曦古

按：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能源和农业事务的副国务卿鲁本•杰弗里（Reuben Jeffery III）于二○○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在华盛顿州西雅图市(Seattle,Washington)举行的因特网行业论坛上以《美国与中国：为全球新经济发挥主导作用的机会》(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Opportunities for Global Leadership in the New Economy)为题发表讲话。以下是讲话全文。

美国与中国：为全球新经济发挥主导作用的机会
鲁本•杰弗里

能与工商界代表，特别是技术产业的人士会晤，从来都令人感到高兴。你们从事的领域正在推动创新，为全球经济开拓崭新的机会，并增进其效率和活力。考虑到中美两国的市场规模，因特网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今天莅会的公司和其他方面的代表手中。
作为美国政府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我认为有必要从整体上介绍美中关系的现状，希望以此为今天的论坛提供一些背景。我将谈谈三个大问题：
首先谈中美经济关系，其中包括布什总统与胡锦涛主席为讨论经济问题建立的论坛，战略经济对话（The 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
我还将谈到美国关注的两个问题——保障信息和思想在因特网上自由传播和交流的必要性，以及加强和持续保护知识产权的必要性。
我知道，今天上午在座的许多代表同样关注这些问题。我稍后将谈到，言论自由和知识产权保护有助于提高因特网为全世界人民带来的经济机遇，其中也包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
因此，我们需要及时并坦率地面对这些问题。这还可能有助于深化我们两国社会之间的经济和商务关系。
美中经济关系对维护全球经济利益至关重要。美国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经济体，而中国是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两国经济都具有令人赞叹的活力。这种活力是全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同时也对我们两国关系构成挑战。
我们首先关注的是，美中两国需要保持坦率、建设性和相互合作的关系。中国对全球经济具有主导作用，随着这种主导作用，中国也将肩负越来越大的全球责任。
让我先谈谈诸位最熟悉的产业——技术，更具体地说，是信息技术。在技术产业，特别是因特网行业，中国和美国都是重要的生产者，也都是重要的市场。
美中两国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因特网使用国。中国的因特网用户超过1.4亿；美国的因特网用户超过2.1亿。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宽带市场之一，预计今年用户将达近6,000万。
手机电话的使用人数也增长迅速。手机技术正迅速成为上网的门户。中国和美国是全世界两大手机市场。如今中国已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电讯市场，用户人数达8.7亿。
技术产业是中国以惊人速度增长的整体经济的一部份。过去30年来，中国经济以每年近10%的速度增长，人均收入增长了8倍。
经济增长使亿万中国人摆脱了贫困，并为中国新一代人提供了其前辈无法想象的各种机会。技术产业正处于经济快速增长的前列。在过去10年中，技术产业的增长速度达到全国平均速度的2至3倍。
广而言之，经济是我们两国关系的支柱之一，双方的相互依赖也日益加深。美国欢迎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中国经济对出口低成本制造业产品的依赖程度日益减弱，而对中国人民的技能和聪明才智的依赖日益增长。这种变化在中国技术产业或许表现得更为明显。
为了保持美中经济关系的活力，两国领导人需要提出新的设想，两国政府需要制定新的机制。鉴于这一认识，布什总统和胡锦涛主席于一年前建立了被称为SED的经济战略对话（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机制，为应对未来双边经济关系面临的根本性战略挑战和机会提供了平台。
财政部长保尔森（Paulson）说过，我们正在努力养成新的合作习惯。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贴切的说法。这次会议说明了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美中战略经济对话要求确定工作重点，明确我们共同面对的种种选择的后果。这有助于我们为迎接面临的各种挑战寻求实际的解决办法。直接接触对双方的关系至关重要。直接接触有助于双方避免误解，使双方能及时以讲求实效的方式解决各种问题。
下个月，双方领导人将在北京举行第三次战略经济对话，我将有幸率国务院代表团与会。对话产生的一个成果是，两国都更进一步认识到，对方经济的继续增长与繁荣符合本国的利益。
但我需要强调，两国的经济关系建立在双方企业和产业的日常商务联系之上，因此在场的每一位都对两国经济关系发挥着重要作用。
