思想竞争不需要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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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篇：请问司马南先生之二：公共舆论是否有合理质疑权？
（改题后记：既然已经被骂作“欺师灭祖”，索性就把题目也改了）
老方是我所尊重的反伪打假斗士，从他身上我所学到的就是求真尚证穷理达洽的科学精神。对于这样的精神导师，最大的敬意，不是仅仅跟在他后面摇旗呐喊，而是在自己所知的事实与逻辑与他的观点发生冲突时提出自己的质疑和反对，这样才是对从他身上学来的科学精神的最大的尊重，也是对他本人在反伪打假中所代表的科学精神的最大的敬意。
发出不合心意的文章的对手就是“伪自由主义”者？？倘若老方找不出曾颖有过类似笑蜀以自由的名义反对科学决定论那样的劣迹，这样的冠名和那些给老方冠名汉奸的中医粉有什么区别？？
同情杨佳也罢，不同情杨佳也罢，在这样一个言论自由受到极度钳制的国家里，呼吁强权去扑杀自己不喜欢的言论，老方自己受过这样的待遇还少吗？？真理越辩越明，杨佳该不该同情，制度该不该反思都是可以讨论的话题，然而试图通过呼唤政治权力的介入在辩论中取得优势，这和那些傍陈部长、吴总理的中医粉有何区别？？这样的司马南难道不该批？？批了这样的司马南就是侵害了自由，成为“伪自由主义者”了？？
透过杨佳事件，呼唤对制度的反思等同于为911喊好？？老方要是骂的是寻正，我无话可说，因为寻正毕竟主张在走投无路时以暴易暴了；但是，无论曾颖或南周，都是主张和试图在政府有选择地释放出的“真相”之外尽可能描绘出事件的全貌，其最终的目的无非是为了能够减少未来再出现“李佳”“张佳”甚至“方佳” 的机会，这和911时一味地为恐怖活动喊好是一回事吗？？老方是不是和中医粉们打交道太多，不知不觉间连这种“反中医就是反中国”的论证方式也学来了？？
斗士司马南先生最近好像见不得红布一般地和《南方周末》杠上了,南周每出一篇大报道，都能引起他老人家用血红的眼睛从中间挑出些刺来。照说任何报纸的任何报道都不是什么不可以评的，但司马先生的评论，与日常的评论有很大的不同，不是以商榷和争鸣的态度来对所报道的事件及手法进行讨论，而更像是一封检举信，检举不守规矩的媒体又在搞破坏安定团结，其恨不能将之碎尸万段的情绪，由内而外，显露无遗。这样的评论态度本身，便是可疑的。
司马南先生所痛恨的那篇认为是为杀人犯杨佳张目的报道，我也看了。和许多看过的同行讨论，大家都认为，这是一篇比较全面反映上海袭击事件的全景文字，文章之所以选择从杨佳的视点上去切入，是因为在这件事情中，他是无论如何也躲避不开的，虽然看得出，由于此事太过于敏感，从官方出来的信息相对欠缺了一些，做过记者的司马南先生应该明白，如果存在选择性记录的话，这个选择性的主体显然不是记者。
对于上海事件，我本人是同情被袭的警察及其家人，但同时也是同情杨佳的，因为至今也没有谁有一个合理解释，把我头脑中的疑问打开——一个弱势的年轻人，在警察局呆了六个小时之后，就变成了杀人狂魔，探究这种演变的本身，对社会的和谐建设是有利的。至少比以前所通行的一些办法，一遍一遍地用通稿写上“仇视社会”“十恶不赦”“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之类老套的文稿，让百姓脑中的疑惑更大更深，那样是无助于解决社会矛盾的。当然，如果司马先生认为大好形势之下没有社会矛盾，那又是另当别论了。
因而，只有把一个悲剧事件查清查透，才可能让更多的人成为明白人，这些人中，既应该有处置各种社会事件的主事者，也有被事件处置的平民百姓，让他们从中看到教训，从悲剧的根源上杜绝悲剧，比单纯的用“立场坚定”“褒贬明确”的大词去吓阻，要好不止千倍。不能说调查了一个杀人犯，没有脸谱化地将他从少年时代就开始妖魔化，便是错的。量精明如司马南先生，也不敢推测几十年之后的事情吧。别说几十年，就是十几年，也不大可能，因为如果能，先生就不会在不长的时间里，从一个四处招摇的气功大师，摇身变为反气功大师，给人一种下棋支招总是站在赢家那一方的感觉。
另外，司马南先生的代表情结也强烈了一些，他在批南周文章时，始终坚持不渝地从中读出了“杨佳杀人，是社会逼的”。这个逻辑的荒唐之处也就在于，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程度，怎么可能由某个单一事件去彰显呢？你不能说社会中的一些偶然事件积累在一起，导致了悲剧的发生，新闻记者去调查这件事情，其实是以手指月，月亮本身（也即是事件的成因）就摆在那里，你不能说观众因为手指月而看见了，而怪罪手吧？况且，现在的观众还没有傻到那种地步，而司马南先生及其意识形态上的同盟却坚持认为，如果手不指，人们就看不见月亮，手指了，就是罪过。
