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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海高考作文的题目是《他们》，一个听起来很自由度很大、很开放，很合中学语文教育改革原则，似乎该鼓掌叫好的题目。但我们都知道中国的语文教育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无论它革出了多少形式，这掌我们还是不用拍的。看最新出炉的满分作文：

在城市的尽头，没有繁华的街市，闪亮的霓虹；在城市的尽头，只有破旧的棚户区，有饱经生活风霜的生命；在城市的尽头，有他们这样一群人。 

让我怎样称呼他们？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农民子弟？亦或是农民工二代？不，我不想用这些冰冷的名字称呼他们，我多想叫着他们带着泥土气的乳名，拉着他们的小手，走近他们的生活…… 

放学回家，他们做好简单的晚饭，父母还在工地或菜场上劳作；午夜醒来，泪眼中城里的星空没有家乡的明亮；悄悄许愿，希望明天他们的打工子弟小学不会因交不出电费而被查封…… 

然而，在他们日益长高的身体上，我看到了他们的成长。记得一位记者问一个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学成后是否会回到家乡时，小姑娘毫不犹豫地说：当然，一定回去！那一刻，我差点落下泪来，为他们的成长…… 

好看不？好看，同任何一份报纸上的社论一样好看。精彩不？精彩，同任何一家电视台的新闻节目末尾主持人的总结一样精彩。一个人若没被告知这是高考作文，定以为这是某个新闻媒体的舆论发言稿，定不会想到是一个十八岁的小姑娘或小伙子在考场上几十分钟的时间里匆匆所作。这若是一份舆论发言稿，我们也不用对它说三道四，因为它非常“正确”、非常“标准”，非常符合人们对现代社会媒体的要求。但它却是一份高考作文，还是被评为满分的高考作文，等于是一个钦定的全国中学生写作的样本，可供几千万中学生来学习、模仿的样本，这不由得让我们要想到，我们的语文教育到底在培养什么样的语言能力？培养一批能够写出“正确”、“标准”的新闻稿的媒体记者，还是培养一批能够写出典范的中文、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让这门古老的语言艺术重新焕发光彩的未来的文艺家们？ 

阅卷老师们给出满分的理由是：“高考优秀作文就是要求文章有一定的思想深度，作者能将自己的真情实感用朴实的文字表达出来，不需要任何包装。今年出现的高考满分作文的立意非常好，角度新颖，文字间还透露出作文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我不愿意怀疑这个少年作者在文中对农民工子弟的同情不是“真情实感”，更愿意相信他（她）确实是“真情实感”，是中国的少年们还没被泯灭的希望消除贫富差距、阶层差异的良心的天真自发，但因为相信，愈益觉得这文章可悲。从文学角度看，这语言全是从各种煽情的媒体文章中模仿来的，毫无那种文学意义上真实、独特可称为“语言”的东西。如果一位记者写出“午夜醒来，泪眼中城里的星空没有家乡的明亮”这样的句子，我们顶多哈哈一笑，因为我们不能强求媒体的文字要讲究什么文学性，但今天一个中学里的少年为表“真实”的同情之心，却写出了这样的文字，难道他们除了用这种煽情手法表达自己同情心之外竟毫无别的表达方式可想了吗？ 

我曾经在一个中学校外辅导站担任过很短一段时间的语文教师，那段时间给予我的唯一益处便是让我通过那些愚蠢的学生重新回忆起了当年的愚蠢生活，七八年过去，而这世界也并没变样。那些学生仍同我当年一样为各种作文烦得要命，挖空心思去想什么“角度”、“立意”，他们问我最多的问题就是“老师，这作文该怎么写”。我们都明白，一个中学生，对社会对人生能明白什么，不过一张白纸，要等到大学里去才能接触到真正的思想，那还是在这张白纸没被太多的东西污染的前提下。可是教育部门却偏偏以为他管理下的这些幼稚愚蠢的中学生个个都有哲学家的深刻，有伦理学家的明辨是否能力，起码也有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成年人看待事物的成熟。因此才会有《他们》这种一看就令人联想起三流地方刊物上令人作呕的“抒情散文”的题目出现。 

