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口店人的博客

汉语中有一类动词很让人觉得奇怪。一般的动词，如果它前面有名词，通常这个名词是这个动词的主语，而且是这个动作的“动作者”，例如：战胜。比如下面的例子：
中国队战胜了。
中国队战胜了日本队。
不管“战胜”后面有没有宾语，这都无所谓，不会改变“我们”的性质，不会改变“我们”和“战胜”之间的关系。有老外说，你们汉语真有意思，不管怎么说，都是你们胜利。其实并非如此。有一类动词不是这样，它后面有没有宾语，可能完全改变前面主语的意义。例如“战败”。比如下面的例子：
我们战败了。
我们战败了对手。
前面的“我们”是战败者，后面例子中的“我们”是胜利者。所以这一类动词比较奇怪，不过在汉语中数量很少。类似的动词还有“打伤”“打肿”“打败”等就这几个。
这一类动词的特点是，如果它的前面只有一个名词，这个名词通常是这个动词所涉及的对象，或者说动词作用力所影响到的对象。如果跟动词组合的还有另外的第二个名词，那么这第二个名词才是动作的发出者。语言学上叫作“施事”。这一类动词在英语中叫作 ergative verb 以前翻译为“作格动词”，后来不少学者主张翻译为“施格动词”。
南昌大学的罗天华老师在评述Dixon的 Ergativity 时举过Dyirbal语的例子：

（1）Kuma nanaga-nyu
父亲 回来了
（2）yabu banaga-nyu
母亲 回来了
（3）Kuma yabu-Kgu bura-n
父亲 母亲 看见了
（意思是：母亲看见了父亲）
（4）yabu Kuma-Kgu bura-n
母亲 父亲 看见了
（意思是：父亲看见了母亲）

如果动词只有一个名词，这个名词是“看见”的对象，如果有两个名词，第二个名词才是动作者。而且，“看见”的对象在看的人的前面。也就是“被看见者”–“看的人”–动词。这种语言就是ergative language，或者叫施格语言（其实叫通格语言更准确，最前面的名词是通格，通格是没有标记的）。

动词前面有两个名词的语言有很多，比如日语和韩国语等，但是这些语言的基本结构是：主语（比如“看的人”，或者动作发出者）–宾语（比如“被看见的人”，或者动作的承受者）–动词。语言学上通常把这种语言的语序描写为：SOV。可是Dyirbal语不是这样的，它的类似于O（对象）的成分在S（动作发出者）的前面。这种语言和我们一般所看到的汉语、英语和日语都不一样。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世界上奇奇怪怪的我们从来没见过的语言多着呢。

难道我们真被逼成了无耻的民族？

最近网络上最为热门的话题莫过于南京彭宇案件了。南京公民彭宇因搀扶一位摔倒的老太太，反而被老太太告上法庭。南京法院近日作出一审判决，判令彭宇赔偿老太太45876元。而判决书的主要理由是“彭宇自认其是第一个下车的人，从常理分析，他与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不是彭宇撞的老太太，他完全不用送她去医院”。这种世界上最为荒唐，荒唐透顶的、令全世界所有法官满地找眼镜的判决书不幸在中国诞生了。中国真是不幸，中国的司法系统将在这个世界上留下耻辱的记录。
网友朱忠保曾经向他所在学校的师生进行了一次行为测试。测试的题目是：要是路上有钱包，你们会怎么办？是捡起来，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还是自己占有？绝大多数被试立刻回答：绝对不敢捡，绕过去。他问这是为什么？被试说，这肯定是个圈套。你一捡起来，马上就有人过来，说要和你分钱，然后把你拉到偏僻的地方，把你身上的钱包抢走。有的被试说，我们哪敢碰啊，我连看都不敢看，赶紧走！确实如此，电视和报纸上也有报道有女人在路上捡到钱包以后，被人拉到偏僻的地方，不仅失财，还遭到强奸。朱忠保说，要是我，我也不敢捡，他自己也确实曾经碰到过，也同样绕过去，装作没看见。
看来我们真成了一个“路不拾遗”的民族了。令人悲愤的是，这是一个令人齿寒的路不拾遗。
如果一个民族其不幸是天灾造成，这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这个民族的堕落恰恰来自这个民族的自虐。我们很不幸地生活并见证着这个曾经在世界上最为辉煌的民族由于自己的自虐正在一步一步走向堕落的深渊。而这之间仅仅花了二百多年的时间。二百多年前，中国的GDP还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世界首富，民富国强，历史上有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记载。而那时候日本还处在中世纪启蒙阶段，韩国经济在世界上微不足道，毫无任何影响。
然而今天，我们GDP的由变卖自然资源、变卖生命、变卖国民健康来换取的——无数的土壤、饮水和空气的严重污染——威胁着国民的健康；无数的工人（包括农民工）以最强的农动汗水换取最低廉的收入。先撇开这些疯狂的自然资源、经济和劳动自虐不说，中国自虐的尖刀正指向我们的精神和灵魂。国家的法院，一个把守着社会道德最底线的最后防线已经崩溃——它已经完全受控于权势和金钱，毫无公正性可言。并且在金钱和权势的趋势下，它正在迫使国民走向无耻和冷漠。请看天涯上各地网友针对彭宇案的留言：

