曦古

钉子户，并非中国才有。最近，苏格兰的一个农场主麦克尔·福布斯拒绝搬迁，也成了牛气轰轰的“钉子户”。 

说福布斯牛，因为他的对手不是别人，正是美国亿万富翁房地产大亨唐纳·特普！ 

特普有意在苏格兰偏远的海岸边上修建“世界上最伟大的高尔夫球场”。计划投资20亿美元，将距离阿伯丁以北15英里的门尼地区（Menie Estate）的沙丘改建成豪华的高尔夫度假村。 

开发区占地800公顷，完工后将包括两个18洞球场，一座拥有450间客房的五星级酒店，950座度假公寓，36个高尔夫别墅、500多所住宅以及一间高尔夫学院。 

不巧的是，开发区的中心正是福布斯的农场。福布斯在当地采石场工作，业余时间喜欢钓鱼。他的农场只有23公顷，但位置极端重要：就在高尔夫球场第二个洞和豪华酒店的中间。 

如果福布斯真的成了钉子，特普未来的客户打开窗门除了可以欣赏海岸风光之外，生锈的拖拉机、破烂的渔网也将尽收眼底；海涛声声固然有助睡眠，但福布斯的鸡鸭猫狗恐怕不会因为与富翁为邻而改变作息习惯。 

福布斯坚决拒绝搬迁，对特普的出价375，000英镑一口回绝。他说，我们福家几代人都在这里居住生活，作为福家唯一的传人，我会坚守到底，不管给多少钱都不搬，“永远都不会把农场出售给特普一类的人”。福布斯还建议特普“回到自己的国家跟别人找麻烦去吧”。 

这下子，福布斯也就成了特普的眼中钉、肉中刺。 

人身攻击 

特普是全世界最高调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在纽约有著名的特普大厦，在大西洋城有泰姬陵大赌场。区区苏格兰小民胆敢跟自己叫板？这口气想必不好咽。由于担心开发项目触礁，特普上周亲自飞往苏格兰游说。在接见记者时，特普嘴上说，福布斯搬不搬家无所谓，不搬，自己就绕开他的农场。但同时，他又攻击福布斯的农场年久失修“令人恶心”。 

如此大富翁，商业竞争上走“个人路线”——向对手的生活方式展开“人身攻击”，有失体面！ 

同时，特普的开发计划也受到了当地环境保护人士的强烈反对。因为，开发区内不仅有风景独特、曾经获得“苏格兰自然遗产“地位的的绵延沙丘，还生活着好几种珍稀鸟类，包括云雀、涉禽、田凫等。 

但是，当地也有很多人迫不及待地盼望着有大笔美元流入投资。过去，阿伯丁附近曾经因为北海的石油而繁荣发达，但是近年石油项目开始滑坡，这里再也不像八十年代一样兴盛了。投资，必然会创造新的机会、财富。 

那么，如何平衡经济发展与自然保护的关系？两者之中谁能最好地满足公共利益呢？当地的审批委员会预计年底前将决定是否给特普发许可证。 

福布斯和特普的争执，和1983年上映的电影《南部英雄》（Local Hero）情节非常接近。电影中，一位美国石油大亨想收购一个苏格兰小村庄并计划将其改建成炼油厂。影片的拍摄地点就距离老福的农场不远。但是，当这位大亨来到苏格兰亲眼目睹了当地美丽的自然风光之后，就改变了初衷。 

现实生活中，特普迄今还没有表现出被苏格兰风光诱惑动心的迹象。至于福布斯，在一些当地人眼里，他是个拒绝向大款、权势低头让步的硬骨头；但用特普的话来形容，他却是个狡猾的投机者、假装“钉子户”的目的就是为了多卖几个钱。 

谁对谁错，恐怕只有时间才能检验。 

在中国，绝大多数的钉子户最终都被强制、或者自愿拆迁了。就连“史上最牛钉子户”重庆的杨武和吴苹夫妇也不例外。如果特普开发计划成行的话，福布斯成了钉子户，日子恐怕会更加难过。但是，相信他的农场应该不会被推土机强行铲平，福布斯应该也不用担心遭遇停水停电、停暖停气的惨境。

  二○○六年六月三日，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南的一个沙漠，法医和法官们查看挖掘现场。在这个沙漠发现了大量衣着整齐的人类骸骨，其中一些还罩着蒙眼布。据挖掘项目负责人介绍，至少已经发现了十八座这样的坟墓，并已挖掘了其中的两座。

