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xys-reader.org/blogs/lile Fri, 27 Jun 2008 09:34:09 +0000 http://backend.userland.com/rss092 en 一 几年前我是从不认为电影也能和艺术拉上边的，就像更早的时候从不认为媒体中流行的歌曲也能称为艺术。但后一种偏见被十年前的那批摇滚音乐家打破了，而前一种偏见，也被去年看到的章明导演的《巫山云雨》打破了。 这部电影，总体的特色就在平凡。故事是平凡的：男主人公麦强是一个三峡边的信号台工人，一开始他的在外做倒爷的朋友马兵带着一个女人来他工作的地方找他，并有意要让那个女人和麦强上床（算给麦强上堂人生课吧）。而后是当服务员的女主人公寡妇陈青在旅社里的平常生活，引出了这个国营旅店经理老莫的可笑却平凡的表演，最后因为一段可笑的“强奸”引出了警察小吴，“强奸”罪因为陈青不肯指控而不了了之。人物也是平凡的：所有的人都是你我一样的平凡的人，没有什么大奸大恶，也没有什么大善大德。谁想从这部片里找刺激是找不到的，谁想从这部片里找一点突出的、可以用来阐释“意义”的东西也是找不到的。 我们看到了普普通通的人物和他们的生活。老莫刚出场时对受骗后正在抱怨的旅客们所说的圆滑、俨然有理的一番话是整部电影中唯一可以使人发笑、不感到“闷”的情节，但导演并不把这里的“笑”夸大，演变成闹剧，这样的官腔加圆滑腔是我们在生活中常见的、平凡的，并无特别可笑之处。老莫是圆滑、卑琐、满脑龌龊念头却总觉得自己受了委屈的常见的一种中国人的典型，但仍然平凡得很，各种行为绝无特别丑恶之处，并不让我们生出厌恶，实际上我们甚至还有些同情，因为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在特定的社会里必然会产生的普普通通的小人物。小吴是南方小镇里一个普普通通的小警察，即无“欺压良民”的劣迹，也无特别“为民作主”的“正义”。他像一个普通人一样，正忙着筹备自己的婚事，而婚事需要像一个普通人一样体体面面地操办，需要电冰箱，而马兵能提供的低价电冰箱对他很有诱惑力。关于电冰箱的档次、“一次到位”这些对话使我们看到了真实因而显得平凡的生活。但导演并不就在此把情节夸大成为警察“在物欲社会中受经济诱惑，良心与欲望交战”的场面，一切都是普通的。小吴问清事情原委后对麦强产生了同情甚至是怜爱，但那也只是一个普通人对另一个普通人的同情，没有特别“善良、伟大、正义”之处。小吴为麦强剃头的情节一方面属于对平凡却真实的南方小镇生活刻画的一部分（自己用简单的工具剃头，而不是去什么美发店），另一方面刻画出了这种普通人之间的同情。 我们看到了普通男女的肉体欲望。麦强虽然拒绝了他的倒爷朋友带来的女人，对女人仍然充满渴望，在对话中我们知道马兵有天在街上随手指着完全不认识的陈青说：譬如那个女人，你花多少钱就可以和她上床。于是麦强真的去找她，而后把当月的工资500块全留了下来。陈青作为年轻寡妇的寂寞在这场借对话说明的情节中也表现出来了。她接受了一个陌生男人麦强。陈青的儿子隔着一层帘布观望母亲洗澡，我们明白那是怎样的儿童心理，他在想着什么。但导演并不把这种肉欲夸大，没有像通俗作品一样把麦强和陈青拍成有了一次之后就“放开搞”，也不把陈青的儿子拍成在帘布一角偷窥母亲裸体。 我们看到了经济浪潮对南方小镇生活的冲击，普通人们在这种冲击下的真实反应。马兵代表着这种冲击，他熟捻同赚钱相关的一切，非常符合政府大力表彰的“开放搞活新思路、新观念”。小吴对婚事的筹备里也表现出这种冲击，婚事需要电冰箱，需要各种“档次”，需要钱。但倒爷并不因此就成了“毒害良心的金钱利益”的化身，如同老莫并不是“丑恶”的化身，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倒爷：他熟捻人们在新的经济形式下该有的对人际关系的新观念，嘲弄麦强的迂腐、“不肯上道”，对警察丝毫没有麦强般过去那个时代的敬畏，和警察侃侃而谈，还顺便推销他的电冰箱。而小吴，上文中已经谈到，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警察面对经济浪潮冲击的反应，并不提升到“良心与欲望交战”的高度。 更多的平凡其实不在于这些情节、人物上，在于最基本的影片的取景、演员的表演造成的总体氛围上，就像一部小说的总体风格不在于故事人物而在于具体的语言选用倾向上，但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电影观众，不懂电影的具体拍摄，无法像谈小说一样从具体语言上来剖析，这种更深入的剖析只能留待那些懂得电影拍摄的评论家来述说。 一切都是那么平凡、自然、真实。我们在这种平凡的真实中看到了那些普普通通的小人物之间的真正的同情、友爱，这种普普通通的同情和友爱使我们感动，而那些通俗作品里的“善良、伟大、正义”只使我们感到恶心。 这种平凡和真实换一种角度看，也可以称为“准确”。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事物是千变万化的，永远不会有两次相同的事件，也不会有两个相同的人物。通俗作品的特色在于它绝不去把握具体的特殊的事物，而满足于表现脸谱化的事物，厄普代克的某本小说里曾谈到好莱坞导演们对演员的要求，要求他们的面部表情“准确”。他们的“准确”是指要投合观众们对早已熟悉的某种场合要流泪，某种场合则要惊讶或高兴的“典型”面部表情的要求，不能有模糊的不让观众一看就明白的表情。从那些电影的情节上我们也看得出这种“准确”，绝不出现不让观众一看就明白“因为所以”的情节。人们的情绪有千万种，同样是惊讶，不同人之间绝不会有相同的惊讶，同一个人的这次惊讶和下次惊讶也绝不会相同。真正的艺术家一辈子殚精竭虑的就是如何刻画包括特殊的瞬间情绪在内的特殊的事物，而不是脸谱般的“典型”的事物。譬如一个木匠用理性思维丈量一根木头的尺寸，丈量到视觉器官能分辨的界限止，⒉3米就是⒉3米，绝不简化成2米，真正的艺术家用感性思维把握他的对象，也把握到我们的心灵器官能分辨的界限止。而伪艺术家却总是以大致2米为满足，更坏的则简化成0米，因为没过10米的他们觉得都跟0米差不多。他们的“准确”就是事物要么表现为10米要么表现为20米、30米……，绝不让观众看到介于10米和20米之间不能一下明白的事物。譬如老莫这个人物，伪艺术家们来拍，是一定要刻画成集所有丑恶于一身的“恶”的典型的，那种官腔加圆滑调是一定要非常夸大，夸大到闹剧的，他的行为是一定要非常邪恶，恶到能和“善良正义”对立的程度的，因为这符合通俗作品中公认的10米、20米的标线。他们的这种伪“准确”实质上是对千姿多彩的真实事物的阉割，生活被他们阉割成只剩他们喜欢的部分，人物被他们阉割成只剩某种感官，千变万化的情绪被阉割成几种“标准”的情绪。 真正的艺术品如《巫山云雨》，总给人“增之一分则太赤，减之一份则太白”、“真理再往前一步就是谬误”的感触，因为在对具体对象的把握上只有稍有差错就流入各种有害的倾向，而艺术家的本领就在于能恰如其分地准确地刻画对象，譬如走钢丝，准确地沿着那条细微但却唯一正确的路线走，偏差一点都不行。这部电影使我想到沈从文的小说，都是刻画远离大城市的小镇生活的。但沈从文的作品跟这部电影一比差距立显。沈从文笔下的川西世界跟这部电影刻画的南方小镇一比，人物似乎都是被阉割过的，只有表面的活动，而无真正的精神世界的活动，对各种欲望引起的人物心灵细微变化毫无表现。假如章明在把握对象时稍偏差一点，就可能滑向沈从文的毛病，使影片变得“美”、“淳朴”。南方小镇的生活去掉真正的观察只看表面，是完全能找出“淳朴”来的。 影片的平凡、准确见出了导演章明同一切真正的艺术家一样的冷静。影片是讲述普通人之间的同情、友爱，还有麦强和陈青对于爱情的渴望的。导演冷静地刻画在真实的社会中这些情感是什么样的，绝不因自己的喜好、自己对某个人物的偏心就使作品中出现不准确因而也显得不平凡的事物。这种冷静有时候甚至使我们觉得揪心地疼痛，我们多渴望影片中出现点温情的场面啊，我想章明心中也一定有同样的渴望，但一个优秀艺术家的素质使他绝不把自己的主观“良好愿望”放进去，绝不来满足观众和自己这种感官层次的需求。事物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麦强和陈青注定要永远活在自己的寂寞中，小吴对麦强的同情注定只是一个局外人的同情。这种冷静，从文学作品中去找同类，使我联想起众所周知的鲁迅的冷静，也使我想起《尤利西斯》里的冷静。以第十六和十七章里两位主人公斯蒂芬和布卢姆的会面谈话为例，在沉重的全书末尾，两位主人公经过一天的各自漂泊后终于单独在一起发生交流，我们多渴望出现点温情的场面啊，而乔伊斯却以一种近乎恶毒的冷静描写出按照真实生活的逻辑他们之间唯一可能发生的真实对话。在斯蒂芬眼中，布卢姆只是一个为人不坏、有些迂腐、还有些可笑的都柏林市民。在布卢姆眼中，斯蒂芬是一个沾上了一些年轻人的放荡坏习气的朋友之子，对经济不会精打细算，正在遭受他的居心不良的朋友们的掠夺，又在歌唱和文学方面都很有艺术天分（他所能理解的“艺术”只是一个普通小市民眼中的“艺术”），很值得自己去帮助。他们注定是互不理解的，布卢姆不理解斯蒂芬在都柏林社会中感到的孤独、绝望、疯狂，斯蒂芬也不了解这个犹太裔的中年人心中各种庞杂的思绪。因此他们注定要互相误解，斯蒂芬注定要为布卢姆普通的好心劝告大发忧愤之气，布卢姆注定要把斯蒂芬随口谈的歌谣联想到对犹太人的污蔑歧视上，斯蒂芬也注定要谢绝布卢姆留他过夜的好意而去寒夜中独自游荡。他们注定要生活在自己的孤独中，麦强和陈青也如他们一样注定要永远活在自己的寂寞中。 这部电影的伟大，综上所述，首先归因于导演章明对对象把握上的冷静，因冷静而能准确，因准确而使作品中表现的一切都脱离开了通俗作品满足人们感官刺激的范围，因而显得平凡、“沉闷”。 这部电影的英文名是《IN EXPECTATION》。这个名字或许真实透露了章明心目中这部作品的主题：人物都渴望着遇到真正的情感，但却永远找不到，永远处于期待中。我对这部作品的阐释或许并不符合他的原意，但冷静和准确是一切伟大艺术的共通特点，只要符合这种冷静和准确，具体表现的是什么并不要紧，因为无论表现什么都必然是好的。 主人公麦强的身份也是值得人注意的：一个三峡边的信号台工人，为所有来往的船只导航，这是一种默默无闻、单调、没有任何内容可夸耀但却绝不可少的工作。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里的主人公曾说，他的愿望是在一座悬崖边，守护着一群游戏的孩子，让他们不会不小心掉下悬崖。我想章明在这里也倾注了同样的象征意味：他愿意做一个默默无闻却必不可少的精神导航者，在躁动的中国社会中记下普通人中那些无人注意的却高贵的情感，像捡起路边那些被人践踏的小花，为我们的后人留下一种关于这时代的真实记述。 我曾看到有人在谈一部电影时说：拿电影艺术的成就去和文学艺术的成就去比较是不妥的，因为文学艺术被历代的大师们如托尔斯泰树立起来的标准太高了，电影艺术还无法达到那种高度。而《巫山云雨》给我的感觉是，这部电影在表现人们精神生活的广度上或许还无法同托尔斯泰那些大作家们相比，在表现精神生活的深度上却毫不逊色，丝毫不比托尔斯泰差！在我所见到的当代的文艺作品中，他的这部电影和十年前的几个摇滚音乐家的音乐，是唯一可以和鲁迅作品相媲美，成为中国人世代相传的精神财富的一部分的。 章明后来的作品《密语十七小时》我限于条件并没有看到。我希望他能永远不失去《巫山云雨》里的冷静和准确，不使心中的温情泛滥开。《巫山云雨》里是有很多温情的，令我想起叶圣陶和张天翼的小说。他们是鲁迅之后的中国上半个世纪最好的作家，但始终不能控制自己的温情，不能做到冷静和准确，留下的作品中唯有张的一篇短短的《华威先生》可以成为白话文的一种范本，使人甚为可惜。《巫山云雨》成就远在他们之上，所有温情都被冷静地控制在应有的范围内。这种冷静，需要的是对生活的敏锐观察力，更需要的是钢铁一般的控制情感的意志。我希望章明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   二 我一向不把电影当艺术一种，因此当我看到《巫山云雨》后，不能不思考，为何它可以称为艺术？文艺同通俗作品的区别究竟何在？或者说使各种艺术成为艺术的“美”到底是什么？ 西方美学史上，从古希腊开始一直认为“美”能使人产生快感。如果没有快感，不能使人愉快，那还要艺术干什么呢？因此“美”能给人快感这一条很少有人反对，除非是根本反对艺术的道德家、宗教家。但同时“快感说”也引出了显而易见的问题。起码，吃饭也使人产生快感，不能把吃饭也算艺术吧？（当然有一批哲学家如苏格拉底是真这么认为的，并推论出“美即实用性”。）如何才是艺术产生的“快感”历代的论者见解都不一。综观各种美学见解，在近代大致形成了对“快感”的这么一种共识：这种快感不同于吃饭之类产生的快感的地方在于前者同实际生存利益无关，后者同生存利益有关。法国的唯美主义文学大师戈蒂叶把这种意见表述为：艺术无功利。无功利包含着两层意思：艺术独立于道德和政治之外，同一切道德要求和政治目的无关；艺术同一切实用的功利目的无关，艺术不是铁路，不是机器，完全无用，“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是丑的，因为这表明了某种需要，而人的需要就像他那可怜的、残缺不全的本性一样，是卑鄙无耻的、令人恶心的。”