作者：鬼眼凄迷回复日期：2007-7-2715:30:13
我就遇到过类似的事情，98年大一的时候在南航门口，我走路，看见一小孩骑车把一老太撞倒在路上，我赶紧走上去扶她，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老太竟然嘴里说：哎哟，你把我撞倒了，你要送我去医院！我当时火就上来了，手一松，老太又回地上坐着了。继续赶我的路。

作者：中阳里回复日期：2007-7-3023:51:17
唉！没有能力做好事，就走远一点！老人摔到啦，扶起的就是肇事者！哪怕你是第2天去扶起的！亲眼见，一辆大客正行驶，一老太和家人闹别扭，老太在路上跑，跑到车前，猛然坐到路上，大客车在老太1米前刹住车，老太的儿子硬指责大客车撞了老太，尽管有乘客证明没有撞到老人，结果还是赔一点钱才能放行！

作者：人生长恨水长回复日期：2007-7-3023:51:21
我也在公车上看见过类似的一幕.一个老头刚上车，还没扶好,车就开了.老头差点摔倒.傍边的一个小伙子伸手扶了他一把.然后那老头居然理直气壮的责问那小伙子为什么推他!还骂那个小伙子.我当时就在傍边,整个过程都看得很清楚。从此,我也看见老头老太就离得远远的.

作者：紫水晶狐狸回复日期：2007-8-817:21:38
在南京上学时，经常在公交车上让座，后来一件改变了我。那天坐5路车，在卫岗上来一对老夫妻，带着个孙女，5路车的人一般都很多，他们一上来我就让座了，可老太朝我狠狠的看了一眼，对我说了句：有病！然后一屁股坐下来，把她的孙女抱坐在她腿上，然后和她孙女说，以后在车上不要随便让座，自己会累的！我当时那个晕啊！那个后悔啊！想不通怎么会有这样的老人的！到了新街口，她们下车，老太还推了我一把，踩了我一脚，连对不起都不说，竟然怪我挡了她的路。

作者：guduqin521回复日期：2007-8-821:38:20
前一阵也听说过一个事情，一个老太婆走在马路上，好象是刚去输液回来，摔倒了，一个开车的女的下车把她扶起来，她就死活赖上人家说是人家撞的，周围人都不愿意出来作证，好在傍边就是消防队，站岗的消防兵出来作证，才为这个女士解围。道德沦丧啊！我坚决不做好事！特别是老太太！

作者：摇摇晃晃网前走回复日期：2007-8-911:02:38
咦，去年还是前年零距离报道过类似的事情，好像是一个老太太摔在马路上，一个中年女子骑自行车路过把她扶起来，结果就赖上人家了！要人家赔好几万块钱，那女的家里本来就不富裕，出了这事，丈夫怪她多管闲事，差点要和她离婚。还好节目播出后，来了2个目击证人证明那老太太摔倒与她无关，当时那女的知道有一个人愿意作证时哭的那叫一个凄惨，我现在想起来就难受。决定以后看到这种事情一定站得远远的打110！

