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口店人的博客

狗日的教学评估和教授定岗定级

周口店人

高校教学评估全国上下一片怨声载道，几乎达到了民怨沸腾的地步。不仅仅劳民伤财（所有被评估的学校都不得不投入大量的资金——尽管各校经费都捉襟见肘），而且败坏了学风。所谓的评估指标可以用逼良为娼四个字来形容。一些高校的教师不得不放下手头的科研和教学工作，日以继夜加班加点“造假”，一些若干年前的考卷如果已经不存在了，则要求“造出”来，不仅要造出考卷，还要造出成绩。几年前上过的课，如果没有教案就要补齐教案，不少教授上课的内容就是他的研究成果，上课讲完了文章也可能发表了，至于一些老生常谈的基本原理什么的，大概全都在肚子里了，非要补出个什么教案来，纯属浪费时间精力。还有的没有教研会议的记录，要求造出那些所谓的教研活动的记录出来。这就是所谓制度或系统逼迫大家造假了。

现在几乎所有高校的教师都在呼吁停止这种愚蠢的评估活动（本人曾经在试行教学评估初期就给教育部写信呼吁停止这种无谓的折磨），新语丝以及其他网络媒体也发表过多位教授的呼吁，但教育部似乎耳聋一般，依旧我行我素。这就怨不得那些教授们骂教育部的娘了。不知道为什么这种再明显不过的失误，国务院或人大为什么还不追究教育部的责任。如果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体制下，我想教育部早就被社会质疑了，教育部部长的职位能不能保住都成问题。

教育部如果要真正进行教学评估，大可不必如此兴师动众。目前的方式无论如何都很难杜绝直接或间接的舞弊行为。而避免这种舞弊可能性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只要委托社会上的某个信誉较好的第三方专业调查公司，让他们对大学毕业生进行问卷调查即可，我相信这一调查结果一定能真实反映各所大学的教学质量和管理质量，包括各种问题。这一方法要比目前的评估方式简单得多、客观公正得多。

与教学评估问题相似的是最近的教授定岗定级。在当今全国高校清一色官本位的体制下，进行教授定岗定级，其结果也只能是官本位的体现。教育部在07年5月7日颁布的《教育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的三个指导意见的通知》中规定，“高等学校正高级教师岗位名称为教授一级岗位、教授二级岗位、教授三级岗位、教授四级岗位，分别对应一至四级专业技术岗位；副高级教师岗位名称为副教授一级岗位、副教授二级岗位、副教授三级岗位，分别对应五至七级专业技术岗位；中级教师岗位名称为讲师一级岗位、讲师二级岗位、讲师三级岗位，分别对应八至十级专业技术岗位；初级教师岗位名称为助教一级岗位、助教二级岗位，分别对应十一级、十二级专业技术岗位”。那么如何评定这12个等级？恐怕这是最为关键的问题了，所有高校几乎没有人不关心这“如何评定”的条件，因为有了这个条件，评定就能相对客观公正。只要符合条件，就可评定，不符合条件就不能评定。

那么教育部提出的条件是什么呢？说来非常搞笑，教育部所说的“高等学校三类岗位的基本任职条件”有四个：(1)遵守宪法和法律；(2)具有良好的品行；(3)岗位所需的专业、能力或技能条件；(4)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

这四个条件中，（1）（2）（4）三项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不具备（1）（2）两项，在任何一所大学都不能任职，不具备（4）任何人都不愿意任职。也就是说，学校中目前正常在岗的人都符合这三项条件。因此我说这三项条件毫无意义。那么关键就在第三项条件：“岗位所需的专业、能力或技能条件”，可是在这一最最关键的条件上，教育部耍了滑头，他没有向我们提供任何可操作的程序，没有提供任何可操作的标准！因此，实际上就是没有标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全国所有的大学教师在评定职称或评定岗位时，都希望有一个客观、公正、透明的标准和程序，这个标准和程序能够客观公正地衡量出一位教师的学术水平和专业能力。

怕就怕没有标准，怕就怕各个学校自行制定标准。只要标准由“自己”制定，对某些群体或阶层的人来说，事情就好办。要让某人能够定为某高级岗，只要把评定标准稍作调整向某人倾斜一下即可。比如要某基层增补一位××委员，要求年龄40-45岁，女性，研究生毕业，少数民族……只要根据上面的这个标准，最后就是某个特定的人，毫无悬念。