叔本华则根据他的悲观主义哲学对类似的意见作了如下表述：人们永远受盲目的求生意志驱使、纠缠，欲望永无止境，永远处于一次次短暂的满足和过后更长久的痛苦之中，而艺术却能使人暂时跳出求生意志的困扰，处于对对象的审美静观中。求生意志驱使下的人在对象中看到的是各种同他的欲望相关的刺激，而在审美静观中他看见的对象同他并不发生任何利害关系，因此艺术之所以为艺术，就在于它不关任何实际生存利益，无功利，消除欲望。戈蒂叶和叔本华的两种表述从不同出发点出发，却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其他很多哲学家和艺术家的意见也都如此。总之，抛开一些细微的差别，大致的定论是：艺术之所以为艺术，就因为它能使人产生一种不关实际生存利益的“快感”。能产生这种“快感”的就是艺术，不能产生的就不能算，即使表面采取了艺术的形式，也只能把他们当作通俗故事、肥皂剧、匠人画、匠人雕刻……。 但这种说法里对“快感”的界定仍然太过含糊。乔伊斯在《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末尾，根据圣托马斯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一个同戈蒂叶和叔本华又全不相同的出发点）提出的美学里对此区分得更具体、更详细：真正的艺术产生的是“静态”的情感，与此相反的坏艺术产生的是“动态”的情感。动态情感使人产生欲望，想得到什么（淫秽文艺）或逃避什么（说教文艺），总之挑起欲望；静态情感却不使人产生任何欲望。 从“情感”、“欲望”这两个词的模糊含义上来说，“情感”本身即已隐含着“欲望”的意思，因此静态情感绝不是说艺术不能挑起任何激烈的情绪，只能是平和的、平稳的情绪，实际上乔伊斯在这种美学信仰下写成的《尤利西斯》谁都知道不是平和而是激烈的。“静态”的含义在于不管它激起了什么情绪，都不会使人想得到什么或逃避什么，只有一种纯美的享受，或称“快感”。那种四平八稳的情绪（如中国梁实秋周作人等人推崇的）并不是“静态情感”，正如叔本华说自杀并不是求生意志的寂灭，仍然是求生意志的贪婪表现。 动态情感是各种感官层面的刺激，使人获得暂时的满足和麻醉；静态情感是如耶稣作的比喻：“喝了我的水，你将永远不渴。” 以具体文学作品来说，《尤利西斯》是激烈的，全书里跳动着各种人物形形色色的欲望，也跳动着作者对没落的浪漫主义世界观的无尽讽刺，跳动着各种街巷俚语、性交联想，但这些表面上看来激烈的言词和各种低俗欲望的大展览并不使人产生任何同肉体本能相关的欲望，我们看到那些悲惨的人物内心，看到一个活生生的、粗俗的、肉欲的都柏林，只感到一种清醒，只感到一种从没落的、自欺欺人的浪漫主义世界观下走出来的明朗的新世界。实际上这本书凭借用各种全新的语言技巧刻画出了爱尔兰的新“良心”——布卢姆，已经成为世界百年文学的最高峰。 从中国百年文学的最高峰——鲁迅的作品来说，鲁迅的作品是悲愤的，我们读了心中有强烈的悲愤之气。但这些悲愤的情绪是静态的，不鼓动我们去得到什么逃避什么。我们只感到清醒，在对丑恶、真实人生的观照中获得审美的快感。我们虽然感到悲愤，心态却是平和、明朗的。相反茅盾、巴金这些作家书里的却大都是动态情感，自己的主观情绪一览无余，旗帜鲜明地鼓动我们去追求什么逃避什么，但这种动态情感的结果是真和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下的结论一样：暂时的满足和紧接而来的更大的空虚和无聊。 而《巫山云雨》给人的感受和这些作品正是完全一致的。我连看几遍，在片中找不到任何激起动态情感的成分，即无各种“道德感”、“正义感”的满足，也无对感官层次“喜乐哀怒”的挑起，完全是静态情感。那么，这就是文艺，而不是通俗影视。   三 现在以《巫山云雨》为标准，衡量一下我偶尔看过的几部也自称非娱乐性质的电影。 《苏州河》是我见过的此类电影中最差劲的。光是片头那段对“苏州河”的低劣抒情画外音已经让我感到有些吃不消了，勉强捏着鼻子看了下去，看完后只有一点感触：听说这片曾经被禁演过，中国文化部官员的意见虽然一贯可笑，有时候歪打正着，还是值得表扬的。 《盲井》以小说而论之，属于一个对人性毫无深度观察、也几乎未从中外文化史中汲取任何营养的农民作家之作。作为一个纪录片，忠实记录下北方煤矿工人的生活，固然也有价值，但作为文艺来看是毫无价值的。文艺中的真实不是对实际事物的机械搬抄，而是作者用自己的眼光去挖掘、挑选，因而也可说是作者创造出来的真实。具体的毛病中，别的也不提了，有两点让我甚感可笑。一是全用方言对白。我不知道导演是不是志向和但丁一样宏伟远大，想用民间语言创造一种更适合于民众交流和文艺发展的新语言，但但丁创造意大利语的时候可是精心研究了意大利各地区的方言，最后综合多种方言的优点才创下意大利语，导演怕没下过这么大功夫也无此宏愿吧？他以为全用方言就能增加真实感，甚是可笑。二是把妓女刻画得甚是美好，前后性格也特别“典型”。一开始在接客的店里出现，叼着烟卷，斜眼睨人，满脸厌倦、不屑，十足的“冷艳”，后来在邮局里出现，又温良恭俭如一良家妇女。这种性格的刻画正是《巫山云雨》里艺术的反面，满足于一些夸张的、人所共知的10米、20米，绝不去追求准确。或许导演还以为这种前后对照能激起我们的同情吧？ 《活着》则是一部典型的媚俗剧。把它和余华的小说原作对比，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一部适合在坊间盛行的通俗小说是如何被改编成适合全国人民一起娱乐的通俗影视作品的。譬如小说里写国民党军队被包围抢粮食的场景，主人公们去抢别人脚上的鞋子，可没什么“同情心”、“爱心”可言，电影里则一定要加上这种东西，写一个国民党老兵抢什么东西突然发现抢的是自己兄弟的（“悲惨”啊！），还要让主人公发几句“这么多人就这么死了，他们家人都不知道”的感慨（“爱心”啊！）。电影里还无端加入了主人公是一个皮影戏艺人的情节。（皮影戏，多优秀的“民间文化”啊，就这么被文革摧残了！“痛心”啊！）小说是非常“酷”的，牛逼的，流氓混子似的语言情节，这些适合在通俗小说界传播，但改编成电影，这些流氓混子似的语言情节就上不得台盘，不能符合观众在道德感的满足下流几滴“爱心泪”的要求。对《活着》的改编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所有通俗小说改成通俗影视的过程都是如此。 《孔雀》让我看到了点文艺的味道，但导演实在太矫情了一些，一味追求夸张的、离奇的、不平凡的情节，似乎他的情感太重，非这些夸张的东西不能表达。在这个时代，艺术家们应当去除任何特殊（这里的“特殊”是指普通外的特殊，前文用这个词指的都是普通中的特殊）的、突出的东西，尽力写出一种平凡的真实。谁仍然追求情节，谁就是在编造谎言，因为我们的时代没有任何故事，没有任何情节。此外用一种古怪方言的毛病同《盲井》。整片流水帐似的记述像青春派作家的小说，让人看不到要点。 贾章柯的电影我一直没机会看到。《大鸿米店》被捧得很高，但从根据苏童小说改编来看，恐怕好不到哪去。   末尾让我们来想像一下这部电影在别人手里可能拍成的模样。 如果让一个通俗作品的作者来写或拍，那我们闭上眼都可以想得出这情节是什么样的：旅社经理集各种丑恶于一身，以自己的权力逼奸陈青，陈青失身后突然变得“坚贞不屈”，和麦强谈起恋爱，说了一通表现“新女性觉醒”（类似茅盾作品里）的台词，于是经理以各种手段压迫她并拆散她和麦强的“爱情”，而后“正义”的代表小吴出现，打击了“坏人”经理，说了一通“警察为民办事”的台词，而后麦强和陈青完美结合，于是“道德”和“正义”获得了完美的胜利，于是我们昏昏沉沉的，又一次看懂了有着完美的“因为所以”逻辑的生活，我们心里的“道德”和“正义”（其实是同那个经理一样的卑琐的肉欲和对得不到的东西的破坏发泄欲）又一次得到了满足，而后我们在麻醉中又沉沉睡去：生活，有着好完美的“因为所以”，一切都是这么符合逻辑。 如果是一个所谓的先锋艺术家来写或拍，那我们继续闭上眼想像他的“杰作”：旅社经理仍然是要集各种丑恶于一身那么表演的（这点是绝不会变的），而后根据作者倾向的不同有所区别。唯美派的必然要非常哀怨、唯美、“艺术”，麦强和陈青“执手相对无语”或“相看泪眼”，经理冲进来赶跑了麦强，陈青以非常“唯美”的姿态开始脱衣服，经理脸上露着也非常“唯美”的淫笑，而后是陈青肉体的非常“唯美”的镜头；而后小吴出现，他对陈青的“美”也怦然心动，但一切都保持在“唯美”的范围内。下半身或野兽派的作者则会让陈青和麦强来一段激情、疯狂的野合，地点在某个街角或某个阴暗的小屋里，而后是同经理的同样疯狂的做爱，因为要表现“人体的原始欲望”么，不这样怎显得出他们推崇的“欲望”、“生气”；而后会是非常酷的看穿一切似的“爱你就是操你”的对话。这些“先锋艺术家”比通俗作者好的地方是他们无论如何不会给我们提供大团圆的结局，这是我们可以信任的，因为他们都是“对现实不满”，要“揭丑”的，结局不悲惨怎显得出他们“对社会的控诉”或“对人性的赞美”之类。这类作品取代“道德和正义的胜利”给我们的是十足的感官的刺激、感官的胜利。我们暂时又得到了麻醉的满足，又可以昏昏沉沉地睡去。   （后记：这是几年前的一篇旧文。零七年我看到了章明的新片《密语十七小时》，观后感是，要么是我变得庸俗，要么是他变得庸俗了。衡量各种可能，最大的可能是我们都在变得庸俗。这个时代的文艺家中只有崔健仍然没变得庸俗，仍然拥有真正的思想，那或许只是因为他初中就辍学了，失去了染上知识分子恶习的机会。）   http://www.xys-reader.org/blogs/lile/2008/06/27/aazaesaaaeaeasaaaeaaacua/ 一   我见过的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著名短篇小说中，最为奇特，也最令我赞叹不已的是《风》。   此篇甚短，把它译成中文后不过三千字。分两段。第一段讲述某个大风天一个急急忙忙跑去上钢琴课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小女孩的所感所想，她感到一种莫名的烦躁、激动，而后在钢琴老师那里突然获得了了短暂的微妙的理解和安慰。而后故事突然跳到了第二段，仍然是一个大风天里，仍然是烦躁、激动，但多了一些蔑视世俗的无拘无束的气氛，一个成年女子和她弟弟在海边顶着大风漫步，一些零星的谈话，末尾她在风中突然回忆起了当年的大风天里她跑去上钢琴课的情景——“多少年过去了”！   曼斯菲尔德的作品一向以淡化故事、描摹气氛为人称赞，这一篇当是她这种特色发挥得最淋漓尽致的。文中找不到任何明显的“因为所以”的情节，只有零星的生活、感觉碎片造成的一种气氛。小女孩心烦意乱，心情极度糟糕。这糟糕是外在的，来自于被可怕的风吹得乱七八糟的风中景象，来自于母亲和祖母关于家庭琐事的无聊的谈话，来自于被风吹坏的帽子，来自于即将上课迟到。这糟糕也是内在的，“生活是多么丑陋啊！——令人生厌，仅仅令人生厌……”第一段里全文就描写了这种“糟糕”的气氛，没有任何“为何糟糕”的前因后果、因为所以。唯有在这几句话里才隐约透出了一点“为何糟糕”的说明：   “生活是多么地糟糕啊！”她喃喃地说，但她现在其实一点也没感觉到它的糟糕。他在说些“等待”、“停顿不前”、“女人，这件奇妙的事物”，但她没在听。多么地舒适……永远……   在她的音乐老师面前，她感到他能理解自己，说了一句言简意赅的话：“生活是多么地糟糕（dreadfully，或许译为绝望更合适）啊！”他作为一个靠给中产阶级女孩子教钢琴谋生的无名艺术家，一开始就明白她的心情，希望用贝多芬的音乐来安慰她，在这里劝告她要忍耐，对于我们这些人，生活里注定到处是令人难耐的绝望，但我们却应当珍惜自己，不要惧怕这平常生活里的难耐。但这些在前人的作品中会花极长的篇幅表述的意思，《风》中却只通过几句零散的语言碎片来表达。只有 “糟糕”的气氛，把一切对“糟糕”的说明都尽力淡化了。     拉格克维斯特的名诗《谁从我童年的窗前走过》里写道：“谁从我童年的窗前走过，/ 在窗上呵气，/ 谁从我童年的窗前走过 / 在那个黑沉沉的夜晚。 / 用手指在窗上刻下记号，// 在湿淋的玻璃上，/ 用他柔嫩的手指，/ 而后又沉思着往前。/ 永恒地弃我 / 在这世上。”这首诗里描写的气氛，正和《风》中的“糟糕”相似。诗人回忆童年，没有明写任何具体的生活，只突然回忆曾在一个童年的冬夜看见窗户上陌生人留下的模糊痕迹。童年时令人难耐的孤独和绝望全都已浓缩在这一个独特的印象里。《风》中全文不停地描摹风的猛烈。开头就描写一场大风，一切事物都被风吹得乱七八糟。第二段除了继续描写大风中的各种景象，更直接以“wind-the wind”开头并结尾。所有内在的“糟糕”、绝望都已溶化在这场外在的风中。瑞典诗人感到那个窗玻璃上的痕迹是上帝留下的痕迹，他用尽一生也无法解读；新西兰小说家则感到童年时的那场风象征着她在新西兰小岛上渡过少女时代时感到的全部压抑气氛。   第二段末尾，在描写了多年后的另一个大风天里狂乱的风中景象后，已成年的当年的小女孩突然回忆道：   “看，波奇。那是市镇。它看起来很小吧？那是在最后一次报时的邮局大钟。那是我们在那个大风天走过的海滨路。你还记得吗？那天我在我的音乐课上哭了——多少年过去了！再见，小岛，再见了……”   这是全文中唯一使人能够看到点“因为所以”的几句话。寥寥几笔，画龙点睛。   此篇中另一个奇妙之处是第一段中小女孩的弟弟只在一句日常对话中出现了一次名字，在第二段中我们才知道那是她兄弟，两人一起漫步，一起回忆少年、少女时代的事。在简单的对话和行动描写里处处都能看得出他们之间的感情，尤其是看起来很漫不经心的这一句：“……他们是谁？”“……姐弟。”