香港民间促无知特首亲自道歉
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上周五（12日）发表民主促成“文革”的言论，受到社会舆论猛烈抨击，各界纷纷声讨。虽然特首翌日发表声明道歉并收回言论，但有民间团体和议员批评其缺乏诚意，有团体更指他与民为敌，要求他亲自公开道歉。
事发于曾荫权星期五接受一个电台访问时，将香港人争取民主与“文化大革命”相提并论，随即引起社会各界哗然，纷纷声讨。多名泛民主派议员及领袖人物表示言论荒谬和感到震惊，支联会主席司徒华批评曾荫权历史与政治双无知，有意用“文革”抹黑民主来恐吓港人。甚至一向抬捧他的阵营对其言论也保持距离。
舆论压力下发声明道歉
在舆论压力下，曾荫权周六（13日）下午3时15分就有关言论发表声明说：“昨日我在电台访问中，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言论是不恰当的。对此，我深感抱歉，并收回有关言论。”
这是香港回归十年以来，特区行政长官首次撤回公开言论。
对“文革”无知对民主不解
对于曾荫权这番言论，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批评他对历史及政治都是无知的：“第一，他不知道历史上的‘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第二，他不知道民主到底是怎么的一回事。他就将‘文化大革命’这个历史悲剧，用来吓香港人，要香港人不要争取普选。其实‘文化大革命’所以发生，刚刚好证明了就是没有民主，权力绝对化，受不到任何制衡。”
司徒华从一九五九年起的三年大饥荒谈到“文化大革命”，他说：“（当时国家主席）刘少奇说过，这场大饥荒是‘七分人祸，三分天灾’的，这个人祸即是指毛泽东。他（毛泽东）就非常不高兴，所以他处心积虑要去报复，先利用林彪掌握军队，以及将造神运动升温，搞毛语录、搞红小册子，到最后，这样去煽动学生。其实这些被他欺骗了的学生，最后都是被清算的、遭殃的。那怎么可以将文化大革命同香港发展民主连起来看呢？不知道他（曾荫权）是不是因为香港现在有很多新移民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对‘文化大革命’很害怕，这些人亦都对普选可能不是太了解，就用这些东西来吓这些人。”
未知错误所在非真诚道歉
民主党主席何俊仁议员表示，曾荫权的言论凸显其对历史的愚昧，对民主的常识一窍不通，而他被逼道歉的原因是有见社会舆论的强烈反感。何俊仁说：“我相信他（曾荫权）知道自己严重失言之后，他很多的顾问及智囊告诉他，如果他不收回、不道歉的话，将会不停的被人家质询、穷追猛打，却无言以对，因为他说的话完全无法立足的，所以他没有选择。”
但是，道歉并不表示曾荫权是真心诚意的反省。何俊仁质问：“（曾）知不知道自己对‘文化大革命’是完全没有认识，知不知道自己将差不多无政府状态的暴民政治以及在‘文革’时候一个独裁者翻天覆地的权力，这怎么能等同一个真正有多元化、尊重人权、尊重自由，同时落实权力制衡的民主制度？如果他连这些都不能理解，他完全都不知道自己的错在哪里？这个道歉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在民主国家应引咎辞职
他指出，今次曾荫权的言论令其公信力受到严重的打击，更说明他所提倡的所谓国民教育要从他做起。“我相信很多（原）殖民地的官员，包括很多的局长、司长，如果平时不读书、不去真的体验民主的实践和民主的精神，他们的身体里面都会和曾荫权一样，将文革等同民主，这和民主会引起希特拉的言论是一样的。”
何俊仁并表示，如果在民主国家，曾荫权早就应该引咎辞职，因为选民绝对不允许政府的最高领导人犯如此基本的错误，可惜香港还不是民主政体。
文革乃疯狂独裁所致
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张文光指出“文革”是独裁而非民主，他批评曾荫权的言论非常荒谬，不伦不类：“‘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的教训就是独裁，而非民主。毛泽东以一人管治中国，去欺凌百姓，这是中国人最痛苦的十年，怎么可以将‘文化大革命’比喻成民主的极端。‘文化大革命’是真正的独裁，而且是真正的个人崇拜的巅峰，是独裁的疯狂。”
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汤家骅则对曾荫权的言论表示震惊和担忧，他要求曾荫权尽快澄清对民主普选的态度。汤家骅说：“（曾荫权）他说他不希望见到民主发展会阻碍良好管治，其实民主发展正是良好管治的基础，而不是良好管治的绊脚石。如果他真的以这样的心态看民主发展，我不相信他会为香港人争取民主。”
质疑曾对民主普选诚意
前政务司司长、立法会港岛区补选候选人陈方安生则指曾荫权的言论是非常不恰当的比喻，侮辱了香港人的智慧。她说：“大家知道香港人是非常的务实和理性的，在香港绝对不会出现‘文革’的情况，事实上目前政制的框架本身是很不妥当的。”陈方安生并怀疑曾荫权对实现民主普选的诚意。
社会民主连线十多位成员，昨日由中环汇丰银行游行前往礼宾府，抗议曾荫权出言不逊，歪曲历史，并要求他亲身公开道歉。游行人士沿途高喊口号，警方出动约三十名警员戒备，双方一度因示威区问题发生小磨擦，最后警方同意让游行人士在礼宾府旁划定的示威区进行活动。