由于教育部没有提出任何可供操作的具体标准，各所大学只能自行其事。在当今官本位的国情下，要想岗位定级不变成官本位，不演变成一场学官们的狂欢盛宴都难！全国各高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种向学官们严重“倾斜”的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这种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鼓励了某些不学无术的人投机于行政职务，靠着权力获取学术资源，由于这些人的钻营，许多实实在在从事科学研究学者的积极性受到了打击。因此，现在推行的这套专业岗位设置工作并没有起到推进工作的作用，相反，它向那些科研出色而不会钻营的教授们兜头浇了一盆凉水，让那些在教学科研第一线的教师倍受打击，其结果便是伪币驱逐良币，黄钟毁弃而瓦釜雷鸣！

岗位设置不是不要搞，关键是怎么搞。我认为只有在充分实行教授治校而不是官治高校的条件下，只有在具备能够客观公正地评价一位教授的学术水准，用相对客观的学术水准来设定岗位的时候，这项工作才能对我国的科学事业和学术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如何评价一位教授的学术水准，国际上通行的主要条件和标准是：

（1） 在核心学术期刊上所发表的论文数；

（2） 学术论文被引用数；

（3） 担任专业学术刊物的编委；

（4） 在大型国际性学术会议上发表主旨演讲；

（5） 被著名大学邀请作学术演讲

（6） 获大型科研项目资助

……

这些条件和标准都是忽悠不来的，没有一些真才实学不可能具备以上任何条件（或者高数字统计），如果实行这样的标准，那些投机者还能有机可乘吗？但是为什么明摆着的如此好操作的标准和程序，教育部却不公布或建议执行呢？

中国的许多领导干部已经习惯于发号召、下指示，而绝大多数号召和指示都没有操作性。打开各种各样的政府文件，其中“我们要……”“一定要……”“坚决……”“绝不……”这样的假大空的文风从文革至今还没有肃清，这次教育部的文件同样存在大而空泛的毛病，例如文件说“地方人事行政部门、教育行政部门和高等学校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认真组织好高等学校岗位设置工作。”“高等学校党政领导班子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把这项改革作为学校改革发展中的一件大事，精心组织，稳慎实施。要深入调研，认真分析学科发展和人才队伍状况，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具体实施方案。”“各地在高等学校岗位设置和岗位聘用工作中，要严格执行有关政策规定，坚持原则，坚持走群众路线。对违反规定滥用职权、打击报复、以权谋私的，要追究相应责任。”发了这么多的号召，下了这么多的指示，就是没有一条我们上面列举的如何操作的具体方法！不是大而空是什么？

教育部这次出台的专业岗位设置文件，在客观上提供给学官们乘机再捞一把的机会。无论教育部承认还是不承认，客观现实已经如此。

知耻而后勇

最近复旦大学管理层处理了本校三起学术造假事件，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中国各个领域内的腐败，或多或少，或轻或重，大家有目共睹。对所有的腐败行为，更多人加以鄙视。我觉得这证明我们的机体还算有救，还有识别腐败是属于恶行的能力。怕只怕大部分人去羡慕腐败，巴不得自己也能腐败一把。如果发展到那一步，这个民族恐怕只能被世界抛弃，重头再来了。幸好，我们中的大部分人还知道腐败是一种不齿的行为。正因为我们中的大部分人还具有这些基本的良知，因此，复旦大学对腐败行为的处罚，赢得了网络世界的好评，人民网的教育专栏转载了方舟子在中国青年报上的文章《造假丢人，处理了就不丢人》的文章，网民们对复旦大学的处理给予了高度关注。新语丝网站上连续有网民发表文章支持复旦大学的处罚。

造假在任何一个单位都是丢人的，不仅是该单位的整体形象丢了人，领导层丢了人，甚至该单位的其他人员也会感觉丢人。因为大部分人都有荣誉感，尤其是单位的荣誉感。如果单位蒙羞了，自己也感觉脸上无光。所以一个人丢了丑，会连累很多人。但是只要这个单位严肃处理了，那就不丢人，相反会赢得社会的尊重。这就好像一个人，犯了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死不认错。死不认错的人大家都会鄙视他。但是如果一个人能承认错误，就说明他还有希望，还值得尊重。如果他能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就更好。