那个辅导站的中学生中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一个头脑特别愚鲁的学生，长得黑头土脸，由身上的味道推测其父母或许是在市场上卖猪肉的，在课堂上常为在几个小“大哥”的面前显一下能耐而故意扰乱秩序，在课间最喜欢做的事是在我的手机里玩小游戏。有天晚间他拼凑出了一篇“抒情作文”，问我其内容是否合格，是否可以拿到学校里去交差。当我读到这样的句子，“我爱从湖边走过，闻那从湖心飘来的沁人心脾的花香……”，再抬头看到这位学生的尊容时，我无法不让自己发笑。他明明是一个头脑愚鲁，只喜欢打闹，对什么“花香”、“沁人心脾”丝毫不会不感兴趣的人，从来也不可能有“我爱在湖边走过”的飘逸情致，却被迫抄了这样的句子来交差，等于习惯性地又撒了一次谎，这是谁的错呢？教育部门何苦这么难为这些可怜的小孩子，硬要他们要撒谎的方式来挤出自己根本不知所云的“内容”、“意义”来呢？ 

在我给他们上的少数几堂语文课中，我力图让他们明白，作文绝不应过多考虑什么“角度”、“立意”，而应当是从心里所发的真实想法，心里有什么想法，就照直说好了；也不必考虑前后逻辑怎样衔接，就像平常说话中用的口语一样随便铺开就可以；唯一需要考虑的是语句是否通顺，词语有否有误解。总之，随便写一点凑足字数，把句子写通顺，把词语用准确就可以，绝不应考虑内容有否“深度”、“意义”之类。譬如那个学生，我根据他的语言能力和思维能力给他草拟类似于《记生活中最让我感动的一件事》的作文：“……我有时候睡觉前在床上想，他为什么打我……妈妈说他是个窝囊废，打不过别人，只好打老婆和儿子……他就是个窝囊废。他还不如××……我想等我长大了，他肯定打不过我，我要打回来……我要出去挣钱，把妈妈接出去一起住。我跟妈妈说的时候她却打了我，骂我是没出息的东西，连爸爸都不要了……她说爸爸挣钱非常辛苦，老是被别人欺负……”类似这样简简单单不考虑什么高深的“意义”、“内容”，情感是否“高尚”、“升华”，连逻辑都不怎么顾的句子，我知道那位黑头土脸常开口傻笑的学生是完全能写出的，完全可以这样随便写个八百字，无需去受“沁人心脾的花香”之苦的。但结果我也是知道的，我在周末辅导课上读了读，底下的学生照例该睡的睡，该写作业的写作业，剩下几个实在无聊听了我高论的学生小心翼翼地问，“老师，这种作文能得几分啊？这种作文写上去要被学校老师骂的。”一个在辅导站混饭吃的业余所谓“老师”，面对学生的疑惑实在无言以对。他自以为好心的“新作文思想”，若真实施起来，在现行高考制度下对学生本身是危害极大的。 

然而虽然难于实施，我到现在也还是认同我当年临时悟出的写“简单句、废话句”的作文教育理想。若教育有一个理想状态，那自然是所有儿童少年都天资聪颖，在语文方面熟读名家，通文艺之理，儿童能仿写童话，少年们对鲁迅的作品都能发点新鲜但绝不离谱的见解，使用起语言来天真稚嫩但毫不做作，教育者们也大都能分清语言的好坏，在这样的理想状态下要求作文考试考较学生的“内容”、“意义”是正确的。但既然这样的理想状态是不可能存在的，我们必须默认我们的少年儿童们对社会人生毫无认识，我们的中学语文教师们自身素质也很有限，不可能带学生认识语言的美，教育部门的管理者们（出高考题目的人）对语言艺术也一窍不通的现实，——在这样的现实下合理的作文教育该是怎样的？ 