假如联系到此文是作者在弟弟死后不久写下的，更会明白作者的用意。这也是一篇悼念亡弟的作品。对亡弟的悼念又同对整个少女时代压抑气氛的回忆融合在了一起，再也不能分开。那即是她逝去的弟弟，那也是她逝去的少女时代。   先在某处漫不经心地提及某个人物，而后在后文中点明这个人物，这是《尤利西斯》中创下的众多技巧也是主题之一。譬如布卢姆的女儿在第一章中就在一群轻佻的青年人的对话中被提及，但那时读者并不会注意，只以为是一个普通的小女工；而后当她的身份被点明时，我们回忆第一章中的对话，感到了无言的苦涩、悲剧味。当我们在《风》中看完第二段中姐弟一起漫步的描写后，再回顾第一段中那句提及弟弟的简单的话：这时她听见了波奇的声音：“妈妈，有电话找你。电话，妈妈。是肉商。”各种不待言的味道都已在里头了。曼斯菲尔德同乔伊斯相比，仍然是非常倾向于传统的，但此篇的主题却在无意中与《尤利西斯》达到了暗合。二十世纪初的欧洲作者们毕竟处于同样的社会潮流中，有着相近的感觉。   在此篇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曼斯菲尔德大胆、无拘无束，甚至粗野的精神世界。她咒骂，她恨母亲，她蔑视那种在老师教她弹琴的手势中联想到拥抱意味的拘谨的中产阶级女孩，“这个蠢货——她的脸红了，多么可笑！”第二段中那些杂乱无章的心理速写更突出了这种大胆、自由和粗野，但同时她的感觉中也充满女性的细腻。假若说此篇中她的细腻并没有被充分表现，那么像《小家庭教师》（描述一个小姑娘独自出门去某个德国城市当家庭教师的场景）那些作品里则更见出了这些。其实正是她的“粗野”才构成了她的细腻，譬如关于拔花的描写。曼斯菲尔德的这种与其他女作家完全不同的特点是值得分析一下的。   欧洲文学史上的女作家数目跟男性作家相比少得可怜，即便在我见到的这有限的数目中，我所赞赏的，以为成就能和男作家们相提并论的也只有曼斯菲尔德一个。女性在文学创作上的集体失败源于自然和历史因素造成的天生的对男性精神上的依赖。文学作品的好坏，其实全在于作者能否写出独特的属于自己的感觉、情绪，真正的自己。坏的作家们的通病是自以为写的是自己的感觉，其实不过是他在社会既定意识的潜移默化中接受的对事物的看法，是社会“认为”他“应当”有这种感觉，而不是他真有这种感觉。女作者们在创作上天生不利，除了需要像男作者们一样去除对社会既定意识的依赖外，还需要先去除女性对男性的天生依赖，——即心灵的真正的自由和解放。这是一件听起来容易实际上却极难做到的事。这种情形譬如一个主人和一个奴隶。主人的思想里绝不会考虑到供驱使的奴隶对他的行为怎么看，奴隶的思想里却总是在想他的一举一动在主人眼里留下了什么印象，即便是反抗也是做给主人看的反抗，主人不看他的反抗便毫无意义；即便被解放成自由民也脱离不开精神上对主人的依赖，总觉得主人是上等人，潜意识中总是按主人们的价值观来衡量自己，并总想混入主人们所在的上等人阶级。男女由于自然和历史因素造成的差别正如主人和奴隶，女性作家们一直以来的集体失败便在于要突破自己作为男人附庸的意识是极其艰难的。她们写的总是男人眼中的自己，而不是真正的自己，是男人眼中的女人，而不是真正的女人；即便是伍尔芙和乔治桑这样的名家也是如此。因此我几乎从来看不起女性的写作，以为她们写得再好也不过能以完全男性的眼光来审视世界，但她们毕竟不是真正的男性，因此永远无法和最好的男性作家相提并论。曼斯菲尔德让我看到了女性创作的一种可能性。她的作品的成功，简单地说就是写出了独特的真实的作为女性的自己，没有一丝一毫小心翼翼地揣测、迎合（普通的女性创作里那些表面的反抗、拒绝说白了只是迎合）男人眼光的地方。   曼斯菲尔德的作品让我想起萧红，而不是凌叔华。后者因为和曼氏一样受契诃夫影响，在故事布局上微有类似处，被徐志摩称为“中国的曼殊菲儿”，但同曼氏融大胆粗野和细腻于一体的纯女性意识毫无共同之处（她自己坦言不喜欢曼氏）。萧红作品里却有一种自然、真实、亲切的纯女性意识，小说手法上虽然不类，成就上也比曼斯菲尔德差很多，在无视男性眼光的精神意识上却和曼氏有共同之处，这是我以为一个女性作者必须要有、首先要有、最为珍贵的精神气质。（附注：徐志摩的眼光常让人啼笑皆非。他在关于哈代的访记里竟然奇怪哈代的住处为何会有雪莱的肖像。我不知道他在哈代作品里看出了什么。）    让我们再回到曼斯菲尔德的《风》，除了拉格克维斯特的那首名诗，还有两篇小说也应当拿来与这篇作品比较一下：海明威的《在密执安北部》和乔伊斯的《姐妹们》。   二   海明威的《在密执安北部》描述的是一个普通的美国小镇里几个普通人之间的一种生活场景，一个铁匠和一个邻家女仆之间的“爱情”。这“爱情”并非田园牧歌歌颂者笔下常见的“爱情”。让我们来看看开头对女仆和铁匠的简单白描： 莉芝·科茨是给史密斯家干活的。史密斯太太是个块头很大、长得挺干净相的女人。她说莉芝·科茨是她所见过的最整洁的女仆。莉芝的腿长得挺美，她老是系着干干净净的方格花布围裙。吉姆还注意到她脑后的头发也总是整整齐齐的。他喜欢她的面孔，因为她的面孔是那么快快活活的，可是他从没把她放在心上。   莉芝非常喜欢吉姆。她喜欢他从铺子走过来的样子，并且常常跑到厨房门口守着看他从大路上走过来。她喜欢他胡子的样子。她喜欢他微笑时露出那么洁白的牙齿。她很喜欢他的模样并不象个铁匠。她喜欢迪·吉·史密斯和史密斯太太那么喜欢他。有一天，他在屋外的澡盆里洗澡，她发现自己喜欢他手臂上的毛那么黑，而手臂上没被太阳晒到的部位又那么白。喜欢这些，使她自己也觉得好笑。   在这些极其冷静、简单的白描里，我们已明白这是最普通不过的两个女仆和铁匠。自然不会有传统作品里的浪漫情调，不会有有一定地位的男女们谈恋爱时高谈“爱情多美妙”的雅兴。这是我们在街头走过时毫不会加以注意的路边的粗鲁男女。但她爱他，像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爱男人那样爱他，像一头发情的雌性动物爱一头雄性动物那样爱他，爱他的一切，不管是洁白的牙齿还是黑色的毛，因为她爱的是他散发出雄性气味的一切。他爱她也是如此。这而后在某次打猎回来，铁匠喝完酒后，把她拉到某个仓库了，趁着酒性干完了一头雄性动物和雌性动物在发情期该干的一切。她一开始有些害怕，甚至想拒绝，因为普通的道德观教会了她拒绝，使她还有点不合时宜的羞涩，但她知道自己也需要这，她爱他，她就应当和他做雄性动物和雌性动物们在发情期该做的一切。      然而这爱情丝毫不比田园牧歌里的爱情更不浪漫，粗鲁的女仆的感觉也丝毫不比受过教育的正经小姐们的感觉更不细腻、温柔：      ……莉芝想要做些特别的东西让吉姆带去，可后来还是没有，因为她不敢向史密斯太太要鸡蛋和面粉，而要是她自己去买呢，又怕在做的时候被史密所太太当场发觉。史密斯太太倒没什么，可是莉芝就是不敢呀。……吉姆说了声“喂，莉芝”，还咧嘴笑了笑。莉芝原不知道吉姆回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是她料想准会有什么事儿的。然而，并没有什么事发生。男人们才回家，就是这么回事儿。……莉芝正在厨房里挨着火炉坐着，假装在看书，却在想着吉姆。她还不想上床去睡，因为她知道吉姆就会出来的。她要在他出来的时候看看他，这样她就能带着他的神态上床了。      小说基本是从女仆的角度出发叙述故事的。开头是她对铁匠的渴望，末尾是铁匠占有了她。第一次看这篇小说，读到剩最后一段时我刚好有事被打岔，于是在脑海里替这小说预先想好了几句结尾：“她感到她失去了一些什么……”这是一个蹩脚的充满感伤情调的三流作者想出来的结尾。海明威的结尾却如此写道：“吉姆动了动，把身子蜷得更紧了。莉芝把上装脱了下来，俯身过去拿上装给他盖上。她把上装小心谨慎、干净利落地在他四周掖好。然后她穿过码头，走上陡直的沙土路回去睡觉。冷雾由港湾上穿过树林正升起来呐。”没有任何一句多余的软绵绵的感伤话。感到“失去什么”那是太太小姐们的感觉。        1875年，福楼拜在《一颗淳朴的心》中写道：“她并不如小姐们那般纯洁，畜生已教会了她怎么做。”1923年，海明威的《在密执安北部》里却连这种微微的愤激之词都已没有了，只有如实的描写，不再加一句议论。      这小说在讲述什么呢？题目是《在密执安北部》，讲述的就是作者在密执安北部看到的生活。他看到了这些，他记下了这些。更多的，一个中国人可以去听一听张楚的《上苍保佑吃饱了饭的人们》、《赵小姐》，听一听何勇的《钟鼓楼》。 海明威前期的短篇小说是很可观的，这一篇尤其出色。这些作品的成功在于他只忠实地记下自己感到的一切，他不知道自己该往何处去，也不知道能引导别人往何处去。而后来的作品里，他不再是当年那个精神上无家可归生活上也在欧洲到处漂泊的小文学青年，他开始吹嘘自己的“硬汉子”并在生活中也实践自己的“硬汉子”，——那是十足的弄虚作假、自欺欺人——这种可笑的伪劣“硬汉子”风格使得他后期的作品包括《老人与海》都基本无价值。而在他迷惘困惑的早年里写下的《在密执安北边》等少数几篇里，却见出了一个青年艺术家真正的良心。      这一篇里也略有缺陷，譬如那些对话，很多属没有必要的废话，完全可以略去。好的作家笔下的对话都是经过精心取舍的，每一句都自有其用意，即便是看起来很无聊的日常闲谈里，也绝不出现多余的废话。这一篇里的这种毛病并不算严重，别的一些短篇里，纯是连篇累牍的废话似对白（这种废话似对白正是他“硬汉子”心态的一种表露）。当代美国的一些朋克小说里也是这种“风味”，恐怕都是受了海明威影响。   三      乔伊斯的《姐妹们》是《都柏林人》里的第一篇，也是乔伊斯的处女作。小说从一个儿童的视角，写了他对一个爱尔兰老神父死亡的感觉，并描摹了几幕都柏林社会的生活场景。      小说中有四层人物。第一层是作为叙述者的儿童“我”。开头描述了一段他对患中风即将死去的老神父的奇怪感觉。死亡对于一个儿童来说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而后在饭桌上引出了第二层人物：姨妈、姨夫和一个闲人考特先生。第二层人物对于老神父的死有他们自己的看法：神父们的精神状态都有些奇怪甚至变态，让小孩子们接触并不是很好。而后随着儿童的回忆，老神父——第三层人物在我们面前清晰起来了。这是一个除了自己那些繁琐无聊的宗教教义外对生活基本无知的愚鲁而又可算有点天真、忠厚、接近小孩子习性的普通爱尔兰老神父。“他教给我正确的拉丁文发音。他给我讲古墓的故事和拿破仑·波拿巴的业绩，他还向我讲解弥撒不同仪式的意义和神父们所穿的各种法衣。有时给我开难题会使他很开心，比如问我人应该如何随机应变，或是这样那样的恶行是属于道德犯罪还是可以宽恕的或仅是缺点而已。他的提问使我了解到教堂的某些制度是多么的复杂和神秘，而我过去只把它们当成是简单的法规。神父所承担的主持圣餐仪式和守口如瓶的职业责任如此重大，我很想知道一个人是怎样获得足够的勇气去担当这些工作的。”还有点吸鼻烟的小小爱好（这点“奢侈”的享乐之所以被允许想必是因为经文里不曾禁止吸鼻烟）。儿童随同姨妈一起去礼节性地拜访死去的老神父的两个姐妹——这是小说中的最后一层人物。她们和老神父的生活全靠他微薄的职禄支撑，老神父一死，连他的安葬费都难以支出。两个老妇人为兄弟的死感到伤心，又感到此后生活的艰难。从她们的最后几句闲谈中我们知道了老神父死去时的精神状态。而她们并不理解这种精神状态。因为某个男孩在他举行仪式时不小心碰碎了他手中象征神圣的圣餐杯，他被吓坏了，以为自己已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宗教罪过，无论别人怎么劝慰都不起作用，于是陷入精神失常，终致中风死去。      小说虽然短，却细致描述出了这四层人物之间微妙的关系。首先是其他三层人物对老神父的看法。这个爱尔兰老神父的心态和地位本来很是很难说明白的，但幸亏鲁迅已为我们留下了孔乙己这个人物形象，老神父很近于孔乙己。孔乙己“精于”茴香豆“茴”字四种写法的知识，老神父则“精于”天主教的种种繁琐仪式（这是他本职）。咸亨酒店里的闲人们对孔乙己是毫不客气地嘲讽、蔑视。都柏林的闲人们（姨夫、考特）对神父是表面上的恭敬（一个基督徒的本分还是要尽的），暗地里也都很轻视。孔乙己只好和孩子们去攀谈，想去教他们“茴”字怎么写，因为闲人们是不会理会他的这种知识的；老神父在这种境地里也只好和儿童“我”交往，教授他繁琐仪式的知识，在一个儿童对他的“学问”产生的景仰、畏惧中获得人际交往中的满足，因为都柏林的闲人们也是不会理会他的这种知识的，而且他一生，当是从一个贫困的底层家庭的孩子先进入神学院后离开供圣职，对世事基本无知，本性近于小孩，无法和闲人们交往。一个稍通点世故的神父，对不小心摔坏一个圣餐杯自然不会太介意，但这个老神父一生的成就、自豪感都建立在对自己圣职的精通、对仪式的信仰上，他所精通的圣职知识中并没有对这种“罪过”的说明，这对他而言是一件彻底让他不知所措的大事。他因此精神失常，终致中风死去。而他周围的人们对他的精神变化丝毫不能理解。他的两个老姐妹处理他的遗事时唯一关心的是：“上帝知道我们竭尽了全力，像我们这么穷——他躺在棺材里的时候，我们看不出他还缺什么。”——这是这篇小说的第一层主题：一个孔乙己似的人物在无人理解的境地里的孤独死去！      儿童“我”之所以接近老神父，和他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朋友关系，是因为同样的孤独，同样的为闲人们所排斥。他本来很有可能走老神父的道路，但老神父的这种不“体面”、受人嘲笑的死突然使他不知不觉获得了一种朦胧的解脱。他恨那些闲人们对老神父的愚蠢议论，也恨老神父这种不“体面”、受人嘲笑的死。他不再相信老神父赖以找到人生寄托的神学知识。