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th Aug 2008
是谁炮制了“四大发明”的谎言(转载自王晓阳博客）
原文：http://wangxiaoyang1.blog.sohu.com/36152645.html#comment
“四大发明”的谎言，是一项系统工程（这几年流行“系统工程”这个词），参与者众多，各司其职。
配合也算默契。
剧本原创：蒋介石
记得大约1997年去杭州，过一个很旧的公路桥，发现居然收费。陪同人员告诉我：“这是国军修的桥，现在共军收费。”很划算的继承。“四大发明”也有异曲同工之妙用。
1940年代，蒋先生的军队在抗日战争中损失惨重，损失了的将军和士兵分别以百和百万为单位计算（注意：此语是对《历史教材：中国教育体系中的“谎言泛滥区”》的一个隐蔽注解》。偶然听说有个叫李约瑟的老外在搞中国科技史。蒋介石立刻把李约瑟接到了重庆，让他到中国来实地研究中国科技史。李约瑟比较牛，1942年被邀请为“提高士气特约嘉宾”后，仅用一年时间，就在重庆搞出了“四大发明”的研究成果，轰动了世界。蒋先生和他的手下很得意：“四大发明”在抗战进入关键时期的及时提出，大大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民族自豪感和斗志。
原来，“四大发明”的初衷，根本不是为了科学，而是为了鼓起脆弱的所谓民族自豪感。与当今朝廷和子民简直是惊人地相似。
男主角：“著名”“史学家”李约瑟
之所以在其名称前加两个双引号，是因为李约瑟的身份实在奇特。
“有女同车”提供的资料：1937年前，李约瑟在英国Sir Frederick Gowland Hopkins的生物化学实验室做研究，（从没有听说过有什么成就，但后来在他的评传中，被客气地称为英国剑桥大学一位“有前途”的生物化学家兼胚胎学家。）
37岁那年（1937年），三位中国留学生到了Hopkins爵士的实验室，于是李约瑟1937开始学习中文（好像还不晚），而且一学就学的是古汉语（牛人）。
1947年，国共两党抢地盘打得血淋淋，李约瑟赶紧回国。1954年发表了大部头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为中国人民总结了2000年的科技史，并被中国人奉为科技圣经。
李约瑟在根本对“科学”，“科学发现”，“科学发明”，等等都没有界定和定义的情况下，就到处拔高中国古代科技，到处都是伟大发明，神奇发现。这些反科学的做法，被西方科学史家所鄙视，尤其受到了西方“科学史之父”萨顿的严厉批判。
正因为如此，李约瑟曾抱怨：在他写出了《中国科学技术史》后，剑桥东方学院的学者依然不同他打交道，“一墙之隔”的剑桥大学科学史系也把他拒之门外。他感叹“这一现象何其怪异啊！”，于是他只能自己成立了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自任名誉所长，太太鲁桂珍同学任所长，都是正职干部。
女主角：鲁桂珍
李约瑟的妻子兼助手，中国人。据说鲁桂珍到英国，是想跟着李约瑟学现代生化来着。后来就“学”成了李约瑟的妻子，然后夫唱妇随，“学”成了“汉学家”。这一对夫妻的所谓著作被中国人当作科技圣经，整天挂在嘴上。真乃奇观。
好在鲁桂珍比较诚实的，她在回忆录里说：李约瑟并不是一位职业汉学家，也不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不曾受过学校的汉语和科学史的正规教育。实际上他根本没有正式学过科学史，（因为在这几方面，他只受过鲁桂珍的指导，“有女同车”加注）只是在埋头实验工作之余，顺便涉猎而已。
顾问：马克思
要创造好的票房，就得有一张宣传的虎皮。马克思显然具备被利用价值。
于是，“爱国贼”们步调一致地引用：马克思曾经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要是问一下：马克思是在什么地方说这番话的，多数“爱国贼”都回答不出。现在，我很慷慨地援助一把他们：马克思是在《经济学手稿（1861～1863）》中说此话的。
