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口店人的博客

知耻而后勇

最近复旦大学管理层处理了本校三起学术造假事件，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中国各个领域内的腐败，或多或少，或轻或重，大家有目共睹。对所有的腐败行为，更多人加以鄙视。我觉得这证明我们的机体还算有救，还有识别腐败是属于恶行的能力。怕只怕大部分人去羡慕腐败，巴不得自己也能腐败一把。如果发展到那一步，这个民族恐怕只能被世界抛弃，重头再来了。幸好，我们中的大部分人还知道腐败是一种不齿的行为。正因为我们中的大部分人还具有这些基本的良知，因此，复旦大学对腐败行为的处罚，赢得了网络世界的好评，人民网的教育专栏转载了方舟子在中国青年报上的文章《造假丢人，处理了就不丢人》的文章，网民们对复旦大学的处理给予了高度关注。新语丝网站上连续有网民发表文章支持复旦大学的处罚。

造假在任何一个单位都是丢人的，不仅是该单位的整体形象丢了人，领导层丢了人，甚至该单位的其他人员也会感觉丢人。因为大部分人都有荣誉感，尤其是单位的荣誉感。如果单位蒙羞了，自己也感觉脸上无光。所以一个人丢了丑，会连累很多人。但是只要这个单位严肃处理了，那就不丢人，相反会赢得社会的尊重。这就好像一个人，犯了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死不认错。死不认错的人大家都会鄙视他。但是如果一个人能承认错误，就说明他还有希望，还值得尊重。如果他能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就更好。

中国人说“勇于承认错误”，我觉得这个“勇”字很贴切。承认错误是需要勇气的，只有勇敢的人，有勇气的人，有能力的人，自信的人，真正的英雄（一个单位同样如此），他们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相反，不敢承认自己错误的人，死不认错的人，恰恰是那种虚弱的、不堪一击的、一批就倒的人。因此，如果一个人能及时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不说明他的无能，相反，说明他自信、他坚强、他还有前途。因此，他们能赢得众人的尊重，甚至众人的称赞！

只可惜，很多人并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一见到别人的批评就害怕，一害怕就死不认错。甚至一些在我们眼中相当伟大的学者、科学家、领导人物竟然也如此，真令人为之惋惜！假如这些人能在众人面前认个错，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并且避免今后犯同样的错误，那该有多好！可惜啊，就因为他们不认错，反而糟蹋了他们的英名。甚至有些人在群众的眼中从英雄跌落到了小人的地位。比如近来网络世界批评了我国某导弹之父Q科学家在五十年代大跃进中发表的明显违背科学规律、误导当时国家领导人的证明“亩产万斤粮”的文章，事实证明这是极其荒谬的。有人为此提出了批评，如果这位科学家能够承认错误，很可能会赢得众人的称赞。只可惜，这位科学家至今没有对这些批评作出回应。这实在是不够聪明的自贬行为。

既然承认错误和自我批评并不损害英雄本色，甚至能赢得更多的尊重，那么为什新语丝网站每年都披露大量的学术腐败事件，但真正得到处理的为数却很少呢？原因大概有二：

（1）被批评的对象不堪一击，他所有的“成就”都是在谎言下堆积起来的，所以他一旦承认了错误，就一贫如洗，以往所有的光环荡然无存。这样的人，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死不认错，能维护一天算一天；二是认错作罢，以往的积累彻底玩完，要想做人就得重新再来。于是多数人选择了前者。

（2）某些领导人物“政绩”工程的需要，需要本单位出现几个大牛为本单位争光，最好出现几个世界级大师人物。往好里说，是单位荣誉感，往怀里说是虚荣心，更坏的说是彼此利用好往上爬，为自己也为“本单位”从国家那儿多分得一些利益。因此这些人的领导们也就纵容或容忍某些人的造假、胡吹。而这种人只不过是领导们使用的充气娃娃而已（借用一位朋友很幽默的一句评价用语）。与国家与民族毫无半点好处，相反，这种学术腐败破坏了健康的学术生态环境，让善于胡吹造假的人得到了好处，而脚踏实地努力工作的人因得不到应有的支持而受到了打击。

复旦大学对本校学术腐败的处理，为复旦大学赢得了学术声誉，得到了广泛的好评。希望这种作风和精神继续下去，并在国内其他各个高校发扬光大起来，为中国的科学发展和学术繁荣点燃星星之火。