在梦里他在梦见这个失败的、已不再是他未来人生方向的老神父之后，“我想起我看到有着长长的天鹅绒窗帘和一盏仿古式的吊灯。我觉得我身在一个遥远的地方，一个风俗习惯都很奇异的地方。——我想是在波斯……”这里写的是在孩子的潜意识中，他不再信仰天主教，而期待着那些异教风俗、异教信仰。波斯只是潜意识中的一种泛指，乔伊斯自己后来抛弃了天主教信仰，转向了对源自古希腊罗马的文学艺术这种常被称为异教文化的信仰。——这是小说的第二层主题：一个儿童潜意识中对天主教信仰的幻灭！      小说根据上边的分析，可以说是描写老神父和儿童“我”两个人各自孤独的精神世界的。但使人惊讶的是题目却是“姐妹们”。这个题目曾经长久让我不能理解。但看了他的《尤利西斯》后慢慢明白了。老神父和儿童还不是这篇小说里最重要的人物，老神父留下的两个姐妹才是。上文所引的她们谈论死去的老神父时的那几句话以及类似的闲谈固然是从一个侧面写神父，更主要的还是在写两个无知无觉的平凡老妇人的精神世界和处境：“上帝知道我们竭尽了全力，像我们这么穷——他躺在棺材里的时候，我们看不出他还缺什么。”这种孤零零的老妇人的形象在他作品中多次出现。《死者》里出现了三个在地位、处境上稍好点的老妇人，但孤零零、凄凉的晚景和无知无觉的气氛是一样的。《尤利西斯》第七章的末尾，斯蒂芬向旁人讲述了一段两个老妪爬纳尔逊纪念柱的故事。这个故事可以称之为《尤利西斯》的缩写，他细细描述她们平凡琐屑的生活细节，譬如此段：“有一个叫安妮·基恩斯，另一个叫弗萝伦斯·麦凯布。安妮·基恩斯患腰肌病，擦着一位太太分给她的路德圣水——一位受难会神父送给那位太太一整瓶。弗萝伦斯·麦凯布每逢星期六晚饭时吃一只猪蹄子，干一瓶双X牌啤酒。” 这样卑琐的生活，斯蒂芬却把它同圣经中先知们的庄严讲道联系起来，极其庄严地称之为《登比斯迦眺望巴勒斯坦》（摩西）或《李子寓言》（耶稣）。整部《尤利西斯》所采用的正是这种写法，将卑琐的现代生活同古代人们的庄严事迹联系起来，但这并非嘲讽，讽刺只是一个二流艺术家的本事，真正的艺术都是庄严的，他所写的是同古代英雄、先知的事迹一样伟大的现代人的事迹。两个平凡的老妇人爬上纳尔逊纪念柱俯视都柏林的过程，在斯蒂芬眼中正和领着犹太民族历经千辛万苦后终快取得自由的摩西登比斯迦山眺望迦南地时一样伟大、庄严，或许因为现代的悲剧味还更为庄严。乔伊斯写作《姐妹们》这篇处女作时心中还未出现《尤利西斯》中的庄严概念，但已把他最大的关注给予了这些最平凡的人们。——因此这篇小说的第三层主题也是最重要的主题是：无知无觉的普通人的平凡生活。这个主题之所以是最重要的，是因为“平凡”是乔伊斯的写作最重要的追求。他毕生的美学理想可以用《青年艺术家画像》里的一句话来形容：“……宣扬永恒的想象力的教士，一个能够把每天普通生活上的经历变成具有永恒光辉生命形体的教士……”老神父和儿童“我”都还不够“平凡”，两个老妇人的精神世界才是最“平凡”的世界，才能使他最大程度地表现自己的美学理想：通过那永恒的想像力，将最最平凡的普通人的生活变成具有永恒光辉的生命形体。      这篇小说是异常精致的，在短短的篇幅中，三个主题互相衬显，最终定格在第三个主题上。前两个主题都因第三个主题的出现而得到了升华。如果不是因为在普通人的最平凡的生活中看到了那永恒的光辉，天主教信仰的幻灭便仅仅是个人的幻灭，一个孔乙己似的老神父的死去也仅仅是个人的死去，乔伊斯将会成为另一个曼斯菲尔德或早年的海明威，或许比他们都还要高点，但永远成不了将被传颂无数个时代的《尤利西斯》的作者。      因此这篇小说对乔伊斯来说几乎是一份简短的写作提纲，他后来的所有作品都只是在铺展开这三个主题，《都柏林人》的其他短篇和《青年艺术家的画像》里各自铺展开了其中的一个主题，《尤利西斯》却再次把三个主题合而为一。因此我以为这是《都柏林人》中最重要也是最好的一篇。经常被提到的《死者》，其实是一个败笔，乔伊斯在其中过多溶入了自己。乔伊斯是一个奇特的作家，他写《尤利西斯》这样的巨著，他也写无多大价值的小抒情诗（庞德劝告他说《尤利西斯》的作者再出版这种小诗是不明智的），《死者》的前半部分与《都柏林人》的整体特色是一致的，后半部分则类似于他的那些小抒情诗。假如再联系到《阿拉比》也常被人提及，我想，读者们至今仍然只能理解爱情，只能欣赏感伤的爱情调子，没有爱情调子的作品他们便读不下去。而乔伊斯早已远离了这些。   四     《风》、《在密执安北部》、《姐妹们》，这是表面看起来截然不同的三篇小说，而我放在一起来写它们。它们有着共同的味道，共同的对生活的最初印象。童年的记忆在里边流动，消除了这世界的一切逻辑表象，只留下了那些遥远的、最初的、最直接的印象……而二十世纪初的那些抗争也在我们面前出现了。    http://www.xys-reader.org/blogs/lile/2008/06/26/aoeaacacsaacycaeiaesezaeaeaesaoeaaeaaoeefaeaeaesaaaaei/ 一   地震来临，国内也无甚大有趣新闻，除了某大概当年是辍学当艳星的好莱坞大妈为表慈善心竟口不择言，说漏了她那点幸灾乐祸的心思，引起举国震怒。此外该是怎样的终归该怎样，总理代表我们大家流了泪，明星、老总们代表我们大家捐了款，南方周末上的自由派面对总理之哭，无计可施，只好在社论里阴阳怪气地夸了几句政府，算是代表我们大家发泄了点不满。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该嚎的嚎，该哭的哭，该闹的闹，我们也总要这样过去。另一段有意思的小插曲是某些自由派人士倡议大家给灾区写信，并给出写作大纲。 “……让人民告慰人民……我们不写虚假的甜言蜜语，我们不写谎言，我们不写那空洞的民族国家大团结。我们只写真言。我们是良知的共同体，空气中的腐臭不能侵蚀我们的心灵，灾难也不会让人心麻木，妈妈，你不要呆呆望着孩子的尸体，你回来，生命是值得留恋的，因为生命永不停息，没有一个生命是汪洋中的孤岛，我们的命运早就注定在一起！……写信吧，把信夹进一切可以送到灾民的物品中，他会用颤抖的手拿着索索作响的信纸，他的泪水是上苍悲悯的雨……一封信没有多少重量不会占据我们宝贵的救灾份量……” 这是什么意思呢？显然是嫌政府嚎得不够带劲，竟有替代政府来嚎上几嗓子的意思。我们应当劝慰他们，为民请命之心可嘉，批麻戴孝之情可悯，但一出葬礼上，有一种嚎的声音就可以了，让大家按着我们几十年几百年的惯例寄托哀思吧，你们的嚎声虽然别致一些，像是比较地“普世”，若大家都按这腔调同声嚎起来，这世界也比较地像“大同”一些，但除了这点“别致”和像“大同”之外却也并无别的优点。 嚎过了哭过了之后照例该是闹的来了，义愤填膺的民众对地震局的事前毫无预警倾泻了万吨计的唾沫，“养着你们干什么吃的？每年领着人民的血汗钱都吃喝到哪里去了？”“牛、羊震前还知道乱窜几下，你们连畜生都不如”，四川某处震前一周的蟾蜍上街为民众的义愤添了份量，传言的李四光对国内四处地方的地震预报又让他们大获知己之感。自然，这点义愤还是好解决的。东南沿海的几个城市青蛙蟾蜍又跑街上来和大家见面了，某地的螃蟹甚至爬到树上和大家招手了，但当地却并无任何地震发生。传说中的李四光的预报，没有见到原文，依地震常识推测，大概是“华北地区未来几十年内将有七级以上地震”之类，这华北地区可大得很，未来几十年更是宽得离谱，五年也许，五十年也可能，若严格根据这种预报来办事，那只好将几千万人迁离家园五十年。听起来这预报似乎屁也不顶，但这却是目前的地震科学唯一能作出的预报，而根据这预报，在华北地区建筑抗震标准方面适当提高，也多少还是有点“屁用”的。 但人民是不会满足于只能有点“屁用”的知识的，他们要的是那种“伸指一掐，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知识，因此各种周易算命的东西就又全蹦出来了。本来科学能解决问题的时候人家就不愿意听，现在解决不了问题可不是更没兴趣听了。这就跟你能医好人的时候说声不要求神拜佛也就罢了，现在医不好人还不许人家去求神拜佛，这不是把人家往死路里推吗？先是大肆传播“震前某学者（大学生？研究生？）已预测将有地震，但被官方打压”这样的初级神异，而后提升为“国宝”级周易大师已提醒国家西部将有地震这样的高级神异，可惜一直没见到外星飞碟在震前来示警或某神汉在降神过程中爆出将有地震这样的超级神异。最后各种老调夹在义愤的面孔里很习惯地就又都弹了出来。这些老调大致就这么几套： 你凭什么说我的气功（大法、周易算命、特异功能、UFO、灵异、……）不是科学而你的就是科学？科学伪科学谁能分得清？凭什么你的就是绝对标准？ 牛顿的力学曾经公认是正确的，现在却被证明是错误的，你怎么能知道你所谓的现代科学将来不被证明是错误的，而我的气功（大法……）却会被证明是更高一层次的科学？ 科学日新月异，根本没有什么科学是绝对正确的。 几百年的人想到过今天的飞机、电视、电话吗？假如那时有人跟他们说有飞机、电视、电话这种东西，他们不也会认为是不可能，是伪科学吗？ 科学也不过是一种迷信。 …… 这些老调里包含的一层根本意思是对和错都是暂时的，几百年后他们具有超前意识的气功（大法……）或许就像当年认为不可能的飞机一样被认为是更正确的科学，而现代科学却会像当年的牛顿力学一样被证明是局限性很大的、错误的，因此现代科学对他们这些具有超前意识的人们不能打压，要宽容、理解。这些调门听起来很“先进”，甚至还很“民主”、很“自由”，只是他们却并不知道，科学体系里除了飞机、飞船、人工智能、远距离图像声音传输这些虽然新鲜刺激，但比起他们的气功大法来却总还逊一筹的东西外，还有语言学和逻辑学这类毫不新鲜刺激却是基础的知识。   二   从语言学上讲，科学这个谁都以为很明白的的词语有三种含义。第一种是指所有的科学知识全体，例如“科学里还有语言学和逻辑学”。第二种是指某类特定的科学知识，例如“科学证明了，动物异常和地震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生吃食物是不科学的”。第三种是指获取知识、运用知识的特定方式，例如“这是科学的道路和封建迷信的道路之争”。这三种含义，并不是能分得那么清楚，很多时候我们指的既是第二种含义，又偏向第一种含义，并夹带了第三种含义，换种说法是，既是指具体的知识，又是指抽象的知识本身，还是指普遍的获得这些知识的方式。这也符合人类的思维习惯，在事物的内涵和外延之间通常化不出明显的界线。类似的语言现象有，亚里士多德在使用逻各斯这个著名词语的时候，指的既是人的理性功能，又是被理性抓住的某种东西或理性功能的某种运用，显然在古希腊语的思维习惯中，这些没必要分开，就像现代汉语里科学的三种含义没必要分开。“科学”这个名词的前二种含义没必要分开很容易理解，第三种含义和前二种也没必要分开，是因为只有由第三种含义的途径得来的知识，才能形成第一、二种含义里的知识体系。而第三种含义里的“获取知识、运用知识的特定方式”，在严格的逻辑意义上便是现代科学哲学里的“可证伪”标准。 从逻辑学上讲，现代科学哲学里区分科学和伪科学的公认标准是科学是可证伪的，而伪科学不能。“证伪”的含义是提供某种根据自身理论推出的必然结果（某种现象必然发生或必然不会发生），只要这种理论结果有一次同事实结果不符（该发生的没发生或不该发生的发生了），即能证明自己的理论体系存在错误。错误的理论并非伪科学，能证明自己错误就已经表明了它是科学，只有连自己是否错误都没有可能性知道的理论才是伪科学。 可证伪标准是由波普尔在《猜想与反驳》里提出的。他提出这样的知识标准，原初目的是为了反对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学说，实际上后两者属于人文学说的成分远超过属于技术科学的成分，拿技术科学的标准去硬套人文学说是很荒谬的，要弗洛伊德给出自我、本我、超我的存在证据和要马克思给出共产主义必定会实现的证据，等于要求耶稣给出天国来临的时间表或者让尼采给出超人的生理指数。但这标准，在技术科学上却着实解决了一大难题，从此我们有了一条可操作的标准来区分科学和伪科学。在没有这条逻辑哲学上的标准诞生之前，我们只能从经验角度区分科学知识与迷信神秘事物的荒诞知识，始终达不到逻辑意义上的严格区分。我们凭经验知道，建立在对具体自然界物体运动、变化现象的数据观测的基础上，由数据推出假想的理论模型，再由进一步的观测结果来一步步修改完善这个模型，使之最大程度地符合已知的事实，经由这样的过程得来的知识显然就是科学；建立在谁也说不清道理的古老相传的神秘经验的基础上，或者更糟糕，建立在为了某种私心纯由自己设计的一些离奇现象的基础上，既无对事物的认真观测，更无对理论的合乎逻辑的解释，由这样的过程得来的知识显然是不可靠的伪知识。但这种经验的“显然”，只能用于泛泛的区分，一个精通逻辑的人若来吹毛求疵，要求给出更详细的定义，何为“对事物的认真观测”，星象术士们观察星象为何不是“认真观测”，何为“合乎逻辑的解释”，手相算命者根据手相解释起来也是头头是道，什么什么纹线注定一生中有什么事件，何以就“不合逻辑”，对此我们只能无言以对。此类困扰也不独存在于科学知识与伪知识的区别中，譬如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人，和无生命物质、植物、动物都不一样，但要让我们给“人”下个完整的定义，却无人能给出；我们也看得出人工智能和人类智能完全不一样，存在非常明显的区别，但要让我们给出个严格的区别标准，仍然是无人能做到，因为在这些问题上，凭经验得出的所有表象方面的区别都可以被轻易找出的相反例子一棍打倒。凭经验作出的常理意义上的区分和逻辑哲学意义上的区分是两回事。波普尔的标准因此在技术科学的层面上意义重大。