中国人说“勇于承认错误”，我觉得这个“勇”字很贴切。承认错误是需要勇气的，只有勇敢的人，有勇气的人，有能力的人，自信的人，真正的英雄（一个单位同样如此），他们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相反，不敢承认自己错误的人，死不认错的人，恰恰是那种虚弱的、不堪一击的、一批就倒的人。因此，如果一个人能及时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不说明他的无能，相反，说明他自信、他坚强、他还有前途。因此，他们能赢得众人的尊重，甚至众人的称赞！

只可惜，很多人并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一见到别人的批评就害怕，一害怕就死不认错。甚至一些在我们眼中相当伟大的学者、科学家、领导人物竟然也如此，真令人为之惋惜！假如这些人能在众人面前认个错，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并且避免今后犯同样的错误，那该有多好！可惜啊，就因为他们不认错，反而糟蹋了他们的英名。甚至有些人在群众的眼中从英雄跌落到了小人的地位。比如近来网络世界批评了我国某导弹之父Q科学家在五十年代大跃进中发表的明显违背科学规律、误导当时国家领导人的证明“亩产万斤粮”的文章，事实证明这是极其荒谬的。有人为此提出了批评，如果这位科学家能够承认错误，很可能会赢得众人的称赞。只可惜，这位科学家至今没有对这些批评作出回应。这实在是不够聪明的自贬行为。

既然承认错误和自我批评并不损害英雄本色，甚至能赢得更多的尊重，那么为什新语丝网站每年都披露大量的学术腐败事件，但真正得到处理的为数却很少呢？原因大概有二：

（1）被批评的对象不堪一击，他所有的“成就”都是在谎言下堆积起来的，所以他一旦承认了错误，就一贫如洗，以往所有的光环荡然无存。这样的人，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死不认错，能维护一天算一天；二是认错作罢，以往的积累彻底玩完，要想做人就得重新再来。于是多数人选择了前者。

（2）某些领导人物“政绩”工程的需要，需要本单位出现几个大牛为本单位争光，最好出现几个世界级大师人物。往好里说，是单位荣誉感，往怀里说是虚荣心，更坏的说是彼此利用好往上爬，为自己也为“本单位”从国家那儿多分得一些利益。因此这些人的领导们也就纵容或容忍某些人的造假、胡吹。而这种人只不过是领导们使用的充气娃娃而已（借用一位朋友很幽默的一句评价用语）。与国家与民族毫无半点好处，相反，这种学术腐败破坏了健康的学术生态环境，让善于胡吹造假的人得到了好处，而脚踏实地努力工作的人因得不到应有的支持而受到了打击。

复旦大学对本校学术腐败的处理，为复旦大学赢得了学术声誉，得到了广泛的好评。希望这种作风和精神继续下去，并在国内其他各个高校发扬光大起来，为中国的科学发展和学术繁荣点燃星星之火。

近日北京科技报发表向西翻丁的道歉函，令无数良知者心寒。历史已经纪录：当今中国，邪恶再一次凌辱了正义。而当今的司法系统又一次做了可耻的帮凶。前者有武汉江汉区法院判定肖传国诉方舟子侵权案，判定方舟子败诉，并定义了史无前例的“国际期刊”；后有南京鼓楼法院判定南京市民彭宇救助一位摔倒路边的老太案败诉，引起国内网民一片公愤；现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定北京科技报败诉，为此北京科技报刊载了向西翻丁道歉的函。
北京科技报的败诉和道歉说明了两个问题：1）当今中国社会部分司法机关的腐败和良知的缺失；2）部分媒体的缺钙软骨病。