高科技产业，特别是因特网，对于加强双方经济关系和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具有重要作用，也为中美两国处于社会边缘和被排斥的人们提供改善生活的历史性机会。
但是，只有因特网成为信息和思想自由传播的场所，只有知识产权受到有力的保护，才能抓住这个机会。
众所周知，思想是开创性经济的源泉。思想需要在鼓励言论自由的环境中得到培育和提炼。思想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不论是音乐、影片、软件、网上服务，还是科学突破，都像传统产品和服务那样，需要得到有力的保护以防盗用。
若不制定保护知识产权的措施，资本就会向其他地方转移。也许更重要的是，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护，我们两国在教育、科研、发展、科技、艺术和文化领域投资的回报就有白白流失的危险。
因此，加强保护知识产权是保证技术产业继续增长和具有可持续性的一个重要保证。
坚持保护知识产权符合各方面的利益，其中也包括中国。中国拥有世界级的科学家、工程师、艺术家和作家。因特网为科学艺术领域的这些带头人以及软件和网上产品与服务的开发商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市场。
对知识产权的强有力保护将有助于发挥这些资产的优势，保障中国为民生进行的投入对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持久的影响。
因特网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决不亚于对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重要性。胡锦涛主席已明确表示继续进行经济改革和开放的愿望，因特网可为此提供重要的推动力。因特网为充分发挥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创业精神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
在全球范围内，因特网未来发展的一个环节是将网上内容使用的语言扩大到英文以外。我们因此对中文网站的发展和增加使用中文在因特网上进行交流表示欢迎。因特网是新闻和信息的重要来源，对创新和商业具有强大的促进作用。在网上使用更多的中文可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对因特网本身的发展更无庸讳言。
因特网成为增长和创新的动力，其原因之一是，因特网是交流思想、完善构思和发展知识经济最有效途径之一。这当然取决于因特网能否成为一个开放的平台。
在美国及广泛的国际社会，人们对中国和世界其他某些地区控制使用因特网的情况表示关注。这些情况包括封锁各类因特网网站——商业组织、新闻媒体、卫生组织、外国政府和教育机构的网站。
在这方面有明确的国际准则。任何国家对因特网内容的限制必须是透明的，必须遵循法治并符合国际公认的政府正当用途。不得为限制自由表达政治、社会或宗教观点强制实施有关限制。
国务院正积极参与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根据国务卿赖斯的指示，国务院已成立全球因特网自由特别事务组（Global Internet Freedom Taskforce），简称GIFT。因特网特别事务组负责观察全世界各国的因特网自由状况，对因特网自由面临的问题做出反应，并努力扩大因特网的使用。
因特网特别事务组还与技术公司和非政府组织讨论因特网审查所产生的更广泛的影响。因特网特别事务组正在对其中涉及的复杂情况进行研究，如合法程序、执法部门对信息的要求、合理审查及隐私等问题。我们还在讨论公司为避免卷入不当行为采取的措施。
我们高度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因为言论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言论自由还是任何国家经济长期增长的基础。如果信息和思想不能跨越国境及在各国国内自由传播，对市场经济至关重要的“创造性破坏”就不可能发生。
因此，我们认为捍卫这些自由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利益，符合中国和美国人民的利益。
在切实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维护因特网作为信息自由传播的平台，有助于我们两国及全世界各国实现因特网蕴藏的全部经济潜力。
总之，美中两国有着重大的经济关系。这种关系充满活力，具有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经济机会的潜力。
诸位所代表的产业——高技术产业，特别是因特网行业——对相互关系的未来具有显著的重要性。
在我们今天共同讨论这些问题之际，我们需要铭记，我们面临的是历史性机遇。事实证明因特网有利于经济增长，可以扩大机会和提高市场经济体的效率。
毫无疑问，现存的种种挑战有可能使这方面的潜力受到破坏。然而，我们如果共同努力，就能够战胜这些挑战，为按照自由、法治及为诸位的工作提供大力保护的原则进行相互合作奠定基础。
谢谢诸位。

山东大学孙文广教授参选区人大代表的经过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大代表选举定于十一月十日投票。七十三岁的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十月十八号就开始了竞选该区人大代表的有关活动，希望通过征集到十人以上签名联署的方式被列为候选人。他按照要求征集到了所规定签名，但是校方说，报名截止日期已过。