杨佳杀人案，只是一个个案，是由多种社会元素构成的悲剧。它不足以证明我们的社会究竟是先进还是落后的。因为这种证明本身就是错误的，完全是两码事，这就如同不能用一些先进的人物，来证明社会的优越性一样。这个道理就如同不能用中国男足的表现来证明中国是否落后或强大一样。你也不要把社会主义新中国看得太脆弱了吧！
一个文明的社会，显然不可能由一群蒙着眼睛的愚民组成，它必然是由对信息清晰了解，然后做出理性判断的公民组成。每有社会事件发生，主流话语体系总爱用“不明真相的群众”来说事，那就让他们知道真相啊！相信司马南先生应该是同意这个观点的，他应该不会认为，真相，就是先入为主，脸谱化地主题先行。
杨佳应该也必然会受到法律的治裁，他即使被怎样严厉的治裁，也换不来那些被杀警察的生命。因而，以他的教训，来警醒更多的人，让此类悲剧不再发生，是媒体应尽的责任。《南方周末》只是循着新闻规律，做了自己义务的事情，而司马先生逢“南”必反，为反对而反对的姿态，有点反应过激了。毕竟您老人家不是姚文元，而当下社会也不是三十年前了。
这是你的不幸，也是南周的幸运！
文章提交者：汪元 加帖在 文化散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张鸣：民国的三个面相 思想文化繁盛的时代
2008-07-17 来源: 国家历史
不管怎么走，一直走到1949年国民党从大陆溃败，它并没有实现一个真的专制，或者说是一个立体的专制。而且它的过程很漫长，在这过程中，实际上它给中国的思想文化，中国的大学，中国的教育，中国的思想界，中国的艺术界留了特别大的空隙。
国家历史系列讲座之三
主讲人：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时间：2008年5月28日
地点：北京师范大学
（整理：王蕾）
民国的这段历史很有意思，它的确比我们此前的明朝历史、清朝历史要有色彩。如果真是想“发现彩色历史”的话，这个民国历史最有可能是彩色的。它很多可以呈现出非常截然相反的，面目各异的面目出来，很好看，也很好玩。
现在是民国热，我曾经做过这段历史，翻过一些史料，翻过这段时期的大批报纸，对这段时期的历史有点直观的了解，所以我今天要讲的就是民国的三个面相：第一个是制度面相；第二个我要考察一个现代化的面相；第三个我要考察一个思想文化的面相。
制度面相：在下降线行进
民国时期大分起来有两个阶段：一个是北洋时期，一个是国民党时期。但是具体细分，它还有不同的阶段。在北洋时期，分得比较整齐的是“四个四”，即袁世凯四年、皖系四年、直系四年、奉系四年。国民党时期第一阶段黄金十年：1927-1937，然后是抗战时期，内战时期。
袁世凯时期，开始他是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是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但是大总统没坐稳就开始帝制了。今天我们回过头来考察袁世凯这个称帝，未必是像我们很多历史学家讲得是这个人特想当皇帝，做皇帝梦没做成，等等。
从制度演进的角度来看，他未必想回到所谓的君主专制去。但是我们知道，在中华民国最初的四年，就已经发生了历史的复辟。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袁世凯从做总统那天起就想当皇帝，所有的论证都是从后面往前推的。当时并没有人想，也没有人说好像他一开始就是一种专制的意图，没有证据。
在袁世凯没称帝之前，人们还看不到这个政权有溃败的迹象，这也是为什么袁世凯依然会称帝的原因，但是称帝以后不到几个月，就溃败了。历史上讽刺他说是“二陈汤”送了他的命。“二陈汤”一个是陈宦、一个是陈树藩、还有一个是汤芗铭。这三个人本来都挺忠于他的，后来都反了，送了他的命。但是我们看到，其实这是开玩笑，就说袁世凯的基本力量，确实在他称帝之后呈现出土崩瓦解的态势。
我认为有一点，不是因为袁世凯想把中国拉回到过去，他的行为是违反了当时中国深入人心的民主共和思想，老百姓都不同意。其实当时老百姓对民国很不感兴趣，发现民国真不怎么样。没有皇帝的日子还不如有皇帝好过，老百姓当时其实是这样想的。这也是后来袁世凯想当皇帝的缘故，他觉得中国没有皇帝镇不住。老百姓在有皇帝的时候不抗税，没皇帝了首先想到的是抗税。所以袁世凯觉得很麻烦，不光老百姓这样想，底下那些地方势力，尤其是地方军人更这样想，所以他就称帝。这样之后发现情况更糟。社会上层在清朝垮台之后，传统的意识形态：儒家伦理、忠孝仁义这一套崩解了。忠于谁？核心的价值没着落了。于是西方的进化论，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尤其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就是严复从西方搬来的那一套，它成了我们的意识形态。
