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the ‘未分类’ Category
星期六, 08月 2nd, 2008
作者：饶毅
遗传学的历史很有趣。
1865年以前，世界上，对遗传的理解很朴素。1965年，全部遗传密码破译。这短短的一百年，人类对遗传学的理解从现象到本质有了根本的突破。
孟德尔在1865年宣读、1866年发表他的豌豆实验结果，开启了现代遗传学。一个人单枪匹马，开创了一个学科，直到1900年世界才重新发现他。孟德尔这样天才的孤独发现，对世界贡献巨大，但是并没有直接推动他所在国家的发展。与此相似，印度数学家拉玛努柬(Srinivasa Ramanujan)凭个人的天才，留下可歌可泣的事迹，但是难以总结经验、难以复制，也没有使印度成为数学强国。
20世纪初，美国在科学上尚未全面崛起。物理学领域,虽然美国开始出了几个诺贝尔奖的工作，如1907年麦克尔逊（Albert Michelson）成为第一个美国诺贝尔奖获主, 他和莫雷（Edward Morley）做的实验，对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麦克尔逊和莫雷并没有提出理论解释自己的结果；密立肯（Robert A. Millikan）于1923年成为美国第二个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用油滴实验测量电子的电荷量，也缺理论建树。二十世纪前期的物理学革命过程中，美国有零星而且偏技术的研究，在理论上贡献不大，当时物理学的中心在欧洲。美国的数学也不如欧洲。在生命科学一些领域，如神经生理，二十世纪前五十年，研究的中心也不是美国而是英国和德国。
在美国尚未大规模支持科学、美国在其他学科还不是世界中心的时代，突然美国出了一个实验室，给世界带来一个惊喜：奠定一个新学科的主要理论基础。一个空间很小、人少、经费不多的实验室，却做出了很大的发现。这就是摩尔根（Thomas Morgan）实验室。在1910年至1915年摩尔根和他的学生们发表的一系列工作，对现代遗传学的奠定和发展，起了关键和中心性的作用。他们的工作和学术后代，以后遍及全国，影响了世界。几十年后，其贡献从基础研究扩展到医药、农业应用，催生了生物技术产业。近年公众较熟悉的人类基因组，仅是遗传学发展的一个步骤。
智力型领袖
常有人误以为领袖就是有行政权力，可以发号施令、掌握资源和分配利益的人。有人甚至认为科学家、学者都是为行政长官服务、听令于行政长官。其实，中外历史上，从来不乏学者是真正领袖的例子，在科学、技术、人文、社会都有。有时可以说，相当多的行政长官不过是前辈思想家的追随者、或当代学者思想的实践者。
智力型领袖是人类发展的根本领袖。
科学界的智力型领袖可以是靠一个思想、一个实验、或者一套工作。摩尔根实验室以一个关键实验结果开始、做了一系列工作。摩尔根领导了世界的遗传学。虽然他后期做过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主任，但是他对科学界的领导并不是行政上的领导，不是通过权力和利益领导科学界，这样的影响反而更大，远远不限于一、两个学校。摩尔根实验室聚集了几个热爱科学、扎扎实实做科学、迷恋研究的人。他以科学思想和实践领导着世界。他自己密切参与实验室的研究。他实验室的大学生、研究生，着迷于科学，为了研究可以逃课。他和他的学生们以自己的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研究结果、科学理论，带动全世界的遗传学家和其他生物学家。一百年来许多人心甘情愿在他们智力领导下工作，在他们智力开创的道路上前进。
摩尔根本来以研究胚胎发育出名。但他在发育生物学没有根本的发现。细胞生物学家威尔森（Edmund B. Wilson）将他从Bryn Mawr女子学院争取到纽约的哥仑比亚大学。1909年，摩尔根给大学生讲动物学的引言，吸引了两位本科生布里基斯（Calvin B. Bridges ）和斯德文特（Alfred H. Sturtevant），他们到摩尔根实验室做研究，加上慕勒（Hermann J. Muller）等，实验室主力不过几人。他们1910年发现“白眼”基因并首先确定了特定基因和特定表型的关系，到1915年，已经可以用他们的研究结果书写遗传学的主要内容：他们首先提出基因线性排列，首先建立基因图谱……。他们用的基本策略和方法，迄今仍然广泛应用。
摩尔根和学生们用的实验动物是果蝇，是一个偶然、但是重要的选择。果蝇具有几个特性使它有助于遗传学研究。一百多年来有三个诺贝尔奖是用果蝇做研究。摩尔根自己1933获奖，他的学生慕勒于1946获奖，摩尔根学生斯特文特的学生路易斯（Edward Lewis）于1996获奖。果蝇研究逾百年而不衰。今天，果蝇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动物模型，很多研究者是摩尔根的学术后代。用果蝇做的研究不仅奠定遗传学，而且推动了发育生物、神经生物、细胞生物、免疫等多个学科。遗传学是建立分子生物学的主要支柱之一。用果蝇做的研究结果，也影响了对人的理解和对于人类疾病机理的理解。还有许多研究者用果蝇来寻找治疗人类疾病的分子和方法。
摩尔根实验室用果蝇做研究，以后美国科学家建立其他多个重要动物模型，有些和摩尔根的学生有关。摩尔根和斯特文特的博士后彼德尔（George Beadle）先做果蝇，后来他和塔特姆（Edward Tatum）用面包霉做研究，提出“一个基因、一个酶”的概念，获1958年诺贝尔奖。斯德文特教过德裔美国科学家德尔布吕克（Max Delbruck），而德氏因用噬菌体做遗传研究而获1969年诺贝尔奖。
摩尔根实验室面积小，没有成为他们研究的阻碍，而是促进了科学讨论。摩尔根包容个性不同的学生，其中布里基斯在个人生活上与众不同，以致有人误传他死于梅毒性心脏病，实际是突发心脏病。慕勒左得可爱而且个性不易相处。他跑到苏联，碰到李森科主义横行，只好回美国。他的政治背景不容于美国社会，到他快要得诺贝尔奖的时候，找工作还有困难。泱泱大国难容的独特学生，摩尔根一个小小的实验室不仅容纳了，而且培养和发挥了他们的作用。
摩尔根实验室仪器简陋，用牛奶瓶养果蝇、用简单的放大镜看果蝇。九十年后用果蝇做实验得诺贝尔奖的三位：摩尔根学术后裔路易斯、德国的努斯兰－伍尔哈德（Christiane Nusslein-Volhard）和美国的维萧斯（Eric Wieschaus），他们所用的技术和实验条件，本质上和摩尔根时代没有太大差别。无需昂贵高级仪器的实验，在今天的遗传学和生物学中，仍然有一席之地，有时还起主要作用。
科学与社会：实验室推动学科与国家
社会和国家有需求时，可以提出科学问题、推动科学发展。在对经济发展和应用有强烈要求的国度和时代，不可忽视的是：小规模的科学研究可以产出大规模、长期的效益。