这一段话让中国人觉得很动听，因此到处引用。但是，注意，马克思只是百家中的一家，并且，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被中国人故意忽略了——马克思在谈到所谓的“三大发明”时根本没有强调这是“中国人的”四大发明中的三项。
相反，据说马克思毫不客气地认为“中国根本就没有科学和哲学”。许多朋友都提到了这一点，可惜我没有找到马克思此的出处。如果有朋友知道，请告知。
资料提供：《萍洲可谈》《梦溪笔谈》《异物志》《论衡》《鬼谷子》《韩非子》《古今注》《武经总要》《事林广记》等
这些书里面只言片语的记载，均被“爱国贼”们振振有辞地引用。以如此态度来为一个“科学”成果做结论，那些爱国贼实在够“严谨”了。
群众演员：“爱国贼”们
可以说是群众演员，也可以说是“票房托儿”。陈凯歌、张艺谋等都有此类经验。
你要敢出面戳穿四大发明的谎言，“爱国贼”们会有祖坟被刨之感，他们会立刻跳将出来，撑起“爱我中华”的大旗，手拿一叠“卖国”、“洋奴”等帽子，看谁不顺眼就扔过去。
票房推广机构：历届国家机器。
这个就不多说了。自己体会。
以上是“四大发明”这场闹剧的简单介绍。在《戳穿“四大发明”的谎言》一文中，我已经声明：我不是研究科技史的专家，既然已经有许多人有了研究成果，我就引用了，并且还列出了网址。
在此，我再次推出几位看穿闹剧，并为闹剧喝倒彩的观众：
一位名叫“有女同车”，他发表的文章比较详实，我在几篇文章中大量引用。可惜此人真实姓名不详。
另一位是江晓原教授，他的文章《“李约瑟难题”是伪问题》发表在2001年5月24日的《南方周末》上。
前两天，我一度放弃了再写“四大发明”有关文章的念头，因为看到“爱国贼”们无可救药而失望。有些反对我的人找不出具体论据，就开始人身攻击，说我“哗众取宠”、“故作惊人之语”。这种老掉牙的帽子其实扣错了。如果他们说我“拾人牙慧”倒还有那么点道理。
原文：http://wangxiaoyang1.blog.sohu.com/36152645.html#comment
“四大发明”的谎言，是一项系统工程（这几年流行“系统工程”这个词），参与者众多，各司其职。
配合也算默契。
剧本原创：蒋介石
记得大约1997年去杭州，过一个很旧的公路桥，发现居然收费。陪同人员告诉我：“这是国军修的桥，现在共军收费。”很划算的继承。“四大发明”也有异曲同工之妙用。
1940年代，蒋先生的军队在抗日战争中损失惨重，损失了的将军和士兵分别以百和百万为单位计算（注意：此语是对《历史教材：中国教育体系中的“谎言泛滥区”》的一个隐蔽注解》。偶然听说有个叫李约瑟的老外在搞中国科技史。蒋介石立刻把李约瑟接到了重庆，让他到中国来实地研究中国科技史。李约瑟比较牛，1942年被邀请为“提高士气特约嘉宾”后，仅用一年时间，就在重庆搞出了“四大发明”的研究成果，轰动了世界。蒋先生和他的手下很得意：“四大发明”在抗战进入关键时期的及时提出，大大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民族自豪感和斗志。
原来，“四大发明”的初衷，根本不是为了科学，而是为了鼓起脆弱的所谓民族自豪感。与当今朝廷和子民简直是惊人地相似。
男主角：“著名”“史学家”李约瑟
之所以在其名称前加两个双引号，是因为李约瑟的身份实在奇特。
“有女同车”提供的资料：1937年前，李约瑟在英国Sir Frederick Gowland Hopkins的生物化学实验室做研究，（从没有听说过有什么成就，但后来在他的评传中，被客气地称为英国剑桥大学一位“有前途”的生物化学家兼胚胎学家。）
37岁那年（1937年），三位中国留学生到了Hopkins爵士的实验室，于是李约瑟1937开始学习中文（好像还不晚），而且一学就学的是古汉语（牛人）。
1947年，国共两党抢地盘打得血淋淋，李约瑟赶紧回国。1954年发表了大部头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为中国人民总结了2000年的科技史，并被中国人奉为科技圣经。