如果说，武汉江汉区法院的“国际期刊”成为该法院耻辱的“专利，南京彭宇案中“根据常理”已经成为该法院的耻辱LOGO的话，那么西安中级法院的“无视事实”则是他们给自己烙上的历史印记。法律本应该“以事实为依据”，可是法院如果“不以事实为依据”，则就成了该法院的耻辱了。
以下我们证明该法院终审的三条理由均为无视事实。“不以事实为依据”：
（1） 报社以及方是民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美国《洛杉矶时报》上的文章是自费广告，故其该报道内容失实。
只要是智力稍微正常一些的人都能根据所揭发出来的事实证明《洛杉矶时报》上的那段文字属于自费广告。什么叫自费？自费就是自己付费。世界上的广告，除了那些媒体自己为自己所做的广告外，所有广告都是广告客户自己付费定做的，方舟子他们说那则广告属于自己付费的广告，是基于这样的普遍存在的事实。况且，那则广告无论从排版还是从文字上都表现出广告的性质，而且网友电话咨询该报社，该报社也确认是一则广告。该广告并非出自报社，这则广告不是自费的，难道还是公益的？难道还是《洛杉矶时报》自作多情免费为该“联盟”刊登的？这则广告用的是“非常蹩脚的中式英语，总共只有5句话，却充斥着连只有初级英语水平的人都不该犯的语法错误（例如单复数错误）。” （方舟子） 另有有网友经过辨认指出，第一张证书将PRESIDENTS拼成PRESIDENS，将STATE拼成SATE；第二张证书将STATE拼成SATE。这些都说明该广告文字不可能出于《洛杉矶时报》报社编辑或该报社广告人的手笔。这些都不是事实吗？这些事实还不足以证明该广告是该广告客户自费的吗？

（2） 关于美国五十州高等教育联盟是否存在问题。你们认为北京科技报和方舟子自相矛盾，一方面说该组织子虚乌有，另一方面提供了证据该组织注册成立的时间等证据。
你们可知道子虚乌有的意思？所谓子虚乌有的意思是：假设的、不存在的、不真实、有名无实的事情。该成语出处：汉•司马相如《子虚赋》：“楚使子虚使于齐，王悉发车骑，与使者出畋。畋罢，子虚过奼乌有先生，亡是公存焉。”
这个故事里的“子虚”和“乌有”两个人的人名都是借托的，有名无实的。后来，人们就把虚假的、不真实的或是不存在的有名无实的事情，叫做“子虚乌有”。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语文常识。这个“美国五十州高等教育联盟”就是个名副其实的子虚先生和乌有先生。它就是个典型的有名无实的对象。方舟子他们是子虚乌有没说错，而且用的很贴切形象。这个“美国五十州高等教育联盟”就是个子虚乌有的东西，网友在美国的实地考证，“贴近门玻璃往里看，里面竟是空空如也，象是搬空了，只有地上铺了些硬纸板，从旁边窗玻璃看进去的房间也是空。”有实地拍摄的照片为证。世界日报2004年11月12日说，“人民日报”属下的“环球时报”驻美国特派记者唐勇，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运用其内部信息检索系统，对全美所有和教育有关的组织和机构进行查询，并联络美国联邦教育部，都没有查到这个所谓的“美国五十州高等教育联盟”。
难道这些事实还不能说明这个所谓的什么联盟是子虚乌有（有名无实）吗？

（3） 关于“丧失良知、道德沦丧的行为”这句话到底是不是指向西翻丁。
我们只要从教育部官员说这句话的背景和语境中就可以明白，其主要所指对象了。当然，作为国家教育部官员，他要关注到全国的情况，但难道西翻就不在全国范围内了吗？西翻的种种表演难道属于有良知有道德的吗？如果法官有良知的话，请看看下面的排名吧，不要说中国人，地球人都知道这是个假的，几乎是不要脸的排名：
1 许智宏 北京大学校长
2 丁祖诒 西安翻译学院校长
3 顾秉林 清华大学校长
4 王生洪 复旦大学校长
5 潘云鹤 浙江大学校长
6 朱清时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
7 谢绳武 上海交通大学校长
8 蒋树声 南京大学校长
9 郑南宁 西安交通大学校长
10 樊明武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
面对这样的事实，你们不认为这样的排名是丧失良知，道德沦丧的行为吗？

在当今中国各种造假欺诈等恶行盛行的今天，一些还存有良知的人不甘心社会堕落，挺身见义勇为，勇于指出这些作假现象，这些难得的正义行为理应受到国家和政府的支持才对。而我们的某些法院却站在了正义的对立面，打击了社会正义力量，让那些对社会还抱有希望的国民深感失望，也让社会恶势力更加嚣张，它将带来极坏的社会恶果和影响。

本文的结论：第一，西安中级法院的终审判决是错误的，该法院没有“以事实为依据”进行理性审判；第二，北京科技报本应该坚守道德底线，宁折不屈才是，而向西翻丁道歉则表现了某些中国媒体的软骨病，不仅可怜，而且可悲，开下这个正义向邪恶低头的先例，就变得可憎了。

