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可能是因为我从小在落后的农村生活，所以对这些可笑的陋习有了免疫力吧。有些事看起来可笑是由于脱离了环境，而在其环境中则显得顺理成章了。

先说洗澡。从前北方农村的家里，具备洗澡条件的非常少。天气暖和到可以洗澡的日子，一年中也不过三个来月，其它季节要想洗澡就得花钱到公共浴室了。节俭的人们通常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舍得去公共浴室。我小的时候大半年不洗一次澡是很平常的事。小孩洗澡还算是容易的。由于住房少，缺乏私密空间，成人洗澡就更不容易了。人们通常只是用温水擦身子而已。至于老人、病人以及行动不便者几乎就没有洗澡的可能了。在我的记忆中我的祖父祖母从来就没有洗过澡。在这样的条件下，产妇三个月不洗澡简直是再正常不过了。如果要抱怨，我首先会抱怨落后的生存环境，其次才是人们糊涂的头脑。

第二说吃。那年头生孩子和鸡蛋是紧密连锁的。人们日常的饮食普遍存在动物蛋白缺乏的问题，对于体能消耗大又需要哺乳的产妇尤其如此。人们也知道鲤鱼、猪蹄、鸡汤是好东西，但这些东西毕竟不能经常吃到。唯有鸡蛋，平时家里就可以攒一些，生了孩子亲戚朋友又都会送，而且即使购买也不太贵，所以鸡蛋成了产妇的最佳食品。平时吃不到好东西的人们趁这个机会正好可以补一下。我家邻居的一位胖婶子生完孩子后每天吃80个鸡蛋，连续吃了几天。这在现在看来恐怕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有了各种有营养又好吃的食品大约只有傻子才会专门啃鸡蛋。

第三说活动。锻炼身体虽说又出力气、又流汗，但实际上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从事繁重体力劳动而生活水平又低的人们是很难有锻炼身体的意识的。过去妇女地位低，如果产妇能下床活动了，又抬胳膊又伸腿，还到院子里遛弯，那她坐月子的权利可能也就要终止了，家里的各种家务又都要归她一个人干。这时仍需要多休息的产妇就会被累坏。因此我们的祖先干脆规定产妇呆在床上不准乱动，其实也是告诉其他人别指望产妇在这时候干活。估计在一些气氛不太好的家庭里，聪明的妇女也知道，有力气活动也要装作没力气，不然谁还心疼你？

看来，有些可笑的传统原来并不见得那么可笑，甚至反而是可悲，落后的条件使然罢了。而真正可笑的是当原有的条件不在了人们还不知所以然的固守着传统――这就是刻舟求剑的可笑之处。不过对于目前的一些坐月子中的不良传统我还是抱有乐观的态度。我觉得几十年中――尤其是近二三十年中――中国人的意识观念在这方面的进步还是非常大的。这首先要归功于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其次是教育的进步和人口素质的提高。从近来的讨论也可以看到，固守传统中陋习的多是老人。尽管老人也置身于生活的巨变之中，但他们却过了容易接受新事物的年龄，坚持的往往还是自己年轻时接受的东西。这原是正常现象。

人的观念有些很顽固，有些又很易变。在坐月子这件事上，基本属于后者。 

嵇康的放浪形骸、蔑视礼教可能是由于他看到有人利用礼教、亵渎礼教，不平之极又无计可施，于是不信礼教甚至反对礼教。至于其内心恐怕还是迂直地相信礼教的。

再看司马南，他看到“村长家”整天挂着普世价值的羊头到处欺负人，不平之极又无计可施，于是认为世界上根本没有普世价值－－便如同没有永久的人性一般－－而对其百般揶揄、调侃。至于其内心恐怕把“公正”、“诚信”这些东西看得太重了，容不得亵渎。其实不论是美国政府还是南报笑蜀谁又把公正诚信当回事了，不过拿来用罢了。这么说来，对于普世价值，司马南比美国政府和南报都要迂直得多。

鄙人不懂政治，逗个乐罢了。要是有人扔砖还是欢迎的，只不过要悠着点，别闪着。因为我本来也没当回事。

#顺便说一声，寻正的文章，不解之处多多。比如美国打伊拉克的代价什么的。。。据我所知，皇军打中国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实在不明白。