我所知道的最近一两个月发生的三件事：

1、陕西假华南虎事件，其背后的直接推手就是当地政府，遭到全国无数网民的质疑，甚至已经闹到了国际上；2、不久前，中日两国在北京举行了高层经济对话，中国政府在发布双方达成的共同文件时，将“日本期待中国上调人民币汇率”等内容删除了。结果遭到国际社会的质疑；3、中国在德国汉堡举办中国展览，事先答应所提供的西安兵马俑全部为真品，但是运来的兵马俑全部是假的，没一件真品。结果让德国人感觉受骗上当。

信托的同义词是信誉、诚信。这个概念其实很简单，就是人与人之间能够信任。我委托你，你委托我，互相信任，才能完成社会经济的交换行为。如果你委托我，我答应了却没有能兑现，下次你就不再会委托我，我也就失去了你的信任。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人的信誉比什么都重要，远远超过自己的财富。一个人如果没有了信誉，将在这个社会里无法生存。

一个社会如果缺乏信托系统，社会生产成本将大幅度提高——每次经济交易都要另外设定信托保障，这对整个社会来说这一成本是十分高昂的。而一个正常的社会，就不需要这些成本。因此，人们的生产和交易活动是很轻松甚至愉快的。相反一个缺乏信托系统的社会，每笔交易都会使交易双方提心吊胆，寝食不安。直到交易最后完成才能“松一口气”。很不幸，我们现在的社会就是一个缺乏信托系统的社会。因为我们的信托系统被破坏了。

我们必须恢复我们社会的信托系统！否则我们必然被这个世界所抛弃——世界上的所有游戏者将拒绝我们参与，我们必将被排除在游戏系统之外！因为我们的信誉破产了。没有一个人，除了傻瓜，会跟一个信誉破产的人做任何交易。

因此，我们——只要你还是中国人，你就有义务从现在开始对自己的每一个言行负责，承担起你的信誉责任。我要强调的是——首先是代表我们这个国家的政府必须 带头讲究信誉。如果政府没有了信誉，后果便是亡国。历史上周幽王为了博得宠妃褒姒一笑，不惜点燃狼烟，赌上了自己的信誉，戏弄了各路诸侯，但同时周幽王也 因此信誉破产，直接导致了他的灭亡。

相反，商鞅为了取信于民，不惜重赏立木。由此秦国政府的威望得以树立。而眼下我们的政府又做了什么呢？我们正在不断地、一而再，再而三地破坏自己的信誉！二十几年前（1979），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华，正式提出向中国提供开发援助。据日方提供的官方数据，20多年来，截止今年10月，日本向中国的总贷款额达1800亿人民币，占中国接受外国政府援助总额的百分之六十多。但是，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公开告诉过我们，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这样做无助于化解民族仇恨）。2002年，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做民意测验，有关日本对华援助知情度的选项仅2.8%。几年前，非典Sars政府隐瞒疫情，贻误了防疫时机，受到无数网民的谴责；几个月前，财政部有关人员辟谣说不会上调证券印花税，可是话音刚落，仅仅在4个工作日后，半夜里突然宣布上调印花税。我们政府还有多少信誉可供自残？
今天读到一篇文章问，当今中国人的信仰是什么？答案是“怀疑一切”，这句话说对了大半。如果所有中国人的信仰都是怀疑一切的话，那么中国的社会信托系统就彻底毁灭了，届时中国必亡！人作孽，不可活！

某些在政府内供职的中国人啊！求求你们了，为我们子孙们多想想吧，从你们做起，从现在做起，实事求是，做老实人，办老实事，说老实话。如果你们能做到了，我们的人民也一定能向你们学习，他们也会做到。

