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
14）问：那么，1986年您写的《往事回忆》 [26]又谈了些什么事情？
（14）答： 1982年杨振宁重写历史，也谈了很多1962年前，甚至40年代我和他做学生时候的情形，他都是自夸自赞，重写历史，与事实不合。所以1986年我写了两篇文章，就是《破缺的宇称》和《往事回忆》，后者偏重于早期的事情。

我现在再补充一下40年代的事情。1946年通过吴大猷老师的选拔，我得到了中国政府留美深造的奖学金，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为理论物理研究生。那时候，我对经典和近代物理的了解都有自己的心得，很快地就得到了学校各位教授的注意。最杰出的费米教授先邀请我参加他主持的（需费米教授亲自邀请才可参加）每周两个晚上的物理讨论会，然后又答应担任我的博士导师。我入芝加哥研究生院后不久，芝加哥大学成立了一项新的奖学金，称为“全校奖学金”。我被物理系推荐并被选中，得到了这份在全芝加哥大学来说是极富荣誉的三年的奖学金，共四千五百美元。再加上中国政府的五千多美元的奖学金，当时我是很受其他同学羡慕的。

杨振宁也是1946年到芝加哥的。比我早到几个月。《杨振宁传》上写道：“1946年……，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的课堂上终于看到了费米，那一年费米教了一门核物理，杨振宁正式成为费米的学生。” [27] 这个说法其实很不妥当。因为在一般研究生院里，习惯上说谁是某某教授的“学生”，是指该教授的“博士研究生”，并不是和其他一、二百学生一起听一堂课就可以自封是某某教授的学生了。《杨振宁传》里又说，他也去找费米教授，想做费米教授的研究生。因为费米教授的实验工作是在阿冈国家实验室，那里因为“进行国防研究，有安全保密的限制”，而他是拿中国护照的外国人，所以“不能到阿冈国家实验室去工作”，因而没有成功。 [28] 其实，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的那一段时期，费米教授在芝加哥大学理学院Ryerson楼有一相当大的实验室，没有国防和安全保密的限制。费米教授的主要几位实验物理博士研究生也都就在他的Ryerson实验室工作，并不像杨振宁说的，必须去离芝加哥有相当距离的阿冈国家实验室做研究。那时候，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用的是两所相连也相通的楼房：Ryerson和Eckert（部分Ryerson 也用于化学系）。费米教授的Ryerson实验室进出自由，没有任何国防和安全保密的限制。我1986年写的《往事回忆》中提到的六英尺七英寸长的专用大计算尺，就是当年费米教授和我一起在他的Ryerson实验室做的。所以阿冈实验室并不是费米教授不收杨振宁的原因。那时，我也是拿中国护照的外国人，可是费米却愿意担任我的博士导师。可见护照也不是费米不收他的原因。

杨振宁又去找泰勒教授，要作泰勒的理论物理研究生。他随泰勒教授“换了两三个题目以后，杨振宁就知道了，他是没有办法跟泰勒做下去的”。 [29] 于是他又去找费米教授，可是“费米就建议杨振宁到艾立逊的实验室去做实验”，“杨振宁在艾立逊实验室二十个月的实验工作不太成功”。 [30] 之后，杨振宁又再次去找泰勒，于是泰勒教授最后做了他的博士论文导师。

费米教授是世界数一数二的善于教导学生的老师。杨振宁在他1982年和以后的回忆里总是吹嘘说，虽然我是费米的学生，可是他事实上是我的老师。 [31] 这完全是他牵强附会的自夸自赞。任何学物理的研究生，有了费米教授这样杰出的大物理学家为导师，怎么会去找另一位费米教授不接受的、不太顺利的研究生做老师呢？前面已经讲过，1946－1949年当我在芝加哥大学时，费米教授开创了一个极庞大、极重要的交叉领域，由粒子物理、宇宙线物理、天体物理、流体物理、磁流体物理综合组成。我在费米教授的引导和教育下在这几个不同而相关的领域中都做出了基础性的工作。杨振宁既不是费米教授的研究生，又从来没有在这些与粒子物理有交叉关系的任何一个物理领域中工作过。杨振宁怎么能够毫无根据，将费米教授几年教导我的事实，一手抹煞，而强将费米教授培养我的成果变成为他的功劳呢？一个人靠着年纪比别人大几岁，就一定要把自己硬说成是别人的老师，既有失谦虚，又十分可笑。不顾事实的好为人师，不是一种正常的心态，不是一位有知识、有修养的学者应有的品格。

1946年我到芝加哥后才与杨振宁初次认识。我入芝校与杨振宁毫无关系，我的一切入校手续，都是自己办理的。而杨振宁亦要编故事、拉关系给自己带高帽子。《杨振宁传》上说杨“特别照顾他（指我），在芝加哥大学的许多事，像是办理入学许可，也都是杨振宁带着李政道去办妥的。” [32] 这完全不符合事实，虽然没有什么重要性，但杨振宁还是要造假。

杨振宁还到处自称他是我长兄，又是我“不折不扣的兄长”。 [33] 其实，只要看他几十年，一直到现在，不断地、恶毒地攻击我，他能算得上什么样的“长兄”呢？简直是对中国“长兄”和“兄长”两个名词的极大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