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打开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的页面，令我大跌眼镜，上面显示的时间是107年9月20日。首页上第一栏两条新闻，一条是2005年3月24日的，另一条是2005年1月10日的，都是两年前的。点开“More”，还是这两条，没有任何新东西。第二栏“工作动态”，一共六条，依次为：
2005-04-27
2005-04-25
2005-04-25
2005-03-24
2005-01-19
点开More，多了两条，分别为：
2005-01-19
2005-01-14
在左栏滚动《通知》中点击“2004年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内自主设置的学科、专业名单发布”，弹出页面只有一行字，还是“2004年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内自主设置的学科、专业名单发布”，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新信息。
真不知道这个司是怎么工作的，难道他们自己都不看自己的网页？这样的司该不该打板子？
中国官方的英文中国日报突出报导了格林斯潘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赞扬以及对中国经济前讲的乐观展望。但是，格林斯潘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指出中国的经济所面临的危险。对此，中国日报只字不提。
格林斯潘指出，中国经济依然受制于陈旧落伍的意识形态，在很多领域依然受制于苏联式的经济规章，中国还缺乏政治自由，所有这一切都使中国难以跻身大多数欧洲国家那样的先进经济。
格林斯潘说：“中国的经济依然是僵化的，我担心中国经济不能承受美国所经历的9/11事件那样的剧烈震荡。”他说，由于缺乏政治自由，“在没有民主安全阀的情况下，感到愤怒的人民不能通过选举投票让官员下台，他们就会倾向于造反”。
——读报摘记
说说我的研究生好心帮人却被敲诈的故事
我有个研究生，一个挺老实忠厚的女孩子，心地善良，乐意助人，学业也不错，她的本科并不是我们这个专业的，属于跨专业考研，所以在专业上抓得比较紧。她跟我读了两年了，现在正进入论文写作阶段。前两天她看到我对南京彭宇案的签名，告诉了我一件她自己亲历的事情。
今年上半年她母亲生病在杭州住院，她不得不去杭州探望并照料母亲。一天她在路边看到一个孕妇蹲在马路边，好像很痛苦的样子。我的这个研究生来了怜悯之心，上前询问这个孕妇，是不是需要帮助，想扶她找个地方坐下来。也就是五分钟的时间吧，不知道什么时候她们身边聚集了不少人。就这时候，这个孕妇指着我的研究生说：“是她推了我”。于是边上的人就开始要求我的研究生赔偿。闹哄哄的要赔偿1000块，扬言如果不赔偿就“撕了”她。一个柔弱的女孩子哪里受得了这样的惊吓和敲诈。那些人抢夺了她的包，并且在包里搜寻。结果包里总共才300块钱。这些人便拿了这个研究生身上仅有的300块钱扬长而去。
研究生当时感觉真难受，好心帮人的，怎么反而被欺骗了呢？而且还遭到这些人的敲诈。怎么会这样呢？
前几天她告诉我这件事情的时候还说，从他们说话的口音听起来，那些人不像是杭州人，看得出来是农村里来的。她说农村人在杭州生活也很不容易，可能是被生活所逼得吧！还说，那些人看得出来本质并不坏，只是对我那时候很凶。她说，很多坏人其实是被逼出来的。咳！这个研究生女孩儿太善良了。但我也不得不承认她说的也有几分道理。或许那些人真是被生活所逼的呢？人一般不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不会铤而走险、冒着被认识破、被人叫警察抓走的危险的吧？
不过，我最后还是对她说，我们不能因为人的贫穷而原谅他们的无耻和讹诈。人是要有道德底线的，没有了道德底线，什么无耻的事情都能干得出来。