遗传学在美国的发展也反映了一个新兴大国的科学发展历程。
摩尔根时代，美国并不像二战前后那样能吸引大量欧洲人才。可以说，那时在欧洲人看来，老洛克菲勒等暴发户横行的美国，还处于一个很不公平、与野蛮离得不很远的时代，科学上美国还在乡巴佬时期。美国的环境对欧洲做学术的人并没有很大吸引力，而且那时美国也不像50年代以后那样有大量研究经费。所以，在美国既不能依赖国外来的科学家、也不能倚仗经济优势的时代，摩尔根实验室的成就格外令人瞩目。
摩尔根的研究不是由于美国国家层面有什么计划、也没有国家需求。摩尔根用果蝇做研究的初衷是找证据反对孟德尔。结果不仅不能反孟德尔，而是大大发展了孟德尔遗传学理论。摩尔根起初也不知道可以开创一个学科，更不知道可以导致新产业形成。是他们的成果告诉国家有什么需要，告诉人类什么重要，应该往什么方向走，而不是国家预先知道有什么需要而交给科学家任务。科学家的这种探索，是人类最令人兴奋的智力追求之一，最终也推动国家发展、人类进步。没有这种追求的国家，不可能成为长期领先世界的强国。
遗传学的建立也直接导致了分子生物学的诞生。遗传学理论和实验是分子生物学的基础。分子生物学开创者中相当一批是遗传学家，其中不乏摩尔根的学术后裔。摩尔根和斯特文特影响德尔布吕克、后者影响沃特森（James Watson），…形成学术界的前浪后浪，波澜壮阔。
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不仅导致了人类遗传学、基因组学、生物信息学等新学科，而且催生了现代生物技术，使医药现代化。德尔布吕克等用的噬菌体，在生物技术产业曾有直接应用。遗传学家群体的成果不仅推动美国和世界的科学，而且有很多宝贵的应用。分子生物学家用遗传工程生产的胰岛素、干扰素、红细胞生成素、肝炎疫苗，改善了人类健康，也带来了经济效益。过去二十年，一个个疾病基因被发现，从儿童疾病、成年常见病、传染病到老年痴呆，遗传学为理解、诊断人类疾病带来了根本的推动，也提供了治疗的方法或者基础。
绿色革命带来的农作物产量提高，遗传学起主要作用。美国植物遗传学家布洛格（Norman Borlaug）1940年代遗传改良小麦使墨西哥从粮食进口国成为出口国，1960年代他将绿色革命带到印度、巴基斯坦，使濒临饥荒的国家避免粮食危机。布洛格因此获得1970年诺贝尔和平奖。1966年位于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培育出IR8号等现代高产水稻。1960和70年代，中国的袁隆平等用遗传培育杂交水稻，显著提高水稻产量，为人类作出了贡献。
起初很少一些人为科学而科学开始的学术研究、不懈地为好奇而做的探索，最终通过更多的人衍生出更多的科学和技术活动、产生广泛和深刻的影响，是科学研究对人类贡献的一个明证。
一个实验室对世界的影响
摩尔根实验室影响遍及世界，这不仅因为他们的思想成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也通过培养学生，在世界很多国家传承了他们的科学和文化。
摩尔根实验室在美国的传承很容易理解。摩尔根实验室对欧洲也有影响。甚至，在苏联反对摩尔根遗传学说的时代，摩尔根实验室的人员和思想都扩散到了苏联。摩尔根的左派学生慕勒30年代曾在苏联工作，苏联遗传学家瓦维若夫因为坚持遗传学的学术真理，死在监狱中。
在中国，摩尔根有直接的学术传承。他在Bryn Mawr女子学院培养的研究生博爱理（Alice M. Boring），后来几十年在燕京大学生物系。1926年，他实验室两个中国博士毕业：通过布里基斯培养出的李汝祺、通过斯特文特培养的陈子英。李和陈先在燕京大学工作，李后来长期在北大，陈在厦门大学。1936年在摩尔根实验室师从杜布赞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获得博士的谈家桢，回中国后在浙江大学和复旦大学工作。目前活跃于海外的许多华裔遗传学家如斯坦福大学的骆利群、耶鲁大学的许田，也是摩尔根学术后裔。
我自己是德尔布吕克传承的摩尔根谱系受益者。德氏是我研究生导师詹裕农的导师。同时德氏还教过也是物理学家出身、在分子生物学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的苯泽（Seymour Benzer）。苯泽用果蝇遗传研究行为有许多重要发现，1970年代他对生物钟的本质突破性的发现，是行为生物学的里程碑。苯泽培养出很多学生，包括杰出的科学家詹裕农、叶公杼。而詹/叶夫妇又培养出40多位教授。我在博士生期间跟他们学过果蝇后，离开了果蝇而用高等动物做了十几年的研究，近年在北京重新拾起果蝇，体会到果蝇的用处远未结束。我们用果蝇和哺乳类研究社会行为的分子和细胞机理，希望发现有普遍意义的原理。
一个摩尔根实验室，不仅奠定了一个学科，而且影响了多个学科。他们的成果，及其衍生的学科和技术推动了美国生物医学的发展，使美国在现代生物产业领先世界，在医药和农业上出现较大进步，对国家的发展起了作用。他们的学科和学术后裔，经历百年后仍然兴旺发达，影响着美国和世界。
本文为平立岩著《遗传学史略：从细菌、果蝇到人》一书的序言
2008年6月发表于《科学文化评论》第5卷第3期92至95页
(XYS2008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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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07月 4th, 2008
这些天看到不少关于坐月子的话题，我一直都比较关注。尽管我这辈子是不可能坐月子了，但我老婆还有坐月子的可能，因此希望从中学到一些有用的东西。我也常常把这些文章念给老婆听。传统的坐月子的规矩中有许多大家都觉得很可笑，不过我和老婆并不总是觉得可笑，通常是觉得没什么稀奇的。
我想可能是因为我从小在落后的农村生活，所以对这些可笑的陋习有了免疫力吧。有些事看起来可笑是由于脱离了环境，而在其环境中则显得顺理成章了。
先说洗澡。从前北方农村的家里，具备洗澡条件的非常少。天气暖和到可以洗澡的日子，一年中也不过三个来月，其它季节要想洗澡就得花钱到公共浴室了。节俭的人们通常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舍得去公共浴室。我小的时候大半年不洗一次澡是很平常的事。小孩洗澡还算是容易的。由于住房少，缺乏私密空间，成人洗澡就更不容易了。人们通常只是用温水擦身子而已。至于老人、病人以及行动不便者几乎就没有洗澡的可能了。在我的记忆中我的祖父祖母从来就没有洗过澡。在这样的条件下，产妇三个月不洗澡简直是再正常不过了。如果要抱怨，我首先会抱怨落后的生存环境，其次才是人们糊涂的头脑。