袁世凯称帝触犯了这个进化论，触犯了当时整个社会的上层，包括多数的手握重兵的军阀。所以，他崩了。不是蔡锷他们有多大力量，关键是他自己的人心散了。
在孙中山刚刚创立民国的时候，实行的是美国体制，就是总统直接统率内阁。因为孙中山对袁世凯不放心，于是把这个制度改成了法国制，就是半总统制。在总统和内阁之间多了个总理，而政治重心是在责任内阁不在总统。
袁世凯死后是段祺瑞执政当家，他当的是内阁总理，因为是责任内阁。袁世凯死后又重新恢复了民元时的国会。这就开始了皖系统治时期。
皖系在开始的时候，我们感觉至少在国家政治运行上，很像是一个民主国家。有国会、有参众两院、有议案、有表决、有责任内阁上国会述职、报告，虽然也是国会里头墨盒乱飞，茶杯乱摔，甚至开会打起来了。那时候看起来很像一个民主体制，但是很快就不行了。实际掌权的段祺瑞发现跟国会弄不明白，跟总统也弄不明白，就出现了府院之争。府院之争背后实际上是责任内阁或者说掌权的总理跟国会之间的问题。于是他就把第一届国会废了，宣布它到期了。国会议员觉得虽然我们时间上是到了，但是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履行职务，你应该补。段祺瑞说不能补了，于是就选了第二届国会。从1917年开始酝酿到1918年选出第二届国会，其中有一个叫徐树铮的智囊，操控组织了一个安福俱乐部，就在北京安福胡同的一个地方找了个大宅子，把这些头面人物进行联络，里面吃喝嫖赌什么都干，之后又往下派，往下撒钱。民元国会基本上还是选的，虽然选举人投票是糊里糊涂的，一团糟，因为中国人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毕竟没有贿选。
到了第二届国会，两种方式，最普遍的一种就是贿选、买票。他们就是两层，第一次初选出来之后再互选，把人选上去，选成国会。大量都是贿选，公开的买票。当然也有比较横的，比如各地军阀，他打开票箱一看选出来的不是所需要的人，马上换票、重写。这事也有，但更多的是柔性的，就是买卖。这样通过买的方式，选出来一个第二届国会，人称“安福国会”。
显然，从制度层面上第二届国会就比第一届国会差了，但是后来皖系被北洋系里的直系推翻了，之后直系又恢复了民元国会。按道理说这个国会不是贿选的应该好一点，但殊不知经过这么长时间，这些国会议员早就已经很腐败了。当时北京有一个说法，就说逛妓院的，又说是逛胡同的，哪些人最多呢？——就是“两院一堂”，“两院”就是参众两院，“堂”就是京师大学堂，那时候京师大学堂的学生是特别喜欢逛胡同的。
到了直系的手里，曹锟想当总统的时候，他就开始贿选，那时候总统是由国会议员选出来的，他不像袁世凯，袁世凯不贿选，他是派人把两院给包围了，说我们都是公民，你们必须把符合我们要求的总统选出来，要是不选出来，我们就不让你们出去吃饭睡觉。这是用的硬的一手。曹锟用的是软的一手。他就说你们选吧，一人给你们发点补助，这补助就是五千大洋。当然也有便宜的，关键是看买卖的时候这个交易的结果。一般都是五千大洋。这就可以看到，到了直系的时候大总统就开始贿选了，皖系贿选国会，直系连总统都是贿选的。
到了奉系上台的时候，最初的一年多是搞了一个临时执政，执政府就在铁狮子胡同，现在还在。临时执政就没有国会了，然后临时执政的执政府干不下去了，塞一把草案之后没办法继续了，这时候张作霖就直接出来当家，他变成了军政府，安国军政府，他当大元帅，军政府就更没有国会了。
袁世凯时期，我们后来说他到称帝的时候已经是有点特务统治了，但实际上那个时候因为思想犯罪被抓的人少的多得多，报纸还是可以抨击他，章太炎这种人的不满意，在底下骂还不行，还非得跑到总统府去大骂，砸桌子、打家具，最后无奈了才把他软禁起来。这个软禁可是非常优待的软禁，一个月给他发500大洋，好吃好喝。
在段祺瑞当政的时候，当时报纸骂段祺瑞骂的非常难听。但段祺瑞并没有因为这个骂去把人家报馆封了或者把人抓了，基本上没有。直系的时候，这方面也还可以。
到了奉系就开始实行管制了，尤其是还管大学。奉系接班的那时候我们都知道是中国比较穷的时候，老师开不出工资来，张作霖说：工资我给你们开，但你们必须听话，不听话就抓枪毙。这个时候开始杀记者了，当时著名的记者林白水和邵飘萍都是死在奉系的枪下。