孙文广说，山东大学显然对他参选没有准备，报名当天，工作人员说需要“请示”。另外，院方连应该填就的表格也没有准备。填表的周折用去了孙文广一整天，报名时期正好截止，孙文广因此没有通过联署方式得到提名的机会。
孙文广不得不以独立参选人身份继续参选，但是校方直接或者间接为他的参选设施障碍。他贴出的竞选资料很快被覆盖或撕掉。有一篇“孙文广竞选人大代表请支持”的海报当天黑夜就被覆盖，第二天孙教授又重新把它贴到布告栏。孙文广说：“昨天（十一月七日）还出现了一个情况，来了一帮学生。他们说：你不可以在学校里发传单。我想这些学生可能是背后有人。我们和他们辩论，为什么不可以？这些学生还是讲归讲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动粗，或者说，没有动手这种现象。打啊、砸啊，还没有。”
美国之音记者十一月八日上午给山东大学党委书记朱正昌办公室打电话，一名工作人员得知是美国之音来电，对旁边的人低声说：“是美国之音，美国之音、美国之音的。”接着说出了下列理由：“领导在开会，我也不能解释，好吧？现在领导在开会，好吧？（记者：什么时候结束呢，请您大概告诉我好吗？）啊，还得过一会儿。（记者：几点钟呢？）”然后挂断了电话。
中午时分，记者再度给朱正昌办公室打电话，这位工作人员直接挂断了电话。
山东大学一名职工家属谈到了孙文广教授参选人大代表所陷入的处境。她说：“我听说，学校里为这件事情闹得不轻。国内哪有什么民主啊，只要不闹事，平平安安的就行，肯定要限制，山大的事情有点过度。”这位退休教授是支持孙文广参选的联署签名者之一。她说，单位党委书记为此登门到她的住处“家访”、“了解情况”。她当面对学校的做法提出批评。她说：“孙教授（报名）当天晚上忙到八九点钟，今天早上盖了章就宣布作废了，这不是给人家套子钻吗？我说，何必愚弄人家这么大年纪的老师，是吧？你要不同意，就说不同意。”
孙文广教授还说，山东大学于十一月七号召开了党员紧急会议，谈到了学校出现了一个独立参选人。山大下属一个学院在学生干部中也做了类似工作，动员学生不要支持孙文广参选。他说：“他们把学生的班长找去开会，说孙文广怎么样、怎么样，说有的人要以独立候选人。这就是我了，山大就是我一个嘛。（他们说）这个人政治思想有问题、这样的人怎么能选呢？你们不要去听，不要听他去演讲。如果有人投他的票，一定能够查出来的。查出来后，对学生要进行处分。这是恫吓了，违反选举法。”
支持孙文广参选的退休女教授还谈到了对孙文广以及目前选举现状的看法。她说：“我和孙文广教授原来没有什么往来，不大熟悉。我就是看他贴出来的竞选材料，我赞成他的意见，也觉得他的竞选也是合法的。我和孙文广毫无往来，认识都不大认识，但是他帖出来的竞选材料，我很敬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以前的这个选举啊，群众说是假选举。让我来说，那就是走过场。临时的今天下午选举，上午通知我们去，领个选民证，下午就到那个选举场去填表，那表上有现成的名字。你要是不同意，你划掉，你再填个名字，那你填的名字，事先又没有准备，大家都没有沟通，你这一个名字能管用吗？”
孙文广说，山东大学已经内定了四个候选人，让大家投票。他说：“由于普遍对选举不重视，这样这四名大家都不认识的候选人就以高票当选。”
以下为孙文广教授在校内散发的部分宣传单张的内容：
我和“海外势力”的联系
11月6日，有些院系召开学生班长副班长会议，会上传达了对竞选人孙文广的对策、指示，让他们转告学生，“不要听孙文广的演说“， 11月7日某学院召开党员紧急会议，通告说，有的独立候选人受海外势力支持，要竞选，让同学不要去听，去听的，见到了要拉回来，不能投他的票，谁投了他的票，我们是能查出来的，查出来后要查处该生和直接负责人。学生说现场有一股恐怖气氛，很多年轻的大学生不知所措。
《选举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为保障选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对有下列行为之一，破坏选举，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以暴力、威胁、欺骗或者其他非法手段妨害选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可见这种行为是违法的。
为了澄清事实，我还想告诉同学们，我这几天确实接受过海外媒体的电话采访，昨天晚上接受英国BBC（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昨天下午接受了美国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前几天还接受过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已张贴）。这些采访都是围绕当前山大正在进行的区人大代表选举。
我想请问某些领导人，这些电台多是国家政府主办的，如法国、美国，这些国家都是我们的友邦，这些海外势力关注中国的选举，做了很多报道，这是大好的事情，使人们有个比较，知道更多的实情，帮了中国人的忙，不应该把他们视为“敌对势力”。
昨天晚上有位在新西兰惠灵顿的华人王宁先生打电话来询问山大的选举，对我的参选表示支持。王宁先生在惠灵顿主办过“首都华人报”，他关心制度性问题，现正在参选市长。我向他询问了新西兰的选举制度，他说很简单，这次选市长有10个候选人。这位王宁先生可以说是位“爱国华人”，他应该不是“敌对势力”吧？
    海外发达国家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他们的电台也常播放一些不同的观点，我们不能因为他的观点与我有差别，就给他戴上“海外敌对势力”的帽子。