第二说吃。那年头生孩子和鸡蛋是紧密连锁的。人们日常的饮食普遍存在动物蛋白缺乏的问题，对于体能消耗大又需要哺乳的产妇尤其如此。人们也知道鲤鱼、猪蹄、鸡汤是好东西，但这些东西毕竟不能经常吃到。唯有鸡蛋，平时家里就可以攒一些，生了孩子亲戚朋友又都会送，而且即使购买也不太贵，所以鸡蛋成了产妇的最佳食品。平时吃不到好东西的人们趁这个机会正好可以补一下。我家邻居的一位胖婶子生完孩子后每天吃80个鸡蛋，连续吃了几天。这在现在看来恐怕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有了各种有营养又好吃的食品大约只有傻子才会专门啃鸡蛋。
第三说活动。锻炼身体虽说又出力气、又流汗，但实际上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从事繁重体力劳动而生活水平又低的人们是很难有锻炼身体的意识的。过去妇女地位低，如果产妇能下床活动了，又抬胳膊又伸腿，还到院子里遛弯，那她坐月子的权利可能也就要终止了，家里的各种家务又都要归她一个人干。这时仍需要多休息的产妇就会被累坏。因此我们的祖先干脆规定产妇呆在床上不准乱动，其实也是告诉其他人别指望产妇在这时候干活。估计在一些气氛不太好的家庭里，聪明的妇女也知道，有力气活动也要装作没力气，不然谁还心疼你？
看来，有些可笑的传统原来并不见得那么可笑，甚至反而是可悲，落后的条件使然罢了。而真正可笑的是当原有的条件不在了人们还不知所以然的固守着传统――这就是刻舟求剑的可笑之处。不过对于目前的一些坐月子中的不良传统我还是抱有乐观的态度。我觉得几十年中――尤其是近二三十年中――中国人的意识观念在这方面的进步还是非常大的。这首先要归功于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其次是教育的进步和人口素质的提高。从近来的讨论也可以看到，固守传统中陋习的多是老人。尽管老人也置身于生活的巨变之中，但他们却过了容易接受新事物的年龄，坚持的往往还是自己年轻时接受的东西。这原是正常现象。
人的观念有些很顽固，有些又很易变。在坐月子这件事上，基本属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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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04月 24th, 2008
火焰塔的文章《我为什么要力挺方舟子》中有这么一段：
“……更让我们这些搞生物信息学的友邦惊诧的是，占从业人员绝大多数的西医们居然集体失语，当然我猜测西医们可能不屑于争执这类低级小问题，就象计算机人员如果被计算理论复杂系统计算智能最优化方法武装起来之后，就不稀罕去看csdn里成天那些学哪门编程语言好的口水战。”
从上下文中看似乎作者所说的“西医”也包括我们这些学生物的人们，于是我不禁一声叹息。我想说，我们这些“西医”确实说得太少了，但这不是由于不屑，也不是不敢或不愿，而是不能。
其实对于虚假保健品这些骗人的玩意我们在生活中也常常会说起，只是我们所说的并没有多少人听得见，也没有多大影响罢了。我曾经下意识地以为声名狼藉的核酸保健品早就完蛋了。谁承想打开窗户一看才知道人家还一直在热卖呢。
中国老百姓历来没有在报纸上发文章的习惯（发达国家我不清楚），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把文字变成铅字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虽然现在各种报纸铺天盖地，上面充斥着时尚小资们的无聊散文和毫无根据的养生保健知识，但正儿八经的科普文章要发表并不容易。大家不妨问问身边的科研人员有几个人常常在大众化的报纸上发表文章的，估计只是凤毛麟角。至于电视这种影响更大的媒体就更难了。百家讲坛基本都是历史故事，走近科学只是打着科学的旗号贩卖奇闻怪事。你别看一个炒鸡蛋的窍门都能上生活频道，但科普节目就是那么的少，而且常常有越来越少的趋势。
很显然，媒体有自己的选择取向。曾经在一次消协专家的讲座之后我问专家，为什么脑白金这样公然欺诈的行为无人过问。专家无奈地说，“脑白金、中央电视台、工商局它们都是一头的，没有你没有我对中央电视台没什么影响，但中央电视台不能没有脑白金。”越是虚假的保健品越会受到媒体的青睐。大家都知道青霉素是一种非常优秀的抗生素，它护佑着很多人的健康与生命。但这样的药物对媒体来说毫无意义，因为它生产成本较高，价格低廉，甚至常常处于亏本销售的状态，当然没有钱再去做广告（当然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而虚假保健品生产成本很低，价格又极高，成本中份额最大的就是广告宣传的开销。这样的东西媒体当然喜欢，恨不得保健品越假越好。既然如此，媒体当然不会喜欢揭露虚假保健品的科普宣传了。
然而，媒体也有媒体的难处。媒体的选择取向归根结底是由大众的选择取向决定的。上论坛的人都知道热门的是股票基金体育影视娱乐美食等等，科学论坛大都门可罗雀。大众口味如此是个事实，敏锐的媒体自然不会不知道。再拿《科学成就健康》为例，如果作者不是方舟子而是一个毫无名气的家伙，不知道还有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内容好有多大的吸引力？有多少人愿意花钱买科普知识。另一方面，一些外行们写的严重偏离事实的“科普作品”却比比皆是，至于林光常、刘太医们这些骗子就更不消说了。
于是，我等“西医”只好闭口失语了。这叫做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我们只能写点东西贴在bbs上，结果大致就是看的人基本是一些原本就懂的、不看也不会上当的人，而那些需要科普的人压根没有兴趣看。不过话又说回来了，科普越难越说明社会需要科普，我们不应该气馁，那就在这儿和火焰塔以及诸网友共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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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03月 26th, 2008
今天收到一封奇怪的email，内容如下―― ×××老师：
您好！
我是清华大学中国知网cnki的编辑李旭，给您致函是由于您博士毕业论文《××××××××××××的研究》被侵权一事。