#不想再开新帖了，在这里加几句。

讲民主，不说起美国似乎不大容易，谁让美国是民主的楷模呢。

说起来似乎是很明白的道理－－美国并不等于民主。美国政府干了坏事，并不等于民主坏；民主是好东西，也并不等于美国干的都是好事。但实际上又有好多人理不清楚。这些人大体上有两类：

有些人把民主等同于美国，只要是美国政府干的坏事，就统统算在民主头上。打东家是民主，打西家是民主，炸使馆是民主，撞飞机是民主，杀人放火都是民主。

还有些人把美国等同于民主，因为民主是好东西，所以美国干的事都是好的，即使不好，也是当今最不坏的。美国出兵伊拉克，死的不只是阿拉伯人，也有美国人民。经济衰退，物价上涨。在美国人民都在积极反战的时候，却有一些中国人跳出来义正辞严地为美国“解放军”伸张正义。

第一类人看似糊涂，其实常常是由于被欺负的没招，发点匹夫之怒的脾气。对于第二类人，我还真没想起来该如何评价。

“……更让我们这些搞生物信息学的友邦惊诧的是，占从业人员绝大多数的西医们居然集体失语，当然我猜测西医们可能不屑于争执这类低级小问题，就象计算机人员如果被计算理论复杂系统计算智能最优化方法武装起来之后，就不稀罕去看csdn里成天那些学哪门编程语言好的口水战。”

从上下文中看似乎作者所说的“西医”也包括我们这些学生物的人们，于是我不禁一声叹息。我想说，我们这些“西医”确实说得太少了，但这不是由于不屑，也不是不敢或不愿，而是不能。

其实对于虚假保健品这些骗人的玩意我们在生活中也常常会说起，只是我们所说的并没有多少人听得见，也没有多大影响罢了。我曾经下意识地以为声名狼藉的核酸保健品早就完蛋了。谁承想打开窗户一看才知道人家还一直在热卖呢。

中国老百姓历来没有在报纸上发文章的习惯（发达国家我不清楚），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把文字变成铅字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虽然现在各种报纸铺天盖地，上面充斥着时尚小资们的无聊散文和毫无根据的养生保健知识，但正儿八经的科普文章要发表并不容易。大家不妨问问身边的科研人员有几个人常常在大众化的报纸上发表文章的，估计只是凤毛麟角。至于电视这种影响更大的媒体就更难了。百家讲坛基本都是历史故事，走近科学只是打着科学的旗号贩卖奇闻怪事。你别看一个炒鸡蛋的窍门都能上生活频道，但科普节目就是那么的少，而且常常有越来越少的趋势。

很显然，媒体有自己的选择取向。曾经在一次消协专家的讲座之后我问专家，为什么脑白金这样公然欺诈的行为无人过问。专家无奈地说，“脑白金、中央电视台、工商局它们都是一头的，没有你没有我对中央电视台没什么影响，但中央电视台不能没有脑白金。”越是虚假的保健品越会受到媒体的青睐。大家都知道青霉素是一种非常优秀的抗生素，它护佑着很多人的健康与生命。但这样的药物对媒体来说毫无意义，因为它生产成本较高，价格低廉，甚至常常处于亏本销售的状态，当然没有钱再去做广告（当然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而虚假保健品生产成本很低，价格又极高，成本中份额最大的就是广告宣传的开销。这样的东西媒体当然喜欢，恨不得保健品越假越好。既然如此，媒体当然不会喜欢揭露虚假保健品的科普宣传了。

然而，媒体也有媒体的难处。媒体的选择取向归根结底是由大众的选择取向决定的。上论坛的人都知道热门的是股票基金体育影视娱乐美食等等，科学论坛大都门可罗雀。大众口味如此是个事实，敏锐的媒体自然不会不知道。再拿《科学成就健康》为例，如果作者不是方舟子而是一个毫无名气的家伙，不知道还有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内容好有多大的吸引力？有多少人愿意花钱买科普知识。另一方面，一些外行们写的严重偏离事实的“科普作品”却比比皆是，至于林光常、刘太医们这些骗子就更不消说了。

于是，我等“西医”只好闭口失语了。这叫做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我们只能写点东西贴在bbs上，结果大致就是看的人基本是一些原本就懂的、不看也不会上当的人，而那些需要科普的人压根没有兴趣看。不过话又说回来了，科普越难越说明社会需要科普，我们不应该气馁，那就在这儿和火焰塔以及诸网友共勉吧。 