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情况就更糟了，对思想的控制，对文化的控制就更严了，这时候就开始有新闻检查官了。至于制度，国民党的制度虽然不是军政府，但事实上是军政府。它是党国，就是以党治国。但事实上党组织又没有军队发达，国会也没有。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一度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以国民党的党代会来代替国民大会，立法院实际上并不运作。
我们看到民国这两大阶段，它在制度上基本上是沿着一个下降线在进行的。它跟整个社会的黑暗是一致的，越走越不好，人们觉得我们只有不共和，只有远离民主才会好一点。到了国民党时期，实际上这个时期整个的民主状况是要比北洋时期差一大块，但是国民党时期的国家力量有所恢复。可以说，好像在制度上是专制在救中国，不是民主在救中国。
为什么在制度层面上这样走下降线？辛亥革命以后实行的制度，从西方移植的代议制体制，中国人实行起来是非常陌生的。不光是老百姓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连上层的精英也不甚了了。
我们知道，代议制的核心就是三权分立，而三权分立中主要是两权，就是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制约和制衡，因为司法相对来说要超脱一点，尤其是一般的政治台面上，就是两权在争取。但这两权往往是不知道怎么协调、怎么操作。掌权的人那时候是段祺瑞，一开始他真心想老老实实按西方那个规矩来运作代议制，我去做一个责任内阁。但是他发现，如果按照西方的规矩运行，他处处碰壁。反过来，他不玩这套，他引入军人干政，玩弄权术，纵横捭阖，他发现这时候是如鱼得水。就说你往好了做行不通，往坏了做一路畅通。
民主的招牌、代议制的招牌，没人敢摘下来。包括蒋介石在鼓吹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时候，他都是在内部讲话里讲的。因为当时的中国，它实际上是一个军人统治，或者说中国的军阀时期。军阀时期是挂着最先进的一个制度招牌，但实际上是军阀。军阀却始终不能直接去统治，除了非常少的阶段或者小区域，像县，包括省，他都不好赤裸裸的去统治，他必须有一个省议会。为什么会这样？实际上从清末以来，尤其是从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人已经彻底服膺西方的制度。甲午以后，进化论才流行，《天演论》才发行，成为广大知识分子的必读书。在这个进化论的前提下，西方制度已经成为一个具有价值观意义上的东西。虽然我们不了解它，众人也操作不好它，但是这个招牌没人敢把它摘下来，摘下来就意味着复辟。人们在这个运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开始的时候人们还真的想着去尊重它，说我们真的去操练它，操练之后发现不行，就开始阴奉阳违了，开始挂羊头卖狗肉。挂的是这个招牌，我底下该干什么干什么。然后再进一步就像国民党时期有个训政，因为老百姓不懂，我教他们：训，教训，我把他们教会，然后再来实行。说实在的，就这些口号和制度运行最合适的就是训政，就是虚伪程度还低一点。
也正因为意识形态上有了进化论这个因素，有了制度的这种崇拜、迷信，一些西方附带的东西，比如说相对的尊重个人自由，尤其是在大都会里头，相对的尊重个人自由，相对的言论自由，相对的新闻自由，一直到国民党时期，还是有的。就说你到国民党时期，还可以自己办报，但他还是会查你。
真正的政权的运行实际上是在按传统的路数在进行，从帝王时代的皇权和绅权联合统治，变成军人和绅士联合统治，就是加拿大学者的说法。基本的路数都是传统的，只是这个传统有点千疮百孔。军阀们也曾经想修复这个，想祭天、想祭孔、想振兴国学。不仅袁世凯想搞这个，连那个狗肉将军，“三不知将军”：不知自己多少钱，不知自己多少枪，不知自己多少姨太太的张宗昌，他也在讲经，也在印十三经，据说中国印的最精美的十三经就是张版的。但是他们实际上做不到，他们并没有能够真的去恢复传统，恢复不了传统，也摘去不了现代民主共和的招牌，所以整个民国的政治确实有一种吊诡，有一种玄幻的感觉。
现代化面相：物质现代化，思想专制化
民国时期的一部分，就说在沿海都市，民族工业确实有很大的发展，后来的著名品牌，比如说“侯氏制碱”、“金星钢笔”，这些都是在民国没有关税壁垒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有自主品牌的民族工业。但是这样的民族工业，在同时代放在世界上并不算什么。
