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05年我购买了贵公司的移动电话服务，并合法拥有移动号码：136××××××××，一直使用到我去年9月来国外工作。今年4月15日我回上海出差，发现我的电话号码已经被贵公司卖给了另一位用户。为此我很愤怒。这在国外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我购买了贵公司的这一服务号码，我便合法拥有它，它成为我个人合法拥有财产的一部分。除非我个人申请放弃。贵公司怎么可以恣意侵害我的个人财产？我希望你们能够给我一个合乎法律的解释，而不是贵公司单方面的规定。
北京周口店人
中国目前最重要的社会问题有两个：一个是人民监督政府的“民主权利”，另一个是人民的相对贫困问题。前一个问题必须依靠健全法律体制（司法彻底独立）来解决。后一个问题要解决起来就不那么容易。我们先分析一下问题的基本内容：
先看看一般发达国家人均收入和国民FDP的比例：
一般发达国家人均工资占国民GDP的50-60%。2005年我国职工工资总额仅仅占当年GDP的11%！是不是很残酷？这一水平甚至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原始积累阶段的分配水平。我国国民收入占据GDP的份额太太低了！那么我们的GDP都是怎么分配的？让我们来看看：
根据统计数据，目前政府财政大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企业资本大约占45%，农民和城镇劳动者大约占20%。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公仆——政府财大气粗（国富），企业所有者财大气粗（暴富），劳动群体日益贫困。
我国一般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的年收入，少则上百万，多则几千万，如果是私营企业，其收入甚至可以达到上亿。例如联想公司总裁杨元庆2005财年的年薪为2175万港元！他的工资是我（一个大学教师）工资的4百倍！也就是说，他一个人的工资可以养活400名大学教师！而我的收入又是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的两倍到三倍。我们的社会已经把普通劳动者逼到了贫困线上！我们的社会正在拉大贫富差别。着对社会安定绝不是好事，是对“和谐社会”的最大威胁！
如果将控制在不到5%的人手中所掌握的超过70%的财富分配给90%以上的人群，那么社会贫富不均的大部分问题便得到缓解。这并非不公平，地球人都知道，这些不到5%的人群是通过什么手段掌握社会70%以上财富的。
如果民主问题可以通过法律体制来解决，那么社会经济的分配问题应该如何解决？难道非要通过社会暴力来解决吗？我们的政府部门就束手无策了吗？我们的政府非要眼睁睁看着自己被民众抛弃，重新建立社会分配体制吗？
在全世界的城市消费统计上，北京上海等城市已经榜上有名；在全球GDP统计上，中国已经进入前十。很多海归期待着这是个回国创业的好机会，也许是的，如张朝阳等。但是，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更多的，面临的是一份工作，那么中国是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对你张开臂膀？
不是。
海归变成海待，海待变成海鸥。这些都是归国人员的错吗?是他们不懂得适应中国的国情，不肯努力工作吗？
不是。
北京上海的经济，消费或者服务娱乐等等已经达到了国际化的水准。但是与之相对应的事实：是北京市人均工资25000元/年，也就是2000元，300
美元，本地房租200美元以上，一套四环内百平米公寓为10－15万美元左右，据统计70％的人无力购买住房。大多数人没有保险，义务教育包涵的小学，中
学择校费动辄几万元甚至10万元，这是如北大附，人大附等比较有名的学校的报价。
按照前面文章阿忆blog的文章，你的每月的生活费，
如果希望交通，住房都能够比较便利的话，那么1000美元的月生活费是必须的，这是三口之家的标准。另外，他的住房的价格已经不可能买到，所以你每个月还