彭宇案，被南京法官颠倒了社会道德价值标准，作了古今中外史无前例颠倒黑白的判决，这无疑助长了社会恶习流氓行为的肆虐。如果像我这个研究生所碰到的事情成为普遍现象，如果类似我的研究生所碰到的事情也进入法律程序，由于有彭宇案件的判例做参考，判定类似我的研究生的好人输了官司还要赔偿，最后的结果便是迫使我们这个社会泯灭了基本的良心和道德，迫使我们对所有需要救助的人视而不见，冷漠为之。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民族是不是真的变成世界上最无耻的社会和民族了？
古老百慕大的传说
周口店人
我们这个星球的西经60度北纬35度曾经有一块广袤的土地，传说那里居住过一群人。生活生产方式跟我们类似，最初主要是农耕。估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土地。
这种农耕生产方式持续了很长时间，并且慢慢分化出不同的阶层。现代人知道，凡是动物，都有各自的基因，人也不例外。基因不同，对付自然的能力也不太相同，大自然不断地筛选，优胜劣汰非常无情。这块土地上的人在生产方式方面的发展似乎也遵循着优胜劣汰的原则。有些农户天生勤奋，并且聪明能干，只要没有太严重的自然灾害，总能有比较丰富的收获。他们治理自己的土地和作物也很有方法，比较善于总结经验，也敢于探索，所以他们的生产水平明显地高于其他农户。相反，另一些农户天性比较随便，头脑比较简单，也比较散漫，基本上由天生的惰性支配生活方式。他们不是太关心田地里的作物，只要不饿着肚子就行，当然，生活中也是如此，屋子不漏雨就行，家里能不打扫则不必打扫，能偷懒便偷懒。这两种人由于对待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态度不同，慢慢分化出不同的社会阶层来。
遇到了天灾，比如当年颗粒无收，聪明能干的农户有比较丰裕的粮仓，不必担心生计，而后一种农户的日子就比较难熬了。出于生存的本能，他们不得不变卖本属于自己的土地给那些比较富裕的农户，以换取相应的粮食维持自己的生命。久而久之，一部分人土地越积越多，而另一部分人则慢慢变卖完了所有的土地，变成了我们所说的“赤贫”农民。最后他们不得不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维持自己的生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无产者。而前一种农户则变成了我们所说的地主。
当初这些人并不懂得什么叫做文化，什么叫做礼节。但是如我们古人所说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他们也跟我们一样。那块土地上的地主们慢慢富有了，他们不必自己下地耕种了，他们主要花时间来管理自己的财产，研究如何提高工作效率，如何保证社区的秩序，如何不因为贫富不均而造成混乱。在这之中，他们慢慢发展出了自己的数字和文字记载方式（最后发展成一种较为成熟的文字系统），还发展出了保证社会秩序的一套“理论”，并且把这种理论转化为一种社会礼仪。这块土地上的所有人都认为，这种礼仪是合理的。好像我们古人的“四维八德”（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那套礼仪规范跟我们的四维八德大同小异。怎么说呢，好像更接近英法贵族的那套礼仪吧。
或许，我们把那个土地上的有钱人称为贵族更合适，他们出于自身需要和稳定社会秩序的需要发展出了那套社会礼仪和价值观念。那些符合这些价值观念的，被认为是美的，而不符合那些价值观念的是丑的。比如，有钱，凡是有钱人都是通过这个家族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勤劳努力聪明和智慧积累起来的。而且，这些有钱人通常会乐善好施，在灾年饥荒时节时不时地开设粥厂接济一下穷人，其中的有些人被无产者们尊称为善人。因此，有钱人是值得尊敬的，而贫穷则相反，至少是其祖上不够努力，也跟自己的努力不够有关。因此，要想致富受人尊敬，就必须代代努力，不仅要勤奋，还要聪明。而要聪明则需要接受教育等等。