我转贴这些所谓的当代经典语录，并非完全赞同其中的所有说法，但是有不少说法对我们很有警示作用，其很多说法也颇诙谐，供思考琢磨吧。

现代企业职位新解：

总是在裁人，简称总裁；

老是板着脸，所以称老板；

总想监视人，所以叫总监；

经常没道理，就叫经理；

让领导秘密舒服，称为秘书。

四清四不清：

开啥会不清楚，开会坐哪清楚；

谁送礼不清楚，谁没送清楚；

谁干得好不好不清楚，该提拔谁清楚；

和谁睡不清楚，睡觉干什么清楚。

当代八乱：

大棚把季节搞乱了，

关系把程序搞乱了，

级别把能力搞乱了，

法官把法律搞乱了，

公安把治安搞乱了，

银子把官场搞乱了，

事故把交通搞乱了，

小姐把辈份搞乱了。

最引人注目的哥哥──伟哥；

最年轻的奶奶──二奶；

最难设防的偷窃──偷情；

最热闹的走廊──发廊 ；

最畅销的书──女秘书。

办公室守则：

苦干实干，做给天看；

东混西混，一帆风顺；

任劳任怨，永难如愿；

会捧会献，杰出贡献；

尽职尽责，必遭指责；

推托栽赃，邀功领赏！

中央机关出上联：上级压下级，一级压一级级级加码马到成功；

地方政府对下联：下层蒙上层，一层蒙一层层层掺水水到渠成。

横批：和谐社会。

官场日志：

清晨起床，打拳；

上午开会，打盹；

中午吃饭，打嗝；

下午上班，打哈；

傍晚加班，打牌；

晚上娱乐，打炮；

半夜回家，打架。

百姓语录：

狠抓就是开会，

管理就是收费，

重视就是标语，

落实就是动嘴，

验收就是宴会，

检查就是喝醉，

研究就是扯皮，

政绩就是神吹，

汇报就是掺水。

官场之最：

最难找的地方──有关部门；

最难捉摸的官话──研究研究；

最神秘的机构──组织上；

最大的官── 一把手；

最难管的东西── 一张嘴；

最谦虚的时候──在上级面前；

最冠冕堂皇的语言──工作需要；

最易接受的行贿──您讲得真好！

最关心的信息──自己这次能否升迁；

最傻的高兴──你的问题组织上也考虑了 ；

最无奈的选择──因为年龄！

组织就是……

在你遇到难事时对你说：我们无能为力！

在你遭遇用人不公时对你说：你要正确对待！

在你合法权益受侵时对你说：你要顾全大局！

在你受到诬陷时对你说 ：你要相信组织！

组织部长：谁关心我 我就关心谁；

纪委书记：谁不关心我 我就关心谁；

宣传部长：谁关心我, 我就关心他的正面，谁不关心我, 我就关心他的反面；

市委书记：谁关心我 我就让组织部长关心他，谁不关心我我就让纪委书记关心他。

忙碌的公仆在包厢里，

重要的工作在宴会里，

干部的任免在交易里，

工程的发包在暗箱里，

该抓的工作在口号里，

须办的急事在会议里，

妥善的计划在抽屉里，

应煞的歪风在通知里，

扶贫的干部在奥迪里，

宝贵的人才在悼词里，

优质的商品在广告里，

辉煌的数字在总结里。

公务员素描：

满腔热血投身社会，

摸爬滚打终日疲惫；

低三下四谋取地位，

常年奔波天天喝醉；

收入可怜啥都嫌贵，

交往叩头处处破费；

有用本事已经作废，

不学无术擅长开会；

口是心非阳奉阴违，

溜须拍马寻找机会；

青春年华如此狼狈，

苟且偷生窝囊一辈！

做人的难处：

有钱吧，说你准变坏；

没钱吧，说你真失败；

有成就吧，说你会投机；

没成就吧，说你没出息；

有情人吧，说你真坏；

没有情人吧，说你变态！

最近读到一篇文章中举的两个例子很有启发。这两个例子说的是两个金矿的矿主，他们各自采取了不同的管理方法，或者管理策略，结果几年后造成了完全不同的两种结局。我引述在下面请各位看官玩味玩味。

第一个金矿的矿主花钱建了这个金矿，他雇用了一百个工人为他淘金，假设他每年获利１０００万，这个矿主把其中的５０% 做为工人的工资发给工人，于是每个工人每年收入５万，他们拿一万来租房子，剩下的四万结婚，生孩子，成家立业。矿主手里还有五百万，他可以做投资。由于工人手里有钱，所以有安身立命的需求，他们也要安家落户，所以，出现了住房的需求。于是矿主用手里的钱再来盖房子，租给工人，或者卖给工人。工人要吃要喝，所以他开了很多饭店，把工人手里的钱再赚回来。开饭馆又要雇别的工人，于是工人的妻子有了就业机会，也有了收入。一个家庭的消费需求就更大了。这样，几年之后，在这个地方出现了１００个家庭。孩子要读书，有了教育的需求，于是有人来办学校，工人要约会，要消费，要做别的东西，于是有了电影院，有了商店，这样，５０年过去以后，当这个地方的矿快被挖光了的时候，这里已经成了一个１０万人左右的繁荣城市。