要再增加
200美元左右的收入，这是指30年的贷款。此外，如果你回国的话，你的家人多半由于教育，机会等原因无法找到工作（这个很正常，我周围有4个海归的夫人
没有正式工作，这还仅仅是北大的一个系的一个所）所以，这些收入都应该算到你头上。也就是说，如果你想回到高校的话，看看工资水平，趁早打消念头。如果你
想进公司，那么你所需要的工资很多地方是不愿意给的。所以如果你想生活的好一点的话，特别是年纪已经比较大了，请你还是留在国外，如果你还是在大学里面，
考虑转行吧。
从经济的角度，如果你想享受国内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我必须提醒你，如果你只是想作为一个打工的，那么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
与你无关。你必须考虑你的收入，能否支付你的住房，你孩子的上学。此外，你自己的保险也要考虑，国内是没有国外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医疗保险的，也许以后会
有，那么你以后再回来吧，否则一场大一点的病就能毁了你的未来，你的家庭，再赶上庸医让你去见了马克思，是不会有人替你说话的。痛苦的只有家人。记得前些
时候哈而宾500万医药费的事情吗？在中国，没有钱是痛苦的，有了钱你也不一定能买到服务，保住小命。
所以，不要赶什么时髦，回到中国为自己的后30年功成名就打算。考虑一下人生，那些都赶不上人的自由，尊严，家庭，孩子的成才重要。特别是男人，在国外那么久，你就不能学学他们老外，能够务实的做一份真实的工作吗？难道中国人的功利心就重到蒙蔽了自己的眼睛？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不仅仅在经济上不属于普通人，甚至在社会地位上也沦为富人的附庸。如果你回国看看，房地产广告上，奢华，精英，稀缺等等字眼目的就
是高价，这就是70％人买不起房，买的起的人又有50％沦为房奴的北京上海。这哪里是一个普通人生活的国度？在国外，人人安居乐业的环境在中国是不可能
的，诺大个中国，没有老百姓的容身之地。教育，你儿子的择校费就是你一年的工资，还不要算学费，生活费等等。连义务教育也成了高价选择，普通人的子女就活
该受歧视，也许作为一个海归，你还有能力为你孩子择校，可是，面对坐着奔驰宝马来上学的孩子，您能说您的孩子幼小的心灵不会受到污染吗？再说医疗，没有保
险，这摆明了您要是大病一场，如果没有个积蓄，就只能等死了。穷人更不要说看病了。北大一位老师换肝，这还是在名义上有公费医疗，万众瞩目的北大，他只能
自己付费20－30万，好在系里凑了这笔钱。如果您要是不幸和系主任关系不好，您还能拿到吗？如果您进了一家公司，老总会帮助您吗？必须指出的是，您就是
想用自己的收入买这样的保险，可惜保险公司没有这样的服务。因此，如果您一定不能是穷人。
以上说了地位，如果说到做人的尊严，那更是不
勘回首。慢慢道来：在国外，大家见面，就算是大街偶遇的陌生人，也不免打个招呼。回国来你发现大家都冷眼看你，你会很不习惯，习惯性的对陌生人笑笑，打招
呼，说谢谢，别人会拿你当怪物。原因有二，其一是中国人习惯上不对陌生人打招呼。但是别人打了招呼，而觉得意外，进而觉得你有病或者另有企图，这是来源于
原因之二：戒备之心。国人的戒备之心是和当前的现状紧密联系的，如果你生活在一个到处是假货，人人自危，处处小心，做事情随时看人脸色行事，仔细考虑要送
礼给谁才能办事的时候，你也会很累，不想笑，不相信别人，这很正常，除了你根本不想要这种生活以外，这很正常。说明你还是一个想有独立，自由，尊严的人。
换一段继续说尊严；我只能举我最熟悉的学校里面的例子。北大一位引进人才去房产科办临时住房，管钥匙的小姑娘说没有了。后来听说，就在当天下午（或者的
二天，记不清了）有个校医院的小护士去要房子，这个小姑娘一下子拿出三套钥匙让她选。知道为什么吗？还是我前面说的医疗资源奇缺。现在你大概明白了吧，你
在国外学会的独立，尊严，公正在国内来讲都是屁话，在国内要生存，就要有关系。有关系，就意味着你放弃尊严。北大尚且如此，走出象牙塔又该怎样？（如果在