    “四面树敌”不但是兵家大忌，也应该是政治家的大忌。
孙文广于山东大学  2007年11月8日（此稿已经在校园内散发）
    
山大选举中公权力对我不公
在现代法治国家的选举过程中，公权力（包括司法、行政）必须保证公平公正。不能偏倚于竞选者某一方，某一个党。但是在山大的区人大代表选举中，山东大学的公权力却明显的不公平，不公正。
（一）在提名阶段
有些院系的办公室工作人员，拿着国家的工资，利用办公时间，使用办公电话，介绍某些特定的候选人，这些人中很多后来成了“正式候选人”，本人在这之前，多次明确告诉院领导（一次是当着办公人员的面）我要参选。他们为什么不同时用电话告诉院里的教工呢？
山大某些公职人员，用工作时间为特定的人拉选票，可能候选人也不知情，那是谁给这些公职人员下达的工作指示呢？
（二）竞选阶段
10月19日到 10月23日期间，我在南院宿舍贴出竞选海报，全部被撕被盖，我白天贴，他们黑夜里盖，由于大家的抗议， 24日起南院撕盖竞选海报活动突然停止。有人怀疑这是公权力所为。
11月5日我到山大老校三宿舍、五宿舍张贴了选举海报共八张， 11月6日上午被全部撕盖，在这之前，有人看到是公安便衣干的。
（三）11月6日，有些院系召开学生班长副班长会议，会上传达了对竞选人孙文广的对策、指示，让他们转告学生，“不要听孙文广的演说”， 11月7日某学院召开党员紧急会议，通告说，有的独立候选人受海外势力支持，要竞选，让同学不要去听，去听的，见到了要拉回来。不能投独立候选人的票，谁投了他的票，我们是能查出来的，查出来后要查处该生和直接负责人。
我坚决反对山大的公权力不公。
（四）11月4日我去老校学生食堂前，会见选民，展示看板（用绳悬挂），山大公安处的人出来说：挂横幅有批件吗？我说：没有。他说：没有批件不准挂。我和他争执起来，后来我和他说，要与他们处长讲话，进了办公室，他提供了号码，接通了电话。最近达成协议，我把看板从绳上取下来，放在地上展示。
11月6日，我再次去老校学生食堂前展示看板，公安处的人再次来到现场 ，收起看板准备拿走，我向他提出抗议，他让我去公安办公室，我大声地问“你有传唤证吗？”他说“没有”，我再问：你有逮捕证、拘留证吗？他说“没有”。我说：既然没有合法手续，你为什么要叫我到公安办公室去？这时聚集了很多大学生。他们看势头不对，就走了。
种种事实说明，山大在这次选举中对我是不公正的。
孙文广于山东大学  2007年11月 8日（此稿已经在校园内散发）
以下为孙文广教授于十一月十日投票日前后几天的日记内容：
11月9日
明天投票，今天是最后一天的竞选日。清晨3点起床，修改了名片，主体变为抵制黑箱操作。名片正面与原来的基本一致。反面的内容换成：
73岁山大管院退休教授说：
神圣一票万岁！万万岁！！
众人神圣一票，会改变选举制度，
用神圣一票，反对选举黑箱操作，
珍惜青春第一票，勿投从不相识人，
要民主，求天求地，不如求自己，先去投票，
我一定去投票，对不相识者投反对票，
我不反对个人，我反对选举中的不公，不依法。
另写两篇《面对选举黑箱孙文广说不》《孙文广向法学院师生求助》（当天散发），还写了一个紧急通知：当天晚6点增加一次与选民见面的机会。这些都是为了今天中午和晚间的见面活动造势而准备的，所以从早上3点忙到11：30才干完。中午连着讲到1：30，中午近2点吃饭，找不到贵州来的陈西。我心中怀疑可能已被抓了，与车宏年一起吃饭，议论起来，他也感到他很可能是被警方抓走了。
明天是投票日，进程不能乱，对陈西被抓，我没有告诉很多人。准备明天上午去山大公安处询问。
下午4：00在家属南院展示了看板，约5：00又到学生食堂门前展示看板，撒传单，回答学生问题。
晚上约8点陈西才回来。果然被济南国保抓到派出所关了七个小时，已经两顿没吃饭了，我赶紧陪他回家，煮了一大碗面条给他吃。他说了被抓的过程，六七个便衣，在下午1：30左右校园内行人稀少时，强行将他扭进警车，他要求“告诉孙老师再走”，没得到准许，之后被带到派出所。
今晚的造势见面活动，来的同学不少，在看板前，在会见处，经常聚集约近百人，因为人数流动，所以参加活动的约有上千人，今日传单名片各发出约3千多份。
我与选民会见回答问题时，突然接到“自由亚洲电台”的电话采访，我告诉他现场的情况，这里有很多同学，问记者是否愿意采访同学，她说可以，于是我问同学们谁愿意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有二位女同学一听是自由亚洲访问，扭头就走了。其他人开始犹豫，后来有三位同学接受了采访。他们表达了对独立参选人的支持和对意识形态灌输的反感。
偶然的机会记录下一位同学在采访中的对话：
自由亚洲：我就是听说你们学校对孙老师参选有一些说法，说他是勾结境外势力，什么的。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呢？
同学：我个人的看法，孙老师是山东大学的一名退休教授，有着非常坎坷的经历和对社会有着非同凡响的认识。我不太认同这个看法（勾结境外势力），这种看法实际上是一部分人利用狭隘的民族心理对他的一种攻击。
自由亚洲：你们学生对我们这种海外电台媒体有什么看法吗？
同学：其实说实话大多数同学对你们电台，还有“美国之音”，这些电台基本不了解，为什么呢？因为在大陆这些电台是受到封锁的，根本听不到。
自由亚洲：今天你们聚在这里是有什么问题想问孙老师呢？最关心的是什么？
同学：其实对孙老师的这种出来与选民见面是很新鲜的，在大陆这种形式几乎是没有的。感兴趣的同学其实对孙老师的问题是很多的，比如说孙老师为什么做这种出格的形式，他这个出格的形式对参选起多大的作用，如果参选了，对改变这种政治体制会有多大作用，还有孙老师的人身安全会不会受到威胁等，很多。
自由亚洲：像你这样关心这些事情的学生在学校里多不多呢？
同学：这种学生在学校里其实很多的。
自由亚洲：为什么会引起你们这样的关注呢？