饶毅

　　如果真信世界上流行的几大宗教，可不必多想生死的意义，也减少了留在尘世的人为去世者悲哀的理由。

　　对于实质上的无神论者来说，长生乃正常的愿望。如果没有多活一点时间的愿望，进化上比较容易被淘汰。

　　近年来，生物学家已经可以使动物寿命大大延长。其中最奇妙的方法是改变基因，最简单的策略是限制食物摄入。

　　人要得到身体长生不容易。早有贤者认为人可以通过子女、影响后人、做有益的事业来延续自己的生命。不过，在物欲盛行的今天，追求精神的长生，可能不太合潮流。

　　2008年2月10日去世的吴瑞先生，就是一位躯体离开而精神仍留在人间的“长生”科学家。

　　今年八月，本是吴瑞先生八十岁生日，许多学生筹备在美国和北京举行学术活动，庆祝他的寿辰。可惜他不能出席这些活动了。令人欣慰的是，吴瑞先生留给世间一些重要的精神遗产（legacy），其中包括他的科学研究成果和在他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人们。

　　吴瑞在分子生物学和植物生物学等领域有重要贡献。他在上世纪60和70年代对基因工程技术发明的贡献，尤为突出。他在DNA序列测定方法上，有多篇论文，常常和英国科学家Fred Sanger交替进展。1971年，吴瑞将引物延伸（primerextension）用于DNA测序，成为Sanger测序法之重要一步。引物也用于其它两项诺贝尔奖的工作中：Kary Mullis的PCR，和Michael Smith的定点突变。

　　吴瑞发明的联接子（linker）和衔接子（adaptor）迄今仍然是克隆DNA的常用工具。所以，他对70年代重组DNA技术的建立起了很多作用。重组DNA技术导致生物技术产业的建立。他主编的《重组DNA》曾风靡分子生物学和生物技术界。

　　DNA测序方法，Sanger的贡献最大，他发明了测序方法的几个关键步骤。他获得诺贝尔奖当之无愧。Sanger曾撰文表示，吴瑞1968年第一个测定DNA顺序。不过，68年的方法不能普遍应用、也不能测长序列DNA。71年吴瑞的引物延伸，是测序一个关键步骤。给奖是可以的。Sanger在1980年诺贝尔奖获奖演说没有提吴瑞的工作，但是他在1988年的《生物化学年评》长篇自传、在2001年的《自然医学》短文中，都肯定了吴瑞的工作。

　　八十年代后，吴瑞在水稻转基因技术上有先导性贡献。他和他的实验室通过转入不同的基因，增强水稻对害虫、干旱、盐等的抵抗能力。其原理也适用于其它农植物。

　　得奖可以活在人们的口中，对于留传于世的发明和发现，即使很多人不明确知道发明者，发明仍活在人们的脑中。

　　吴瑞先生的“长生”还体现在他的学生身上。他直接教育过一些学生，而他在中国特殊时期，对中国学生的帮助，影响了更多人的生活和事业。他于1981年发起的中美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联合招生（CUSBEA），从1982年到1989年，直接帮四百多中国学生到美国读研究生，成为华裔一代生物学家的主流。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人（包括多数老师）都不知道怎么留美。吴瑞和北大的张龙翔、顾孝
诚等为中国一大批学生铺石开路。

　　CUSBEA逐年出国的有许多成为生物学家：王小凡、袁钧瑛，韩珉、施扬、吴虹、马骏、傅向东、傅新元、王晓东、金亦石、骆利群，……一个长长的名单，他们活跃在世界科学界。回国的CUSBEA学生（如上海的赵国屏）和吴瑞培养的其他人（如上海细胞所的郭礼和），成为中国生物学界的重要力量。CUSBEA学生也有进入生物制药界，或做医生、律师、企业家、投资商。四百多人，绚丽多彩。