我们这个时期也出现了很多新的职业，还有很多文化艺术的繁盛，大学的进步。其实我们可以说军阀本身并不像我们很多通俗作品中讲的，都是坏人，都是些抢男霸女的，毫无爱国心的恶棍，霸道的流氓地痞。我们可以承认，军阀中确实有土匪。但是军阀的主体相当一部分人不是这样的，他们是清末国家军事现代化的产物。从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编练新式陆军。新式陆军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北洋系的，就是袁世凯系的；一部分是各省练的新军，这些人后来都成军阀了，他们当初都是怀着一腔报国之志，有一批人在日本士官学校学军事。
日本人允许中国人学军事，但是只许你学士官这个层次，就是最基层的，他绝对不允许你往上学。日本有军官大学，但是不让中国人学。即使这样，中国人还是去学，非常非常吃苦。在军校里，不仅是要接受训练，还要忍饥挨饿，还要受老兵的欺负。后来华北有一个著名的汉奸叫王继堂，虽然臭名昭著，但是清末他是唯一以进士身份到日本学军事的，到日本之后被军曹揍得实在不行，腿都打断了，最后退学了。像他们这种人，那时候很多，像唐继尧、阎锡山，还有辛亥革命三杰，他们都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都是当年一腔报国之志，学完军事之后把中国先从军事上强大起来。
还有一批是国内军事学校毕业的，一个是保定军校到陆军大学，还有一个是各省的讲武堂，一大批人都出来了。他们当初学军事，并不是单纯的想混个出身，很多人就是想投笔从戎，就是想以身报国。但是非常不幸，到进入民国之后，这些人统统变成了军阀，不管他愿不愿意，要想生存，就要割地自雄。但他们并不是都没有想法，还是想做点名堂。
比如说直系的吴佩孚、孙传芳，他们从个人品质讲都是很不错的人，操守很好，不怎么贪钱，而且练兵练得非常好，军队纪律很严明，而且经常对军队进行讲话，就是我们说的思想政治教育。讲的就是帝国主义怎么侵略我们，挂一个时局图，讲日本人怎么侵略我们，俄国人怎么欺负我们。
还有阎锡山、唐继尧，他们是一方的割据者，但他们都想搞一点建设，搞一点社会改造。阎锡山最明显，他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他主要学日本，一是军国主义，现在军国主义很臭，当年确是非常好的，因为国家强盛了。再一个就是学地方自治，日本式的地方自治，警察式的社会控制，所以那时候的山西号称是模范省，搞村治特别火。
不能说这些军阀都是大混蛋，他们的确是想按照现代化的途径把中国变好、往上走，无论是整体上的操作，还是局部操作都是这样。只是说中国的现代化走到民国的时候走向歧途了。
军阀的治国之道，整体上讲跟制度的下降线是有关系的，他们慢慢就选择学习比较专制的东西，学习的对象有两个，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俄国。这两个国家是在近代历史上给我们造成最大伤害的国家，但是也是我们向他们学习最多的国家。可以说从北洋时代，甚至再往前推到清末，从甲午以后就是学日本。大量的学，尤其是要学日本的军国主义，学他们整个的社会改造，学日本的专制统治，军人统治，军人至上，但中国没有学像。在国外的研究中，他们把国民党也称为列宁党。国民党学俄国主要是学那些专制，组织控制，思想控制这一套。所以在制度层面上是在下降，在现代化层面上也是往那边走。可以看到，在物质层面上，现代化的因素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整个社会思想在制度文化上越来越往专制方向走。
思想文化面相：因自由而繁盛
不管怎么走，一直走到1949年国民党从大陆溃败，它并没有实现一个真的专制，或者说是一个立体的专制。而且它的过程很漫长，在这过程中，实际上它给中国的思想文化，中国的大学，中国的教育，中国的思想界，中国的艺术界留了特别大的空隙。所以这一时期，可以看到，确实是思想文化的繁盛时期，是一个教育的繁盛时期。
我前面讲过了，其实一直到国民党时期，蒋介石特别想进大学，特别想里头有党化教育，有个人崇拜，他特别想，但他就没有做到，他穷一生精力都没有实现。
中国大学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开始算起，经过二三十年的摸索，的确后来形成了一套，虽然后来有很多野鸡大学，但是人们不在意它，就像现在美国也有野鸡大学一样。但是在众多野鸡大学里有鹤立鸡群的仙鹤，有好大学，而且也不少，这是什么原因呢？
