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口店人的博客

（接上文）记者没打招呼拍摄了日本京都市右京区政府的门牌，走进区政府办公区域拍摄了一些他们工作时的情况，等记者走出区政府大门，却被两位政府工作人员拦住了，询问记者为什么拍照片。表情相当严肃，好像很严重的样子。记者只能如实相告，是要在Blog中采用的。是为了向中国的网民介绍你们的工作，让中国人民更真实地了解日本政府的工作情况。他们听了这才轻松下来，但是要求记者将涉及到个人隐私的照片删除，于是记者当着他们的面删除了所有人物面部镜头的照片。之后，他们很关心记者删除的照片是否是出于拍摄背景的需要，如果是那样的话，可以重拍，也可以到政府办公区域随意拍摄。记者大为高兴，重新走进区政府，于是又拍摄了一些他们的工作区域，还包括记者自认为“有伤大雅”的一些镜头：

这是政府大楼内部的过道，过道两边的地上堆放着打印纸（怎么没有专用的打印间呢？），不过地上一尘不染：

 

这是市民办事指示图，如果你需要办理什么手续，该到哪里办理，示意图上的指示一目了然：

这是提供给外国人前来办事的各种语言版本的文件：

 

这是工作人员办公区域，办公室实行敞开式，没有个人专用办公室，我想还是敞开式办公效率比较高吧？尤其是政府部门。在那里你绝对不可能看到“一支烟，一份报，一杯茶”的三一干部:

因为敞开式办公所以禁烟，甚至连厕所内也禁烟：

 

尽管日本很富有，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之一，但是政府内没有豪华厕所，工作人员使用的是蹲式便器。相反，我在一位日本朋友家看到带有清洗喷头、微电脑芯片控制的豪华座便器。

或许有人说，日本政府没有钱？我们来看看这个小小京都市2004年的基本情况：

总人口：264万人（男：127万人、女：137万人），为上海的1/7；

面积：4,613平方公里，为上海的72%；

GDP：9,480亿円（2002年）约合：79亿美元，或者6000亿人民币，上海（2002年）为5408.76亿元，比上海多出500多亿元。

京都在日本是著名的“老人”城市，在国内的GDP根本排不上号，GDP大城市主要是东京，大阪，名古屋，其次是横滨、神户等，京都2百多万人口的小城市排在后面呢。不说东京了，就看看大阪吧：

大阪2005年GDP为14.5万亿，为东京的四分之一，上海虽然在国内排名第一，但是GDP（2006年）1万亿。2005年的大阪是2006年的上海的14倍！那么大阪市政府和各个区政府又是什么样的？下面是大阪市政府大楼：

下面是大阪市政府会馆：

下面是大阪东淀川区政府大楼：

所有区政府大楼都很简陋，因为纳税人的钱是用来为纳税人服务的，而不是为自己服务的，这一点日本政府的公务员们很清楚。所以，他们自己的办公场所能节省则节省。而市民的福利建筑相对就要好得多，甚至用豪华也不过分，例如京都市图书馆，免费为残疾人送书上门，甚至还有“流动图书馆”（一辆大巴）为市民服务，京都所有的国家体育设施免费为市民开放，我每天下午去“西京极”运动场跑步，那里有三个球场，绿茵葱葱，令人心旷神怡。

下次介绍为什么日本的产品总是最好的——看了你不得不服。

 

我们介绍日本是为了向日本学习，只有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才能把我们自己的祖国建设好。日本政府是世界上最为清廉的政府之一（远超韩国），一个清廉的政府对一个国家的社会风气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为什么日本政府能够做到廉政而不腐败？关键是这个政府的所有工作人员很清楚他们的定位——为纳税人服务。再就是纳税人对政府的监督。今天我们简要介绍日本政府机关的外貌和基本工作。 

对比中日两国公务员的工作（1）

 