李约瑟在根本对“科学”，“科学发现”，“科学发明”，等等都没有界定和定义的情况下，就到处拔高中国古代科技，到处都是伟大发明，神奇发现。这些反科学的做法，被西方科学史家所鄙视，尤其受到了西方“科学史之父”萨顿的严厉批判。
正因为如此，李约瑟曾抱怨：在他写出了《中国科学技术史》后，剑桥东方学院的学者依然不同他打交道，“一墙之隔”的剑桥大学科学史系也把他拒之门外。他感叹“这一现象何其怪异啊！”，于是他只能自己成立了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自任名誉所长，太太鲁桂珍同学任所长，都是正职干部。
女主角：鲁桂珍
李约瑟的妻子兼助手，中国人。据说鲁桂珍到英国，是想跟着李约瑟学现代生化来着。后来就“学”成了李约瑟的妻子，然后夫唱妇随，“学”成了“汉学家”。这一对夫妻的所谓著作被中国人当作科技圣经，整天挂在嘴上。真乃奇观。
好在鲁桂珍比较诚实的，她在回忆录里说：李约瑟并不是一位职业汉学家，也不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不曾受过学校的汉语和科学史的正规教育。实际上他根本没有正式学过科学史，（因为在这几方面，他只受过鲁桂珍的指导，“有女同车”加注）只是在埋头实验工作之余，顺便涉猎而已。
顾问：马克思
要创造好的票房，就得有一张宣传的虎皮。马克思显然具备被利用价值。
于是，“爱国贼”们步调一致地引用：马克思曾经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要是问一下：马克思是在什么地方说这番话的，多数“爱国贼”都回答不出。现在，我很慷慨地援助一把他们：马克思是在《经济学手稿（1861～1863）》中说此话的。
这一段话让中国人觉得很动听，因此到处引用。但是，注意，马克思只是百家中的一家，并且，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被中国人故意忽略了——马克思在谈到所谓的“三大发明”时根本没有强调这是“中国人的”四大发明中的三项。
相反，据说马克思毫不客气地认为“中国根本就没有科学和哲学”。许多朋友都提到了这一点，可惜我没有找到马克思此的出处。如果有朋友知道，请告知。
资料提供：《萍洲可谈》《梦溪笔谈》《异物志》《论衡》《鬼谷子》《韩非子》《古今注》《武经总要》《事林广记》等
这些书里面只言片语的记载，均被“爱国贼”们振振有辞地引用。以如此态度来为一个“科学”成果做结论，那些爱国贼实在够“严谨”了。
群众演员：“爱国贼”们
可以说是群众演员，也可以说是“票房托儿”。陈凯歌、张艺谋等都有此类经验。
你要敢出面戳穿四大发明的谎言，“爱国贼”们会有祖坟被刨之感，他们会立刻跳将出来，撑起“爱我中华”的大旗，手拿一叠“卖国”、“洋奴”等帽子，看谁不顺眼就扔过去。
票房推广机构：历届国家机器。
这个就不多说了。自己体会。
以上是“四大发明”这场闹剧的简单介绍。在《戳穿“四大发明”的谎言》一文中，我已经声明：我不是研究科技史的专家，既然已经有许多人有了研究成果，我就引用了，并且还列出了网址。
在此，我再次推出几位看穿闹剧，并为闹剧喝倒彩的观众：
一位名叫“有女同车”，他发表的文章比较详实，我在几篇文章中大量引用。可惜此人真实姓名不详。
另一位是江晓原教授，他的文章《“李约瑟难题”是伪问题》发表在2001年5月24日的《南方周末》上。
前两天，我一度放弃了再写“四大发明”有关文章的念头，因为看到“爱国贼”们无可救药而失望。有些反对我的人找不出具体论据，就开始人身攻击，说我“哗众取宠”、“故作惊人之语”。这种老掉牙的帽子其实扣错了。如果他们说我“拾人牙慧”倒还有那么点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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