中国人办大学，历史形成的格局是开放的，从北洋时期到国民党，甚至从清末开始就是开放的，没有人敢对外国人说个不字，必须让外国人进来。而且整个经济是二元的，在北洋时期没有什么国有经济，在国民党时期有国有经济了，但没有强大到垄断的地步。所以总是有一块领域是政府管不到的。这样大学就形成了三种格局：国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三足鼎立。
像今天的北师大，一个重要的根基就是辅仁大学，它就是天主教的。如果没有辅仁这个底子，北师大不会这么强壮。当年很厉害的就是辅仁大学。北大现在是鹊巢鸠占，原来是燕京大学，也是教会大学，是新教的。协和医学院，当时确实是世界一流的医学院，是中国西医的开创者，也是教会大学。南边的圣约翰、华西等等都是。国立的，最标准的是北大。国民党时期还有中央大学。清华实际上是半国立，因为它始终有一笔庚子赔款在制约它。南开大学是私立的标版。
这样的大学确实办的非常棒，这种开放使得大学只能这么办。因为外面就是这样办的，教会是这么办的，私人是这么办的，受外国资本支持的大学也是这么办的，那国立的大学就只能也这样办，要不这么办就没有竞争力。
在民国，大学运转的过程中都办的像模像样，以至于说某些军阀要来办大学的时候，都要比着这样来。唐继尧办云南大学，当时叫东陆大学；张作霖办东北大学，现在还在，虽然已经不是以前那个了。曹锟也办了个河北大学，但是现在河北大学不往那段追溯。他是学校的董事长，每次去学校，他不敢干涉用人；发工资的时候，让他的副官装一大盘子大洋送过去，还是下跪送过去的。教育怎么办？我们讲就是学术自由，教授治校，非常简单，只要坚持这点就行。
那时候基本上还是保持了学术自由，教授治校，或者说对大学自治的一种基本尊重，于是我们就觉得民国时期的大学真好，而且教授们在抗战之前生活很安逸，只要去到一个好点的大学任教，就能过很舒服的生活。如果是留英美回来的，到一个大学，就能得到四百多块的月收入。是什么概念呢？当时的警察一个月八块。
再就是思想界，大学如此自由，那么基本的言论自由就是可以保障的了。你可以办杂志，只要想办就可以办，《新青年》就是这样自己办起来的，教材也是如此，都是民间自由办起来的。
综合起来看民国的三个面相，它是不一样的，但有内在联系，并不是三个面相互相孤立。不是说制度的下降，或者说现代化的追求和思想文化的繁荣三者之间是矛盾的，也不是说社会的黑暗、国家的衰落跟思想文化是成反比的，说国家越衰落必然文化繁荣，反过来也不是说国家强盛思想文化必然繁荣，也不是这样。
今天，我们最应该是从民国历史中吸取教训。我们的明朝也好，清朝也好，实际上是翻的老帐，人们对它感兴趣无非就是权术。真正应该吸取教训的应该是我们操练西方制度，是我们追求现代化的一个历史。我们怎么去操作的？我们怎么失败的？我们为什么失败？
千古奇冤 ！一个风华正茂的大学生被广州华侨医院谋杀
我儿杨钧，是华南农业大学工商管理系大四学生，年龄22岁，独生子女，身高1.85米，体重142斤，聪明上进好学、英俊潇洒。2003年10月因腰肌酸痛，服食校医开的“扶他林”药10天（导致胃粘膜损伤），12日上午参加校运会跳远比赛后发现排黑便及呕吐，进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华侨医院治疗，在病情好转后，被主治医生王平多次违法规用4 克中毒量的云南白药活生生毒死。现在我们将治疗过程和悲惨遭遇诉诸于众，恳求富有正义感的有识之士为我们弱势群体主持公道，伸张正义！
12日下午4时杨钧在老师和同学的陪同下自己走进了广州华侨医院求治，进内二科“普20床”住院治疗，当晚不需要人陪护，无排便无呕吐，病情不算严重。
13 日主治医生王平对病人生命极端不负责任，置病人出血而不顾，长达15个小时不为病人做止血治疗；要病人禁食15个小时不给输液；反而在急性胃粘膜损伤出血的情况下，为追求高回扣，不管器械检查会加重病情，将病人推去做强刺激的胃镜插管检查导致医源性损害。痛苦的检查后，病人从下午1时30分开始连续便血四次，量合约500克。异地赶到的病人母亲请护士找医生久不见来，于是直接找到医生办公室向医生王平叙述儿子病情，哀求医生尽快治疗。王平听后才到病房诊视将病人转抢救室，从“普20床”转到“抢1床”，下午3时30分才开始为病人止血、输液治疗，4时签发“病重通知书”。
14日上午10时病人口服了“凝血酶”。后二班护理记录：“患者本班无再解黑便”，病情好转。
15 日“患者无排血便，无伴恶心呕吐，无伴畏寒发热，无明显头晕头痛，目前病情平稳”（医方证据）。《一般患者护理记录单》也很清楚记载:“患者神可，无解黑便，无腹痛、腹胀，血压平稳”。医院病历证据确凿地证明病人的病情好转后，下午4时30分开始，主治医生王平多次用4克中毒量云南白药施于病人。