凡技术科学，都可以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它包含的知识的真伪。 当我们说某种耸人听闻的学说是伪科学的时候，显然，我们指的主要是“科学”的第三种含义（获取知识的方式），并夹带了第二种含义（某类知识本身的正误）。牛顿力学被证明是有局限性的，只是远低于光速的低速运动下的近似，可以说它是错误的（在科学的第二种含义上），但它错误了也不是伪科学，因为它获取知识的方式是符合科学的。现代科学里包含的一切知识将来都有可能被新的观测结果证明是错的，只是局部的近似，但现代科学并不因此就会在将来被认为是伪科学，因为“伪”与不“伪”的区别，在于获取知识的方式，而不是暂时总结出的知识本身的正误。气功（大法）贩子和他们的支持者们不懂这种语言逻辑，以为“伪”与“不伪”的区别在于科学的第二种含义，只要他们的胡说八道将来有那么一丝可能性对上了，便证明他们不“伪”，反而很先进、“超前”了，而真正的科学只要有那么一丝可能性发生错误，便证明了也是“伪”的，没有资格指责他们了。 假定某周易大师夜观天像，一颗流星闪过，于是大呼，此凶星也，不出一年，中南海某要人必“殒命矣”，而事实结果竟真如他所料，岁末，中南海内“殒一重臣”，是否这大师的周易算命法便是科学了呢？我们显然不能承认，因为从这类理论的本身角度看，它们根本就不打算合逻辑地解释自己，根本无意于形成一种严密的、可根据结果来修正自己的知识体系（唯有这样的体系才能提供逻辑上的证伪可能性），它们所依据的只是一些古老相传并且加入了很多自己的臆造的神秘经验。这类经验在纯技术知识方面类似于原始人对某些草药的知识或某些动物对温泉疗伤的知识。从我们古代“神农尝百草”的传说我们看得出，这些草药知识的起源丝毫不神秘，同西方传来的现代科学一样源于对实际事物的认认真真的亲身观测、试验、总结，在观测和试验的基础上得出了理论模型，就是中医相传的那套，在当时，那套理论模型推算出的结果显然是比较符合已知的药物对人体的作用的，但同现代医学一比又何如呢？西方医学的起源阶段，对药理作用提出的理论模型恐怕是不如古代的中医更符合实际的，但他们显然从没拿无知当神秘遮盖家丑的企图，所以才能一步步地完善自己。中医在目前的中国仍然很有市场，它里边的很多古老经验大概确是西方医学仍不及的，以致有人又把它的无知拿出来当神秘兜售，陶醉在它的“奇经八脉、阴阳五行”要比西医“起码先进几百年”的幻觉中。对这类幻觉，只消让全国完全放弃西医彻底实行中医一年，看看治死了多少人，就能明白中医到底有多神。我们再假定一下，由于某种不可知的基因变异，众多可作药用的植物性能发生了变化，现代医学可以重新测定植物的构造，明白何者可用何者不可用，为何可用为何不可用，像中医一样的原始人中的巫医们怎么办呢？他们依据的只是一套僵化的自身也不明所以的经验，遇见这种情况只有惊为天罚了，或许要抓个活人去献祭以求宽恕也说不定。原始的巫医们大概还能重新“尝百草”，重新积累知识；我们再推到那种全凭经验的极端情况，由于地下地质构造的变动，某些温泉的矿物质成分发生了变动，竟变得不能治病甚或有害了，那些由本能受了伤就来这温泉泡的动物们该怎么办呢？只能呜呼哀哉了。 回到周易大师的星象算命上，假定某周易大师连算一百次，次次都大致算准，大概在一年的幅度内，某地区被算定该死个要人就果如其然地死个身份地位大致算得上要人的人物（实话说这是不可能的，若能如此，以现代世界的搜奇趋向，他早已可自封为神并信徒成群了），可以承认这周易大师的学问是科学了吗？仍然不能，因为我们即便由此承认了这群渺小世间的所谓“要人”竟如此重要，连天上的流星都要提前为他的死来鸣炮送行，我们也无法由这周易大师的学问中获得任何有意义的东西，可据此形成一门科学。他的学问仍然不过原始人对草药的经验或某些动物对温泉的经验之类，只知模糊的其然而根本不知所以然，或许哪天其中的所以然发生了变化，他的经验就全成了废品一堆，跟着他一起陶醉在神秘境界中的人们只能像动物一样呜呼哀哉了。 或许有人要说，如果他能算准一百次，表明他的学问虽然不全是科学，但也是很有价值的经验，理当在这经验未失效之前对这经验进行研究，各门科学不也全是从少数孤立的经验慢慢发展起来的吗？这种意见是不错的，但遗憾的是没有明白公众心理，公众在这些气功大法里寻求的是什么，所以“对这经验进行研究”只是一厢情愿。假定这能算准一百次的周易大师竟是一个认真的人，动真格的对自己的经验搞起了研究，将这算命过程一步步地分析，每一步是为何，若改动了会产生何结果，并将这样的老老实实的过程分析公之于众，以期待正在作同种研究的人能互相推动这门科学的完善，如同现代科学的普遍发展过程，那么等待这周易大师的将是何种命运呢？非常遗憾，等待他的或许有科学界的一小点荣耀，相衬之下他在公众那里的名望、引起的兴趣却将荡然无存。因为公众真正需求的根本不是他的算命大法如何能更可靠、可操作，而是它的不可靠、不可操作。越是神秘、不可靠、不可操作，公众就越是趋之如鹜。一个地质学家发布研究结果说“华北地区未来几十年内将有七级以上地震”，而后应验了，是不会引起公众什么大兴趣的，但一个周易大师发布预言说“华北地区未来几十年内将有重大劫难”，而后应验了，引起的结果必然是极端轰动的。虽然从表面上看，地质学家的预言明显比周易大师的精确得多，有用得多，但公众要的根本不是精确和有用，要的是神奇、不可理喻。这种心理，大致分析，有两层内容。第一层内容，像地质学家那样出结果，是需要几十年的实地考察、分析岩石地层结构、理论计算板块运动可能性，而这些公众通常捧起一本书来就要打呵欠的，公式运算更是要他们命了，这种出结果方式对他们而言半分可模仿性都没。像周易大师那样出结果，却似乎不需要什么艰辛的工作和思考，只要天灵灵地灵灵地胡弄一通，或许哪天脑袋瓜一灵就出神奇结果了，所以这种出结果方式比较适合普遍公众的智商。第二层内容，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显得独特，而现代科学显然是毫无独特性可言的。你由某种科技得到某种神奇，别人一样能得到，只要他花得起和你一样的钱来购买同种科技就行，电视电话让你成为神话中的千里眼、顺风耳，神奇不？一点都不神奇，因为所有人都成了千里眼、顺风耳了，千里眼顺风耳还有什么意义呢！气功大法周易类的东西便是迎合了公众的“独特”需求，故越是神秘越是荒谬就越为大家狂热信仰。在这点上，我们可以说，此类玩意实际上已经像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学说或一种宗教信仰一样，人文学说（既然是超知识的信仰，虽然愚蠢也姑且称之为是人文学说吧）方面的成分大过了技术科学方面的成分，拿纯技术科学的可证伪标准来衡量都已经毫无意义了，公众根本不在乎它的具体知识是真还是假，可靠不可靠。   三   由于大部分伪科学都打着传统的招牌，混有历代相传的神秘知识在内，因此有必要谈谈这种神秘知识的本身。那些掺杂了历代真假难辨的混乱经验的神秘知识，产生的过程非常类似于神话。我们远古时代的祖先，在生活中获得了某些独特的感官印象（可能是某个部落的毁灭兴旺也可能只是个人的某种独特生活），于是通过原始思维和这种思维中产生的口头语言向后代人传递。原始人的思维同儿童的思维非常相似。他们只有对具体事物的感官印象而几乎没有抽象概念（抽象概念完善到一定程度之后他们也就进化到了现代意义的人类）；他们把所有外界现象都看成某种生命的动作，打雷下雨是某个强大的他们无法抗拒的生命的动作，因此出现了天神的概念。从所有同自身形状相似的物体的印象中得出“人”这样的概念，对他们而言已非常困难，从单个太阳、单个山峰、单个动物、单个人这样的印象中得出“一”这样的概念，对他们而言更是困难。所有原始民族最初都用三来代替很大很多的概念，其后用五、七、九、十二这样逐步加大的数字，因为对于原始人，数数数到三以上，直到十二，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就如同儿童中的情况一样。他们更无法形成无限、很大、很多这样的抽象概念，在形容心目中的很大很多时就只好用他们逻辑方面的智力当时能达到的极限——先是三，而后到了十二——来形容。我们在读神话时代和未完全脱离神话时代的故事，读到三、五、七这样的数字时，万万不可以为是真的数目，那只不过是代表很大很多的意思。并且在原始人的思维中，不只缺乏逻辑思维，那些同类的或相互间有联系的感官印象也都是重叠在一起而不加以区分的，某头凶猛的野兽、所有类似凶猛的野兽、像那种野兽一样凶猛的某个人、所有像野兽一样凶猛的人、凶猛这种性格，对他们而言都是同一种感官印象（前述的语言学上的一些现象，都是原始思维留下的一些残余），因此在原始人的思维中，可以说一切都是象征。在这样的思维和这样的思维必然产生的极度朦胧的诗性的语言中，事情越传便离只能原初事实越远，而根据这种思维后代人在传播的过程中又必然会加进自己时代发生的一些朦胧历史（对他们来说，从传说中的事物中得到感官印象和从自己身边得到感官印象并没什么不同），某些具有诗人心灵的人又对这些混淆在一起的混乱历史进行粗糙的美学加工，最后传到我们手中的关于天神、英雄的短短几页传说实际上是几千甚至几万年的历史的混杂。寻找历史原貌已不可能，我们只能从美学而非历史的角度接受它们。真正的历史记载发生在我们祖先的智力已发展到一定程度，终于能够用某种记数法分清数目以便记载确切的时间跨度而不是把过去现在的几千几万年混淆在一起，终于能够分清不同人物的事迹而不是把所有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全都混为一个天神、英雄以后。 神秘知识的产生，同神话一样，源于远古时代人类的原始思维，或者明白地说是我们的祖先低下的智力。历代的独特经验由于这种原始思维，被混淆在一起，后人根本无法分清这经验里的哪部分属于哪些特定情况下的真实经验，哪部分属于被人臆造出来的经验，就像无法分清神话故事里包含的真实历史一样。神话在技术科学层面上对于我们了解真实历史已无用处，但在美学意义上却是极珍贵的财富。文艺作品多从神话取材，古希腊的悲剧作家们更是只从神话中取材。因为我们所谈的远古先民的智力低下，只是指逻辑思维方面的低下，而在同美学感受相关的直观思维方面，亘古至今却大概都是一样的，我们至今尚找不出理由在这方面自夸于远古先民。那么，诸多历代相传的神秘知识，是否也同神话一样，抛开技术科学方面的正误，在传达同人类的美学感受相关的远古先民们的直观思维方面有意义呢？ 对于这个类比，我们需要用基督教的例子来看清里边的真正区别。基督教的最根本教义里，有著名的三位一体说，圣父、圣子、圣灵不可分割，是同一个实体，用通俗的语言讲，大致就是，神和他的儿子耶稣，还有那创造万物的神的精神，这用不同概念讲述的三样东西只是同一个东西。一个只阅读过圣经，对基督教历史不太了解的教外人士在初次听到三位一体这个观念的时候大概会觉得非常稀奇，也无法理解，但他若是了解了基督教早期的历史，就不会再怀疑三位一体学说的必要性。在耶稣死后的几百年间，基督教已传遍了整个地中海沿岸，最后还获得了罗马帝国国家政权的支持，伴随着自身的广泛传播带来的是教义的极度混乱，而混乱的最直接表现就在于耶稣、神和神性三者之间的关系上。有认为耶稣为上帝所造，在神性层次上低于上帝的；有认为圣经中的上帝只是一个低位神，在他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神的；有认为上帝是一个恶神，人类需反抗上帝才能获拯救的；有认为上帝有二，善神创造灵魂，恶神创造肉体的；有认为耶稣是假先知，犹大卖主是履行了上帝意旨应受赞美的；有崇拜亚当，主张裸体主义、返朴归真的。很难想像，在加利利湖畔向渔夫、农民们讲道，在圣殿门口告诉弟子们，把仅有的两个小钱拿出来捐献的寡妇所捐的比别人都要多的耶稣本人，听到这些议论时，会有何感受。他本人在福音书里留下的只是精神价值方面的众多譬喻，谈到自己时只以美学化的方式称是上帝之子，大概做梦也料不到为自己和上帝的关系问题竟引起了这么多荒谬的争论。但认真分析当时的历史情况这种争论又是必然会出现的。当一种精神信仰只存在某些人数有限的小范围社会里时，保持信仰的纯感性方式是可能的，但当它已扩大到众多互不相识的人群里时，它就面临必须以逻辑方式作出更清晰解释的问题。这种情况譬如在一个小社会里人们可以不用法律或仅用很少几条法律，单凭道德律令处理每一件突发纠纷，但当这个小社会的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了，就必须制定严格细致的法律条令，即便按照法律条令来处理事物在很多时候不如以前在小社会里凭道德律令处置更公正，但也只能无可奈何，因为这是社会扩大化（扩大到一定程度就成了现在的“全球化”）必须付出的代价。因此围绕耶稣、上帝各自神性关系的争论虽然看起来很可笑，却是基督教扩大自己影响后的必然结果。在这些后来被正统教会定义为异端的主张里，虽然也包含有同正统教派伦理主张、所代表阶层利益方面的不同，但总体的趋向是把教义引往对神秘事物、无法辨别真假的超自然事物的关心。这些异端理论若稍微加以修改，是立刻就可以拿来拍成当代的好莱坞神话片或科幻片的。三位一体说同这些显然在本质上不同，是一种完全去除对超自然事物关心后的纯美学意义上的描述，最符合福音书原意。只要承认三位一体，承认神、神子、神之灵是人类心智不能企及只能用信仰来认识的同一存在，就根绝了在对神性的认识上，任何妄人发挥他廉价的想象力把圣经中的美学式比喻编造成蹩脚的神话故事来愚弄民众的可能性。正统教会坚持三位一体的学说，实际上是坚持了以精神价值立教而非超自然事物立教的根本原则。当然正统教会也仍然宣扬天堂地狱、末世审判这些超自然事物，但在现代，普遍地我们已可像对待神话一样在纯美学意义上看待这些。