作者：保留用户名回复日期：2007-8-1015:32:05
想起一件亲身经历的事：我在成都。有一天骑电动车下班。在三环某立交桥前辅道上，看到右边突然有个老头冲过来抓我车子，我吓了一跳，立即偏左，刹车，下车，回头一看。老头离我有几米远，因为我偏得及时，他没抓到我车，离我车约1米远处俯着躺地下。我正想拿出手机来报急救。这时我左边有一个黑色的小车开过，前排右边的人伸出头来，对我吼：他故意的，故意的！
我一惊，马上明白了，骑车就跑。故意绕了几次路才回家，当天一直不敢跟家里人讲这件事，怕真撞人了，晚上去理了个头发，变一下样子，第二天也不敢骑车上班，坐公车路过那，看到什么也没有！专门拿报纸来看头天新闻，没相关消息。后来上网查询，看到相当多的发生在成都的这种敲诈案例。才明白自己差点上当！我感谢那个黑色的小车前排那个人，他一句话让我省了至少2000元。为老不尊。我提醒我家人，远离外面的老人！必要时，可以帮忙报警，但绝不可以自己去行动！
类似的留言太多了，我看了十几个实在看不下去了。《羊城晚报》曾经报道，有个车场清洁员清理车厢捡到一个手袋，里面有两本存折和工作证，没有现金。他想联系失主，但是最后扔到垃圾桶了事，因为几个月前他曾经捡到钱包以后，好心去交还失主，对方不但没有感谢，反而却死死咬住他私拿了300元钱，他无法辨清。他感到人与人之间太缺少信任了，所以这次捡到了存折以后，也不敢还给对方了。
难道堂堂中国人真的会在21世纪初社会道德底线全面失守，彻底崩溃吗？
苍天啊，这是为什么啊？

透过中国人的面子看里子

前几天一位德国网友心下先生在一个帖子里说，曾经在中国足球队执教的德国教练施纳普纳近日在德国媒体上说到中国足球队的队员太爱自己的面子。在比赛场上，如果某个球员踢了个臭球，就会影响他的情绪，严重的话，很可能前后判若两人，状态急剧下降，甚至基本失去战斗力。这一点跟德国球员不同。德国球员也会踢出臭球，谁都可能踢出臭球，但是德国球员踢了臭球后会更加努力积极拼抢，把自己造成的损失补回来。

老施的话可能有些道理，中国人普遍比较重视面子，中国就有个熟语说“打肿脸充胖子”。比如戴在手指上那看起来很粗重的金戒指，可能是空的（我见过那种外表圆润凸出而里面是与外表平行弧度而呈凹陷状的金戒指），也可能是铜的说不定。各种假名牌在中国广为畅销也是面子在作怪。

最有面子的当然是当英雄。中国足球踢不好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人人都想要面子当英雄，人人都想那个踢进球门的球是自己踢进去的。球场上心甘情愿当绿叶，诚心诚意给人喂球的，不多。每个人都想当球场上的马纳多那、罗纳尔多、贝克汉姆，其结果是一盘散沙，而不是一个团队。因此，中国人不适合玩足球这一类需要下意识配合、需要团队作战精神的体育游戏。中国人比较适合不需要配合的体育游戏项目，在这些项目上，中国人可能取得好成绩。例如：乒乓球，这是一对一的单挑，中国人行。棋类比赛，也是单挑，中国人也行。羽毛球、桌球、高尔夫等球类也可以，我估计网球也可以。但是一到配合，中国人不行了。篮球需要精准配合，中国队不会好到哪里去。