私企，这种情况会好，但是那要看你做那行了）各个政府机关，衙门，公检法去办事，简直是去卖笑，和国外的公事公办完全不同。当然，名义上就算你不笑事情多
半也会办的，但是你总不想栽在小鬼手里吧？
中国人做事情的方式有他很独特的地方，有人说，中国不是世界工厂，是世界染缸。没错，如果你
想回来的话，就要学会放弃国外那种对自由，对人格尊重的见识，否则你就还是觉得痛苦。前几天主页上有个报道说60％的中国人来生都不想做中国人了，因为没
有尊严。真的是没有尊严，要知道他们中很多是本土生活的，没出过国，没见识过什么叫有尊严。如果你还不相信，一心回来的话，建议你做一段海鸥。
至少，和我同回来的海归，以及我认识的海归，没有一个喜欢国内的。
但是，我必须说明，不管你觉得抱有我这种想法是怀有理想，还是不得意的loser也好。这些事实是你必须面对的，必须重申的是。中国高速的发展并不属于
穷人，以及半穷的人，而人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生存，家庭，以及理想。希望我的话能提醒你，让你仔细考虑一下更深层次的中国是否能满足你的希望。
此文不是我的原创，转帖的原因各位应该明白。
我良心不安！
中国青年报 周凯
本来已经睡下，但自责让我无法入睡，也许周一晚上我发这个帖子还是冲动的话，那么我现在发这个帖子完全是因为良心不安！
我是个没有远大理想的人，当初考入复旦新闻系的研究生就是误打误撞，后来进入本报也是稀里糊涂，也从没思考过什么新闻理想，这些年虽被大家夸为“疯狗”、“藏獒”，但自己心里明白自己有几斤几两，无非是多挣点稿费，能够养家糊口而已。
我是个胆小的人，从小就是如此，虽然也曾在大街上呵斥过正在偷窃的小偷，但毕竟当时我在出租车上，而且喊完了心里还是惴惴，赶快让司机跑路，估计如果真在大街上遇到歹徒行凶，也不会见义勇为。就是在写这篇帖子的时候，我还在担心究竟会得罪多少人啊？以后还要不要在报社混啦？以后还要不要发稿啦？以后还要不要评好稿啦？以后还要不要评职称啦？以后还要不要评优秀啦？是，我是胆小鬼！
但是，我还是一个有良心的人！至少目前还是！
上个月在冰点发了一篇《一个人的战斗》，说假药的事情，反响不小，自然有人找上门来，山东莱阳一个读者打来电话，反映自己的母亲打了假冒的人血白蛋白（输液），而医院态度恶劣，药监局态度暧昧，这期间国家药监局正在严查假冒人血白蛋白，焦点访谈也做了相关调查，在向记者部汇报并被允许之后，正在北京轮训的我于上周六（4月14日）晚上登上了前往莱阳的火车。
时间是事先计算好的，周日上午到，采访病人家属，了解整个情况，周一白天采访医院和药监局，晚上发稿并立即离开莱阳，周二见报，不给对方公关的时间。
直到周一晚上稿子写了一半时，事情的流程都是在我事先预计的流程进行的：事情相当严重，整个烟台地区的很多医院在查封前都使用着假冒人血白蛋白，而且当地媒体只是报道本市在严查，并没报道已经查到的假药情况，也就意味着绝大多数已经使用了假冒人血白蛋白的患者到现在还不知情，而且在国家药监局通报的已经查获假冒人血白蛋白的省市区没有山东。
但采访也比较顺利，虽然中间也有不少周折，但毕竟我把该采访的都采访到了：病人（只是见面，病人已经神志不清）、病人家属、医院副院长、药库负责人、两级药监局、医药公司、医药公司门市部，采访的方式各有不同，但获得了可靠的信息，并且都有录音，而且病人的描述也都有录音、照片、输液单等为依据，写起稿来就比较顺手，3个小时写了7000多字。
必须要提到的是，周一下午采访莱阳市药监局副局长时，对方叫来了莱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说是配合采访，采访完毕一定要请我吃饭，只好打马虎眼，说马上要赶回济南，让他把我送到汽车站或火车站，实际上要赶回住处写稿，副部长没有上当，说汽车已经没有，火车要到晚上11点多才有，让我吃完饭再走，还张罗着给我买火车票，本人只好发短信给举报人，让他打个电话给我，假装是我朋友的同学托我办事，请我吃饭，副部长依然没有上当，把我送到举报人说的一个饭店，让我打个招呼，他就在饭店大厅等我，正在我和举报人商量如何摆脱时，副部长打来电话，原来另一位主持工作的宣传部副部长也过来见我，最后我编了一个理由，朋友的同学请我吃饭，然后开车送我到济南，好说歹说，才把两位副部长请走，当然，两位副部长免不了让我关照不要破坏莱阳的形象，“你这报道出去了，老百姓都知道吃了假药，不得到政府闹事啊？”本人一一糊弄过去。