歌德并不是基督信徒，但从上帝、天使的观念中找到了他所要的象征来写进《浮士德》中，鲁迅自然也不相信女娲补天的神话是历史真实，但却从这个神话中得到了启示写成《补天》。 从基督教的发展和远古神话的形成的例子可以看出，所有的神秘知识，能留存在现代文明的知识体系里的缘故都是因为形成它们的拟人化的直观思维、诗性思维，而非它们里边同时包含的那点幼稚糊涂的逻辑思维。基督教在创教的几百年内若不能凭借早期神父们的努力和对超自然事物的过度关注划清界限，恐怕早就湮灭无闻了。盘古开天、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的故事若不是向我们传达了在我们的祖先的原始思维中对宇宙的拟人化看法、对自身创造的自豪、对命运的哀叹这些永恒的内容，也断不会在现代仍能让文学大师感兴趣；至于它们里边包含的那点幼稚的逻辑思维，也就是说，在古代的朦胧历史中，是怎样的像女娲的一个人来完成了类似补天这样的一件事，——或许真相只是原始人住在岩洞中，岩洞坍塌，某个母系社会中的首领带领大家修好了岩洞——都已经无关紧要。即便在远古的先民自己中，使他们一代一代传说这种故事的也必然是从诗性思维角度对于创造、力量和命运的哀叹这些永恒内容的共同感受，而不是从逻辑思维角度故事本身的可信度。而现代被称为“伪科学”的群体里对古代神秘知识的狂热信仰恰恰是从逻辑思维角度，而非诗性思维角度出发的。从这种角度，他们能获得的只能是虚妄。   四   美国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包括总统小布什）一直在鼓捣一种“智能设计论”，认为以人类生命的复杂，不可能是由某些无极物质组合成某种原始生命物质再一步步发展来的，必然是由某种“高级智能”创造的；再让一步，就算人类是由猴子和猴子的祖先一步步进化来的，原始的生命也必然是由某种“高级智能”创造的。UFO、百慕大、金字塔之类的信仰者们也都在鼓捣同样一种理论，只不过把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们虔诚膜拜的“高级智能”换成了外星人而已。若调查一下这些理论的信仰人数，那将是非常令人吃惊的，据说三分之一的美国人都是原教旨主义者，起码UFO金字塔之类信仰者的人数不需人家去统计我们也知道是很多很多的，而全世界每年制造出来的商业娱乐电影中最卖座的是哪类也足以让我们清楚现状。再联系国内对于气功大法的热衷……气功大法、UFO、“高级智能”和现代科技并驾齐驱的现实告诉了我们什么呢？ 大约告诉了我们，现代社会虽然看起来很文明很先进的样子，实则同原始社会区别不大，组成它的这些人们同他们的原始祖先区别也不大。我们可以把宇宙飞船发送到月球上，同嫦娥吴刚握手，可以站在屏幕前把和万里之外的同类见面通话，可以屁股冒着烟从天而降，让某些处于我们祖先状态的人们惊为天神顶礼膜拜，更可以一声令下把整个星球毁灭，所有这一切都是古代的天神们远远不及的。但我们的智力却永远停留在了我们祖先的状态，从来没有文明先进过一点半丝。我们为什么要跑到月球上去呢？为了将来的殖民，为了到月球上继续我们在地球上的吃喝拉撒，将月球搞得和地球一样乌烟瘴气而后抛弃。为什么要同万里之外的人们视频通话呢？为了谈情说爱、商量财富的交换分配之类，而这些都不过是我们的祖先早已干了几万年几百万年的屁事。只有毁灭星球之类虽然听起来吓人，倒是唯一不同于我们祖先生活的事，唯一能证明我们比祖先文明先进点的事。 人类本性上是什么呢？本不过一群原始动物，喜欢穿暖吃饱，天黑了钻进洞里睡觉，太阳一出就跑野地里游玩，互相叫来叫去，交换“你胖了我肥了”、“天气真好”、“我真高兴”、“来追我”之类无聊的话语，发情期到了就找异性交媾快活，这就是人类按本性能获得的最幸福状态。而我们这群猴子蒙现代科技的照顾，竟然获得了天神般掌控星球的大能，在最初的惊喜好奇之后，我们能拿它来做什么呢？不过是拿它来满足自己本属于动物的欲望。我们炮制了无数的电视节目、书刊杂志来使自己不停地获得刺激，而从这些刺激里获得的愉悦程度却绝对不会比当初在野地里乱跑乱叫时更高。我们制造了日益先进的机械来使自己生活更方便舒适，但这些发明创造，虽然被冠以“造福人类”的美名，实则不过是些能让我们白天黑夜都可以在野地里跑、不管发情期到不到都可以交媾快活之类的东西罢了。科技给予人类的只是这点：使那点动物欲望得到无限制的满足，并且在因受到过度的刺激致使欲望消失的时候想法以更高强度的刺激来使我们产生新的欲望。 人类本性上是什么呢？相比于原始动物，多少算有点改变，是一种感受更为细腻的动物，习惯于随着外界给予的感官印象的变换时而哭泣时而高兴时而激动时而沮丧，时而欢欣时而郁闷时而振奋时而软弱。我们随着那永远无人知的原因在我们的情绪变换中渡过了我们的一生，同样的事今天使我们高兴，明天使我们悲伤，使这一个人激动，使那一个人低落，假若说生活有什么意义，那就是永远重复那堆受感官刺激不停变动的情绪。我们在今天通过科学实际上已经僭取了天神们的权力，但这权力于我们有何用处呢？假如古人们想像在极乐世界、天宫、天堂里那些法力无边，只手可改变世界的神佛们的生活，认为他们运用如此大的能力只是为了让自己能痛饮美酒、欣赏歌舞、和最美的女人性交，我们一定会认为他们愚蠢，难道神会像凡人一样只有这点欲望可想可追求？但今天的现实却活生生照出了一副愚蠢的现世天堂、现世神佛的群景。 公元前206年，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西楚霸王项羽打进咸阳，把已投降的秦朝官员和秦王都拉来砍头（按古法推测大约还要加上示众），美女珍宝尽归己有，并一把火烧了咸阳城，把秦帝国彻底灭亡了。据说他年轻时在街市中看见秦始皇巡游的队伍，曾发下豪言壮语：“彼可取而代之”。此时他总算宿愿已尝，若按当代“成功学”的说法，是大大的“成功”了：由没落贵族一跃而成为第二个秦始皇。然而在咸阳当秦始皇第二的感觉大概并不是很好，虽然谋臣们告诉他关中的地形是如何适于成就霸业，他没多久还是载着他的战利品——妇女财宝，“引兵东向”，跑到位于当今徐州地方称王去了。火烧咸阳的理由，从军事角度勉强也说得通，咸阳不是他的势力范围的中心，连边缘都不算，他远离自己的根据地呆在咸阳做霸王，既不安全又无法有效管理自己的根据地，既然无法占为己有就不如一把火烧了一拍两散。但我相信这个西楚霸王在那时是很少考虑到军事方面的威胁的，他的真正理由不过是在咸阳一个熟人也看不见，他这大王当得很没意思，他要跑回自己老家去，让过去那些亲朋故旧都来看看自己西楚霸王的威风。史记记载他的言论道：“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于是我们的文字里从此多了“沐猴而冠”这个成语。这件事看起来很可笑，但细想也只能是如此。项羽灭亡秦帝国，一统天下，分封诸侯，这些事本身能不能使他快活呢？能，毕竟妇女财宝在手、众人的生杀大权在手总是让人极度快活的，但这些快活若不能在他的亲朋故旧面前显摆，程度上就会打了一个很大折扣。因此所谓霸王，天下之主，论到底竟也不过一个发迹无赖，总想让过去一起混的同伙们见识下自己当下如何不凡。 在公元2008年的某一天，某个自命不凡的家伙在斗室里边抽着烟边从他尘封已久的窗户里探出头去，看了看大街，看到一群衣冠楚楚的下肢直立的动物在街的两侧走来走去，在路的中间是一群坐在机械甲虫里以极快速度来去的同类动物，在看不见的天空远处传来轰鸣声，表明还有一群同类动物坐在空中的一只机械大鸟里在以更快的接近天神们驾筋斗云的速度运动。这幕景象不知怎的就让他想起了西楚霸王的事业和他的“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并且使他捧腹大笑起来。你以为坐在空中以筋斗云的速度庄严来去的那群像天神的家伙这么不辞劳苦施展法力飞来飞去是为了什么宏伟的天神的事业吗？错了，他们不过是为了去另一处遥远的地方同另一群同类交换一些一本正经的废话，好让自己那无常的情绪再变换一下或者让自己幻想中属于他的那块地皮再大点。街上有个特文明的动物从兜里掏出了他的法宝，“顺风耳”，同大概极遥远的某处一个同样亮出“顺风耳”法宝的动物开始交谈，你以为这两个法力如此强大的天神样的家伙是在商量什么凡人莫测高深的话题吗？错了，他们不过是在交谈一些电视节目、最新新闻、儿子上学、股票升降。而所有这一切，都同我们祖先在野地里乱跑乱叫，晒着太阳就觉得舒服，发起情来就互相交媾的生活没有两样！ 整个现代人类文明，同楚霸王的事业又何其像呢！都可以用“沐猴而冠”四字来概括。假如我们在本性上没有什么大的改变，不只是除了满足动物本能、繁殖后代来继续满足本能外无他，那么科技知识对我们这种人形猴子实在一点好处都没有。 那些自觉有菩萨心肠的科学家们和环保人士们对科技的应用也一直有意见，以为我们会不小心毁灭了自然界和自己，并且已经在毁灭的路上。这点倒不应该担心，这渺小的星球和它上边的生物就算几百年内没被毁灭，几百万几千万年过去也会按自然规则毁灭的，对于永恒的宇宙来说，几百年和几百万几千万几亿年又有什么区别呢，只不过一粒尘埃和两粒尘埃的区别，我们不应当太把自己和这个星球当回事，以为毁灭了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只是对于我们的本性来说，我们本不过是一群愚蠢的动物，需求的只是从各种感官刺激中获得的满足，假如我们经由各种昂贵的发明创造能获得的感官上的满足不能大于我们在野地里乱跑乱叫乱交媾时能获得的满足，我们就应当回到野地里去，而不是胡喊什么“科技使人进步，科技造福人类”。 中世纪过后的启蒙思想家们大力鼓吹民主和科学，反对愚昧的宗教统治，我想在他们心里，肯定以为只要科学一昌明，鼓吹神秘事物的宗教就没有遁身之地，只要相信科学，人们的头脑就会脱离愚昧。然而他们是大错特错了！科学在现代很昌明，但越是昌明，人们对神秘事物的信仰就越多，因为人类的本性就不适合科学，只适合愚昧的信仰，无论让他信仰什么都比让他相信没什么神秘事物可畏惧的要强，鬼神不存在了还有UFO可信仰，特异功能不存在了还有外星人。相信科学也不见得就会变得聪明，愚昧也常见于同科学相关的人士中。两个月前有这样的报道，希伯来大学的科学家们在对203个大学生志愿者进行一种经济学行为测试后，得出结论，缺乏某种基因的人将比别人表现出更多的“自私”、“专制”，很自然的，隐隐的可以引出推论，萨达姆、希特勒、蒙博托就是这种“无私”的、“民主”的基因过于缺乏的标本了。这真是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一切相关人类学科的超级福音！原来二战的爆发就是这么简单，是希特勒这人基因有问题！犯罪问题就这么简单，是基因有问题！进行伊拉克战争的正确性又一次被证明，我们不能让萨达姆这样的有基因缺陷的人控制伊拉克国家权力！阿拉伯人和西方的对立问题也被完美的解决了，必然是选择和西方对抗的阿拉伯人基因天生有缺陷，不适于西方给他们规划出来的“文明”、“民主”的社会生活！然而一个头脑正常的人不免要想，一个母亲为了子女，疯狂盗窃公众财产，这是“自私”还是“无私”呢？古希腊罗马社会，对奴隶那自然是“自私”加“专制”极了，是否古希腊罗马社会就是“自私”加“专制”的集体标本呢？1912年，美国一个心理学家根据他的“智商测试”，得出了当时正申请移民美国的犹太人、匈牙利人、意大利人、俄罗斯人的五分之四都是低能儿的结论。我们由最近的一些事件，有望欧洲的科学家们在不久的将来得出这样的结论：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国人由于基因问题，天生就偏向于“自私”、“专制”的行为。 圣经开篇中有人类始祖偷吃智慧果，被逐出伊甸园的故事，这大概是所有古代神话中寓意最明显也最深刻的一个了，智慧果里包含了什么呢？没有别的，只有使用抽象概念的逻辑思维。依靠逻辑思维，人类的头脑不再淹没于无穷无尽的感官印象中，而能从中进行归类，将各种同类印象简化为一些抽象概念，使得进一步的思考成为可能。举例说，没有“1＋1＝2”这样的抽象概念形成之前，人类每次面对数量问题都必须进行单独思考，单个石头和另一个单个石头放在一起是什么样的，单个动物和另一个单个动物放在一起是什么样的，光是对所有的类似印象都进行一次这样的思考，显然一个人的大脑耗尽了都不够用，更别提从这些印象中发现更大更多的规律了。我们将这种思维不停地往前推，在抽象概念中继续一层一层抽象简化，最终形成了今天对自然界的广泛知识；知识的发展导致了和别种动物争夺生存权方面的优势，生存能力的提升导致了社会的扩大化，社会的扩大化导致了约束个人行为的伦理道德的出现，如伊甸园的故事中所说的知道了“羞耻”，“羞耻”的出现导致了欢乐的无拘无束的蒙昧时代的瓦解。 从伊甸园故事里寓意的明显、深刻可推断出，它的形成年代要远远后于别的民族的神话，必然是人类已经把智慧果消化得差不多了之后才形成的。中国古代的老庄学派里也有类似想法，不过已不再用寓言的形式，那是智慧果消化得更多了。想那时候人类群体中的知识还极其有限，然而那遥远的两河流域的智者们已经深刻地感受到了经由逻辑思维得来的一切是如何地不适合于人类的本性。伊甸园里的美好生活，通俗地说便是依照本性乱跑乱叫乱交媾、晒着太阳就觉得舒服的生活。我们吞下了“逻辑思维”这颗智慧果，使自己脱离了那种生活，和曾经的同宗兄弟——动物们永远分开了，这是祸还是福呢？或许永远都无法知道了，我们唯一能做的是便是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永远寻求自己那不可知的命运。 