不知您是否已了解此情况，前不久，北京市海淀法院审结了六博士诉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侵犯其博士学位论文著作权案（可详见2007年12月23日《法制日报》第三版）。此案代理律师事务所通过调查发现：自2001年以来，被告万方公司在既无国家批准的出版资质、又不经广大作者授权的情况下，从其控股股东—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处拿到上百万篇博硕士学位论文，扫描制成所谓《中国学位论文数据库》进行非法销售，每年的不法收入高达数千万元。显而易见，这不是一种偶然、无意的一般侵权行为。此案在《法制日报》、《光明日报》等媒体披露之后，引起了法律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然而，面对法院的严正判决，被告并没有停止这种大规模的侵权活动而且在2008年还要继续制作销售新的博硕士论文十几万篇。
为此，代理该案的律师事务所希望通过我单位联系到更多的作者主张其权益。整个取证、出庭、诉讼的全过程均将由律师事务所代理，不用您亲自出庭，且无论胜诉与否您均不需支付任何费用。如胜诉，可按每千字200元的标准为您支付赔偿，如败诉，您也不需支付任何费用。
您作为学位论文作品的著作权人，此事必须征得您的同意和授权。最后，我们真心希望您能加入到维权的行列中。
相关事宜可咨询我单位或律师事务所
中国知网
李旭 清华大学华业大厦1515室 邮编:100084
电话 010-62791818转8899 手机 13701291244
北京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
李孝霖 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8号汇宾大厦A座6层
邮编 100101
电话 13910262905 84991300－8088
百度一下，发现六博士诉万方似乎确有其事。再去中国知网cnki看一下，它也在卖论文――收费下载。搜索一下，我的论文赫然也在其中。这不是有点。。。真让人摸不着头脑。我这法盲实在弄不清万方和知网的行为到底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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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02月 20th, 2008
君子爱生 得之有道
饶毅
如果真信世界上流行的几大宗教，可不必多想生死的意义，也减少了留在尘世的人为去世者悲哀的理由。
对于实质上的无神论者来说，长生乃正常的愿望。如果没有多活一点时间的愿望，进化上比较容易被淘汰。
近年来，生物学家已经可以使动物寿命大大延长。其中最奇妙的方法是改变基因，最简单的策略是限制食物摄入。
人要得到身体长生不容易。早有贤者认为人可以通过子女、影响后人、做有益的事业来延续自己的生命。不过，在物欲盛行的今天，追求精神的长生，可能不太合潮流。
2008年2月10日去世的吴瑞先生，就是一位躯体离开而精神仍留在人间的“长生”科学家。
今年八月，本是吴瑞先生八十岁生日，许多学生筹备在美国和北京举行学术活动，庆祝他的寿辰。可惜他不能出席这些活动了。令人欣慰的是，吴瑞先生留给世间一些重要的精神遗产（legacy），其中包括他的科学研究成果和在他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人们。
吴瑞在分子生物学和植物生物学等领域有重要贡献。他在上世纪60和70年代对基因工程技术发明的贡献，尤为突出。他在DNA序列测定方法上，有多篇论文，常常和英国科学家Fred Sanger交替进展。1971年，吴瑞将引物延伸（primerextension）用于DNA测序，成为Sanger测序法之重要一步。引物也用于其它两项诺贝尔奖的工作中：Kary Mullis的PCR，和Michael Smith的定点突变。
吴瑞发明的联接子（linker）和衔接子（adaptor）迄今仍然是克隆DNA的常用工具。所以，他对70年代重组DNA技术的建立起了很多作用。重组DNA技术导致生物技术产业的建立。他主编的《重组DNA》曾风靡分子生物学和生物技术界。
DNA测序方法，Sanger的贡献最大，他发明了测序方法的几个关键步骤。他获得诺贝尔奖当之无愧。Sanger曾撰文表示，吴瑞1968年第一个测定DNA顺序。不过，68年的方法不能普遍应用、也不能测长序列DNA。71年吴瑞的引物延伸，是测序一个关键步骤。给奖是可以的。Sanger在1980年诺贝尔奖获奖演说没有提吴瑞的工作，但是他在1988年的《生物化学年评》长篇自传、在2001年的《自然医学》短文中，都肯定了吴瑞的工作。
八十年代后，吴瑞在水稻转基因技术上有先导性贡献。他和他的实验室通过转入不同的基因，增强水稻对害虫、干旱、盐等的抵抗能力。其原理也适用于其它农植物。
得奖可以活在人们的口中，对于留传于世的发明和发现，即使很多人不明确知道发明者，发明仍活在人们的脑中。
吴瑞先生的“长生”还体现在他的学生身上。他直接教育过一些学生，而他在中国特殊时期，对中国学生的帮助，影响了更多人的生活和事业。他于1981年发起的中美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联合招生（CUSBEA），从1982年到1989年，直接帮四百多中国学生到美国读研究生，成为华裔一代生物学家的主流。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人（包括多数老师）都不知道怎么留美。吴瑞和北大的张龙翔、顾孝
诚等为中国一大批学生铺石开路。
CUSBEA逐年出国的有许多成为生物学家：王小凡、袁钧瑛，韩珉、施扬、吴虹、马骏、傅向东、傅新元、王晓东、金亦石、骆利群，……一个长长的名单，他们活跃在世界科学界。回国的CUSBEA学生（如上海的赵国屏）和吴瑞培养的其他人（如上海细胞所的郭礼和），成为中国生物学界的重要力量。CUSBEA学生也有进入生物制药界，或做医生、律师、企业家、投资商。四百多人，绚丽多彩。
早期生物留学美国的主要是CUSBEA学生，以致有些人误以为许田、李恩和我也是CUSBEA学生。包括我在内的非CUSBEA学生确实受到了吴瑞先生直接和间接影响。CUSBEA学生在美国学校的表现，使它们较快打开了接受大陆学生的大门，使其他学生更容易留学。CUSBEA学生普遍注重学业，有助于改变早期学生中打工和维持生活的心态。今天成千原来的学生在美国生物医学界成为教授、实验室负责人，与CUSBEA形成的学术中坚有关。吴瑞先生热心帮助中国发展科学和技术，也