送走两位副部长，以为一切顺利，回去写稿，当天的白班编前会和夜班编前会都报了稿目，经济版一直在等。
没有想到的是，晚上9点半，就在我已经传了4000多字的时候，接到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稿子暂时不能发，原因？本报正在和莱阳谈合作，一个“百强县”的合作。
哦！买高的！合作！
电话并没有让我停止写稿，抱着残存的一丝希望，22:42:58，一篇7032字的稿件从山东莱阳传到了北京，再给经济部打了一个电话，那丝残存的希望也瞬间化为乌有，已接到领导通知，此稿不发。
哦！买高的！我无话可说！
稿子不发，北京还得回，返程的火车票早已买好，周二凌晨1点的火车，还有两个多小时就得上车，默默地收拾行李。
没想到，晚上12点不到，举报人和其表哥赶到了我的住处，说要保证我的安全，一定要把我安全地送上火车，当然还要请我吃夜宵。
我没有告诉他刚过去的几个小时里发生了什么，只是说最主要还是治好母亲的病，媒体也不是万能的，有时候媒体的报道还会对当事人带来负面影响，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要这么说，也许是为了给他打个预防针吧。他当然不知道我说这些话的意思，只是一个劲地感谢我，感谢中国青年报，感谢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我和凤凰卫视、焦点访谈都联系过，他们都说来到现在都没来，只有你们中国青年报说来就来了。”“你们这些记者都可以当国家主席了，只有你们才会给老百姓说话。”
听了这些话，我只能尴尬地笑笑，心里却是乱七八糟，只想早点离开这里。
在我的坚持下，夜宵当然没吃，但在我上车前，举报人硬塞给我一袋吃的：饮料、火腿肠、方便面，“周记者，你不拿，我就跟你去北京”，在众人面前拉拉扯扯了几个来回，心存羞愧的我还是接过了这袋沉甸甸的东西。
回到北京，其实心中还是存有希望，毕竟一切没有说死，没有说一定不发，想去申辩，想去争取，但似乎没有机会，今天下午接到定论：“发内参吧，和人家有合作。”
哦，买高的！又是合作！这次是“百强县”，下次会不会是“千强乡”，也许还有“万强村”。
对，我们要合作，我们要经营，我们要广告，我们要发行，因为我们缺钱啊！人穷志短嘛，这句话确实有道理！
但我们还要不要“中国青年报”这块牌子呢？
中国的媒体环境不需多说，受到各种限制也情由可原，在欧美国家也没有绝对的自由，但我们的底线在哪里？
上面的指示我们必须执行，这没问题，私下发发牢骚也就过去了，这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我们看到的不公平之事也多了，灾难也多了，我们似乎也麻木了，这几天不就有河南的矿难、辽宁的钢厂、美国的枪杀嘛，在我们的谈论中也许只是数字而已，是31人，还是32人，或者是33人？哦，这次是美国历史上枪杀人数最多的，哦，那个矿难也死了不少人，怎么又是河南？怎么又是辽宁？因为我们离死者太远，地理上遥远，关系上更遥远，他们对我们而言只是报道对象而已。
以前做的调查报道并不多，负面的调查报道更是少之有少，也许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确实比较规范，当然真要出了大事又不在我们的报道范围之内，但这次调查报道却让我很激动，虽然接触的病人只有一个，但想想还有几十、几百甚至几千、几万个病人还在不知情中，甚至也许已经有病人因为注射了假药而离开了这个世界，我的心不能平静，我想把真相告诉读者，告诉那些还被蒙在鼓里的病人们。需要说明的是，这个举报人的条件在当地算不错的，虽然现在他本人、妻子、妹妹、父母都没有工作和收入来源，只有父亲有1000多块钱的退休工资，但毕竟他本人此前的工作和收入不错，有一些积蓄，而且有一定文化水平，会上网，会用录音笔，会找媒体，所以他还算是幸运的，但可以想象，还有多少病人是农村的，是不会上网的，是不会找媒体的，得了病上医院，花了好多钱，不但没治好，还越来越糟糕，甚至有可能导致死亡，但也只能怪自己运气不好，想到这里，我就不能平静，我就得从床上爬起来。