前些日子我有过一篇博文说日本人和德国人的智商不高，所以他们比较尊重规则，所以才导致这两个国家和民族的成功。那篇博文受到不少网友的质疑，那些质疑都是有道理的，其中最重要的能够成立的理由便是我所说的那份调查的真实性。可惜的是我当时没有留下拷贝，不过即使留下了拷贝，这个调查到底有多大的可信度也很值得怀疑。不过，有一个现象很值得我们注意。各位看过中国人的旅游团吧？全世界的导游都一致认可日本游客最好带（前不久某国把日本游客评为最佳游客），最容易带的团队是日本旅游团。导游只要举个小旗子，所有日本游客都会乖乖地跟随着这面小旗，绝不会落下一个人。即使是自由活动，导游说了，两点在这里集合，两点钟导游点名，绝不会差一个人。相比之下，中国旅游团就不同了。我所参加的所有集体旅行，几乎没有一次开车前不等人、没有一次导游后面紧跟着所有团员的、没有一次准时集合的。为什么？因为每个中国人都太聪明了，他们都有自己的小聪明、都有自己的想法。

中国人个个要面子，个个都觉得自己比别人强，结果闹成了窝里斗。最后闹得集体落后，整体很没面子，欲速而不达。日本人，德国人看起来每个人都不起眼，可是放在一块儿，立马变成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就显示出力量来了。我喜欢看德国足球和日本足球，让我赏心悦目的是德国球队和日本球队的整体作风，前后移动几乎是整体平行，队形几乎不乱，用“战车”来形容这两个国家的球队，一点不过分。球场上的十一个人就是一辆战车（而不是中国球队的十一辆自行车）。如果仔细看看日本队，德国队的每个球员，实在没有什么十分突出的，要一个一个拉出来和范志毅、郝海东、李金羽比比的，还真没几个人。

很多人都说，中国人，一个个拉出来，个个是英雄。但是放一块儿，中国人就一团糟不堪一击了，就是这个道理。中国历史上内耗不断，导致国力削弱，甚至民不聊生。这也是中国人缺乏团队合作精神，人人想当老板（甚至人人想当皇上、皇后），谁也不服谁的缘故。

中国人何时才能真正理解“集体主义”？

我们的高校需要什么样的学术评价系统？

周口店人

衡量一所大学的地位的并不是教学楼办公楼，也不是电脑设备，而是有多少学术大家，有多少原创性理论和学术贡献。这是国内外学者们的一致认识。

根据这一逻辑，要衡量大学的地位，就得先衡量这所大学的教师，这很自然。因此，国内绝大部分高校都有一套评价教师学术水准的“评价系统”，有些设计得好一些，而有些则设计得不敢恭维。一套好的评价系统能够在机制上造成学术竞争的氛围，激励教师把精力放在教学科研上。而一套不良的评价系统则很可能引导教师不搞学术专搞投机，甚至不择手段先当官，通过当官获取学术地位，结果定然是伪币驱逐良币，不仅真正的学术被埋没，同时也打击了真正在做学术研究的学者的积极性。这是评价系统“指挥棒”的效应。因此，建设好一所大学，我个人认为，一套激励学术竞争的、可操作的评价系统是极为重要的。

最近读到国内一所大学的一份高级职称人员信息登记表，表中的某些登记信息引起了我的兴趣，表中以下为“选择项目”，填写“是”与“否”：

历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历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
历任社科基金评议组成员
教育部社科委委员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学科评审组成员
历任教育部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
历任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
历任国家一级学会会长、副会长、常务理事
历任国家二级学会会长、副会长、常务理事
各种省部级专家

我不否认这些项目中确实有些学术水准较高的学者，但是据我所知，这些所谓的委员（除了学会会长）或专家，都是教育部或某些上级领导部门商量确定的，有些是各所大学的领导部门上报的。几乎没有一项是通过学者们的“选举”产生的，确定这些人是否为什么委员，并不是出于学术水准或学术上的贡献，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他是否为领导干部。至于学术则在其次。我接触到的这些委员之中，大部分是各个高校的校长副校长，而这些校长副校长在专业方面是否为该学科的代表人物，实在很难说。这些所谓的委员基本上被几所大学的校长们瓜分了。而所谓的学会会长，也因了国内学会官僚化倾向愈趋严重而开始腐败。某些学会改选会长副会长以及常务理事等，如同一场阴谋，选举过程甚至说有些阴暗也不算为过（甚至选举院士也同样如此，有些甚至更阴险），舞弊营私层出不穷。某市某个学会的会长就曾经被几个人以临时党小组的名义赶下了台。