同学：因为这种形式实在是太少了，我们在大学里，虽然大学应该说是一个思想自由的场所，但实际上在中国的大学意识形态是被灌输的，这种局面从建国以来基本上没有改变。
自由亚洲：现在你们有一些候选人代表名单出来了吗？这些代表你们认识吗？
同学：我们都不认识。说实话我们学生平时就是学习，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对这种选举、选民根本是一无所知。
自由亚洲：孙老师的行为就是引起了你们对这些事情的兴趣是吗？
同学：对。
自由亚洲：同学你贵姓？
同学：我免贵姓(隐去)。
自由亚洲：（隐去）同学，您是读什么科目的可以说吗？
同学：我是读历史专业的，我之所以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就是因为我学历史，对中国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所走的路程有非常深刻的思考，也对中国现在教课书上宣传的那一套有着非常多的怀疑，现在思考多了，所以对现在的问题疑惑也多了，遇到孙老师这样的人，对这些问题我就特别想和他沟通一下。我还补充一句，就是说：当对所谓真理有所怀疑的时候，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才会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自由亚洲：好，谢谢你同学。
同学：再见。我把电话交给孙老师。
自由亚洲：孙老师，你继续说吧，这个陈西他们还跟你在一起吗？
孙文广：陈西？我现在给你说一个消息，他现在找不着了，我现在找不着他了。
自由亚洲：找不着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孙文广：从今天下午一点半。
自由亚洲：有没有下落？没有下落？
孙文广：没有。……
自由亚洲：您继续您的活动吧。
孙文广：好的，再见。
11月9日是投票前最后一天造势。这天晚上，有7、8位同学主动出来帮我，有的在撒传单，有的给同学讲解，有的在照相。最后收拾展板回家时，有几位同学帮忙，一直送到我家楼上。这和我初次到学生中活动时的孤单一人，已经截然不同了。
在多次与大学生对话中我发现，有的同学是很关心政治的，比如最近十月革命90周年大庆，中国官方没有发表任何评论，党报也没有表示，很多人对此没有注意，而有些大学生却密切关注了这个问题，他们分析这件事，可能暗示着官方拿不定主意，或者要改变过去的观点。会见中还说到了中国的民主化，说到威权主义，台湾问题，同学中都有比较深刻的认识。还有一个韩国的学生也来参加讨论。他们问我为什么参选，为什么不怕打压，我做了简短的回答。
在见面会上也有的同学反映，院系领导、老师对他们说给孙文广投票，会对自己不利。
晚间一个同学打电话给我说，本想投我一票，但是考虑到风险，现在不能投了，很对不起，我说谢谢他。
还有的同学说到了艺术学院的问题，说他们的同学接到院里的指示，不准投孙文广，现在艺术学院的同学，有些连传单都不敢接。这种情况我也遇到了，占比例不超过10﹪。
晚上约12点，有同学打电话说，原来考虑投我票的同学，经过老师开导，现在有了争论，主要是考虑风险问题。
还有的同学告诉我，有的院已经集体投票了，有的辅导员拿出票样问同学们愿意投谁，老师就代他划了票，我请他们核实。
还有的同学反映，现在流言蜚语很多，如说孙与海外联系，孙支持法轮功等。
有的同学打电话来，要我把他留给我的电话号码和名字划掉。
一个同学11月9日投票的前一天给我发短信，说：“老师，你好！很佩服您的精神和行动。可惜我的选票被我浪费掉了，早在几天前就填完交上了。十分可惜，如果早知有你，我一定认真行使我的权利。”其实投票早已开始。
今晚回家之后接了不少同学的电话和短信，很多是支持的。
有一个同学说：“我本来想选你，但后来知道你反毛泽东，我是毛泽东的崇拜者，我不能选您了。”这时我想起来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从理论上分析毛是错的，但是现实中因为有很多人还迷信毛，你就只能暂时回避一下，在和人们接触中应该考虑现实的情况和人们的思想。（2007年11月18日整理于山东大学）
11月10日
早晨7：30有人打电话来，说有些大学生正在排队查体，让我去撒传单，演讲，助选。山大有的选民对我很支持，经常通风报信，让我及时知道很多信息，在选举过程中这也是很重要的。
我因考虑今天是选举日，选举法中规定该日候选人等不能做介绍，故而未去。
上午我去投票。投票会场在管理学院大门前，师生鱼贯而入，会场中选民密密麻站一起。前后左右都是人，辅导员在旁边。投票前先由书记做报告，然后大家挤在一起站着写选票，这还有什么秘密可讲？这是什么无记名投票？也有人说这种投票是认认真真走过场。
有个学院的学生***（隐去）电话告诉我，说他们学院领导人要先看写好的选票，不合他意的另放，其他票投入票箱。他要我去照相，我因为时间太紧，没有去。
上午写稿《对选举黑箱说不——参选之十八》和《孙文广向法学院师生求助——参选之十九》，印出来，中午散发。后一篇主要是围绕选举中的违法现象，征求法学院师生帮助起诉，上告。
中午与陈西等五人外出吃饭，返回时在餐馆路口，陈西被济南派出所的民警拦住并押上警车。
十分钟后接陈西短信，说贵州警方三人乘飞机来济南，当日押着陈西一起飞回贵州。
陈西一九八九年“LIUSI”之后被判三年徒刑，一九九五年又因政治参与被判十年，他不屈不挠，出狱后继续争取民主，在贵州团结了一批同志，开拓出了一片天地，他们还创造了贵州模式。陈西的人品、作为，使我钦佩，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在他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这次他来，帮了我的大忙。
下午稍微休息后去游泳了，我买了年票，因为忙，已中断十余天。