在这样的现实下我们最重要的是要让学生明白，诚实是为文之本。漂亮的语言、逻辑层次分明的段落、动听的情感、正确的道德姿态，没有诚实立言这个根本，就全都是虚假的、应被摒弃的东西。语文教师们不应以引导学生们写出言词华丽、道德姿态正确的满分作文为教育的成功，而应以引导学生们写出毫无“内容”、“意义”，语句或许粗俗不堪还逻辑不通但却全都是自己所想的句子为教育的成功。要求普通的中学语文教师们能教育中学生们真正的文艺的道理，这是目前不可能做到的，但要求他们不以“思想内容”的“不合体统”来评判学生作文，只评判逻辑的通顺与否和词句的正误这是可以做到的。在诚实立言的基础上学生们才可能慢慢地把语句写流利，最终慢慢体会语言本身的美。我们作文教育的弊端是在根本上颠倒了这条原则，把华丽的内容当成了作文教育首先追求的东西，在漂亮言词的基础上再来要求“真情实感”。因为这样的根本性错误，产生了目前的语文教育的困境：学生们不敢写自己的真实想法，只懂抄袭别人的矫情文字，越抄便越不会写作，越抄越以为写作就是用漂亮话撒谎蒙骗，越抄越觉得语文教育面目可憎。这样的教育，套用时髦的词语，完全是一个“豆腐渣工程”、“面子工程”！表面看来辉煌无比，个个中学生都能对人性高谈阔论一番，仿佛我们是一个全民智者、文化思想超级发达的国度，实则内里却个个愚昧不堪，全都得指望去大学里对自己进行艰难的洗脑、从头自我再教育。我所寄予希望的“简单句、废话句”的作文教育理想，便是希望将这对民族的未来至关重要的教育工程建在最稳固的基础上。这种教育将不会在短时期内取得任何能使人叫好的表面成果，只会使人笑话它带来的粗俗文风，就像一幢大楼盖了十年，仍只有一个基本的框架，不能住人，必然使寻求舒适的急于入住者讥笑嘲骂；但它打下的每一点框架都是建立在“诚实为文”的基础上，因此是建立在每一个国民的精神深处，而非空洞的道德说教仅能及的精神表面，无论进展如何缓慢都是根基牢固的，时间越久就越能见出它的好处。或许当它最后结出文化之果的时候已经是几代人过去了，但我坚信，唯有从中小学作文教育开始的“诚实为文”的根本原则，才有可能在语言艺术上最终结出文化之果，并且或许也能改造国民的性格。 

仅指望教师们教学时实行“诚实为文”的原则是不够的，能够最终确立这条教育原则的是最终的奖惩制度——新的高考作文评分标准。普遍的“简单句、废话句”的作文就应当得到四十分，若语言通顺，词句无错便可加到六十分，这也将是普遍作文的得分，若再有什么特色，可酌情再加。整个评分原则即是为了让学生们明白，作文考试考的只是你的逻辑清晰地组织段落层次的能力和正确使用词句的能力，不关乎“思想内容”任何事，即便关乎也只是小小的几分而已，因此可以放心地随便书写自己想法，不必把自己逼成个伪哲学家，在空话、套话连篇中让自己习惯于在文字中撒谎。但这种评分原则，恐怕又涉及到中国高考制度的根本。 

中国中小学的教育，是全盘围绕高考制度转的。认真地说，其实中学数理化那些课程学得这么深奥这么复杂有什么用处吗？日后除了某些成为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的人，谁还会记得那一大套公式呢？为学生们的身心健康、全面发展起见，我们应该把中学课本里大部分内容设置成只需了解不需深究的要求，只留下对普遍的生活工作有帮助的内容来普及传授。但我们为什么不那样做呢？因为课本内容如果太浅，我们的高考选拔制度就无法在学生群中划出一个比较清晰的智力等级，无法不受争议地解决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问题。作文搞得这么“深”，要来比“思想内容”也都是同样道理。虽然我们全民对这种应试教育唾骂不休，但在目前想有质的改变却是不可能的。以我们的人口，学生的庞大数量，对比大学教育资源的短缺，除了死抠应试教育之外我们还能想出什么办法来使受高等教育权的分配达到公正呢？如若某个大学别出心裁，想靠自己面试来决定学生的录用，那么迎接它的必然是一片“腐败”、“暗箱操作”的痛骂，而且实际上也必然产生“腐败”、“暗箱操作”。要彻底解决应试教育的问题唯有指望将来国家财富无限，教育资源大大增加，每个青年想上大学基本都有得上。 