认真探究人类思维的特点，更可以看到，从来就没有一种冥冥中的计划，要让人类必定演变成现在的样子，必定和动物兄弟们区别开，人类目前的现状全是偶然的结果。逻辑思维方式取代了直观思维方式，完全是物择天竞导致的偶然结果，若真有一种来自“高级智能”的“计划”，它必然会使我们在在生理结构上也产生相应的改造，以更好的符合使用逻辑思维的生活，不会像现在这样使肉体和大脑完全分裂，肉体视野蛮本能的强大为进化的最终目标，大脑却视逻辑的愈发清晰为目标。在记忆方面也是同样的例子。若人类真的是一种“高级智能”的设计结果，人类的记忆就应当同电脑的记忆一样，凡经过的一切都牢记心中，何时要用即能立刻翻出，这样才适合逻辑思维的进一步发展。但我们的记忆为何总是只记得大概，遗忘了绝大部分呢？因为我们原初的动物本性是靠激烈的肉体搏斗争夺生存权的，只有对肉体搏斗有帮助的记忆才适合让我们记起，遗忘机制既是为减轻大脑负担的目的对无用记忆的抛弃，又是对精神系统的一种保护，如果一个人什么都记得，很难想像，此人还能正常生活精神不崩溃。人类思维的这两特点足以证明，人类因偶然的机缘发展逻辑思维获得了今日的成功，但它所具有的一切生理基础都只是为过去动物时代的生活准备的，根本没有为今日的地位作好准备。 隐藏于现代文明背后的普遍的对科学的异议，对神秘事物的信仰，便源于这样一个荒谬的事实：科学能赐予我们的只是对外界事物的掌控，却永远改变不了我们只是一群衣冠楚楚的猴子，唯一需要的只是满足动物本能的本性。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和类似的人们不满意科学，总试图证明上帝存在，UFO、金字塔、百慕大的信仰者们希图证明人类是外星人播下的后代，中国的国粹迷们希图证明国粹里的“天人合一”、“阴阳五行”类思维如何是比纯使用逻辑思维的西方科学更先进几百年，更是一种“和谐发展”的思维，所有这一切都只表明了这群只适合在野地里乱跑乱叫乱交媾的猴子们潜意识中对套在他们身上的知识外衣是多么不适应，多么渴望重新回到那野地里去。科学所运用的纯逻辑思维或许是错了，或许无法为我们提供更好的未来，当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为我们描述超越基督教道德和现代科学迷信的更高的人类时，我们理解他，当柏格森在《创造进化论》里根据昆虫的神秘本能猜测或许存在一种非逻辑思维可解的跨越所有生命的生命知识遗传时，我们同意他，但当一群不过因本性受到文明压抑而不满的猴子钻出来哇哇大叫更神奇的科学、更先进的思维时，我们唯一该做的恐怕是找一块野地请他们回去。 科学是什么呢？是我们的父辈为我们选好的一位配偶，她身体绝对健康，性格绝对贤惠，管理家务绝对在行，几千年的经验告诉他们，这样的妻子对于家族的生存绝对是最好的选择。而我们对她的优点虽然承认，但总是心怀沮丧，觉得她性格冷淡，举止刻板，鼻子也不够美，手不够秀气……总之，她不符合我们心中理想的女性形像，虽然在延续并繁衍家族的性能上很好，和她过日子却未免太让人失望，因此我们总希望能遇到自己心中理想的女性。在这种对理想美的憧憬中我们遇见了一个乡下婆娘，用她满是大蒜味的嘴巴告诉我们，她胳膊比科学粗，腿比科学有劲，头发比科学深，腰比科学粗……总之，她比科学美，建议我们选她……我想，无论科学再丑，这种乡下婆娘我们还是不要的。 古希腊的伊壁鸠鲁对于那些烦恼于鬼神是否存在的人们提供了两件意见：鬼神或许存在，或许不存在；即便存在，也和我们无关。我们对于这群恐慌不安的猴子，能提供的大概也只有这两件意见，而不是关于某某真假的科学辩论。   http://www.xys-reader.org/blogs/lile/2008/06/24/acacsaeae/ 反伪科学斗士司马南最近在国内的自由派精英中引发了一场歇斯底里大发作，无论跑哪个同时事评论有关的网站，都能看到一群通称为“自由派”的人士以极正义的姿态痛骂司马南反对民主、自由、法治、人道这些普世价值，是向权势献媚、为虎作伥之类。然而翻出这文章来仔细看了看，无非两点意思。南方周末发了篇关于地震的社论，末尾阴阳怪气地夸起政府来：“国家正以这样切实的行动，向全世界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司马南的第一点意思是，政府和各界救灾，本不过是民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使然，是政党和军队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体现，是“以人为本”、“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观的表达，是善良天性悲悯之心的自然流露，和“向全世界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有什么关系？难道没了这“普世价值”，中国政府就不会来救灾了？莫非那些救灾的人救灾的时候心里都还要想着欠了笔“普世价值”的债，救灾是为了还这笔债？第二点意思是南方周末和西方媒体一直鼓吹的“普世价值”这口号里到底是什么内容？是否存在一种价值，大家都来奉行一番世界就大同了？是否只是反华势力对中国指手画脚的借口？ 文章既是这样的内容，自由派人士们要批评我想也只有从这两点意思入手。一是没有对“普世价值”的认同，光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为人民服务”、善良天性悲悯之心，救灾必然救不好。二是解释“普世价值”到底是什么内容，确实存在这么一种内容的价值，大家都奉行一番世界就大同了，并不是什么势力的借口。 然而把中国的网络翻遍，你也找不出对这文章本身内容的两点作批判的反对意见。唾沫横飞，道德姿态高高飘扬，都只为了这样的逻辑：司马南竟然来怀疑“普世价值”的口号了，这就是反对民主自由法治反对人道反对……司马南从此就成了臭老九，全中国代表“人民利益”“为民说话”的自由派勇士们都要跑来踏上一脚以证明自己的思想先进永远同“普世价值”站在一起。 可是翻遍司马南的原文？哪里找得出一个字在反对自由民主法治人道之类了？无非是对一个貌似包裹着这些内容的口号质疑了下。只是不巧，遇见了一群对这个口号极其敏感的癔症患者，于是引来了一场歇斯底里症、狂躁症的集体大发作。 仔细一查，原来司马南和南方报业的记者编辑们显也是老冤家了，并非今天因这“普世价值”才初次认识。他和方舟子在打击伪科学方面是老朋友了，方舟子揭露一些学术造假时南方报系里的自由派人士曾摆着公平客观的脸孔出来发表意见，表面是各打五十大板，实则公开支持学术腐败。就是这个挂出“普世价值”横幅赢来全国的癔症患者们一片叫好声的的笑蜀，在2005年以《南方周末》评论员的名义接连在报刊上发表《我为什么旗帜鲜明地反对方舟子》、《“科学狂禅”可以休矣》等名文，连篇累牍地批我是“麦卡锡”、“法西斯”、“希特勒”、搞“恐怖统治”、“极权暴政”、“恐怖主义”，其名言曰：“打假，打假，多少罪恶假汝名以行之。”“方舟子的麦卡锡做派现在是愈来愈明显，这样的麦卡锡做派之于学术，远比腐败之于学术要危险得多。”“自由，还是法西斯，取决于方舟子自己的选择！”（方舟子：《南方周末》的“普世价值”究竟是啥玩意儿）有这样恶劣的先例，司马南对于南方周末的印象定然好不了，这次曾支持学术腐败的笑蜀以道德高姿态挂出“普世价值”横幅来，怀疑其里边的用心也是理所应当。 再一查引起方舟子被南方周末攻击的那桩学术造假案，里边有这样的内容， 据“新华社的资深记者W先生”查证，于建嵘在“农民有组织抗争”的课题研究中赞颂的一些湖南省衡阳县维权农民的道德操守可疑，其中至少有4人曾有劣迹或坐牢。 一个了解中国舆论把戏的人光看这几句就可以明白原委了。被方舟子的新语丝网站揭露学术造假的于建嵘弄出了一篇歌颂“农民抗争”的煽情论文，一贯以“歌颂百姓，揭露政府”为业的南方周末对这种煽情的结论自然是极其欢迎，新语丝却揭露它造假，这等于在人家正自我感动得眼泪鼻涕一把流的时候告诉他眼前的都是做戏，无怪乎笑蜀要恼羞成怒了。 本人已经多年不看什么报纸，南方周末上的煽情把戏也没怎么关注过，曾记得多年前就有人如此评道，“南方周末卖的就是良心”。一份报纸，以良心为卖点，本也无可厚非，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也是“普世价值”的必然结果，但多少要有点自知之明，要拉点站得住脚的事实来自我感动。这样的事实找一找很容易，偏要找点造假的事实来把自己弄得眼泪鼻涕一把抓，被人冷静地告知这眼泪鼻涕流得不是地方的时候还要歇斯底里发作，以为自己当真是什么“自由民主公正”的化身，反对他就是反对“自由民主公正”的大义了。可见南方周末的“普世价值”到底是什么玩意！ 然而为了这样的“普世价值”，整个中国的自由派人士都跳出来歇斯底里大发作了，这是不是恰恰证明了，司马南怀疑这“普世价值”的口号怀疑得很有道理呢？因为代表这口号的分明是一群毫无逻辑的精神病患者。 最有趣的是新语丝上的自由派。别的地方的自由派，大都和方舟子有仇，因为方又反中医又反“敬畏大自然”，这两点恰恰是很多自由派捧成宝贝的。支持中医就捞到了“传承传统文化”的招牌，可旗帜鲜明地指责政府用马克思主义迫害传统文化；“敬畏大自然”就和国际接了轨，证明自己和国外的民间的人士一样从人权上升到了“自然权”的高度。最要命的是方还是鲁迅的弟子，犯了自由派的大忌。自由派思想先进，和国际接轨，早就超越鲁老头子几百年了，岂容鲁老头的民族主义再出来祸国殃民！譬如前一阵在南报上留下“天谴论”的朱学勤，就发过鲁迅“思想短板”（何谓短板？不够民主，不够自由，有通向独裁和专制的危险之谓也）的高论。方和代表“普世价值”的南方周末的过节，对他们而言更证明了方一贯站在反动的立场上，批司马的时候可顺便一竿子打进去。新语丝上的自由派面对此景却异常尴尬，毕竟那是方的地盘，在那发宏论就代表了对方个人的尊敬和认同，但方却跑出来发了篇《的“普世价值”究竟是啥玩意儿》，令他们无法跟别的地方的自由派一样简单地以高道德姿态歇斯底里一下。于是乖觉的，就先批下笑蜀，再批司马南，那言论总结起来就是“虽然笑蜀己身不见得能代表普世价值，但他既然喊出了普世价值，反对他就是不对，反对他就是反对普世价值”。更有自以为“好心”的，以貌似公允的口气议论道，方说得没错，但不该在这时候发表，在这自由派团结一致站在“普世价值”横幅下的时刻批评南方周末，就是站在了“民主自由”的反面。 原来“普世价值”是这样神奇的一个点金石，无论是哪路牛头马面，只要把这招牌往自己身上一碰，立刻就全身熠熠发光生辉，发的还都是“民主”之光，生的还都是“自由”之辉。于建嵘造假有什么关系？他歌颂农民，就算是假的也是站在“普世价值”的队伍里，南方周末支持于建嵘造假有什么关系？他吼了两声“普世价值”，就是站在了“普世价值”的队伍里。重要的是站准队伍，永远站在那代表“正义”的队伍里。 围绕着这次的“普世价值”的是一出什么戏呢？是一场套着正义面具的弱智大狂欢，把中国这群自由派的内涵阐释得淋漓尽致。 或许将来的中国会出现这样的场面：有个精神病患者在大街上高喊“自由民主”，路人想制止他噪音扰民，于是全国的自由派人士再次歇斯底里大发作，集体跳出来要求大家保证让这精神病患者继续喊下去，因为中国的“自由民主”的实现全赖这精神病患者能否继续喊下去，全中国人民的福祉也全在于这精神病患者能否继续喊下去，这些自由派人士的生存价值就在于保证所有会喊“自由民主”的精神病患者都能想喊就喊。 http://www.xys-reader.org/blogs/lile/2008/06/24/aeoeaeaaaeaeaaecceacsaeaeaeoecaaaoe/ 对于任何一个随便逛进新语丝读者网的读者来说，寻正的大名一定会让他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在主页上一眼扫过去怎么也能见到十个“寻正”。寻正大师不但高产，题目也往往引人注目些。譬如今天这篇《教育界要放弃军管模式》，一眼扫到真是使人吓了一大跳，怎么，中国教育界竟然是处于“军管”模式下？莫非最近国内有什么局势紧张，政府把军队开进校园里去了？看开头几句，“中国在1949年成立所谓的新中国，大量镇压社会精英，全社会处于一种无序状态，社会管理被传统文化赋于高社会地位状态，当着征服者的奖赏，成为大兵们在战场拼杀的回报，头脑简单的人成为复杂工作的持有者，所谓的群众斗争，何尝又不是全社会管理混乱无序的体现。”虽然“所谓的新中国”、“大量镇压社会精英”这种字正腔圆、大义凛然的词语让人一见了就想吐，但我们是知道中国的自由派人士一贯爱念的那点三字经、三段论的，所以也不以为奇。 再看下去，可就真正的奇了。 “因着战争狂人妄想，由于大兵思维习惯使然，中国曾一度全民皆兵，也不知道现在中国的大学中学还搞不搞军训？备战思维过度发挥是要不得的，现在对幼儿使用物品最难以忍受的是中国的红领巾，发明红领巾的人，应该在地狱中承受永久的煎熬。 中国的教育要学会基本的人类精神，职业军人打不赢了要允许投降，一个国家打不赢了也要学会体面地投降，把平民尤其是儿童煸动起来做炮灰衡量一个民族无耻的程度。” 我总以为小学生举行加入少先队仪式，系上一条红领巾不过是一种习惯而已，类似于基督教给儿童洒圣水，随便一点仪式，可往思想象征性上发挥，也可只当作令儿童、父母、学校或牧师都高兴的游戏看待。到今日看了寻正大师的奇文才明白，原来系上一条红领巾竟然有“把平民尤其是儿童煸动起来做炮灰”这样的神奇功效，原来我小时候系上红领巾，我的孩子现在系上红领巾，不是为了表示简单的缅怀先烈、好好学习的意思，竟是表示我们虽然小小年纪，也是个军人，也要为国献身的意思。