第二个矿主呢，他同样雇了１００工人为他工作，他同样每年获利１０００万，但是这个矿主把其中１０% 作为工资发下去，每个工人一年１万。这些钱只够他们勉强填饱肚子，没有钱租房子，没有钱讨老婆，只能住窝棚。矿主一年赚了９００万，但是看一看满眼都是穷人，在本地再投资什么都不会有需求。于是，他把钱转到国外，因为在本地根本就不安全，他盖了几个豪华别墅，雇了几个工人当保镖，工人没有前途，除了拼命工作糊口，根本没有别的需求。唯一的可能就是想办法骗一个老婆来，生一个漂亮女儿，或许还可以嫁给矿主做老婆。５０年过去以后，这个地方除了孤零零的豪华别墅，依然没有别的产业。等到矿挖完了，矿主带着巨款走了，工人要么流亡，要么男的为盗，女的为娼。

美国政府的管理方式就是前一种。而我们的管理方式呢？我不说了吧。因此要让我们的人民过上美国人民一样的生活，方法很简单！就看政府愿意不愿了。

从这个角度说，这两个例子在类比上有不妥的地方，因为政府毕竟不同于矿主，矿主是资本家，是拥有原始财产并用这个原始财产进行投资的人。如何管理和投资，采用什么策略，完全是矿主的权利。而政府却是人民的办事员，人民才是所有财产的主人。因此，政府应当比矿主更有义务把社会的财富还给人民，政府没有任何权利不让人民富裕，而且从管理策略上来说，政府只有让人民富裕起来，让人民手里有钱，才能真正拉动内需，形成物质生产的良性循环，经济才能的得到不断的“可持续”的发展。政府作为人民的办事员根本就没有权利与人民争利。而目前中国的税收太高，工资太低，医疗、教育、住房收费过高，这是典型的政府与人民争夺财产，而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民主管理体制的国家中，人民又处于弱势地位。如此下去，我们的经济发展就永远缺乏内部需求动力（中国的外贸经济都是“为外国人服务”，而不是为本国公民服务的经济，这个问题以后再谈），所以我们就会成为第二个金矿了，贫穷乃至永远的贫穷，永无出头之日。

从骗子、傻瓜和斤斤计较的鸟儿看我们的社会

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令人信服地向我们展示了物种自私基因与物种演变的过程和方向。其中有不少对我们现今社会有着深刻的启迪作用。

在第十章《我为你搔痒就骑在你头上》中的一个虚拟推理很值得玩味。这个虚拟推理的过程大致上是这样的：假设有一种鸟类，它们身上寄生着一种令人厌恶的蜱虫，而这种蜱虫又带着危险的病菌，这种鸟儿必须尽快清除自己身上的蜱虫，以免影响自己的健康，如果不加以清除的话，很可能导致自己乃至整个鸟群的灭亡。这种鸟通常可以通过自己的喙为自己清除部分蜱虫，但总有它的喙够不上的地方，比如自己的脑袋部分，脖子部分。这就需要其他鸟同伴的帮忙。由于互相需要，为此它们建立了互助关系，互相为同类的鸟儿清除特定部位的蜱虫。也就是互相为对方工作。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假设每个鸟儿都因为自身的自私需求而表现出某种利他行为，换句话说，利他的驱动因素还是利己。这种利他行为作为一种基因被代代遗传下来，这种鸟儿先天地具有为其它同伴清理蜱虫的本能，它们从不计较它所服务过的鸟儿是谁，也不计较为它服务的鸟儿是谁。我们先简单地称之为傻瓜。如果这个种群中的每个鸟儿都是傻瓜的话，这个鸟族绝不会因蜱虫的侵害而受到威胁，该种群便得以繁衍。