在默认应试教育的前提下，我们只能请教育部门对作文考试高抬贵手，不要拿它和数理化同等对待，一起用比“深”的方式来拉开分数（“智力”）差距。作文的“深”和数理化的“深”有本质区别，后者再“深”些也不过往死里锻炼孩子们的逻辑思维，类似于运动过量罢了，前者伤害的却是一个人的心灵、对无端撒谎的本能厌恶。请教育部门放过孩子们吧！本该在作文里体现的分数差距请转移到别的地方吧！或者是语文试卷的别处，或者是别科的试卷上，都不要紧，只是万万不要再拿影响一个民族根本人格心态的写作来做手脚了。放孩子们一马吧！ 

中国语文教育的问题还很多，譬如听说现在的课本里连贾平凹那种最土的土老农的大作都收进来当课文了，如此课本，怎能指望学生们能从中学到什么真正的语言艺术呢？但我想，只要坚持鼓励“诚实为文”、不以思想内容评判作文好坏的根本教育原则，即便课本再糟糕，学生们的心灵也不会糟糕，不会可悲到今日的地步。 

纪德的《伪币制造者》里记述了两个参加类似中国的文科高考的学生对拉封丹的四句诗所作的争论，摘抄几段是有助于让我们知道自己的中学生的可悲的。

 “……题目是论述拉封丹的四句诗： 

‘我，巴那斯山之蝶 

恰似善心的柏拉图喻作人间杰作之蜜蜂 

一身轻捷，掠过各事各物 

穿梭花间，来回翩跹’ 

你说，要是你，你会发表一些什么意见？” 

“我会说拉封丹用这些诗句来描写他自己，也就是替艺术家所作的一幅肖像，所谓艺术家即是只对外在世界，即对花感兴趣的人。接着我就用一幅学者的，也就探究与发掘者的肖像来作对比，而最后证明学者所探究的正是艺术家所得到的。从事发掘的人，愈发掘愈深陷……因真理即是表象……” 

…… 

“人们用来摧残法国的，正是这些见解……如果他只凭借这点轻浮……绝不能成为我们所景仰的艺术家。……有些浅薄的人们以为这种无忧无虑、谐谑讽嘲的精神可以在他的诗品中找到依据，我便对这有时使我们在国外名誉扫地的所谓‘法兰西’精神通加了一通评责。……真正的法兰西精神是一种探究的、推理的、仁爱的、深智洞察的精神；如果拉封丹不受这种精神所鼓励，也许他一样可以写出他的短篇故事，但绝不会产生他的寓言诗……”

 我们能想像，假如中国的高考语文内容是对鲁迅一段小说的理解时，那景象会有多荒谬吗？我们都非常清楚，我们的中学生对文学、艺术、哲学、宗教这些使人们和远古祖先区别开的真正属于精神文化的东西一无所知，在这方面的智力和小学生们毫无区别，唯一使他们看起来比小学生智力高点的是他们对于自己生活小圈子里奉行的那套社会秩序已经非常熟悉，并且他们午睡不会尿床了。 

我们也不必进而妄自菲薄，由纪德的描写得出法国十八岁的少年们个个都精通文学艺术的结论，当今的法国人对文艺的普遍了解程度想必也是好不到哪去的，小说中的少年也只是纪德理想中的法国年轻一代。但我们起码可以知道，在十九世纪末到一战前后的法国，那些预备报考文科高等学校的法国少年们，对于文学艺术是绝不陌生的，考试考的就是他们对于文学艺术的理解；并且我也相信，中国五四前后即将上高等学校的那批少年中的皎皎者们，对文艺的理解不会比《伪币制造者》里描写的法国少年差。然而在当代，我们的中学生们头脑中却根本没有“文学艺术”的概念，只以模仿报刊文字为荣，我们的语文教育到底在干什么？ 