今天收到一位同学的电子邮件：“我支持你，但我没敢投你，因为这会害到院的两位书记，他们是第一责任人。我投了四个反对票。”（一共四个官定候选人，他都投了反对票）
11月11日
上午问选举办何时出选举结果，答：现在不能公布，要报区政府批准才能公布。
针对这次选举中的问题，今早写了致全国人大要求重新选举的联名信。
上午通知支持过我的同学，请他们来讨论联名信，并请他们吃中饭以表谢意，来了大约14人，有人因为不能来，也都短信说明，很多人说已经吃过饭了。我们讨论联名信，意见还有分歧，有人还有恐惧感。对他们也不应该强人所难。
最后有三人表示签名，并说以后再去找些人。
一位同学再次谈了投票舞弊的事，我很想保护他，我怕他受到过度的打击。
晚间五人一起出去吃饭。昨天今天楼旁边都有警方便衣站岗。
得知陈西于当天（11月10日）晚上12点回到贵州家中。
11月12日
今日整理签名信和内务。
我去校选举办公室问选举结果，找不到人。后来打电话问，回答说：结果还未出来。已经送到区里去了，还未批下来。
下午法学院一学生送来了他们三个人的签名，并谈了他的心路历程。他的经历使我对在校大学生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位同学上小学时，亲人只为晚交了几天税费，而被干部毒打，从此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
11月13日
下午用特快专递，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寄去了《要求重新选举的四人联名信》，其余三个人是法学院一年级的大学生。为什么只有一年级的学生签名？因为高年级临近毕业，身受压力更大，比如考公务员和考研都要看政治表现。大一的学生还有些“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当然我也要注意保护他们，使他们能在可接受的压力下成长。
这次竞选活动中，我发现法学院的学生特别积极。据说有一个班90﹪的学生投了我的票，其原因我想一个是他们懂法，不怕打官司，另一个是法学院的老师平日给他们建立了“权利意识”，其三是法学院的领导们，法律意识比较强，没有听说他们在投票日前就“竞选”问题召开什么“紧急会议”，其他很多学院都传出开过这样的会。
一个文科的大二学生，从竞选中知道了我，晚上请我出去吃饭，谈了约二个小时，他热爱文学，艺术，音乐，他感到最大的悲哀是这些方面遭到破坏，他认为这会伤及人的灵魂。他也看过很多书，很有思想见地。他的这些思想，与我在大二时水平已不能同日而语了，我当时还是懵懵懂懂。但是他顾及到父母，现在不想参与政治活动。他说40岁以后，可能介入政治，他想毕业后能到“南方周末”工作，或者出国。下午收到信息，说明天一早公布选举结果。
11月14日
今天一早去看了选举结果，并照了相。内容是：山大选区选民为26769名，参选选民24629名，当选人超过了半数选票12615票才有效。当选人得票数为：
樊丽明 18555票 马文海 16810票 马新 14533票
选举结果终于在投票（11月10日）后的第四天公布了。为什么拖这么长时间？因选举法上没有规定投票后几天公布，这当然给当权者留下了很大的空间。我想当局拖延开票，也有等学生的选举热情冷却下来的意思，怕即刻开票，学生会闹起来，或者是因为某些事定不下来。
我问学校和院里，在哪里开的票？其他人得了多少票？他们都说不知道。
今天再去问校选举办公室，是哪里开的票，他说，学校不管开票，是院里开票。于是我又去问院里，他们还是说不是院里开的。
看来我要弄清这件事，就要花很多时间，从这里开始，选举过程进入了深水区，暗箱操作就更多了，有哪些猫腻我更加难弄清楚。
我感到这次暗箱操作的选举对广大选民是很不公正的。如果中国的法制是健全的，我自然可以找律师去查，但是现在并没有这样的体制和制度。看来我只能将其诉诸媒体（当然是海外的媒体），通过他们转告大陆的民众。
这次的选举结果，我早有预料，我这次的参选，并不以当选为唯一目的，我是想唤起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权利意识，在投票中给他们提供另一种选择。
这次选举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很多大学生，影响了一些大学生，使我知道大学生的思想，绝不是简单的功利主义可以概括的，他们中很多人不但有热情，有激情，有思想，也有忧患意识和权利意识，他们容易接受新事物，新思想，关键在于用普世价值观引导，启发他们，师长们对学生不但要言传，而且更要身教，要为他们开启通向世界的窗口，不能让腐朽的意识形态长期侵蚀学生的灵魂，应该满足大学生的求知欲望。
在中国的民主化过程中，中国大学生早晚要有所表现，他们应该是中国的希望。
11月15日
今日开始整理这次选举中的资料，可以说是清扫战场。
（2007年11月19日 孙文广整理于山东大学）

附：孙文广教授电话:0531－88365021 13655317356

一次铭心刻骨的旅游——柬埔寨纪行   
邢小群
二○○七年元月二十三日至三十日，我和几位好友参加了一个旅行团，从北京出发，赴越南、柬埔寨。有意思的是，在柬埔寨的三天，从金边到吴哥，遇到的两位当地导游，都不约而同地讲述了红色高棉统治期间的大屠杀。我曾经在《书屋》二○○四年第十期读到燕妮的文章《穿越历史的悲怆》，从中了解到波尔布特时期的红色恐怖的概貌，这次身临其境，更有一番铭心刻骨的感受。
金边的导游叫吴小小，她让我们叫她小小。她是柬埔寨华人，是一位四十岁出头的中年妇女，曾经当过教师。她说，家中原有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共十一口人，原来住在金边，一九七五年“红柬波布”当政以后，全家被杀了十口，只有她一个人侥幸活了下来，那时她不到十岁。讲着讲着，她就难过得要哭出声来。