该表中还有：

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据我所知，这些所谓的专业大部分也是各个高校领导们决定并上报的，而且绝大部分是黑箱操作，申报前没有任何公示，也没有平等公正的竞争机制，所以这些所谓的“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是否真是该高校一流学术水平的学者，是否得到学校所有教师的认可，是否通过学术性的民主程序产生的？也实在难说（我不否认其中确实有出类拔萃的学者）。

以上所有“指标”都不太过硬，在目前国内高校环境下大部分都可以通过非学术手段获得，比如拍领导马屁，博得领导欢心，或者跑官当官领导直接参与利益瓜分。因此，这些指标并不能在真正意义上促进学术的发展，相反很可能引导人去阿谀奉承，投机钻营，甚至用贿赂手段以图私利。

那么我们有没有能够比较客观地衡量学者学术水平、激励教师专心科研的评价标准或指标？最近我收到过一份国家评选重点学科的表格，这个表格中有些评审项目不错，比较能够反映学者的学术水准，例如此表中有：

在重要国际学术会议上被邀请作主报告（次）
发表高等级论文、专著及提交应用成果情况表
主办（主持）国际或全国性学术会议

我觉得这些项目比较少有虚假成分。当然我们还可以设计一些比较好的参考项目，例如：

被世界著名大学邀请做学术报告
被校外邀请做兼职教授
被国外出资邀请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作主题报告
国内外大学邀请讲学
论文被引用次数

等等。这些都不是混混能够混得出来的。我认为更为客观的是学者发表论文被引用的次数，也就是我们说的SCI，或者CSSCI，看看每个人所发表的论文一共被引用了多少次，引用数量大概比较能体现这个学者的学术水平。但是，要注意的是，不同学科之间没有可比性。有些学科学术队伍本来就很庞大，一篇论文被引用上百次甚至上千次也可能，而有些专业学术队伍本来就很小，这二者之间不能比。只能在同学科或专业内比较。比如政治马列和文学不要放在一起，语言学和文学也不能在一起，语言学本体研究和语言教学也不能在一起（二者队伍不等量）。体育和网络技术也不能在一起等等，学科和专业内的论文别引用次数最能体现学者的水准，这是目前比较下来最为公正客观的评价标准。因此我建议各位学者使用原期刊网的中国引文数据库，其免费服务网址为：

http://ckrd.cnki.net/Grid20/Navigator.aspx?ID=6#

任何一个学者都可以搜索你所关心的专业领域内的学者，无论是所谓的著名学者或非知名学者。一所大学要搜集学者们的学术影响力，只要搜索并打印出这些检索结果进行比较即可。不要去花费心思去设计那些尽量照顾学校高层领导干部的项目，或者向领导干部“政策性倾斜”的项目，或者根据领导干部们的条件来设置评价系统。所有这些做法都是愚蠢的，它只能摧毁科学研究的动力，滋长官本位思想，鼓励人们投机钻营，败坏学术空气，腐化学术氛围。除非我们的管理人员故意要这么做，那我们就无言以对了。

如同反对行政、权力腐败等一样，设立什么纪委，乃至纪委的纪委，都是毫无意义的。其教训可以参照明代的东厂西厂锦衣卫，“纪委”系统与封建统治手段一致，这是历史的退步。其实，如果要真正反腐败，包括反对学术腐败，包括促进学术繁荣，政府根本就不需要设立专门机构，只需政府不要过多干预，只需实行“民主、自由”即可，只需还学术以独立，还思想以自由即可，如果学者触犯法律，可交由司法处理，当然前提是司法独立。民主与自由便是阳光，阳光下所有真相都会暴露无疑，腐败便不可能滋生。全世界的民主国家都是阳光政策，民主制度深得人心便在于此。

学术上的“民主与自由”就是政府不要干涉学术，只要政府不要过多干预学术，学术就一定会繁荣，就一定会出大师。政府不用干涉便是政府的最大功劳。学术的事情让学术自己来解决。包括评价学术地位，这些都不是行政部门所能干得了的事情，你干不了的事情一定要去干，结果反坏了事情。政府何乐而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