现在国内真真正正做调查报道的媒体并没有几家，本报也曾经以调查报道为荣，尤其是舆论监督的调查报道为荣，也许目前还以为荣，但不知道我们今后还能不能做调查报道？我们究竟还有多少空间？
本人去年曾经和实习生合作过一篇重大疾病保险的调查报道，一个多月，6000多字，都已经编辑好，先后两次被公关掉，但也就算了，一则虽然关系到很多人的利益，但毕竟还没有牵涉到人命关天的事情，二则有关部门也在改进。国内的任何媒体都会遇到被公关的事情，没什么希奇的，过去也就过去了。虽然记者部和编辑都在为我争取补偿，但我也没想这些事情，谁也不是为了两三百块钱费那么大劲写这种稿子，只是觉得欠了实习生一笔债。
但这一次我无法过自己这一关，如果我没接到举报人的电话也就算了，如果我接到举报人的电话但没去采访也就算了，如果不是人命关天的事情也就算了，如果不是牵涉到几十、几百、几千个病人的生命和健康也就算了，但没有那么多如果。
我不是生产假药的，我不是卖假药的，我不是那个医院的医生，我不是药监局的，我不是宣传部的，但我依然良心不安，因为我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但我却没法告诉别人，没法告诉那些病人，没法让那些无良的制假者、无良的售假者、无良的医生、无良的官员受到应有的惩罚，那么我和那些无良的制假者、无良的售假者、无良的医生、无良的官员又有什么区别？我也是他们的帮凶！我也对不起那些病人！我也是罪人！
我不是什么救世主，也不是什么圣人，我只是个有点胆小的平凡人，我没有能力救任何人，我没有能力改变任何人的命运。
但我是个记者，我是个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我是个曾经被人称赞的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我更是一个良心未泯的人，我不知道为了一个也许是10万20万又或者是100万200万的合作压下一篇说明真相的稿子，和那些先写好批评稿再去讹诈的“记者”有什么质的区别？！
如果这件事情只是会破坏地方政府形象，只是会影响到地区稳定，又或者只是一个政策的制定或执行有问题，会给报社带来广告、发行、经营的困难，我愿意放弃申诉的权利，但这都不是，这是关系到人命的事情，我的脑海里始终忘不了举报人母亲躺在病床上生不如死的画面，也忘不了那些医生冷漠的表情，还忘不了那些官员欲盖弥彰的嘴脸，更忘不了自己在无形当中已经成了无耻的罪人！
现在的我不知道中国青年报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也不知道以后要不要写调查性报道，要不要写舆论监督报道，要不要写事件性报道，要不要写用脚跑出来的报道，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我也要还房贷，我也想给老婆买个大点的房子，可以安心的生个孩子，我也想买辆车子，我也需要票子，这些当然都需要自己在报社的工作换来（也许很难换来），自然，报社也需要票子，才能满足职工的需要，国家不给，只能自己赚，所以才要广告，才要经营，才要发行，这么简单的道理，我当然懂，报社是我的衣食父母，报社不发工资，我就还不了房贷，我就别想换大房子，我就别想买车子，我就别想要票子，但我们的底线在哪里？
当我们从莱阳拿到10万、20万又或者100万、200万的时候，我们的手发烫吗？我们的心发慌吗？我们的脸发烧吗？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真得不知道！
我只知道举报人的母亲被医生偷偷打了好几天杜冷丁，而且已经被医生宣判了“死缓”，我也只知道举报人已经打算母亲去世后就抬着母亲的尸体去医院静坐，我也只知道举报人准备联络更多的受害者去上访，难道这就是当地政府希望看到的结果吗？难道这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结果吗？
总是无端怀疑别人暗中算计自己