说起过去的柬埔寨，她语带自豪。她向我们介绍，这是一个风调雨顺的国家，没有台风，没有地震，一年可以种三季庄稼，马德望一个省的粮食就可以养活全国的百姓。国家曾经很富有，法国人统治时期，金边被称为东方小巴黎。上世纪六十年代，西哈努克主政，新加坡李光耀都提出要学习柬埔寨，那时老百姓的生活比现在好得多。一九七○年，朗诺趁西哈努克出访，发动政变。一九七五年波尔布特领导红色高棉推翻了朗诺，攻占了金边。他们对老百姓说，美国人要来轰炸金边，让全城的人都赶快出逃。不用带细软和衣物，三天后就可以回来。城里人全部被赶到乡下，金边成为一座空城。下乡后，他们问谁是知识分子？那些医生、教师、公职人员等不知其意，站了出来，以为可以先一步回城。一万多人被带回金边，红色高棉把他们集中在一所学校中，对他们施尽了各种酷刑，最后全部折磨而死。剩下的留在乡下，再也不能回来。红色高棉不但共产，而且共妻。在乡下，男生在一处，女生在一处（那边将男性都叫做男生，女性都叫做女生），全部穿黑衣服。女生全部剪短发。不许夫妻在一起。他们不时选出一百个男女配对，不服从者就杀掉。女生长得不好看还算幸运，如果长得漂亮，就会先被轮奸，然后把她发配给残疾人。红色高棉经常让几个老百姓挖坑，不告诉他们干什么，挖好后，就把挖坑的人活埋掉。天天让城里人做苦工，饿死的、病死、杀死的多达三百万人。而当时柬埔寨总人口不过七百多万人。小小还说，当时我们华人想要脱离苦海，向祖国求援，但是中国政府不收留我们，说我们华人是资产阶级。
她大概也知道中国政府是红色高棉的支持者。又想起我看到的材料，红色高棉大屠杀，华人是重点之一。当时柬埔寨有华人四十三万，死去二十一万五千人；越南裔两万多人，几乎全部死亡；泰裔两万人，死了八千人。这些数字都高出整个柬埔寨非正常死亡的平均值。
小小说到中国政府不愿收留逃难的华人时，我的心骤然疼痛。权且不说各种国际政治力量之间的博弈和交易，仅从血缘关系着眼，怎么能看着别人把自己的亲人往火炕里推呢？
柬埔寨当年的富有，在参观金边王宫时，也可以体味到。小小在介绍国王和王后用黄金与钻石镶嵌的朝服，介绍用银砖铺就的宫殿地面时，那自豪的神情溢于言表。参观了王宫，我们就去参观位于金边波尔布特罪行馆，那里曾经是一所学校。小小让我们不要脚踏草坪，她说一万多人的尸骨，就埋在下面。在破旧的教室里，我们首先看到，很多房间中都只有一张铁床，铁床上都有锁定人手脚的镣铐。旁边有铁锹、铁棍一类的利器。墙上的照片告诉我们，死者大多是用利器施以酷刑，然后让他们的血一点点地淌尽流干死去。从照片上看，在死者躺着的铁床下，是大片大片的血迹。小小说，这是高级人士受刑至死的监牢。接下来，又带我们到普通人的监牢。那是将一个大的教室用砖头隔成的一个个半截小空间，每间牢房的大小容不得一人躺下，红裸的砖头墙上，挂着锁人的铁链。还有两间教室，展示着一排排死难者的照片。女性一律齐耳的短发，黑服。从大量死难者中看，还有外国记者和儿童。也有不少照片直接摄下在酷刑中死去的人，形状难以言表。据说这些照片都是从红色高棉档案中发现的，当年他们是想用这些照片吓唬那些不服从的百姓。一张照片让我们驻足很久。那是这个学校的女校长，她怀里正抱着吃奶的孩子，面容娟秀但憔悴，震惊人的是，一颗长长的钻头正在向她的脑后钻去，她的脸上没有恐惧，只是眼角淌有泪珠。也许看到的死亡太多，她已经淡然，想到怀里吃奶的孩子，才生出为人母的怜惜。这也形象地告诉我们，这个房间橱窗里一排排的头盖骨后面为什么都有一个小黑洞。还有一些刑具摆在那里，另有文字说明当时的酷刑如何进行。比如，操场里的秋千也成了刑具，他们把人四肢吊起来，在太阳下晒干，然而再放到水缸时浸泡；把人的四肢钉在木床上，往生殖器中塞东西或去切割。最后我们看到骷髅摆成的柬埔寨地图，和一个大钟，意味着警钟长鸣。
看着这些充满亚洲人想像力的酷刑，觉得比奥斯威辛集中营展示的还要野蛮。当晚，同行的朋友有人夜里失眠了。
吴哥的导游叫阿丰，二十岁出头，也是华人。他的一个叔叔是被红色高棉杀死的。
过去没有接触过柬埔寨人。到了当地，感觉这是一个很温和的民族。普遍信奉佛教，一路上看到最多的就是小乘佛教的寺院。为什么会在这样的国度会发生如此惨绝人寰的暴行？
我想，重要的原因，还是要到二十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线索中去寻找。在阶级斗争名义下的杀人暴行，我们可以追溯到列宁、斯大林，可以追溯到毛泽东。从开动国家机器杀人的绝对数量上讲，波尔布特比不上斯大林和毛泽东。但从杀人的相对比例上来看，他则大大超过了斯大林和毛泽东。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不但是毛泽东的好学生，而且发展了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毛泽东晚年提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对八级工资制不满意，对商品和货币不满意。但毛泽东还没有敢于完全割掉资本主义尾巴。受到毛泽东接见和表扬的波尔布特，则想一步到位，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理想国。波尔布特用三年多的时间，把毛泽东建国后二十七年进行的五花八门的政治运动，包括土改、镇反、三反、五反、一化三改、反右、公社化及办食堂、四清、农业学大寨、文革、清理阶级队伍、知青插队、城市居民下乡、干部进五七干校，压缩成了一个运动。对此，燕妮的文章有较详细的介绍：波尔布特强迫城市居民下乡改造，让城里人开始刀耕火种并合作化；继而禁止私有制，没有了工业，不准商品买卖，不准货币流通，连以物易物原始交易的方式也不允许。先是策划二百多万人大迁徙，直接导致几十万人死亡。后吃饭在公共大食堂，粮食配给越来越少，草根树皮吃尽，发展到吃死人肉；禁止所有宗教，强迫伊斯兰教徒吃猪肉，强迫佛教徒还俗；视知识为罪恶，会说外语也是罪过，禁用书籍和印刷品。整个国家没有商店，没有庙宇，没有学校或公共设施；国民经济全面崩溃。直至发展到整肃党内异己……越南特务、苏联特务、美国特务，一次屠杀近十万自己人，大多数遇难者是全家被斩尽杀绝。