中国当代文学的荒谬可笑、狗屁不通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事。论原因则众说纷纭，拉不出屎怪茅坑派归咎于政治体制、写作环境，抬出高行健这样幼稚、浅薄到和中学生作文有一比的诺贝尔招牌为证；打肿脸充胖子派嫌外国人不懂中国文学，抬出莫言、余华、王小波这样的新旧老农为证；兜售古董派认定是国粹沦丧，西方文化入侵，抬出张爱玲这样和现代文化完全绝缘的老式古董赏玩家为证。其实无需他们的“指点”，一个正常人即便不怎么懂文艺，也是能看出真正的原因何在的。这原因非常简单，跟中国人乒乓球水平很高而足球水平极低的原因一样。我们只需想想，在中国有几个小学生不会打乒乓球的？有几个小学生会踢足球的？所有的小学生都有机会表现自己的乒乓球才华，他们之中只要真有天分的就肯定能得到机会进一步发展，这样的国家乒乓球水平自然是很高的，足球水平却由于相反的原因，必然很低。那么在中国，有几个学生，从中学时代开始就接受严格的语言艺术教育和人文思想教育的呢？我们在进入大学之前全不过一群文盲而已。在这样的教育制度下，我们十八岁之前的光阴可以说全是被糟践的。在这样一群过了十八岁才匆匆开始识字的文盲之中，怎么可能出什么真正的有影响的文学家呢？即便是天才，要在这样的思想根基里创作出好作品，怕也很为难很为难吧？纵观古今中外文艺的兴盛，还真找不出有不经过从小就开始的严格文艺教育而能成为一代大文学家的例子。 

对范美忠的大批判从地震过后没几日就开始了，直到今天还没结束。我总以为长达一个月连篇累牍的痛骂该把任何人心目中的正义感和冤屈愤怒情绪都发泄完了，然而没有，看那一浪高过一浪的声势，国人的情绪似乎才刚刚热身。无论到哪你都看不见有人为范公正地说句好话，仍然是一边倒的大批判。媒体也极其不负责任，为了讨好民意干脆以“范跑跑”的外号称呼他，在已经一边倒的舆论上添柴加薪。

我到今天也没看过范发的那些言论的原文。一个人生命有限，与其浪费在对这种事的过度关注上还不如躺下来看几场肥皂剧更有益身心。从所有偶尔扫过的大批判文章中得到的印象无非这么几点。范是一个一贯以自由思想自诩的教师，在地震发生时凭逃生本能喊了声“地震了”就率先跑出教室，没有尽教师职责组织学生撤离，事后却把这种本能解释成一贯的自由思想，宣称除了为自己的女儿，即便为了母亲也不会牺牲自己生命，最后在舆论的指责下坚不认错。

从这些大批判数出的罪状里很难找到能让人信服的可一锤定音把范钉在“历史、道德耻辱柱”上的罪状，值得国民为此倾泄的口水。

第一点罪状是先跑了，没有尽到教师责任。这是唯一还站得住脚的罪状。但相信当时弃众独逃的人不在少数，只有范美忠诚实地承认自己弃众独逃了，光是为他的诚实我们也应当原谅他这点小罪错。如果不原谅，那么以后将没有人敢公开承认自己情急逃命的行为，将造成为舆论所逼的集体性撒谎。

第二点罪状是事后把自己的自私逃生本能解释成自由思想，虚伪。这条罪状不能成立。一个人在危急情势下的反应都是处于由教育、文化、环境等社会因素决定的潜意识的控制下。一个人看到别人落水，下水救人，显然也不会先考虑一番这个合不合自己一贯的道德观念，只是本能地跳下水，而他的行为表明了在他潜意识中，下水救人才符合自己一贯的道德观念。范美忠的行为也是一样，在逃跑的一霎那他不可能去考虑先逃合不合他的自由观念，只是由本能决定，而他先逃的行为表明在他潜意识中，不舍己救人是符合他的自由观念的。因此不能说范虚伪。