但是，假如这个鸟儿的种群中有一种只接受别的鸟儿的帮助而从不帮助别的鸟儿的成员，它们先天地只知道享受而不知道奉献。我们假设这类成员为“骗子”。假设这种骗子的数量不够多，该鸟类种群不至于会受到多大的影响。但是由于骗子把为其它成员工作的时间用来从事其它利己的行为（比如发展自身的体格等等），这样骗子们就明显地具有了优势，它们较少地付出而获得了较大的回报。因此骗子的基因是“优秀”的，于是骗子基因得以广泛传播，成员数量逐渐增大。而傻瓜基因的鸟儿却处于劣势，基因的遗传被压制。如果这种情况无限制发展下去，其结果必然是该种群因骗子过多，蜱虫猖獗肆虐得不到清除而趋于衰落直至灭亡。

在人类社会中，我们可以把社会诚信度高的社会看作人人都是“傻瓜”的社会，或者傻瓜具有绝对优势的社会。而一个诚信度很低，便是骗子横行，并且数量占多的社会。这种社会发展下去最后的结局不言而喻是可悲的。

假如上面的那个鸟儿的社会中不仅仅只有傻瓜和骗子，还有另一类成员，它们善于识别和记忆拒绝为它提供服务的成员，也就是它们善于记住那些骗子的脸。当骗子要求它提供服务时，它也拒绝为其提供服务，因为它清楚地记得，这个骗子曾经拒绝过为自己服务。道金斯将这类鸟儿称为“斤斤计较者”，由于有斤斤计较鸟儿的存在，至少某些骗子在某些时候难以得逞。如果斤斤计较者处于少数，骗子的行为不可能得到成功的抑制，该物种的灭绝还是难以避免。只有当斤斤计较者的数量相当大，使得骗子们总是得不到多数成员的服务，由于蜱虫的侵害。使骗子们最终被淘汰走向灭亡，该物种才能将得以延续下去。因此，上面虚拟的这个鸟儿社会得以生存延续的希望在于它们中的斤斤计较者。

如果我们把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看作这种鸟儿的社会行为，那么一个效率极高的社会必然是没有骗子的社会，其次是骗子较少的社会，然后是骗子较多的社会，而一个骗子占绝大多数的社会是很难生存下去的。因为如果所有人互相欺骗，所有人上当，这个社会将无法维持下去。

比如在学术界，傻瓜们辛辛苦苦地学习，获得了相应的学历和学位，通过研究工作获得了相应的职称，这些都能体现傻瓜们所投入的精力和对社会的贡献。但是骗子们却通过各种投机手段走捷径，骗取了学位（比如博士学位），和高级职称（比如教授），如果这种假博士和假教授如果数量极少，问题还不太大。可是这种假博士假教授的数量占据了一定的比例，那么结果就是博士和教授原有的生态就受到严重威胁，发展到后来，假博士假教授横行于世，真博士和真教授就会彻底灭亡。即使有一些真博士真教授，外人也会当作是假的来看待。套用一句话来说，这时候博士和教授已经功能性灭绝了。因此，如果没有斤斤计较者的清理，假博士和假教授就是博士和教授的掘墓人。他们似乎就是为了埋葬博士和教授出现的。

在经济生产领域，傻瓜们真材实料进行物质生产，为社会提供了真实可靠的物质资料。他们投入了高昂的成本，生产出真材实料的产品。但是骗子却用极少量的投入假冒产品，生产劣质甚至毒害人的产品。由于假冒产品成本低廉，必然具有竞争优势，很快就能压倒真品。假产品直接导致生产真品的厂家倒闭。

 因此，无论哪个行业，只要出现了假冒的，那就意味着对真品生存的威胁。如果不加以抑制，出现假冒的行业必将毁灭，假冒横行的社会必将被淘汰。

我们也看到，傻瓜是无法抑制骗子的，而能够杜绝骗子行为的只能是斤斤计较者。而且只有斤斤计较者达到一定数量才能有效抑制骗子的行径。新语丝、方舟子们是当今中国社会的斤斤计较者，但是这样的斤斤计较者在数量上还太少，还不足以抑制骗子的横行肆虐。因此，如果不希望我们的社会被淘汰，只能提高像方舟子这样的斤斤计较者的数量，让骗子们不能得逞，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