16 日凌晨约4时10分，病人突然手足抽搐，双拳紧握捂住胸口，弓着身体，头向后仰，眼向上翻，张开嘴大口地喘气，口吐含云南白药的白泡沫。见此情形，父母上前紧紧抱着他，大声喊儿子的名字，一边按其人中，一边喊护士，四、五个人按着他，折腾了一个多小时，病人又二次呕吐黄褐色的胃内容物，打了2-3支“安定”针后，病人昏迷过去（至死亡）。我们哀求医生赶快采取解毒措施抢救病人，但主治医生王平不以为然，坚持要家属带毫无知觉的病人去做CT。中毒昏迷6小时医院发给病危通知书，当天病人整日烦躁不安，四肢肌张力高，间发性抽搐，痰多、为白色粘稠痰，体温高达40.3℃ ，脉搏164次/分，尿量剧增至 13170毫升/日，病人生命垂危，医院并没有进入病危抢救程序，直到家属通过各种渠道与院方交涉，在23时后杨院长才在外打电话组织抢救工作，不是杨钧主治医生的副主任都赶回住院部参加汇诊抢救，唯独主治医生王平，电话一再催请都不肯到现场抢救病人。深夜再次请外科医生做大隐静脉切开+置管术，手术至凌晨约3时才使病人维持输液。
17日病人呈深昏迷状，出现肺炎，体温上升到40.5℃；20日右侧气胸,右肺被压缩约70%,做胸腔闭式引流术； 22日右肺不张,呼吸衰竭要靠呼吸机维持；24日医生会诊后确定病人已经完全没有自主呼吸（护理记录单）。就这样，一个刚刚参加完校运会比赛风华正茂的大学生，因一例普通的消化道疾病住院治疗只短短几天时间，在病情好转后，被“副教授、副主任”杀人恶医王平凶残地用三瓶云南白药活生生毒死在“三级甲等”的广州华侨医院。
2004年3月我们将广州华侨医院诉至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法院委托医学会做医疗技术鉴定，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广州华侨医院院长、大内科主任杨冬华任广东省医学会的常务理事,其管辖的医学会顺理成章受理了鉴定事故责任嫌疑人杨冬华、王平毒死杨钧一案。2004年7月2日，广州市医学会在医患双方共同封存的病历并未启封的情况下，就迫不及待地抛出一个“10月17日尿量剧增至3万毫升，拟诊 ‘尿崩症’……，最终导致呼吸、循环衰竭死亡，本病例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假鉴定。
原告对此不服，提出应启用双方封存的病历档案，在审查真伪后再做司法鉴定的请求。法院又委托广东省医学会作鉴定，省医学会曾因病历有涂改伪造而拒绝受理此案，将案件退回法院。法院责令华侨医院作出解释，医院为此提交了四份涂改“情况说明”。在2005年4月13日广东省医学会组织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依据广州华侨医院经涂改伪造后的病历，鉴定专家认为：①医方超量使用云南白药和涂改病历违反了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②云南白药为治疗上消化道出血的药物之一——超量使用云南白药有一定的毒性作用，可能加重脑功能损害和脑水种，医方的过失行为与患者的损害后果有一定的因果关系。③患者14日发生了消化道出血并休克，可以引起脑组织的损害和继发性脑水肿，是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患方应负主要责任。此案构成医疗事故，医方起次要作用，应负次要责任。结论：此病例属于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次要责任。
广东省医学会“依据患者休克发生在前，休克时间长（2003年10月13日下午5时至10月14日下午5时30分）因而认定上消化道出血并休克，引起脑组织损伤和继发性脑水肿是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到底这段时间病人有没有休克，这是认定本案事实的关键所在！