第三点罪状，是为了母亲都不会舍弃自己生命。这听起来很不合“尊老”的大义，但问题是他舍弃生命了，他的女儿怎么办呢？谁来帮他“爱幼”呢？指望年老力衰的老母还是指望年轻力壮唾沫横飞的新一代舆论制造者们？生命总要往前走，他母亲的存在是为了他的发展，他的存在是为了女儿的发展，所有的生命都是为了那后来的生命。已成熟的一切对大自然来说都没什么价值，只有那只包含了可能性的生命才是它感兴趣的。他把自己的生命价值定位得高于父母低于儿女是完全正确的。或许唾沫横飞的众人还根本没意识到，如果他这父亲死了，他女儿的教育成长将会受到怎样的挫折。在中国普遍的意识里，生个儿女不过添双碗添双筷子，所谓教育，也不过花点钱让孩子学点工作技能，根本没意识到一个后代的成长是多么郑重艰难的一件事，所以才会理解不出范话里的一层意思：为了女儿，他不能轻易为别人轻生。

第四点罪状恐怕是引起舆论如此喧哗的最根本原因，“态度顽固，拒不认罪”。但让范如何认错呢？ “……自从全国人民对我谆谆教诲以来，我认真检讨自己思想里的阴暗面，终于认识到自己的可鄙、无耻，我的行为使全国人民都为我蒙羞，我对不起人民教师这个光荣的称号，对不起家长对我的信任……为表达我真心忏悔、痛改前非之意，再来一次地震吧！我一定等学生跑光了我再跑，学生的生命比我重要，更比我女儿的生命重要，我死了我女儿不会做孤儿，全国人民都是她的父母……”如此表白一番是不是全国人民就满意了？即便范的言论真的有大错，那也不过是他个人的想法，他个人总应该有选择并表达自己思想的自由吧？为何要强求别人的思想和自己一致？如果他的先跑确实造成了学生的额外死伤，有理由让有关部门根据教师责任条款处置他，但事实上并无任何额外伤亡，因此范的行为实际上没有对他人造成任何实质伤害，只要他行为上未对他人造成妨碍或伤害，他选择什么样的思想都是他的自由。更何况他的言论实在不见得错。

以上的解释虽然从逻辑上已把范的四条罪状全开脱了，但料想也还是不能平息众人心中酝酿了一个月的正义感的。必有人要说，你跑就跑了，大家可以原谅，但跑总是不光彩的事，却不但不感到羞愧，还跳出来振振有词地为自己辩护，总不见得跑能比不先跑更光彩吧？一个临危独自偷生的老师总不能比为了救学生牺牲的老师更高尚吧？这是第四条罪状缓和一点的说法，由此推出的意见是范有他自己思想的自由，但他既然选择了这样的思想，全国人民也有骂他的自由，就像日本人有保持民族传统参拜靖国神社的自由，但他既然选择了这样的自由，中国人也有抗议反对抵制仇视日本的自由。所以不证明范的行为的正确性光谈几句宽容恐怕是不能平息众怒了。

范的行为的正确性何在？回到第一条罪状上，范的行为虽然是没尽到教师责任，但这过错根本不应由他承担。在整个事件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两个细节：范根本不知道教师在这种情况下有组织学生撤离的职责；学生们发现地震发生了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过了好一会才想起来该跟老师一样往外跑，到空旷地带去。由这两个细节我们可以推出，显然他所在学校根本就没有对学生们进行过紧急情况求生教育，根本就没有为全校师生组织过紧急情况逃生演习，才会导致地震来临时学生们不知所措而教师不明白自己职责的现象。这群学生并不是小学生，对世事懵懂无知，必须靠老师详细指挥，而是都已经接近成年，只要学校平时进行过这方面的生存教育，就必然能够明白该怎么做，范这时候只要稍加指挥，就能有秩序地一起逃生。教育局和学校根本不重视这种生存教育，也就是根本没履行自己的职责，灾难来临却要让一个教师凭善良天性履行平时毫无准备、甚至都没被告知的职责，保护学生，“先人后己”，不太自欺欺人了吗？假如有人接受国家职务保卫一处公共财产，但国家根本不发给他枪支、警报器、通讯器这些必须的器材，也不对他进行任何反盗匪训练，只把他踢到那里放下一句“你要保卫这些公共财产的安全，丢失了就是你的责任”，这时有盗匪来了，难道我们要强求这人赤手空拳去勇搏歹徒？他不肯为了这样荒谬的职责牺牲自己有错吗？如果派他去的上级认为他这样跑了是渎职，要法办，我们该做的是狠狠抽这个上级那张无耻、大话连篇的嘴巴。同理我们也不该强求教师为了这样荒谬的、根本就没被人告知的职责牺牲自己。假如有教师确实在这种情况下花费个三十秒钟左右临时教学生们怎么办，并且为了这三十秒钟牺牲了自己，值得尊敬和赞扬，但不肯牺牲自己来换得这三十秒钟也绝不应受到指责，因为这本是学校和各级教育局的责任，既然学校和各级教育局失职了，为什么要苛求教师个人承担起这种责任？这种情况譬如一个国家的军队被外族打垮，敌人占领了国家，这种时候站出来组织民间队伍进行个人抵抗的人应当受我们尊敬和赞扬，但为了自己和家人生命安全不愿意出来抵抗的人也绝不应受到指责，保卫国家本是军队的责任，是军队无能被人打垮了，为什么要根本没受过训练的民众来承担根本不属于他的责任？