我们假设有这样一个最简控制系统E：E系统由A、B、C三部分组成。A为一个指令控制模块，A向B输出指令和动能，B为一个处理模块，B的输入口与A输出口相连，B输出口输出处理结果，B输出口有一个监视反馈控制器（C），C的输入端与B输出端相连，C的输出端与A的输入端相连。C将B的工作结果和工作状况反馈给A，A随时调节对B的资讯控制或动能输出：

（系统E）

     ┌──┐        ┌──┐

—→ │A   │———→│B   │—┐—→

 ↑  └──┘        └──┘  │

 │          ┌──┐          │

 └—————│C   │←————┘

             └──┘

正常状况下，C控制器应该独立于A、B，不受A和B的控制，否则C无法提供准确的反馈信息给A。在这个系统中，如果C是个摆设（C基本瘫痪，或者受到A或B的控制），则B发生任何非正常状况，C均无法向A正常提供准确的反馈信息。

假如E系统处在一个更大的具有相对智能调节的控制系统中，当C发生瘫痪或者没有正常工作，则外部系统中的某个功能块（XYS）被激发，启动并运转，代替或部分代替C的功能向A反馈信息：B发生了严重问题，并同时报告C已经瘫痪或工作不正常。

假定XYS已经被激活启动，并且开始向A发出信息。然而E依旧高速运转，原因是A依旧向B发出未经调节的咨询并提供动能，B依旧进行错误的计算处理，输出恶性结果。作为一个技术人员，我一定会判断：A指令控制器出了问题。

因此，我应该修理或替换A、B、C，以保证E系统能够正常运转。

张阳德的纳米门事件已经清楚地表明，张阳德的纳米团队（相当于B处理模块）出了问题，而监管部门C根本不起作用，现在大系统功能块XYS已经于今年8月 24日被激活启动，至今为止已经向国家科技部（作为指令和资金提供的模块A）反馈了大量有关B的信息，现在A已经得到了足够的来自XYS的资讯。然而A至今没有任何反应，未能就XYS所提供的有关B的信息向A输出足够的指令，未能在动能输出上作出适当调整，或者切断动能供应以避免造成系统损毁。

基于以上事实，我只能得出结论：国家科技部（以上最简控制系统的A模块）也已经丧失了其基本功能。这个模块如果不能修理好，那么只能用新模块来替换。

如果替换A模块需要向更高管理部门反馈信息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就应该开始启动反馈程序——向A模块的前级控制模块国务院反馈A模块科技部功能缺失的信息，同时设法使大系统对XYS模块进行保护，以保证其能高效率地工作。

——以上是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的我出于工作责任心对张德阳事件所作出的判断。

余秋雨先生的教主意识

最近余秋雨先生有一篇奇文发表在他的博客上，这篇奇文我是在其他地方见到的，开始我不太相信是余秋雨先生的文笔，因为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余秋雨先生怎么说也是受过现代教育，应该有一些民主思想和科学意识的吧？不至于满脑袋的封建余孽吧？为了求证，顺藤摸瓜去验证了余秋雨的博客，没想到还真是余先生的大作。我顿时跌破了两幅眼镜，以至于满地找到的竟是碎玻璃片。我掐了一下自己的手臂，不是做梦啊！

得，定定神，喘口气。坐下来，做个深呼吸，理理思路，余先生哪儿出了问题？他大脑中的哪些树突发生短路了？看看他那篇奇文中最精彩导致我跌碎眼镜的部分：

　“我的学生遍及全国各省，他们由于受过艺术学院极富人文气息的校风薰陶，大多个性鲜明、才华横溢，而且往往比其他高校的毕业生更具有表达能力、感染能力和公关能力，更适合担任行政领导，其中有不少确实也已担任省、部级的主要文化官员很长时间。那么多年过去，我与他们之间，已从师生关系变成了朋友关系。但师生关系还在隐隐约约地起作用，他们几乎没有一个会不听我的话，违背我的意愿。如果稍有违背，就会受到其他学生的指责。这当然并不妥当，但他们觉得我是一个好老师，有资格享受中国传统师生伦理的呵护。他们的听话有一个最雄辩的证据，那就是，近十年来我受到几个奇怪文人的诽谤，有不少传媒卷入，我的那么多笔力千钧的学生从一开始就气得嗷嗷叫了。他们如果出手，嬉笑怒骂十八般武艺都操纵自如，谁也不会有招架之力。但我一声令下：“不准与精神病患者厮磨”，他们也就全都扭转脸一声不吭了。我的很多学生已是名教授，他们也有了几代学生，其中有两位曾经对我说，能不能发动他们几个低班的顽皮学生在报刊和网络上与那些诽谤者过过招？我立即喝止，说不能让年轻人在过招中学坏。”