成为后辈的典范。许田、韩珉、庄园建立复旦大学发育遗传研究所，王晓东、邓兴旺建立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鲁白、管坤良、吴虹组织海外学者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评审。海外生物界形成相当多的人长期为中国服务的传统，也可能与吴瑞的典范有关。
初期留学生普遍缺乏美国社会基础，有些人有时有点孤苦伶仃。CUSBEA群体给更多人提供了社会网络。我除了原来的朋友，也得益于这些朋友。吴瑞当初可能没想到他给一群学生建立了互助会。这个群体，后来形成了吴瑞学会及后继的华人生物学家协会，推动了海内外华人学术交流。吴瑞几乎参加所有这些组织的会议。起初，都是一些他儿子辈的学生在一起组织学术交流，而且都是他帮助出
国的。但是吴瑞平等对待学生，积极鼓励交流。当这些学生辈的人成为教授后，吴瑞照常参加他们的会议。他的风格，推动形成了一个学术上平等交流、事业上互助的群体，而这个群体又影响后辈。
八十年代，吴瑞先生在台湾参与建立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学研究所。2003年建立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吴瑞先生在困境中鼎力相助，在工作中鼓励推动，在发展中建议咨询。为研究所的师生所爱戴。吴瑞几十次到中国，在北大、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农大和其它许多地方留下了足迹。近十年，他是教育部长江学者项目终审委员，参与选拔支持回国人员。吴瑞不仅从事组织、咨询、教育。他
做过多种事，比如曾经捐几十万美元给美国康奈尔大学支持学生，也为中国科学家修改稿件。近年在经常性的联系中，我直接看到吴瑞先生积极认真地参与推动中国许多事情。吴瑞先生会“长生”在两岸三地的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
秦始皇以权力得不到的身体之长生不老，一些贤者以对社会的贡献，以人品风范，以有趣的工作，以……，获得精神之“长生”，也许可以称为“君子爱生，得之有道”。
Wu, R., and Kaiser, A. D. (1968). Structure and base sequence in the cohesive ends of bacteriophage lambda DNA. J Mol Biol 35:523-527 (1968).
Wu, R., and Taylor, E. (1971). Nucleotide sequence analysis of DNA. II. Complete nucleotide sequence of the cohesive ends of bacteriophage lambda DNA. J Mol Biol 57:491–511.
Sanger, F. (1988). Sequences, sequences, and sequences. Annu Rev Biochem 57:1-28.
Sanger, F. (2001). The early days of DNA sequences. Nat Med 7:267-8.
发表于2008年2月18日《科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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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01月 17th, 2008
还没来得及了解此人和新语丝到底有什么过节－－也不大感兴趣，只是看到他口口声声地说单细胞生物也会衰老是自己发现的，1999年发表的。可是至少在95版的教科书上已经有了这样的内容，而一个结论要上教科书总还得有几年的时间吧。
此人号称“工作者”，文章却尽是莫名其妙的杂志。还说细胞、科学等封锁他。也不想想美国正规高校每年被顶级杂志锯掉的文章不计其数，难道也是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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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01月 11th, 2008
寻正先生指责中国医生“缺乏反省精神”，的确让作为中国医生（中国人的
一个子集）之一员的我感到不爽，但我承认，他说的一点也不错！这是我反省后
的结论。
新语丝是打假的地方，我在这个地方先后也发了十来篇短文，主要是针对中
医假科学（据中医粉丝“神农之后”说，“伪科学”的说法已被《科技进步法》
终结了，所以我改为“假科学”，以免有违法之嫌，待以后法律进步了再改，嘿
嘿。）和临床医学的诸多怪现象，也算是一种打假。但回到现实中，我痛苦的发
现，其实我就是一个造假者，甚至还是一个造假高手。如果不造假，我真的无法
活下去，在现实中。
比如医院到年终，各种名目检查适时而至，如医院管理年、创平安医院、疾
控、综合治理、医保专项等等等等。所有这些检查都要有汇报材料，承蒙领导看
得起，这些材料中的相当部分正是通过对造假深恶痛绝的我一手炮制的，其水含
量之充足，不说也罢。所谓检查、督查、评审，不过是造假者对造假者的惺惺相
惜而已。这种造假，在中国，从上至下，无人不知，也无人见怪。我能抗拒吗？
还想不想活了？
说到论文和科研，小地方小人物，搞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东西，谁都知道是造
假的产物。编数据还是认真的，剪贴、抄袭、冒名都是常规手法。我的一篇论文
就是偷用了别人的数据写成的，我也曾在下级医生的科研成果上冠名。所有这些
不会被追究，从没有哪个编辑、哪个鉴定专家会追究论文和科研材料的真实性
（当然，如果你舍不得花钱打点，就只有怪自己不幸生在中国了）。在职称、评
重点、考核等等逼良为娼的制度的重压下，不搞这些，你还想不想活！不光是我
等小人物，我曾亲听到一位承担千万元国家科技项目的牛人说，只有百万用于科
研，其他纯用来打点，就是造假嘛！并且大家都如此（纯属道听途说，特此注
明）！
作为医生，病历造假更是难以避免（当然我这里所说的造假不是那种纠纷后
恶意窜改的造假）。我过去写病历往往只对病情比较重视，而一般项目如地址、
电话、联系人等，有时到病人出院后也是空着的，为了完善病历，就编造。现在
纠纷日凶，这样低级的造假是没有了。但因问病史偷懒，如个人史、家族史、婚