大概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吧，那块土地上慢慢发展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之一，同时也发展出了这个地方独有的社会文化观念和社会价值观。这种文化观念有效地建立起了稳定的社会秩序，在那久远的时代，对他们的社会生产来说，真可谓是进步的。据世界历史资料记载，该地区曾经是世界首富，GDP曾经占据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堪称民富国强。由于他们在社会生产和社会文化方面的成功，该地区影响了临近的一些国家。
这个地区历史上也有过很多次的改朝换代，但是其社会价值观念一如既往，并未发生过任何动摇。后来由于国家最高层管理者的腐败，国力开始衰弱。但民众的社会观念依旧。荣与辱，美与丑，高贵与低贱，泾渭分明，人人皆知。即使社会最底层的贫民，他们也知道说什么样的话、做什么样的事情是合乎社会规范的，甚至是高贵的，受人尊敬的，说什么样的话、做什么样的事情是低贱的可耻的。当然，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他们并不遵守或者很难遵守这种规范。他们中的某些人习惯于说脏话粗话，骂人多涉及性器官，常常用肢体语言解决矛盾，少数人也有偷窃扒拿，鸡鸣狗盗等受人指责不敢光天化日行事的行为。但是由于整体社会价值观念并未发生变化，这些底层现象始终处于社会劣势地位，并不被大多数人所接受。
但是，突然，这个地区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所有的社会价值观念都被颠倒了。原来被压制在社会底层的劣势“文化”井喷而发，取代了原有的主流文化。那种经过多少代人勤奋努力才积累了不少土地而成为地主或资本家的人，很多被镇压了，罪名是太有钱。这些底层无产者因为拥有强大的国家机器，成为该地区的主宰（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领导阶级”）。与此同时，由原来的社会贵族几千年创导并建立起来的社会价值观被彻底颠覆。取而代之的是社会最底层无产者的价值观念。
社会底层的无产者接管了这个地区，他们占据了这个地区各个领域各个阶层的领导地位。用他们的眼光和价值观来要求所有的一切。由于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没有受过严格系统的教育，尤其是一些基层管理部门，几乎全部是外行指手画脚。打乱了原先所有的社会系统。取而代之的是那些外行们的随心所欲，他们不按常理出牌，毫无章法可言。于是乎，某些流氓无产者曾经使用过的坑蒙拐骗等等各种无耻下流的手段开始流行于世，并占据社会价值观的制高点，国家机器为这种颠覆传统的流氓观念和行为提供最强大的保障。脏话粗话成为时代的流行，“放屁”也可以作为最美的文学形式——诗的语言，大老粗成为时髦，知识分子要接受农民的教育，鼓励同类相残（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该地区开始道德沦丧，寡廉鲜耻，各种假冒伪劣，谋财害命、敲诈讷索、贩卖人口、使用童工、行贿受贿、卖官羸爵、卖淫嫖娼,窃取国库、鲸吞变卖国家资源中饱私囊，动辄上亿资产，恶行恶状层出不穷。这些人用几天、几个星期、几个月，最多的几年时间就有了原先贵族们好几代人才能积累起来的财富，成为名副其实的没有文化的暴富。他们穿着世界上最昂贵的名牌服装戴着世界名表（他们的女人则挎着最昂贵的LV坤包）开着豪华车满世界炫耀，口吐脏话随地吐痰恶习不改，引起了世界上一些游客较多国家的不满，某国甚至不得已在厕所里用这个地区独有的文字写着“请不要站在马桶上”。那些还保留着原来主流文化，或者与世界普遍社会价值一致的老贵族、君子、安分守己行事规矩的贫民则不断受到陷害和欺诈，不少人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在担惊受怕中度日（不知哪天就可能被人骗了、诈了、拐了），底楼的家家户户安装铁栅栏。