,其实是自身心理阴暗的表现。我们几十年来一直说中国不发达就是西方人侵略,压制的结果,现在美国也处处打压中国,等等。那么现在对中国老百姓危害最大的问题，如食品有毒假药,暴力拆迁，普遍的贪污等等,哪一件与外国有关?不都是中国人自己害中国人?从前清开始，就不是西方列强故意要让中国衰弱。当年德国,英国卖给中国的武器就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人家安心要侵略你,为什么要卖先进武器给你来增加侵略的困难度？八国联军打进北京的时候,德军大吃一惊,发现荣禄武卫中军的大炮,是德国德虏伯公司的最新产品,连德军自己还没有装备呢。北洋舰队的“定远”“镇远”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的军舰,日本人畏之如虎。是我们自己不争气，在军舰主炮上晾内衣,炮战中发炮十不中一,才被人家打败了的。
其实西方人也就是想做生意。德国人卖最先进的武器给中国,也是遵从德国长久以来出口必须是德国的最好产品这一传统,人家根本没有想到这些产品有一天是否会用来对付自己这类问题。现在学了点乖，才有武器禁运什么的。
记得二十年前我在申请留学时,徐烈炯老师认识一个美国学生，叫George。徐老师说,申请的具体手续已经托他帮我办了。当时我问,这个学生成绩好吗？徐老师说，他成绩不好。我就奇怪了：语言学专业的钱不多,我去读书一分钱不带，势必和他争奖学金,他成绩又不好，容易被我竞争下去，为什么还要帮我办手续？我向徐老师提出这个疑问,徐老师回答得很干脆：人家根本想不到这些。
是,人家根本想不到，是我自己以小人之心,度人家君子之腹。后来和他同学了一年,他果真失去了经济资助，无法继续学习而离校走了。至今不知道他的下落。我一直内疚无端怀疑过人家一片热心。
以我一个中国人的眼光来看，美国政府天真，无效率,缺乏长久计划。这个政府廉洁，守法，规模小，上下平等(从最低的雇员到部长，大家一律称名，没有人称官衔)。但没有长期计划。下面讲两个故事。
有一次听大陆在美的民运人士说，他们曾私下问国务院官员,为什么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支持主要是道义上的,而不是实质性的？对方回答是,我们要考虑实质性的支持能在短期内达到什么效果,因为本届政府最多也就是八年。如果在八年之内实质性的帮助能促成中国民主化，自由化,我们当然乐为。但现在看来做不到这一点,因此不能自找麻烦。至于今后怎样，我们无法，也无权为下一届政府规划什么。
另一则故事采自郝柏村回忆录。当他担任参谋总长期间，曾经问过美国国防部,对台海之间的问题有什么长远打算。美国国防部回答:老实讲，没有长远规划。郝柏村很惊讶，说想不到这样一个大国,对这么重大的问题竟然无长远规划。
其实不仅是台海问题，许多问题都没有长远规划,也规划不起来。一届政府最长就八年,有时就四年。总统往往是没有外交经验,甚至没有行政经验的人,上任没有个一两年无法熟悉权力的运作。等熟悉了,任期也不多了。哪像人家古巴的老卡，一做就是49年,还要继续做下去。有多少时间可以从容规划呀？
说到底，美国社会就没有把政府看成有多大能耐，就如里根的名言：政府不是问题的解答，而正是问题所在。这个社会的活力，本来也不是出于长远的规划，处心积虑的策划，谋略。就如一个人身体健康，本不要进补；待到要进补，就已经对自己的健康信心动摇了。
美国人自信心非常强，坚信自己受上帝恩宠，制度优秀,别的国家不是对手，不屑搞什么“策划于密室”那一套，要竞争，也得有sportsmanship–想当年日本鬼子都快打过来了，陆军部长史汀生还不批准窃听日本军事通讯,说是“偷读他人之信非君子之道”，–又没有我们从苏秦张仪以来就擅长的那种纵横捭阖的本领，外交上笨手笨脚。整一个天真的大男孩。想想当年马歇尔调停，费了无数的心力与金钱，最后落了个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共方说他拉偏架，帝国主义分子；国方说就是他调停弄丢了大陆，罪恶滔天。要不是美军驻在韩国，韩国老百姓早就要天天歌颂伟大领袖红太阳，吃配给米了。可韩国学生隔三差五还要举行反美大游行。
唉，这大男孩那天才能长成老谋深算的成熟男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