根据华侨医院病历《一般患者护理记录单》，10月13日下午5时记录：“嘱患者卧床休息，精神勿紧张，教会家属记24小时出入量，告之禁食的重要性”；护理师李素雯将患者4次血便量数据合约500毫升涂改为800毫升；9时记录：“诉排尿困难，膀胱区胀痛”；14日凌晨1时记录患者向护士清晰详细地叙述自已身体感觉；14日上午7时护士梁莹莉将患者2次血便量数据合约100毫升涂改为300毫升；上午10时记录：“嘱绝对卧床休息”；并口服凝血酶、舒可捷等药； 14日下午2时记录：“患者神清，无诉恶心，无呕吐”；护士梁莹莉又将患者2次血便量数据合约100毫升改为600毫升；5 时30分记录：“患者神志清、无见恶心呕吐、无解大便、暂无不良反应”。即使根据这些医院所制屡经涂改、伪造的杨钧病历记载（护理记录单），也清楚有力地证明：在这段时间里，病人意识清醒，思维清淅，与人交谈应答自如，能清楚向护士陈述自身感受，要护士反复叮嘱绝对卧床休息，自已口服“凝血酶”药物的病人，绝对没有休克。而正是这段时间，医院将病历上关于病人的有关便血量数据都作了大肆涂改伪造，为什么要改大数据夸大病情？不难发现医生想通过这些数据的改动，制造病人病情恶化乃至休克的假象，从而达到推卸其用中毒量云南白药致病人药物中毒休克的目的。
而广东省医学会将病人服食中毒量云南白药后，16日出现的中毒休克症状，说成是14日病人服食云南白药前就有的病情记载，再以上述这些经恶意涂改的数据作依据来进行鉴定，伪造病人在服食中毒量云南白药前就己发生休克的假象和谎言，一定要患者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医学会不择手段捏造假数据、颠倒黑白、隐瞒事实真相做假鉴定，包庇杀人医生王平的犯罪行为，极力为广州华侨医院活生生毒死就诊大学生洗脱罪责。这是医疗卫生行业典型的腐败！
一审法院不加审查就将两份都违背了“应以事实为依据”的鉴定，作“证明力”比较，完全采信了“证明力”较大的广东省医学会的鉴定：“本病例属于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次要责任，患方应负主要责任”。法院裁定在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上都存在错误，如果这样判决，医疗事故责任人王平、杨冬华将病人活生生毒死，只承担次要责任逍遥法外，而要病情好转后惨遭毒死的患者本人承担主要责任，人世间还有公理吗？还要制造比千古窦娥更冤的冤案吗？!
我俩是年过半百的下岗、退休职工，早年积极响应国家计划生育号召,终身只生了这个孩子,一辈子的心血和希望都在独生子身上，眼看儿子有出息，将要回报社会时、却被杀人医生王平凶残地用三瓶云南白药活生生毒死在“三级甲等”的广州华侨医院。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连华侨医院证据和广州中院终审判决书都证明杨钧的原发病已经治好，是被恶医王平用中毒量云南白药毒死的，杀人医魔王平害到我们家破人亡、骨肉分离、生死相隔，三年多来，我们天天忍受爱儿惨遭毒死撕心裂肺的痛苦折磨，痛不欲生精神濒临崩溃，为给儿子讨回公道不断的申诉控告，祈望富有正义感的有识之士为我们这样无助的弱势群体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绝不能让广州华侨医院继续这样无法无天，滥用中毒量药物残杀病人，剥夺就诊人员的生命，制造更多的人间惨剧。详情请搜索：是谁收了高强部长的信。谢谢！
乞求您的帮助。
申诉人：杨光 叶萌
2007年 7月 14日
电话：13798337993
因为家中房屋只有两居，帮我照看孩子的父母占据其中一间之后，孩子只能和我们同房而居，而只要我不出差就有睡前故事的惯例，也养成了孩子没有大人做伴就无法入睡的习惯。最近为了培养她独立睡觉，我每天讲完睡前故事，就跑去看电视或上网而让她自己睡。但小人家很快就找到了新方法：每次我开讲故事之前，小人家就会问她妈妈：“妈妈，一会儿爸爸讲完故事你干什么呀？”，一般妈妈总是回答：“好，我让你爸爸看电脑，我睡觉。”我们卧室的两张床是挨着的，小人家几乎每天都是一条腿搭在大床上睡的，于是，只要妈妈睡觉，小人家的奸计就得逞了，还经常堂而皇之地安慰我说：“等我睡着了你可以把我抱到小床上去。”
前两天，孩妈生病咳嗽，为免传染，我在小人家故技重施时说：“不行，妈妈生病了，就算妈妈睡觉，你也不许上大床，自己回小床去睡！！”小人家立刻说：“就因为妈妈生病了，所以我才要睡大床，等她咳嗽的时候好给她拍背啊！！”孩妈立刻做证：“是的是的，我们格儿可体贴了。”我也回想了起来：“是的，上次我咳嗽的时候，小人家睡得半迷糊半迷糊的，听见我咳嗽，小爪子冲我脸上一通乱拍，差点没把我拍闭过气去！！”
近来有些ID专门针对寻正进行辱骂，请各位博主为了读者网的清洁，及时打扫垃圾。
有道理可以讲，边讲道理边骂人也可以接受，不讲道理只骂人，还不如自己回家撒尿和粪做个小人，上面写上“寻正”二字玩命用针扎，用脚踩，再气不过蒸一蒸，烤一烤自己吃下去。到读者网来骂人一来污染环境，二来总会被删贴，不如自己把“寻正”吃下去解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