而流氓们以及那些认同流氓价值的人则如鱼得水，弹冠相庆，不亦乐乎，那地方成了他们肆意横行的天堂。各位看官，您一定想知道这个地区最后的结果如何吧，是的，正如中国古训所说的，“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逭，逃也）。真的很可惜，这个曾经一度扬名于世的先进地区彻底堕落了。由于该地区过于违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则，他们最终激怒了上帝，上帝不得不出手给以严厉的惩罚。上帝最后将会如何惩罚他们呢？这是一个让我非常揪心的问题，我都不敢往下写了。还是留给各位看官猜测去吧。
以上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一定见鬼。
亚洲周刊 孔庆仁
河南省政府九十年代推行「血浆经济」造成上百万人感染艾滋病毒、数万人因此死亡，不是天灾是人祸，肇事官员刘全喜、刘学周等欺上瞒下，主政领导李长春、黄晴宜、陈全国等却包庇纵容、隐瞒疫情，成为艾滋疫情一发不可收拾的罪魁祸首。但这些人没有受到处罚，反而升官发财，而奋起抗击艾滋的高耀洁、王淑平等人却屡遭打压，突显中国政治权力的结构性危机。
十多年前，一份有关河南艾滋病疫情的报告曾被辗转送交中国高层领导，但疫情并没有迅速公开，而是又滞后了若干年，无数的人已经痛苦地死去。这经历了一个什麽样的过程？中国人口第一大省的河南经历了一个怎样的黑暗时代？这里有多少不可告人的内幕？
在河南这场堪称世纪浩劫的血祸中，让人心寒齿冷的不是艾滋病魔，而是贪图金钱和权位的心魔，其背后反映的权力腐化、制度退化的结构性问题值得当今中国执政者深思。亚洲周刊深入河南调查后发现，一九九五年河南基层医生王淑平就已经发现艾滋病疫情并上报，但直到二零零一年中国官方才正式承认中国河南因为卖血而导致艾滋病流行，这期间肇事官员刘全喜、刘学周等欺上瞒下，主政领导李长春、黄晴宜、陈全国等却包庇纵容、隐瞒疫情，成为艾滋疫情一发不可收拾的罪魁祸首。
艾滋祸首未受丝毫惩罚
这场旷古巨灾不是天灾，完全是人祸。上世纪九十年代早期，河南省政府推动的「血浆经济」成为河南艾滋病流行的滥觞。而其中，被河南人称为「艾滋厅长」的刘全喜罪不可赦。这位中共干部使河南省成为全国的艾滋病增长最快的大省，河南农民成群成村的成为艾滋病人，留下大量艾滋孤儿。零二年刘全喜还当选中共十六大代表，退休后又继续担任省人大代表，主管教科文卫工作，没有受到丝毫惩罚。
据后来从河南省卫生部门透露出来的材料，河南省原卫生厅长刘全喜应对全省大办血站搞血浆经济负有直接责任，他在一九九二年出任厅长后，就更换了河南省生物制品所的负责人，并和新任所长邢某赴美国考察，商洽出口血浆给美国的生物制品公司。随后，河南省卫生厅下属的「开发办」、「发展中心」、「中心血站」、「万达公司」等机构成立，负责全省各血站的审批、血浆统销。此后，「救死扶伤，卖血光荣」的口号随处可见，连「不卖血就是不爱国」的口号也在河南睢县电视台作为广告播出。在政府政策的引导下，河南上百万农民加入了这场「以血致富」的运动中，连五十岁以上的人都把白发染黑冒充年轻人卖血。
刘全喜曾在卫生厅内部说，他估计全省七千多万农民中，有百分之一到三的人愿意每年卖血浆一到二次，一年就是上亿元的效益。很快全省各地挂靠在各机构的合法与不合法的数百家血站成立，政协、人大、军队、党委等也都纷纷开办血站敛财。刘的多位亲属也直接经营血站，在漯河、西平、上蔡等县市采集血浆……一时间河南成立了二百多家「合法血站」和数不清的非法血站。
据统计，这段时间河南全省共有一百四十万人卖过血，其中大多数是农民。他们每卖一次血就可以获得五十元人民币（当时约值六美元）。血站只要血浆，不要血球，通过离心机分离血浆后，血球处理成为难题。据北京佑安医院张可医生的《河南艾滋病五年调查报告》的调查说：血站「想了一个一举两得的好办法，即把同种血型的血球混合，清洗，再回输给献血人员，回输的同时还可以少给献血员五元钱。」血站欺骗卖血者说，回输血球可控制贫血，加快恢复造血，因此农民为增加卖血次数，几乎都同意回输。於是同血型卖血者只要有一人带有病毒，其他人几乎难避免不感染。就是在这种回输下，艾滋病毒从一到二快速地复制传播……