前两篇文章我对比了中日两国普通国民的生活素质和他们的职业素质，今天我们对比一下中日两国公务员的工作。作为博文，想到什么说什么，顾不上条理了。

首先想到的是公务员对纳税人的态度，这是一般人最直接的感受。我当时住在京都，属于右京区政府管辖，因此要去区政府办理医疗保险和居留证。到了区政府，映入眼帘里的是一幢几乎是破旧的看起来很有年代的建筑（跟国内任何一个豪华区政府（甚至乡政府）大楼相比都有强烈的反差），赫然见到门牌上写着“右京区役所”，当时感觉就是一震：役所？“役”不是“仆人”的意思吗？例如汉语中的“汝辈幼小，家贫无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南史》）；再如“虽留下几户穷民，只好奔走官差，那有空役等雇”（《京本通俗小说》）。“所”便是处所，“役所”便是仆人门所在的地方。原来政府就是“纳税人的仆人们所在的地方”，也就是为纳税人服务的人所在的地方。这大概是世界上最准确的对“政府”这个词的定位了。不过，看待事物不仅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有的人说得好听，做的可就不好说了。所以等我亲自经历了这些“劳役”们是如何为我服务的我才能相信这个“役所”的定义。

走进役所，在公共区域有桌子椅子供前来办理手续的人填写单据表格。我们坐下填写完了表格，交上照片和护照。工作人员笑脸相迎，和蔼可亲，鞠躬施礼双手接过我们的资料，等她核实了这些资料填写无误之后，再一次鞠躬，示意我们到服务台的另一端，向我们详细解释了来领取居留证和医疗保险卡的日期。最后再躬身施礼送我们离开役所。出了“役所”我心里十分感概，没想到生平最深刻地体验“主人翁”的竟然不是在我的祖国，而是在异国他乡！

我在国内也办理过护照和因公出国签证，真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重天。国内的因公签证都要通过某个专门的办理部门来办理的。记得有一次因为时间关系，我自己去上海市政府的外事办领取签证（由他们统一办理），办事窗口前人头攒动，窗口里的老爷们对外面的人根本不屑一顾。我好不容易挤到了跟前，好不容易跟一位老爷说上了话，递上我的领取签证的证明，那位老爷接过去一看，然后扔回给我，同时也扔过来一句冷冰冰的“还没来”！也就是同时，我再一次被拥挤的人群挤到窗口的一边去了。那时候你才会真正体验到你的渺小，和你的微不足道——即使你是一位教授，那又如何？

在日本的学校，办公室里为所有教授配备了独立使用的办公室（称为研究室），里面电脑、书架、空调、沙发、衣柜（可以挂两三件西服）一应俱全。一天我办公室的空调坏了，打电话到总务科，结果不到十分钟便有人敲响了我办公室的门，打开门，总务科的工作人员向我鞠躬施礼，说明是来修理空调的。修理完毕，离开我的办公室时，一再向我鞠躬道歉，面对着我退出房门。我掩上门，心里很不平静。

日本的这所大学每年提供给我40几万日元的研究经费。这些钱可以用来报销文具用品以及出席学术会议等等。我因去天津参加一个国际会议，需要报销旅差费。来到负责报销的工作人员的办公室，说明来意，这才知道，我只需要提交会议通知即可，所需费用他们会根据规定进行核算给我。每次去他们那里他们也总是笑脸相迎，临走时一再施礼。结果我拿到手的钱跟我实际支出的大致相等，只多不少。日本所有办事机构，即使是财务方面的，柜台一律低于腰带，柜台里面的人大都站立着为你服务。

（未完，待续）

 

对于丹教授说几句话

今天早上知道15日上午9点多北师大跳楼自杀的女研究生是学术超女于丹的学生。也是今天早上，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他对这位学生的死，郁闷了好几天了，说总让他想起他读博士研究生时也曾经遇到过一些不顺心的事情，也曾经非常的忧郁。好在他的导师性格非常开朗，心胸也很开阔，比较能够容纳不同的学术观点，与老师交流总能让他心情放松不少，那些曾经使他非常郁闷的问题，也就总能化解掉。因此他也没有机会选择于丹学生走上的那条不归路。

现在他也为人师了，手下也有研究生。因为他自己是从读研究生的那条路走过来的，因此对做研究生的甘苦自有体会（他说，他读博士研究生的时候，宿舍对门的一位博士生曾经揶揄说，以后可以废除死刑，判死刑犯人去写博士论文），因此，对他这个“过来”人来说，研究生的困难就是自己的困难。无论他的学生有什么问题，他都有责任有义务帮助他们，无论在哪些方面都应该如此（当然，如果他发现学生不努力，他也会严厉批评）。他曾经为他的研究生做过菜送到学生宿舍，他曾经为一位自费读研的研究生垫支过部分学费，也带着他的研究生坐公交车到本市各个高校参加各种专业学术交流和学术会议，他可以为他的研究生找各种学生所需要的参考文献，甚至求助他的学界朋友。研究生就该是自己的孩子一样。