育史、既往史等貌似无关紧要的部分还是会编一些。更普遍的是系统体检部分，
有几个医生病历里记载的他都亲自检体过呢？比如心脏浊音界、肺活动度，不是
心血管呼吸科医生有几人会真的去叩诊并测量呢？病历里详细记载的诸如此类数
据和体征，不过估计着填罢了，这不是数据造假吗？不亲自写病历，也仍然不能
避免造假。我得在每一本出科病历上签字吧，我又怎么可能对病历里每一个描述
记载的真实性进行核实呢？没有核实就签字，与新语丝上揭露的那些造假大牛们
难道有本质的区别吗？
作为医生，我在网上极力推崇纯净的循证医学，但现实中我只能睁一只眼闭
一只眼。如我一意孤行，则我的科室（其他科室也完全一样）里至少70%的输液
可以停掉，但这样一来，本来就穷的小科室就真正只能去喝西北风了，在现行体
制的医院里是不可能活下去的！同事们本来就对我的纯净医学颇有微词，我只能
尽量做到“独善其身”（有时也很不能）。这也是一种“造假”吧。迎检材料、
科研论文、病历瑕疵倒也罢了，而违背自己推崇的医学原则，默许大量无循证意
义证据的治疗在自己权限内的存在，则可能直接危害患者，这是一种内疚痛苦的
“造假”。
无庸置疑，我就是一个造假者,无数造假者中微不足道的一个。问题是：是
谁是什么让我们成为一个不得不造假的造假者呢?
(XYS2008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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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12月 4th, 2007
继续学习。。。那篇《科学的特性与中医理论的基础》也非常好，不过好像已经有网友转过了，为节约空间，就不转了。
再回“最恨骗子”网友
作者：奥卡姆剃刀
很高兴看到了您的回复，可以借机再梳理一下思路，把我的想法与您交流。您对中医药的看法我都理解而且也赞同，但您称“中医药现代化的提法完全是错误的，这只会增加中医苟延残喘的时间。”我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首先，一个提法本身是否正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个提法的导向下，事情能否更快地达到我们预想的目标。当年邓小平同志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纯粹从认识论角度去看，这句话是有问题的，但就是这句有争论的话，彻底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包括邓公以后陆续提出的“猫论”、“石头论”，邓公总能在国家发展的关键时期，说出从认识论角度来看很有问题的话，但就是这些话把中国引向了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道路，邓公的伟大，怎么说都不过分。
其次，“中医药现代化”对中医药事业，特别是中医理论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在我看来，挺中医的有两类，一类是“天真派”，他们自认为理解了阴阳五行，对中医的一些说辞非常认同，但他们不具备科学素养，不懂得科学的原则、方法，也不懂得科学在反伪求真方面的强大力量。在实行“中医药现代化”后，他们非常高兴地看到中医药事业从国家科研体制得到了更多经费，他们支持中医药现代化，他们认为这是中医药发展的一个契机。另一类是“老辣派”，他们不仅知道阴阳五行、中医理论是怎么一回事，而且也懂一些科学，他们发现，随着“中医药现代化”事业的深入，中药问题还在其次，关键是中国理论与科学理论暴露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而他们又不能将与之对立的科学理论推翻，因此他们认为中医药现代化是对中医理论根本性的削弱，再“现代化”下去，中医就不“中”了，他们对“中医药现代化”阳奉阴违，甚至公开抵制，他们希望令中医药远离科学，从而更长时间地保留它。
您反对“中医药现代化”的提法，其思路当然与“老辣派”格格不入，但客观上对达到他们想要的目的有帮助；而我支持“中医药现代化”，从态度上与 “天真派”一致，但想要的目的与他们大相径庭。谁又能保证，制定“中医药现代化”这项国策的官员们，他们的思想不是跟我完全一致呢？呵呵。
再次，在我们这个社会，保持立场态度正确远比是否会讲道理更重要，“发展传统医药”是被写入宪法的，“反中医”似有违宪之嫌，在讨论问题之前先往自己脑袋上扣一个违宪的帽子，无疑是非常愚蠢的。但我认为，相同的理解也可以有不同的态度，我跟他人辩论中医药问题无数，从来没有自称过“反中医”，而是自称“反思中医”，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们讨论的就是中医理论中的糟粕，反对这些糟粕才是真正地发展中医。我当然不是对 “发展传统医药”阳奉阴违，而是对如何发展传统医药有自己的看法。
我不仅不反中医，而且还坚定地支持“中医药现代化”这策现行的国策，我秉承的是“科教兴国”的理念，我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我经常批评我的辩论对手抵制“中医药现代化”这项国策，我不仅比他们的道理正确，而且立场更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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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12月 1st, 2007
奥卡姆剃刀先生似乎没有在这里开设博客。我把他的文章转过来，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看到。我非常推崇奥卡姆剃刀理性的态度和见解，尽管这样的文章未必能有大的影响，但它是真正宝贵的东西。感谢奥卡姆剃刀先生，感谢新语丝。
答“最恨骗子”网友
奥卡姆剃刀
记得著名作家冯骥才曾说过看小说的四个层次，大意说的是：第一层是看故事情节，第二层能看到历史背景、第三层是理解作者并与之进行心灵对话，第四层是站在更高的位置审视和批评作者，其实看其它文章也可以套用这个标准。
您对拙文的批评，自然应该是在第四个层次了，但我感到你还并没有真正理解我的思考和意图。您批评我支持中医是我国一项重要文化遗产的说法，同样是这句话，在我给一个朋友看稿时，他称这句明褒暗贬话有些过激了，因为这把某些中医治病救人的客观疗效贬低到一无是处了，而且遗产算什么呢？昆曲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应该放在博物馆里，作为人类文化的历史供后人瞻仰学习，而不是在现代社会里大力推广应用。我估计这段话会令挺中医人士们反感，但没想到会令您不满，呵呵。
