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偶得
星期二, 06月 26th, 2007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为了调查清末中国同盟会和其它革命团体的会员情况，曾经请求杨绛先生提供她父亲杨荫杭（1878-1945）的简历和传记资料。为此，杨绛先生写了《回忆我的父亲》。杨绛先生优美的文笔使得这份简历也成为一篇好散文。不过，我最近的兴趣让我对其中提到的司法独立，科学，中医和西医这些内容格外关注。
杨荫杭先生，江苏无锡人，１８９５年考入天津中西学堂（后称北洋大学堂），１８９８年转入南洋公学，１８９９年被南洋公学派送日本留学，１９０２年日本东京专门学校（后来的早稻田大学）本科卒业。回国后因鼓吹革命招致清廷通缉，遂自费出国留学。于１９０６年９月至１９０７年７月在早稻田大学获法学士学位，后到美国继续求学，１９１０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法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在浙江高等审判厅长任上，因为审判一恶霸杀人案时坚持司法独立和庇护杀人犯的省长屈映光（就是鲁迅《两地书·三四》中“兄弟素不吃饭”的那位）顶牛。大概在１９１５年被调任北京，在京师高等检察长的任上把贪污巨款的总长徐世英传讯羁押了一夜，不准保释，受到停职处分。
杨荫杭先生的专业是法学，但是非常爱好植物学，曾和同乡植物学家黄子年一起采集植物标本。也曾经在家乡创办“理化研究会”，提倡研究理化并学习英语。杨绛的母亲形容杨荫杭开夜车学理化，用功得背上生了毒疮，吃了很多“六神丸”。这是在１９０３年，此时，杨荫杭是服用中药的。这是杨绛先生的文章中的第一处提到杨荫杭吃中药。不过这些是转述杨绛母亲的话。
１９１７年５月，国务会议认为许世英没有犯罪证据，要追究检察长杨荫杭的责任。杨荫杭还是坚持司法独立，和国务会议的“宣告”对抗到１９１９年秋，他辞职回到无锡。回到无锡不久，杨荫杭病倒了，“他地道是那个时期的留学生，只信西医，不信中医。无锡只有一个西医，是外国人。他每次来就抽一点血，拿一点大便，送往上海化验，要一个星期才有结果。检查了两个星期查不出病因，病人几星期发高烧，神识都昏迷了。我母亲自作主张，请了一位有名的中医来，一把脉就说“伤寒”。西医又过了一个星期才诊断是伤寒。”这位名中医虽然断定了病人的“伤寒”，可是认为病人已经无药可救，拒绝开药方。后来还是杨荫杭的老朋友前来看望他，也是中医的，才在杨绛母亲的请求下开了一个药方。书中没有具体说后来的事情，不知道服药的情况怎么样，可是，第二天，杨荫杭先生竟然能起床了。西医认为是杨荫杭体力好，在“转换期（crisis）战胜了病魔。”我在１９９８年修订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查到“伤寒”的两个解释：“（１）急性肠道传染疾病，病原体是伤寒杆菌，症状是体温持续在３９－４０摄氏度，脉搏缓慢，脾脏重大，白细胞减少，腹部出现玫瑰色疹。也叫肠伤寒。（２）中医指外感发热的病，特指发热，恶寒无汗，头痛项僵得病。”从词典的释义来看中医和西医所说的“伤寒”根本不是一回事。所以这里不能说中医比西医好。
第三处是说道杨荫杭五十岁以后体力渐渐衰弱，“我知道父亲自觉体力渐渐不支，他的血压在升高，降压灵之类的药当时只是神话。父亲又不信中药，血压高了无法叫他下降。”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前夕我父亲突然在苏州中风去世，……”高血压中医怕是根本没办法。中风急救中医就更没有办法了。
杨荫杭先生反抗专制，坚持司法独立，刚正不阿，一身正气。和他的个性与所受的教育肯定有关。对科学和民主法制的追求，使得杨荫杭先生在我眼里更完美。两次“以法抗权”表现了他追求民主法制的坚定；不信中医，表现了他追求科学的坚定。这种精神本来应该是薪火相传，到现在成燎原之势才对。可是，现在实际的情形怎么反而有点式微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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