曾与民为敌须亲身道歉
梁国雄宣读抗议信说：“我们认为，曾某必须亲自现身，向其践踏侮辱的国人鞠躬，以示诚意。在‘文革’中被整的一亿同胞以及含冤逝世的两千万冤魂，并非由于人民全面掌权而受害，而是因为一党专政下，官僚集团互相倾轧，煽动个人崇拜，来利用群众互斗，由毛泽东及中央‘文革’小组操刀所致，已是历史公论。”
他指出今次事件更反映出小圈子选举的弊端：“由小圈子选举的特首他一有权就乱来，今次是最好的例子，是和人民为敌、是和历史公论为敌，是和中国人民的感情为敌。”由于礼宾府未有人接信，他们在现场焚烧抗议信之后离去。
特首办涉干预电视台新闻
事件爆发后，特首办公室对传媒的报导相当紧张，据《苹果日报》报导，特首办当晚曾直接致电亚洲电视新闻部，批评其报导手法“偏颇”。亚视高级副总裁关伟否认新闻部接过有关电话及受到干预，“但特首办有没有找过个别同事就要再了解”。
原来事发当天，亚视傍晚六点钟新闻以头条报导曾荫权的“民主如‘文革’”言论，主播在导言提及学者批评曾荫权对文革历史认识不深，其中一段报导访问了学者蔡子强，蔡指曾的言论跟前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当年指希特勒也是由民主选出来的言论，同样有灾难性效果。到夜间十一时的新闻，亚视已删掉蔡子强的评论以及文革历史的内容。

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

香港特首就“文革”和民主的言论道歉

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周六（
13日）就其发表的文化大革命与民主的言论表示道歉。

香港行政长官办公室发表的声明说：“行政长官曾荫权就昨日（
10月
12日）在电台访问中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言论，发表以下声明：”

“昨日我在电台访问中，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言论是不恰当的。对此，我深感抱歉，并收回有关言论。”

“香港市民深知民主之可贵，期望尽早落实普选。我和大家有着共同的期望。”

“我重申我会信守施政报告中的承诺，在任期内，尽最大努力解决普选问题。”

“文革”喻民主

曾荫权在星期五香港电台英文台的一个节目中说：“当人民走到极端，就会出现‘文化大革命’…当人民掌握所有东西时，你就无法管治那地方。”

香港行政长官办公室（特首办）在事后解释说，曾荫权的意思是要制定一套适合香港的普选方案，并进一步提升官职质数和管治模式。

香港多份畅销报纸星期六都以显著篇幅报导了曾荫权的言论以及各界回应。

虽然亲北京的《大公报》和香港《文汇报》也有报导曾荫权的“文革”言论，但没有进一步作出评论。

特首挨批

亲民主派的《苹果日报》在周六头版以“煲呔坏脑”为标题，并配以曾荫权打扮成红卫兵的漫画。

报导说，曾荫权借用“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践踏民主制度，指极端民主会带来“文革”式的局面，破坏政府管治。

报导续称，曾荫权说完这句话后，节目主持更正指出“文革”不是极端民主的例子，反遭曾荫权反驳，曾荫权坚持说那就是极端民主的定义。

《苹果日报》的报导引述了多位民主派议员对曾荫权言论的批评，也指出亲政府的自由党和亲北京的民建联都跟曾荫权的言论“划清界线”。

财经报章《信报》报导说，亲北京的左派人士普遍回避评论，例如民建联主席谭耀宗、中国全国政协常委陈永棋和政协委员刘蘅强都说没有听完或没有听过曾荫权的言论。

“引喻失义”