（以上见余秋雨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e94efe010008lz.html）

首先是对余秋雨先生混乱的逻辑感到震惊。余先生说他的学生“受过艺术学院极富人文气息的校风薰陶，大多个性鲜明、才华横溢，而且往往比其他高校的毕业生更具有表达能力、感染能力和公关能力”，“更适合担任行政领导”。这是什么逻辑？你艺术院校毕业的学生更适合担任行政领导？那何不把上海戏剧学院改名为干部学院？哈哈！还不把人肚子笑破了？我曾去拜访过上海戏剧学院，教室里，吊嗓子的、“妈麻马骂”练习语音的、练台步的、练形体造型的……什么都有，我怎么也想不通，整日这么练台步吊嗓子也能练出个干部来？你说这话也不让中国的那些干部们感觉丢死人了？难道他们个个都是演戏的？也不怕无数“××管理干部学院”的院长和学生抗议？也不怕各地到中央的无数党校抗议？你们戏剧学院的学生更适合当干部，他们的学生适合什么？适合演戏吗？岂不是大笑话？都说中国文科生不讲逻辑，今儿个我确实领教了。

不过，我刚说完这句话，我就被自己的话噎住了。怎么着？人家美国不就有演员竞选总统的吗？而且还真有竞选成功当选总统的，如美国第40任总统里根（1981年-1989年）便是。还有影星斯瓦辛格成功竞选州长了。余先生用不着质问我，我自己质问了。你还别说，我还真希望哪天戏剧学院毕业的学生在中国竞选总统呢！等那天到来，一定是中国真正的和谐社会到来了。不过，余先生要驳倒我先得提供上海戏剧学院的大部分毕业生都担任了中国的行政领导的证据。或者，中国的行政领导都去过上海戏剧学院进修过也可以。呵呵！这不是我不厚道，是根据你余先生的逻辑所做的推导。

让我跌破眼镜的第二点是余先生的教主心态。实际上余先生已经以教主自居了。他说他的学生们“几乎没有一个会不听我的话，违背我的意愿。”“如果稍有违背……”“我一声令下”……（中间省略部分稍后分析）“他们也就全都扭转脸一声不吭了”。余先生的话让我总算领会到了什么叫作绝对服从了。让我恍如回到了40年前（等一下，余先生还有一笔40年前的旧账没有向所有中国人交代。戴厚英也曾经做过政治打手，但是后来她勇于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你呢？），那是一个疯狂的类似宗教狂热的年代。余先生对此并不陌生，或许津津乐道，希望那种宗教般的绝对崇拜对象就是自己吧？宗教与民主自由的对立最显著的特征便是宗教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教主。如果不服从教主，用不着教主自己亲自动手，自有手下清理门户。如张志新便是被教主手下残忍割喉杀害的。这便是我上面第一个省略号的内容：“就会受到其他学生的指责”。余先生的话已经明显暴露出了他的教主心态。

根据余先生的教主心态，下面引一段恐怕是余先生最爱听的话，这些话实际上就是余先生上面所说的翻版——不，是余先生翻版了下面的话才对：

主啊，我要跟随你，将我一生献给你，回应你的呼召来爱你，坚持一生不偏离。

主啊，我愿永远服事你，无论我在哪里，无论我何境遇，我愿一生顺服你旨意。愿为主舍生命，愿为主作精兵，愿为主作仆人。

主啊，求你使用我，做你合用的器，不管山有多高，不管路有多远，我愿意努力向前。

主啊，求你差遣我，到你所指之地，不管浪有多高，不管风有多狂，我愿意永不回头。

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我的身体，我的一切献上当作活祭。

（以上摘自《圣经》）如果把上面的“主啊”全部换成“余先生啊”，余先生是不是感觉很受用？

细节往往能真实地反映一个人的品格。余秋雨得意忘形的细节终于让我们看清了他。

我们这个社会在民主自由方面的进步永远不可能在余秋雨那里得到任何帮助，此人与他的同事——也同样曾经担任过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的沙叶新先生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后者是一位有着铮铮铁骨的顶天立地的堂堂男子汉！是一位时代的勇士，是民族的脊梁，是上海男人的骄傲（了解沙叶新，请看他的博客：http://lhhlhh.vip.bokee.com/）。而前者则是一个不敢直视“惨淡的人生”，不敢直视严酷的社会现实，却善于在虚无缥缈中风花雪夜无病呻吟舞文弄墨故作文化人的才子。年轻学子们不要再受这种人的骗，别再上当了。