到底有多少人感染了艾滋病毒？河南官方公布的两三万人几乎让所有关注河南艾滋疫情的人士不相信，据有「中国民间预防艾滋病第一人」之称的河南医生高耀洁说，河南有五十三个县曾经卖过血，如以每个县平均二万感染者计算，就是一百零六万。而法国《解放报》零二年报道，据国际医学界估计，河南艾滋病病毒（HIV）呈阳性者人数至少达到一百五十万。何大一发明鸡尾酒疗法使美国的艾滋病人死亡率下降到百分之四十七，但这一疗法费用昂贵，每人每年最少要五百至三千四百美元，以河南目前的经济状况不可能这样治疗，因此医疗界估计，河南自一九九五年发现首例病例以来，死亡人数应以数万计。
在河南检验检疫部门工作的王淑平一九九五年发现艾滋疫情在河南出现，并率先向河南卫生厅、国家卫生部报告，但她本人一直被河南当局打压，直至出走美国。不过，王淑平递交卫生部的报告终结了大多数血站的生意。一九九六年三月，从北京刮向河南的整肃风暴很快波及全省，武警和军方配合地方公安，关闭了绝大多数血站，但是，刘家血站和卫生系统下属的血站却因提前得到消息洗手不干，并没有成为整肃对象。
王淑平的报告在高层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在人口密集的河南乡下突然发现高感染率的艾滋病发生，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曾亲自过问，令卫生部长陈敏章彻查此事，但后来为何又不了了之，至今仍有很多不解之谜。据陈身边的人透露，陈敏章为此事郁闷成了心结，直至离世。
那份报告究竟被谁压了下来，多年来，王淑平在追问着答案，很多人在悄悄调查这件事情。是谁，作出决策推迟多年向民众公开疫情，而导致了成千上万的人失去了生命？
向中央压缩疫情数字
回顾北京派往河南调查艾滋病疫情的过程，或许能告诉民众点什麽。陈敏章派出的是以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牵头的调查组，他从甘肃卫生厅长任上调任卫生部，但却是河南开封人，刘全喜透过王给中央递话压缩了河南的疫情。
刘全喜得以捂住盖子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得到了河南省先后两位组织部长的相助，一位是陈全国（现河南省委副书记），一位是黄晴宜（现全国妇联副主席），陈是黄的后任，黄是在李长春主政河南时，任省委组织部长、省委副书记，后随着李的升迁，官至中组部副部长、全国妇联副主席。黄在关键时刻电令河南当局，力保刘全喜，责令媒体不得报道。
黄敢於出面干涉此事，是因为李长春主政河南时犯下的人祸。李从一九九一年任河南省代省长始，后任河南省委书记，主政河南至一九九八年，在河南积累下深厚人脉。在李任期内的错误，他不可能让刘全喜一人承担。据透露，刘全喜在二零零三年上面查得紧时，曾求情至李长春夫人处。一九九二年前后，河南卫生系统在全省印发红头文件掀起「血浆经济」风潮，李长春不可能不知道，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后来的官运亨通。
李的同事和后任却没那麽幸运了，马忠臣在李后接任河南省委书记，后调京任中央农村领导小组副组长，明升暗降。陈奎元在河南艾滋病疫情公开化的二零零零年任河南省委书记，两年多后调任中国社科院院长位置。陈曾想解决艾滋病问题，追究卫生厅长刘全喜的罪责，但无奈护刘的人比他的位置要高，刘全喜得到的「处分」只是到河南人大任一个委员会副主任，由他一手提拔的同乡刘学周则任卫生厅副厅长。
河南省卫生系统至今未能走出漯河刘姓人氏的控制，又得到了中央当红的李长春荫庇，艾滋铁幕仍然无法全部揭开，大陆民间多年来提及的对河南艾滋病问题的官员问责，迟迟不能进行。
在巨大的铁幕下，河南艾滋疫情一直难以揭开，直到多年后，李长春已离开河南调任他处后，在官方层面还是被视作机密。
二零零二年九月初，新华社向海内外发了一则消息：万延海由於通过网络向外界散布河南省的一份关於艾滋病情况的汇报材料，因「涉嫌?露国家机密」被拘捕了。