多家报章都引述了政界人士和学者批评曾荫权“引喻失义”的回应，也回顾了“四人帮”倒台后北京对事件的定调。

同属一个报系的《东方日报》和《太阳报》用上辛辣的标题作出报导。两家的标题分别是“煲呔口臭文革当民主”和“辱港人智慧不配当特首”。

这两份报刊的报导引述了中国著名文学家老舍的儿子舒乙说：“他（曾荫权）没有经历过文革的风暴，完全不理解这件事情，这么说是极其错误的判断。”

此外，多家香港报章都引用了曾经当过红卫兵的北京《中国青年报》高级编辑李大同的回应。

李大同说：“‘文革’是一个专制皇帝的号召下一场疯狂的运动…这证明曾荫权对文革的了解还未到位。”

政治灾难

《星岛日报》引述中文大学政治学者蔡子强说，曾荫权的言论跟香港前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当年宣传国家安全立法时说“希特勒由民主选出来”一样，具灾难性效果。

英文《南华早报》的社论认为，曾荫权把“文革”等同于民主，教人们严重质疑他对普选和政制改革的认知。

《明报》的报导提及曾荫权早些时候会见一批中学会考学生时，曾经披露当年自己应考时，世界历史和中国文学两科都是不合格。

《明报》的社评说：“我们担心身为特区政府之首的曾荫权对国家的认识与了解尚且如此无知，其他官员又会达到什么水平呢？”

“今次事件再次说明了香港真的要认真办好国民教育，并且应由特首开始。”

有的人说，毛泽东统治中国大陆27年，当代人要么是受益者，要么是受害者，因此他们的评价未必客观冷静，所以对毛的正确评价还需留给后人。其实，古人说的“盖棺论定”，意思是说由于人的复杂性和可变性，人的好坏、功过只有到生命结束后才能作出结论。毛泽东已经离开世界31年了，凭什么还不能对他盖棺论定！ 实际上，对某些人来说，不需等到盖棺就可以论定。比如，一个系列杀手，只要他杀人的事实得到确认，我们就可以判定他是个杀人犯，是个坏蛋，我们就有权对他绳之以法，乃至判处死刑，哪怕他还很年轻远远没到自然死亡的时候。这就告诉我们，一个人，只要他犯下了一起（或几起）十分严重的罪行，我们就有权对他定性和下结论。毛泽东就是这种人。 

早在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造成至少三千万中国人活活饿死的滔天大罪时，他就已经使自己跻身于人类历史上的最大暴君之列。毛泽东早就恶贯满盈了，没有“文革”这场浩劫他就已经是历史上的最大暴君之一了。加上“文革”这桩大罪，只是使他在人类历史最大暴君的排行榜上再往前移动了几位而已，而他作为暴君的定性是早就确定不移的了。这里还暂且不说他在更早些时候犯下的几桩大罪，如“镇反”，毛泽东自己都说他发动的“镇反”运动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要厉害一百倍！还有血腥的“土改”运动和“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的强迫性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消灭了整整一代经济精英！还有“反右”等等。  正如许多网友说的，毛泽东的罪恶实在是罄竹难书！除非你对这些严重的犯罪事实从根本上提出有依据的质疑，否则你就没有理由质疑我们的结论。假如你对这些事实大体上承认，但依然不接受毛泽东是暴君的结论，我就要问你，你的暴君的标准是什么？一个统治者还要坏到什么地步才算得上暴君？ 请注意一点：我们说毛泽东是暴君，并非仅仅基于受害者的立场，而是基于人类共同的善恶标准。笼统地说受害者或受益者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是的，在任何时代，即使是在最暴虐的时代，也总有一部分人是既得利益者。但是，相比之下，在毛时代尤其是在“文革”期间，毛几乎把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人都挨个得罪了个遍，以至于到头来居然找不出哪一种人可以算得上既得利益者，这在历史上倒真是极少见的。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在对某一事物作价值判断时，不能仅仅根据自己的利害得失，还要看它是否符合公理，是否符合公正概念。如果一部分人的幸福是建立在另外一部分人的痛苦之上，那么这种幸福就是不可取的，即便一部分人的受益并非建立在另一部分人的受害之上，但只要别人的受害是不公正的，那么，虽然你不是受害者而是受益者，你也应该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对加害者表示抗议。

其实，毛泽东对自己是暴君也“供认不讳”：“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辨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1958.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