余秋雨根本不具备一个现代知识分子起码的素养，即使是中国传统文人也能“闻过则喜”，更何况现代知识分子都明白，学术是在竞争和批判中发展的，没有批判和竞争学术不会得到发展。科学研究更是如此，一种新理论推翻旧有的理论通常是科学进步的标志。学术上的争论和批判同样会推动学术的发展。而余秋雨却把批评他的人称之为“奇怪的文人”，把对他的批评称之为“诽谤”。

我们拿批评他最中肯的金文明来说。金文明是学术界公认的一位严肃的学者，他曾任《汉语大词典》编委，任上海新闻出版局特聘图书质量检查组审读专家，复旦大学出版社特约编审，《咬文嚼字》月刊编委，1996年评为“上海十大藏书家”之一。这样一位学者，在余秋雨眼里是一位“奇怪的文人”吗？金文明先生写了22万字的《石破天惊逗秋雨》，他指出了余秋雨《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和《霜冷长河》三本散文集中100多处差错，大多是毫无疑议的硬伤，而且都有史料佐证，金先生总共引用了170种古籍，有大量艰苦细致的考证。这些批评都很中肯，难道这些都是在诽谤他？如果余秋雨能够虚心接受，受益的一定是余秋雨，当然广大读者也会受益。然而，余秋雨却从不认错，反而将金文明的批评斥之为“诽谤”，这不仅害了他本人，也贻害了广大读者，很多青少年读者因为余秋雨不认错，认为是诽谤，所以也可能轻视了金先生的真知灼见，这不是典型的害人害己吗？

余秋雨的《望海楼新记》全然不顾历史事实，说曾有“陆游、范仲淹、欧阳修、岳飞、孔尚任”登过此望海楼。望海楼如余秋雨所言建于南宋绍定二年，也即公元1229年。但陆游生于1125年，死于1210年；范仲淹更早，生于989年，死于1052年；欧阳修生于1007年，死于1073年；岳飞生于1103年，死于1142年；这些死了几十年、上百年的人会从棺材里爬出来登上望海楼吗？（见拙作《一阵秋雨一阵凉——评余秋雨<望海楼新记>》新语丝06年10月9日）余秋雨犯下如此低级错误，难道还要说是人在诽谤他？

面对正常的学术批评，余秋雨不肯思过，却拉学生给自己壮胆恐吓批评者：“那么多笔力千钧的学生从一开始就气得嗷嗷叫了。他们如果出手，嬉笑怒骂十八般武艺都操纵自如，谁也不会有招架之力。”这不是恐吓是什么？如果你的学生们真跟你一样无知，如果他们也跟你一样不顾事实，能把已经死去的人从棺材里拉出来登上观海楼，如果他们中有的担任了省部级官员，如果他们也不要面子，如果他们真会为了你这位教主“舍生取义”，我真服了你了。余秋雨大概不知道，做研究，做学术凭的是实事求是，做研究讲究的是追求真相，追求事物的本原。绝对服从老师的学生不会是好学生，而能够捍卫真相，甚至为了真相挑战老师的学生才是真正的好学生。我相信，你的学生们之所以没有“出手”，是他们还知道一点科学精神，还知道一些做学问的真谛。除非他们连最起码的科学道德也不讲，除非他们被你成功洗脑，丧失了判断黑白、错误和正确的能力。

最令人无法容忍的是，余秋雨竟然“我一声令下：‘不准与精神病患者厮磨’”，我且不说这里余秋雨的“厮磨”用的不是地方，单单这“精神病患者”彻底侮辱了他自己的人格而不是批评他的人。一个把在学术上对自己进行正常批评并且推动学术研究发展的学者们称之为“精神病患者”的人，是不是自己已经先患上了恐惧症或者被迫害妄想症？是不是应该接受心理医生或者精神病医生的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