您称“目前废除中医有很多困难，最大的困难来自政府，因为政府都是力挺中医的。”我认为不应该这么简单的看问题。政府官员，特别是卫生部的官员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应该不是中医理论的科学性问题，而是中医药事业和社会的稳定发展，马克思曾说过“如果几何公理妨碍了谁的利益，它也是会被推翻的。”
目前吃中医药这碗饭的人有上百万，如果对中医采用俄罗斯式的休克疗法，引起社会的动荡可以说是必然的，这是官员们更关心的，这当然也是合理的。
卫生部官员们有着拿得出手的学历和经历，也算得上是精英人物，他们不仅不糊涂而且非常聪明，他们当然懂得我们讲的道理，而且我觉得他们对中医药问题应该有着比你我更加深刻的切身体会和深入的思考，通过我的一位医学界上层的朋友的描述，也验证了我的这个看法。难道我们能认为他们弱智到还真的相信阴阳五行吗？如果我们真的这样认为，那么弱者的反而是我们。
正因为这些管理着中医药事业的官员们的骨子里并不相信阴阳五行，使得那些坚信阴阳五行的知名老中医们对他们非常不满，因为在这些官员的努力下，各地中医药大学和学院里开设了越来越多的生化实验室，对中药疗效的分析也从“六气”转变为生化科学，课程中现代医学的分量越来越重，中医遗老们认为他们打着支持中医的旗号在葬送中医。而由于职责所在，有些官员公开为中医理论张目，也得到了一些科技界人士的批评甚至奚落，这些科技界人士真的是想给这些官员们上课讲道理吗？其实他们是面对着这些官员把道理讲给公众听。卫生部的官员们在受夹板气，但他们受了夹板气后一定会很郁闷吗？我看也未必，如果他们有想法，当然可以借风转舵。
中医理论是怎么回事？是否应该被废止？100年前的先人们已经把道理讲透了，但在100后的今天，还在进行同样的争论，原因是什么呢？虽然百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国人的文化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生产和生活方式也有了巨大的进步，但国人受“天人合一”、“阴阳五行”等传统思想的影响依然非常深远，科学的方法和思维方式还只是萌芽，并没有在广大民众的头脑里开花结果。而且从现在起算，以后的100年会怎样？我依然不乐观。
好在现在有了“中医药现代化”这项国策，可以大大加快还原中医药理论真实面目的过程。“中医药现代化”中所说的“现代化”，其本质就是“科学化”。科学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方法和原则，并被全世界的科技工作者所认同并坚守着，对科学理论的认定是全世界的科学共同体而不是某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意志，它非常强大同时也非常无情，任何理论如果愿意接受科学的检验，那就会真假立现。
拿“经络”为例来说，历史上有不少人论证了经络是子虚乌有的，但公众还是愿意选择相信它，那就应该用公众们都相信的科学实验的结果来说话，事实上国家也投入了上千万的资金资助经络的研究，但结果是没有得到一项世界公认的、可靠的科学实验结果证明经络是客观存在的。
在中医理论的科学性问题上，可以不必预设结论，其实100年前就有不少智者已经预设过了，现在看来用途不大。我们应该大力支持中医药现代化，例如支持国家投入更多的经费去研究经络，如果科学证明经络是客观存在的，这是人类医学史上的巨大进步，当然是皆大欢喜的事，如果国家几十年来持续投入了巨资，连一项得到世界公认的、可靠的证明经络存在的科学结论都做不出来，那经络理论自然会越来越衰败，挺中医的人士也就无话可说了，至于上亿的资金打了水漂，这是社会进步的必要代价，这钱是应该花的。
记着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中有一句歌词，好象是“如果你受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对于中医药问题，我想说的是“如果你爱它，就支持中医药现代化，因为那可能最有力地帮助中医焕发新的青春；如果你恨它，就支持中医药现代化，因为那可能最有效、最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医是有意或无意的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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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11月 7th, 2007
近来，看太蔟们捅马蜂窝煞是热闹，不禁也想掺和掺和，表达一下我对哲学的看法，顺带也谈一下宗教。需要说明的是，我对哲学和宗教都完全是外行。也许有人会说，你既是外行，又能写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但我认为未必。至少，我的认识还能作为哲学和宗教专家们的研究素材，权当是一个问卷调查，使他们可以悲哀或者愤怒地感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尚且对哲学和宗教如此无知，国人的素质实在令人堪忧啊！当然，我是不会跟着悲哀的，我没准正在偷着乐。我类似的悲哀大抵发生在看到有人通过吃核酸来补基因的时候。
好了，废话少说，开始正题。先说哲学。
内含子曰：“哲学是猴子，科学是老虎”。这当然不是说灵长目的哲学比食肉目的科学聪明，而是借用一句俗语――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哲学只能在科学还没有达到的地方逞威风，讨论一些玄虚的问题以显示高深。一旦科学来了，它们立马就慌了神，赶紧修补自己的理论。表面上还得做出一副要指导科学的样子，其实只能颠颠儿地跟在科学的屁股后面转圈。
比如对于空间和时间的描述。古代科技水平非常有限，人们的视野也很有限，于是天圆地方，乌龟驮着大地等等就是哲学的主流。后来人们知道了地球是悬浮在太空中的一个球体，哲学也跟着改了。再后来有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于是哲学中也说空间是无限延展的，时间是无限延伸的。直到我们上学的时候政治书上还是这么讲的（不过原话记不住了）。要是哪天宇宙大爆炸理论被证实了，空间变得有限无界了，时间变得有始有终了，哲学就又得跟着改。而且哲学还会把触角伸向时间开始之前和结束之后还有宇宙之外这些科学触及不到的地方，接着玩玄的。