万延海，中国着名的艾滋病和同性恋运动人士，一直倡导一个网络项目「爱知行动」，是中国早期的民间艾滋病运动组织之一。导致万延海被拘捕的材料，后来的情况显示是从河南省卫生厅内部传出来的。二零零三年四月十四日，因为涉嫌通过网络向外界透露一份标有「秘密」字样的文件，被河南警方逮捕。那份文件显示的是二零零二年七月之前的河南艾滋病的情况。
马士文，原河南省卫生厅疾病控制处副处长。马涉嫌?露的文件正是万延海传播的那份。早在马士文被捕前，二零零二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间，他已经因那份「?密」文件被河南警方调查了一个多月，后因证据不足而被释放。
在马士文被捕后，他的一位同事曾透露说：「他承认做了一些错事，或者有些问题。」万延海在被关押了二十七天之后，因美国和加拿大国家领导人、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安南的过问下，中国当局被迫释放了他。万在后来透露说：「马士文?密的文件就是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寄给爱知行动小组的匿名邮件。」
他当时并不知道那份邮件从哪＿??A就习惯性打开了，发现文件价值很大，就随手发到了另外几个邮件组＿堙C「那份文件显示，河南艾滋病正在蔓延，扩大。」万延海说，他正因为这份文件被拘捕，是谁给他发的邮件，他并不知道，更不会联想到是来自河南省卫生厅内部。
万延海曾经在北京见到过三位河南省卫生厅的官员。二零零一年秋天，河南省卫生厅副厅长刘学周、卫生防疫站长王哲，还有马士文，在北京曾与万延海会晤过一次。
那份「?密」文件是马士文负责起草的，是向当时的中共河南省委做的专题汇报。前后有六至八人知道文件的内容。究竟是如何从河南省卫生厅的电脑＿?Ф膜F出去，至今仍然是个谜。
「我省从一九九五年三月发现首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以来，至今年（二零零二）六月底，累计发现并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一千九百二十八例，其中发病三百三十五例，死亡二百三十八例。专家估计我省艾滋病病毒实际感染人数在三万左右。」
这份机密文件透露的信息显示，官方是很早就知道河南艾滋病疫情的，印证了王淑平个人向卫生部做的报告。文件还透露了最早被媒体公开的上蔡县疫情情况：上蔡县政府上报有偿献血员是三点五万人，估计感染艾滋病的人数是七千到一万人。马士文在被调查了半年后获释，后任河南人民医院总院长。
中国诗人北岛的诗《回答》这样写道：「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正是河南艾滋官场的写照??应该负责的河南官员没有一个因艾滋疫情下台、被起诉，相反是高官做到底如刘全喜、刘学周等，甚至是一路升官发财如李长春、黄晴宜、陈全国等，而奋起抗击艾滋病疫情的医生王淑平、高耀洁、记者张继承等则被打压整肃??这种「反淘汰」机制虽不是河南官场所独有，但是给河南的伤害却是历史少有，给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留下难以弥合的伤痕。河南的艾滋病魔与官场心魔相生相伴，共同成长，艾滋病魔越流行，河南主政者心魔就越发丧心病狂，不但打压王淑平、软禁高耀洁，更冒天下之大不韪侵吞国内外给艾滋病受害者的捐赠财物。他们试图捂住天下人的嘴巴和耳朵，但是却捂不住艾滋病魔的肆虐，也就在这被强力捂住的四到五年，正是艾滋病毒在人体内的潜伏期，也是开始从卖血者身上向其他人群扩散时期。
河南艾滋疫情的这种独特处理，彰显河南主事官员不但价值判断缺失，道德良心丧尽，而且把中共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伦理给彻底颠覆。在中共十七大的人事部署和路线制定中，胡锦涛、温家宝要对付的显然不只是艾滋病魔在中国的肆虐，更紧要的是如何控制地方政府中越来越无法无天的心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