　　早期生物留学美国的主要是CUSBEA学生，以致有些人误以为许田、李恩和我也是CUSBEA学生。包括我在内的非CUSBEA学生确实受到了吴瑞先生直接和间接影响。CUSBEA学生在美国学校的表现，使它们较快打开了接受大陆学生的大门，使其他学生更容易留学。CUSBEA学生普遍注重学业，有助于改变早期学生中打工和维持生活的心态。今天成千原来的学生在美国生物医学界成为教授、实验室负责人，与CUSBEA形成的学术中坚有关。吴瑞先生热心帮助中国发展科学和技术，也
成为后辈的典范。许田、韩珉、庄园建立复旦大学发育遗传研究所，王晓东、邓兴旺建立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鲁白、管坤良、吴虹组织海外学者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评审。海外生物界形成相当多的人长期为中国服务的传统，也可能与吴瑞的典范有关。

　　初期留学生普遍缺乏美国社会基础，有些人有时有点孤苦伶仃。CUSBEA群体给更多人提供了社会网络。我除了原来的朋友，也得益于这些朋友。吴瑞当初可能没想到他给一群学生建立了互助会。这个群体，后来形成了吴瑞学会及后继的华人生物学家协会，推动了海内外华人学术交流。吴瑞几乎参加所有这些组织的会议。起初，都是一些他儿子辈的学生在一起组织学术交流，而且都是他帮助出
国的。但是吴瑞平等对待学生，积极鼓励交流。当这些学生辈的人成为教授后，吴瑞照常参加他们的会议。他的风格，推动形成了一个学术上平等交流、事业上互助的群体，而这个群体又影响后辈。

　　八十年代，吴瑞先生在台湾参与建立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学研究所。2003年建立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吴瑞先生在困境中鼎力相助，在工作中鼓励推动，在发展中建议咨询。为研究所的师生所爱戴。吴瑞几十次到中国，在北大、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农大和其它许多地方留下了足迹。近十年，他是教育部长江学者项目终审委员，参与选拔支持回国人员。吴瑞不仅从事组织、咨询、教育。他
做过多种事，比如曾经捐几十万美元给美国康奈尔大学支持学生，也为中国科学家修改稿件。近年在经常性的联系中，我直接看到吴瑞先生积极认真地参与推动中国许多事情。吴瑞先生会“长生”在两岸三地的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　　

秦始皇以权力得不到的身体之长生不老，一些贤者以对社会的贡献，以人品风范，以有趣的工作，以……，获得精神之“长生”，也许可以称为“君子爱生，得之有道”。

Wu, R., and Kaiser, A. D. (1968). Structure and base sequence in the cohesive ends of bacteriophage lambda DNA. J Mol Biol 35:523-527 (1968). 

Wu, R., and Taylor, E. (1971). Nucleotide sequence analysis of DNA. II. Complete nucleotide sequence of the cohesive ends of bacteriophage lambda DNA. J Mol Biol 57:491–511.

Sanger, F. (1988). Sequences, sequences, and sequences. Annu Rev Biochem 57:1-28.

Sanger, F. (2001). The early days of DNA sequences. Nat Med 7:267-8.

发表于2008年2月18日《科学时报》

此人号称“工作者”，文章却尽是莫名其妙的杂志。还说细胞、科学等封锁他。也不想想美国正规高校每年被顶级杂志锯掉的文章不计其数，难道也是封锁？

　　新语丝是打假的地方，我在这个地方先后也发了十来篇短文，主要是针对中
医假科学（据中医粉丝“神农之后”说，“伪科学”的说法已被《科技进步法》
终结了，所以我改为“假科学”，以免有违法之嫌，待以后法律进步了再改，嘿
嘿。）和临床医学的诸多怪现象，也算是一种打假。但回到现实中，我痛苦的发
现，其实我就是一个造假者，甚至还是一个造假高手。如果不造假，我真的无法
活下去，在现实中。

　　比如医院到年终，各种名目检查适时而至，如医院管理年、创平安医院、疾
控、综合治理、医保专项等等等等。所有这些检查都要有汇报材料，承蒙领导看
得起，这些材料中的相当部分正是通过对造假深恶痛绝的我一手炮制的，其水含
量之充足，不说也罢。所谓检查、督查、评审，不过是造假者对造假者的惺惺相
惜而已。这种造假，在中国，从上至下，无人不知，也无人见怪。我能抗拒吗？
还想不想活了？