然而，于丹的研究生跳楼死了，于丹你怎么还有心思思参加北京市的党代会呢？这位学生的父亲来学校想找老师了解一下情况，你赶快见见他们吧！你不该还对记者说出“不方便接电话”这样的话。

于丹你利用媒体自我炒作，歪解《论语》，不仅为孔孟之道张目，与现代民主社会的理念背道而驰，而且学术上也是硬伤累累，这些已经在国内引起了不少质疑，我都不再重复。我今天只想问，于丹，你还是一个教授吧？还是一个老师吧？作为教授，你应该爱你的弟子，你应该言行如一。你既然在电视台面对全国人民宣讲《论语》，满嘴的仁义道德，可是你的一位花季女弟子跳楼死了，你怎么就还能安心开什么劳什子会呢，这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你宣扬的仁义道德啊。你是不是在用你的的行为对你“讲经”动机的作出注释？——难不成那些都是骗人的？作为老师，你的学生跳楼死了，就应该如同你的孩子死了一样，你应该为此悲伤，如果是我的话，我大概不能不拒绝参加所有的社交活动——因为我肯定没有心力能够应付它。可是你怎么还能参加全市大会呢？说句老实话，这样的会议缺你一个对会议进程和会议的任何决议毫无影响（我的一位朋友说，他还是某市某党派市委委员呢，他几次缺会都对会议进程和决议毫无影响），你怎么就那么在意那个什么会议呢，你在意这个会议已经超过了在意一条花季生命的陨落！作为一个人，对你认识的人的死，也该有一些同情心吧？死去的人的父亲来到你的学校，想见见你，你作为一个人，也应该具有起码的同情心吧？说到最后，作为一个人的上位分类范畴，见到同伴的死亡，也该有一些悲悯之心啊！可是在你的身上怎么就找不到了呢？难道你真的如斯大林同志所说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如果上面的事情是事实，于丹，你还是教授吗？如果上面所说的并非基于事实，我可以向您道歉。

 

从上海去荷兰，旁边坐的是一个福建小伙，聊得开心时，上来
一队人马，中国人，然后我们的飞行噩梦就开始了。

这帮人就坐在我后面，听他们说话应该是上海郊县的地方官员集体出访（就是公款旅游吧）。这帮人上来以后真的成了飞机上最耀眼的一群。先是在飞机上大声喧
闹，呼唤别人的名字。然后把做座椅翻下来，凑了两队开始打牌。其中几个没有牌的就站在一边看。好几个人居然换上拖鞋，把乘务员发来的毯子披在身上，拖着拖鞋到处
走。完全把这个国际航班当作了洗脚池，桑拿池了。

荷兰的乘务员小姐几次劝阻都无效。其他乘客的鄙夷眼光他们根本没感觉，最过分的是，其中有几个居然披着毛毯，拖着拖鞋，大叫空调太冷，要随行的翻译小姐与
乘务员交涉。荷兰空姐几次三番耐心的解释，空调的温度是符合规定的，且没有其他旅客提出质疑是不能随意调的。结果这几个家伙又是在那里大叫：谁是上帝啊，
乘客就是上帝。还逼着翻译小姑娘要翻译给荷兰空姐听。我看那个翻译小姑娘都快哭出来了。

本来我跟那个福建小伙聊得挺开心的，后来实在压不住火，因为他们就坐在后面（在打牌）。我们俩干脆转换话题放大了声音在那里互相说：中国有的官员真TMD
丢人，我们的脸都要给丢尽了。似乎也没什么作用，就这么挨了好几个小时。这帮人也累了，躺下休息了，这次航班才恢复了平静。

说实话，我在阿姆斯特丹的机场来回两次并没有感觉遭到特殊对待。（大约是我不注意吧）。当然时间长了，到底那里有没有什么特殊的铁栏杆也想不起来了。不过，想起飞机上那班官员的出访，我觉得就是拿鞭子也没什么过分的。

bluesea——
http://www.xys.org/forum/db/2/40/19.html
不要拍砖，我也是上海人，我为这些上海人脸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