我想要把我们当军人看待，起码也要教育我们敌人来了该如何作战，最起码要给我们发根红缨枪并教我们如何使用吧？但至今也没听到哪里的学校给孩子系上红领巾的时候除了缅怀先烈、好好学习的例话之外还有额外的作战指导，可见教育部门从来也没有把孩子当军人，要求孩子也负起抗击外敌责任的意思在内。寻正大师却从一条红领巾里见出了“把平民尤其是儿童煸动起来做炮灰”这样的神奇功效，该如何解释呢？只能解释为，寻正大师患有一定程度的偏执狂病症，一见到某类东西就要往在他偏执意念中念念不忘的东西上引，类似于有人一看见白的字眼就要想起女人大腿，进而想起强奸，进而歇斯底里发作控诉写出那个“白”字的人是强奸犯，“应该在地狱中承受永久的煎熬”的症状。 再往下看，就更奇了。 “为什么中国的教育机构如此爱好军训呢？尤其是那些资质不够，只想赚钱的民营学校与大学，对军训视为宝贝。说到底，是大兵思维，用过去带贬义的说法，叫丘八思维，使然。说穿了，让学生变乖，好管……” 中国的教育机构爱好军训吗？不过是高中生和大学生刚进校时照例军训一到四个星期罢了。对全体青年都进行一定的预备役军事训练也是全世界都普遍实行的制度。为了反衬这中国“爱好军训”的特别国情，只能有请寻正大师在这个地球上找出几个不实行军训的国度来让我们开开眼界。 军训好不好呢？初衷自然是很好的，处于战乱环境的国民必须懂得军事，和平环境下的国民也必须懂点军事，省得在醉生梦死中突然遇到意外情况（譬如国家遇外敌入侵、个人野外遇险）无法应对。但中国的军训，只注重形式主义，把时间都花在正步齐步走的表演上，对真正的应对突发情况毫无帮助，这是需要改进的。真正的军事训练应该让普遍的国民都能懂点枪支、通讯器等基本军事器械的使用，还有格斗、野外求生的基本知识，各种突发情况的应付。突发情况下正步齐步走有个屁用！ 普遍的现实是，军训不过是几个星期吃苦忆甜的形式主义折腾罢了，让学生在那几个星期内啃起馒头来格外香些的好旅游去处罢了，从来没听人说军训对学生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只有在寻正大师这种看中国的一切都格外神奇的自由派眼中，才有使学生“变乖，好管”的神奇功效。 寻正大师又找出了“中国近年来学校发生踩踏事故不完全统计一览表”来。发生践踏事故，总的原因必然是人拥挤，没指挥，应根据每次的实际情况反思责任和过错。寻正大师却不管这些，又有高论。 “中国教育界的人士，如果没有大兵思维，不处处强求统一协调，不把学生拿来当大兵训练，排方阵，排排坐，吃果果，同时进出，同时上下课，不搞大规模的训话与检阅，不发羊癫疯搞全校统一行动，学生行动给予更大的自由，在安排教学与课外活动时多一个心眼儿，在设计项目时适当考虑后勤因素，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原来一起做体操，一起上下课，甚至连在幼儿园里一起吃糖果之类竟然都是“大兵训练”！排方阵练体操之类我想要废除也只能有这样的理由：做那体操对身体健康的效果不如大家随便弯几下腰好，或者乱站一气挤来挤去做体操的效果要比按队伍分散开互不妨碍到的情况下好。归为“大兵思维”来高喊废除只能证明那论者是严重的精神病患者。不同时上下课更是荒谬绝伦，一群孩子在外边下课吵闹，另一群孩子却在教室里上课，谁能想像天天这样的学校？我在香港电影里见过那种手拿十字架，一路照过去群鬼噤声的表演，寻正大概以为他手举的“自由”牌子也有同样的功用，往走廊里一照，所有的学生定然乖乖安静，不影响别人上课学习。给孩子发糖果的幼儿园老师最可怜，为了能一人照顾几十个孩子，让孩子们坐好了一起吃个糖果，竟然也成了“大兵思维”！ 总之，被寻正挑出来的这一切都是什么呢？都不过很正常的集体管理方式罢了。公司里上班也还有同时上下班的规定呢！也都是“大兵思维”？为了管理方便，尤其是对一群心智不成熟的孩子的管理方便，自然要规定很多统一行动的方式，不然这个学生说我想出去玩，那个学生说过十分钟我玩够了再上课怎么办？晚上就寝有一半学生想睡了，另一半学生叽叽喳喳不想睡怎么办？统一的集体化管理有弊端，那就找出在现有经济条件下能改进的弊端发下感想好了。但现在有人跑出来指手画脚，喊全都是弊端，问他该如何办，他除了从兜里掏出馊巴巴的“自由”牌子外却也并无高见。想来他该认为中国的学生们个个都家财万贯，个个都该请家庭教师在家里自由学习，或者认为他的“自由”牌子不但能祓鬼驱邪，还能凭空增加教育资源，使个个学生都能享受到在家般的自由。我们该把这种人看成什么呢？只能看成精神病患者。而这样的精神病患者还要跑出来煞有介事地指点教育界，“老师懂个屁，学生就遭殃”、“不妨提醒一句，人的脑子，是要拿来用的，不是拿来装的”，真是使人忍俊不禁。 http://www.xys-reader.org/blogs/lile/2008/06/22/ccyzcaeeecoeacscayaaeaeaeeaaeayaeaesaeecoeeaeafacaeaae/ 今年上海高考作文的题目是《他们》，一个听起来很自由度很大、很开放，很合中学语文教育改革原则，似乎该鼓掌叫好的题目。但我们都知道中国的语文教育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无论它革出了多少形式，这掌我们还是不用拍的。看最新出炉的满分作文：   在城市的尽头，没有繁华的街市，闪亮的霓虹；在城市的尽头，只有破旧的棚户区，有饱经生活风霜的生命；在城市的尽头，有他们这样一群人。  让我怎样称呼他们？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农民子弟？亦或是农民工二代？不，我不想用这些冰冷的名字称呼他们，我多想叫着他们带着泥土气的乳名，拉着他们的小手，走近他们的生活……  放学回家，他们做好简单的晚饭，父母还在工地或菜场上劳作；午夜醒来，泪眼中城里的星空没有家乡的明亮；悄悄许愿，希望明天他们的打工子弟小学不会因交不出电费而被查封……  然而，在他们日益长高的身体上，我看到了他们的成长。记得一位记者问一个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学成后是否会回到家乡时，小姑娘毫不犹豫地说：当然，一定回去！那一刻，我差点落下泪来，为他们的成长……    好看不？好看，同任何一份报纸上的社论一样好看。精彩不？精彩，同任何一家电视台的新闻节目末尾主持人的总结一样精彩。一个人若没被告知这是高考作文，定以为这是某个新闻媒体的舆论发言稿，定不会想到是一个十八岁的小姑娘或小伙子在考场上几十分钟的时间里匆匆所作。这若是一份舆论发言稿，我们也不用对它说三道四，因为它非常“正确”、非常“标准”，非常符合人们对现代社会媒体的要求。但它却是一份高考作文，还是被评为满分的高考作文，等于是一个钦定的全国中学生写作的样本，可供几千万中学生来学习、模仿的样本，这不由得让我们要想到，我们的语文教育到底在培养什么样的语言能力？培养一批能够写出“正确”、“标准”的新闻稿的媒体记者，还是培养一批能够写出典范的中文、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让这门古老的语言艺术重新焕发光彩的未来的文艺家们？  阅卷老师们给出满分的理由是：“高考优秀作文就是要求文章有一定的思想深度，作者能将自己的真情实感用朴实的文字表达出来，不需要任何包装。今年出现的高考满分作文的立意非常好，角度新颖，文字间还透露出作文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我不愿意怀疑这个少年作者在文中对农民工子弟的同情不是“真情实感”，更愿意相信他（她）确实是“真情实感”，是中国的少年们还没被泯灭的希望消除贫富差距、阶层差异的良心的天真自发，但因为相信，愈益觉得这文章可悲。从文学角度看，这语言全是从各种煽情的媒体文章中模仿来的，毫无那种文学意义上真实、独特可称为“语言”的东西。如果一位记者写出“午夜醒来，泪眼中城里的星空没有家乡的明亮”这样的句子，我们顶多哈哈一笑，因为我们不能强求媒体的文字要讲究什么文学性，但今天一个中学里的少年为表“真实”的同情之心，却写出了这样的文字，难道他们除了用这种煽情手法表达自己同情心之外竟毫无别的表达方式可想了吗？  我曾经在一个中学校外辅导站担任过很短一段时间的语文教师，那段时间给予我的唯一益处便是让我通过那些愚蠢的学生重新回忆起了当年的愚蠢生活，七八年过去，而这世界也并没变样。那些学生仍同我当年一样为各种作文烦得要命，挖空心思去想什么“角度”、“立意”，他们问我最多的问题就是“老师，这作文该怎么写”。我们都明白，一个中学生，对社会对人生能明白什么，不过一张白纸，要等到大学里去才能接触到真正的思想，那还是在这张白纸没被太多的东西污染的前提下。可是教育部门却偏偏以为他管理下的这些幼稚愚蠢的中学生个个都有哲学家的深刻，有伦理学家的明辨是否能力，起码也有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成年人看待事物的成熟。因此才会有《他们》这种一看就令人联想起三流地方刊物上令人作呕的“抒情散文”的题目出现。  那个辅导站的中学生中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一个头脑特别愚鲁的学生，长得黑头土脸，由身上的味道推测其父母或许是在市场上卖猪肉的，在课堂上常为在几个小“大哥”的面前显一下能耐而故意扰乱秩序，在课间最喜欢做的事是在我的手机里玩小游戏。有天晚间他拼凑出了一篇“抒情作文”，问我其内容是否合格，是否可以拿到学校里去交差。当我读到这样的句子，“我爱从湖边走过，闻那从湖心飘来的沁人心脾的花香……”，再抬头看到这位学生的尊容时，我无法不让自己发笑。他明明是一个头脑愚鲁，只喜欢打闹，对什么“花香”、“沁人心脾”丝毫不会不感兴趣的人，从来也不可能有“我爱在湖边走过”的飘逸情致，却被迫抄了这样的句子来交差，等于习惯性地又撒了一次谎，这是谁的错呢？教育部门何苦这么难为这些可怜的小孩子，硬要他们要撒谎的方式来挤出自己根本不知所云的“内容”、“意义”来呢？  在我给他们上的少数几堂语文课中，我力图让他们明白，作文绝不应过多考虑什么“角度”、“立意”，而应当是从心里所发的真实想法，心里有什么想法，就照直说好了；也不必考虑前后逻辑怎样衔接，就像平常说话中用的口语一样随便铺开就可以；唯一需要考虑的是语句是否通顺，词语有否有误解。总之，随便写一点凑足字数，把句子写通顺，把词语用准确就可以，绝不应考虑内容有否“深度”、“意义”之类。譬如那个学生，我根据他的语言能力和思维能力给他草拟类似于《记生活中最让我感动的一件事》的作文：“……我有时候睡觉前在床上想，他为什么打我……妈妈说他是个窝囊废，打不过别人，只好打老婆和儿子……他就是个窝囊废。他还不如××……我想等我长大了，他肯定打不过我，我要打回来……我要出去挣钱，把妈妈接出去一起住。我跟妈妈说的时候她却打了我，骂我是没出息的东西，连爸爸都不要了……她说爸爸挣钱非常辛苦，老是被别人欺负……”类似这样简简单单不考虑什么高深的“意义”、“内容”，情感是否“高尚”、“升华”，连逻辑都不怎么顾的句子，我知道那位黑头土脸常开口傻笑的学生是完全能写出的，完全可以这样随便写个八百字，无需去受“沁人心脾的花香”之苦的。但结果我也是知道的，我在周末辅导课上读了读，底下的学生照例该睡的睡，该写作业的写作业，剩下几个实在无聊听了我高论的学生小心翼翼地问，“老师，这种作文能得几分啊？这种作文写上去要被学校老师骂的。”一个在辅导站混饭吃的业余所谓“老师”，面对学生的疑惑实在无言以对。他自以为好心的“新作文思想”，若真实施起来，在现行高考制度下对学生本身是危害极大的。  然而虽然难于实施，我到现在也还是认同我当年临时悟出的写“简单句、废话句”的作文教育理想。若教育有一个理想状态，那自然是所有儿童少年都天资聪颖，在语文方面熟读名家，通文艺之理，儿童能仿写童话，少年们对鲁迅的作品都能发点新鲜但绝不离谱的见解，使用起语言来天真稚嫩但毫不做作，教育者们也大都能分清语言的好坏，在这样的理想状态下要求作文考试考较学生的“内容”、“意义”是正确的。但既然这样的理想状态是不可能存在的，我们必须默认我们的少年儿童们对社会人生毫无认识，我们的中学语文教师们自身素质也很有限，不可能带学生认识语言的美，教育部门的管理者们（出高考题目的人）对语言艺术也一窍不通的现实，——在这样的现实下合理的作文教育该是怎样的？  在这样的现实下我们最重要的是要让学生明白，诚实是为文之本。漂亮的语言、逻辑层次分明的段落、动听的情感、正确的道德姿态，没有诚实立言这个根本，就全都是虚假的、应被摒弃的东西。语文教师们不应以引导学生们写出言词华丽、道德姿态正确的满分作文为教育的成功，而应以引导学生们写出毫无“内容”、“意义”，语句或许粗俗不堪还逻辑不通但却全都是自己所想的句子为教育的成功。要求普通的中学语文教师们能教育中学生们真正的文艺的道理，这是目前不可能做到的，但要求他们不以“思想内容”的“不合体统”来评判学生作文，只评判逻辑的通顺与否和词句的正误这是可以做到的。在诚实立言的基础上学生们才可能慢慢地把语句写流利，最终慢慢体会语言本身的美。我们作文教育的弊端是在根本上颠倒了这条原则，把华丽的内容当成了作文教育首先追求的东西，在漂亮言词的基础上再来要求“真情实感”。因为这样的根本性错误，产生了目前的语文教育的困境：学生们不敢写自己的真实想法，只懂抄袭别人的矫情文字，越抄便越不会写作，越抄越以为写作就是用漂亮话撒谎蒙骗，越抄越觉得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