　　说到论文和科研，小地方小人物，搞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东西，谁都知道是造
假的产物。编数据还是认真的，剪贴、抄袭、冒名都是常规手法。我的一篇论文
就是偷用了别人的数据写成的，我也曾在下级医生的科研成果上冠名。所有这些
不会被追究，从没有哪个编辑、哪个鉴定专家会追究论文和科研材料的真实性
（当然，如果你舍不得花钱打点，就只有怪自己不幸生在中国了）。在职称、评
重点、考核等等逼良为娼的制度的重压下，不搞这些，你还想不想活！不光是我
等小人物，我曾亲听到一位承担千万元国家科技项目的牛人说，只有百万用于科
研，其他纯用来打点，就是造假嘛！并且大家都如此（纯属道听途说，特此注
明）！

　　作为医生，病历造假更是难以避免（当然我这里所说的造假不是那种纠纷后
恶意窜改的造假）。我过去写病历往往只对病情比较重视，而一般项目如地址、
电话、联系人等，有时到病人出院后也是空着的，为了完善病历，就编造。现在
纠纷日凶，这样低级的造假是没有了。但因问病史偷懒，如个人史、家族史、婚
育史、既往史等貌似无关紧要的部分还是会编一些。更普遍的是系统体检部分，
有几个医生病历里记载的他都亲自检体过呢？比如心脏浊音界、肺活动度，不是
心血管呼吸科医生有几人会真的去叩诊并测量呢？病历里详细记载的诸如此类数
据和体征，不过估计着填罢了，这不是数据造假吗？不亲自写病历，也仍然不能
避免造假。我得在每一本出科病历上签字吧，我又怎么可能对病历里每一个描述
记载的真实性进行核实呢？没有核实就签字，与新语丝上揭露的那些造假大牛们
难道有本质的区别吗？

　　作为医生，我在网上极力推崇纯净的循证医学，但现实中我只能睁一只眼闭
一只眼。如我一意孤行，则我的科室（其他科室也完全一样）里至少70%的输液
可以停掉，但这样一来，本来就穷的小科室就真正只能去喝西北风了，在现行体
制的医院里是不可能活下去的！同事们本来就对我的纯净医学颇有微词，我只能
尽量做到“独善其身”（有时也很不能）。这也是一种“造假”吧。迎检材料、
科研论文、病历瑕疵倒也罢了，而违背自己推崇的医学原则，默许大量无循证意
义证据的治疗在自己权限内的存在，则可能直接危害患者，这是一种内疚痛苦的
“造假”。

　　无庸置疑，我就是一个造假者,无数造假者中微不足道的一个。问题是：是
谁是什么让我们成为一个不得不造假的造假者呢?

(XYS20080110)

“……除了少数人工合成的抗生素，大部分抗生素本身就是细菌的产物，如果按照中医粉丝天然的就是最好的逻辑，抗生素才是真正的纯天然制剂呢。”

其实，目前在医疗和科研中所使用的抗生素大多是由放线菌产生的，比如我们熟知的链霉素、卡那霉素、庆大霉素、四环素、土霉素、红霉素等等。真菌产生的抗生素种类虽然少些，但属于beta-内酰胺类的青霉素和头孢菌素及其衍生物几乎是迄今最理想的一群抗生素。从这种意义上讲，真菌在抗生素方面也不输于放线菌了:-) 细菌产生的抗生素种类更少，如短杆菌肽、多粘菌素等，且通常副作用较大，用于比较特殊的情况。此外，由植物和动物产生的抗生素就更更少了。

再者，我们现在使用的抗生素许多是半合成抗生素，比如氨苄青霉素、阿莫西林、琥乙红霉素以及所有用于临床的头孢菌素。它们并不是“真正的纯天然制剂”，而是生物代谢产物的化学衍生物。另有少数结构简单的抗生素如氯霉素也可以通过化学合成的方法生产，不过产物是消旋的，只有一半有效。

在抗生素之外，我们还有另外一些有效的药物用来对付致病菌，比如磺胺类和喹诺酮类（沙星）等――写到这儿发现这又是现代医学针对细菌并不只有抗生素的一个证据:-) 不过我想诋毁现代医学的人多半会以为氟哌酸也是抗生素。

好了，来个轻松的结尾：从分类上讲，螺旋体、立克次氏体、支原体、衣原体、放线菌、蓝藻等都属于真细菌。如此这般，说大多数的抗生素是细菌产生的也不算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