很显然，对于已知的问题，哲学不过是换一种没有公式和数据的说法。既然有了科学的准确的表述，我们完全不必求助于哲学；而对于未知的问题，既然科学都不知道，那哲学就更靠不住了。也就是说，哲学除了废话，就是胡猜。
那么哲学有没有用呢？我以为有用。而且我印象中太蔟也承认哲学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只不过这个指导未必是好的作用，往往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既然科学已经如此发达而且还在飞速发展，我们又何必请出哲学来指导我们的实践呢？我对此深以为然，不过我又觉得这种“不需要哲学”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哲学的在科学缺席的地方称王称霸不只表现在纵向（社会的发展）上，同时还表现在横向上，也就是人群之中。科学虽然已经如此发达，但科学世界观、科学人生观所占据的头脑在人群中却是少数。许多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受教育的限制、没有时间或没有兴趣学习科学知识或者天赋不适合等等而不具备足够的科学思维。对于这部分人来说，让哲学告诉他们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事物有两面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等还是有些益处的。正如我们希望在我们的社会上看不到拐棍，其实是希望我们的社会上都是腿脚好的人，如果还有一些腿脚不好的人，那么拐棍的存在还是有帮助的。这里并没有歧视缺乏科学思维的人的意思，而且我也不能确定自己属于“腿脚好的”。
看来，卖拐的并非都是大忽悠。一个遵纪守法的拐商应该是对社会有益的。只是太多的拐商并不安分守己，除了出售假拐劣拐之外，他们通常都试图把拐卖给所有的人――包括腿脚好的。以我国古代为例，老子和孔子在我看来基本属于忠厚长者型的，而庄子和孟子都是大忽悠。这还不算太严重，后面还有卖轮椅和卖担架的，比如儒家有宋明理学，道家发展出了装神弄鬼的宗教。
大忽悠们已然非常狡猾，但更可怕的是官商勾结，强行摊派。抱上统治集团的大腿无疑是一种哲学最大的成功。我国古代有科举制度，“学校”里不教自然科学，也不授实用技术，就只有儒家那一套，好好的人都打折了腿强迫拄拐。如今是只要上学就得学政治，拒绝接受就等于失去受教育的权利。大学里文科可以不学理化生物，理科可以不学语文历史，英语过了级还能免修，只有政治谁都别想逃过。如果说应试教育是个肿瘤，那么政治教育和考试就是其中最恶性的一块。当然，政治课程并不只包含哲学，但哲学之外的部分更加不可理喻。我曾说我是一个被应试教育断送了的人。我中考时政治不及格，高考时又不及格，大学里“社会主义建设”不及格，学位告急，考研时政治不够分数线，造成落选。但为了能留在学校里学知识、做实验，我不得不忍着恶心去记背我痛恨的政治（我一向认为对政治有天赋的人，学起来是不用死记硬背的，可惜我没有）。这就好比一个痛恨中医的人生了病去医院，所有的医院都要求他吃中药、扎针灸，不然就不予收治。
说到中医了，其实哲学和中医非常相似。哲学之于科学大体相当于中医之于现代医学（哲学：科学＝中医：现代医学）。哲学和中医都应当处于辅助和补充的地位，比如在缺乏现代化医疗的古代或偏远地区拥有经验丰富的中医还是很有益处的。然而，哲学和中医大师们往往不甘寂寞，喜欢跳出来指点江山，结果就难免成了大忽悠。
再说宗教。如果说我给哲学打了零分的话，我给宗教打的肯定会是负分。哲学是想寻找真理却没有足够能力，或者把谎言说得象真理，而宗教干脆就是谎言重复一千次就是真理。许多人千方百计的诡辩说宗教不是迷信，说来说去却总是避实就虚。政府之所以反对迷信而不反对宗教，并不是宗教信仰的比迷信更合理，而是因为宗教有组织、有势力、影响大，政府不敢招惹，甚至还可能要利用它们。试想如果现在有人新创了一个宗教，有着和基督教类似的教义，看看政府会不会管。我相信政府一准把它定性为邪教。宗教确实具有一些迷信所没有的积极作用，但宗教一旦搞起破坏来也是迷信远远无法相比的。
宗教和哲学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把宗教分为强宗教和弱宗教：强宗教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弱宗教包括佛教、道教、儒教等。弱宗教基本上起源于哲学，后来为了吸引信徒或者获得统治集团的支持加入了更多荒谬的东西（藏传佛教和东南亚国家的佛教已经具有很多强宗教的性质）。强宗教从一开始就走的专业化的宗教道路，但强宗教也有它的哲学内核。生存在同一片土地上的宗教和哲学之间总是互相渗透，在一起交流卖拐的经验。
说起来也许显得奇怪，许多人甚至是多数人为什么不相信事实而相信虚假的东西。若追根究底会一直追到人类的生物学属性，正如吸烟有害健康但还是有很多人吸烟一样。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在这里只讲一个笑话：在原始社会里，当喜欢较真的人们还在讨论重物体和轻物体谁落得更快时，就被另一群喊着大酋长仙福永享，寿与天齐的人冲过来杀光了，而我们都是这些混人的后代：）
哲学和宗教作为人类社会上合理的存在我并不反对，前提是它们都老老实实地呆着，别出来忽悠人。当今，哲学和宗教的空间被科学一再挤压，但它们还是不肯老实地呆着。新时代的传教士们总是不失时机地对大家说，我国自近代以来与西人开仗屡战屡败，丧权辱国，时至今日在政治经济军事上还落后很多，究其根源概因西人85％以上都有一根锃亮的拐棍，这使他们行动敏捷、头脑灵活而且团结友爱、与人为善。国人若要提高素质，当务之急是大家都要拄拐。还有一些人说道：国人与西人体质不同－－如西人膝部不能弯曲――西人的拐棍并不合适，我们有祖上传下来的上好的拐棍，倘恢而复之，当大有裨益焉。对于这些忽悠，我们当然不能坐视不理。你可以说你的酒如何醇香甘美，但如果你说你的酒能护肝，那就得揭露你。我想，这就是唱衰哲学和宗教在当前的意义。
谨以此文为太蔟们加油。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哲学和宗教还将在相当宽广的区域里大唱猴戏，唱得不亦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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