对范的指责，连同最近对各种英雄的表彰，实际上都是古已有之，不过是兵匪战乱过去大力表彰节妇烈女的一贯老把戏。假定贞节是一种很重要的东西，和范美忠事件中几十个学生的性命一样重要的东西，然而私心以为，即便这样，妇女的集体贞节也是应当由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军队、警察来保护的，既然军队、警察保护不了她们，那就是政府无能，为何要把保护贞节的重担突然推到妇女们自己头上呢？那些觉得受强暴造成的侮辱远大于死亡之可怕因而选择死亡的人，理应受到我们的尊重和哀悼，但那些愿意忍受强暴不愿失去生命的人也绝不应受到任何指责，因为责任明明在保护她们的政府无能上，和她们无关。我们哀悼前者，应当是哀悼她们的死亡本身，反思为何会让外敌入侵造成她们的死亡，其次才是赞颂她们的“贞节”（这是在假定“贞节”确实是一种很重要的东西的前提下）。同样在这次事件中，我们哀悼那些为救学生牺牲的教师，应当是哀悼他们的死亡本身，反思为何会造成他们必须牺牲自己来挽救别人的悲局，其次才是赞颂他们在“牺牲”中表现出来的个人品德。

在范美忠事件中，民众希望立的就是一块自古相传的“贞节牌坊”，以显示国民的“气节”。但非常可惜，假如保护国民的军队被打垮了，即便所有的国民都很有“气节”，情愿牺牲生命也不愿承受屈辱，也是毫无用处的，不过是被集体灭绝罢了；假如我们的政府对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学生的灾难求生教育仍然如此不重视，即便所有的教师都勇于牺牲自己来挽救学生，那也不过是白白搭上所有教师的性命罢了。假如应履行保护国民责任的军队完好地履行了它的职责，即便所有国民都毫无“气节”，那也不会有任何“通敌叛国”的事；假如我们的政府连同各级教育局、学校本身履行了他们对学生应负的职责，即便所有的教师都遇地震先跑，还是出于胆小怕死的本能先跑，那也不会有任何额外的学生伤亡。

所以结论是，“贞节牌坊”毫无意义，只有能保证国民不需靠自己的赤手空拳来保护自己可怜的“贞节”的制度、措施才有意义。宁愿要一个所有的国民都毫无“气节”、贪生怕死、猥琐卑鄙、遇敌就跪倒求饶但有制度措施保障他们不用经受这种“气节”考验的国度，也不要所有的国民都被迫去接受“气节”考验并集体通过铸成集体“贞节牌坊”的国度。

范没有明白教师的职责（他的没有明白，显然不是他的错，是各级教育部门的错），因此范在谈论自己的先逃时，实际上是把自己置于类似于野外遇见路人被歹徒抢劫这样的场景中，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行为表达这样的观念：如果你觉得你有能力帮助那个陌生的路人直接解决歹徒问题，你可以上去帮助；如果觉得自己没这能力，不要勉强，选择别的方式；如果什么方式都没，你应当选择沉默，不必让自己也上去多一个受害者。选择沉默在道德上并没有过错，你不必为此感到羞愧，你应当先保护自己然后才谈得上救助别人。我想，让学生接受这样的观念是正确的，只是舆论总是揪扯于范作为教师的失职上，完全没有理解范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