所有这些发生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野蛮行径，现在看来真是匪夷所思，但当时在特定的封闭时空中，却没有遇到多少阻力。对于有过相似经历的中国人来说，却不难理解，因为这一切都是在最革命的神圣名义下进行的，野蛮的兽行笼罩在理想的光环之中。
由于时间短暂，我无从了解现在柬埔寨的学校里如何向新一代人介绍这一段悲惨的历史。但吴哥的导游阿丰，谈起那段历史非常清楚。甚至对中国的文革概貌也有准确的判断。他说，波尔布特比毛泽东在中国的文革还可怕。阿丰学历不高，只念到中学毕业。以我有限的接触，觉得他对三十年前历史的掌握，比同龄的中国大学生强得多。在中国大陆，20出头的青年，已经不知道文革是怎么回事了。有些青年人看到有关文革的电影镜头，竟然“恨不生逢文革时”。还有一些新左派学者，对内肯定文革，对外推崇格瓦拉，当别人说起波尔布特的屠杀时，还咄咄逼人地质问：拿出证据来！在他们的逻辑里，凡是不符合他们思路的历史，就是不曾发生过的，就是西方帝国主义为了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妖魔化制造的谣言。然而，从一九二九年乌克兰的大饥荒，到一九六○年中国的大饥荒，再到朝鲜这些年的大饥荒，难道都是偶然的吗？难道没有一脉相承的制度原因吗？
对于当今中国大陆的年轻人来说，想要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柬埔寨真是一个很好的去处。那里不但有令人惊叹的古代文化遗迹——吴哥，而且有当代极权主义的一面镜子——波尔布特！

列宁十月革命，送来光明还是专制？
 

原作者： 黑星人
原载网址：http://blackstar.blog.sohu.com/67017565.html
http://blackstar.blog.sohu.com/67017686.html
 

博主按：此文只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不一定代表本人的立场和观点。
正文：
俄国“十月革命”九十周年纪念日将要到来，重读史书，我发现有很多问题需要重新认识和思考。特别是对于创建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列宁，是否应该换一种思维，重新评价一番？ 
“十月革命”爆发前，即1917年3月10日（俄历2月25日），俄国彼得格勒城市爆发了总罢工，由社会工党分布尔什维克党号召工人把政治罢工转变成武装起义。二天后，部分军队士兵倒向工人队伍，冲开监狱，释放革命者，并逮捕沙皇政府里一些大臣和部分军官。当晚，彼得格勒市成立工兵代表苏维埃，全国各地纷纷响应，投入摧毁沙皇政权的活动。统治俄国304年的罗曼诺夫王朝终于宣告结束（史称“二月革命”）。 
临时政府成立，主要成员由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党人占据。这时，远在瑞士流亡的列宁觉得机会来了，他与他的妻子及其他二十几位革命同仁立马乘火车回国。4月3日，列宁回到俄国。一下火车，列宁就在铁甲车上发表演说。翌日，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党务会上作了《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的报告（即《四月提纲》）。报告说：临时政府没有确定召开“立宪会议”的日期。再则，“立宪会议”就是召开了也没有“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发言权。因此，布尔什维克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推翻它。推翻的理由还在于：布尔什维克不要议会制共和国，要的是从下到上由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组成的共和国（见《列宁选集》[三]P13）。 
1917年7月，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起义，试图一举推翻临时政府，但未能成功。为此，列宁不得不躲藏起来。11月7日（俄历10月24日），由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工人赤卫队和士兵再次起事。列宁亲自坐阵指挥，起义者很快占领火车站、邮电局、银行、广播电台、政府机关等。当夜，前来助阵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受命朝冬宫开炮（虽然只是开了空炮），临时政府首脑克伦斯基闻讯出逃，16名部长束手就擒，布尔什维克党旨在用武装夺取政权的“十月革命”一举成功。列宁随即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表《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宣告临时政府已被推翻，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在大会上，成立了第一届苏维埃政府，即“人民委员会”，列宁当选为委员会主席。“苏维埃社会新纪元”由此拉开序幕。 
早在布尔什维克成立之初，该党就提出：争取政治自由、多元竞争、分权制衡、民主选举。但革命刚告成功，列宁就以防止残余敌特分子破坏之名而对其它政党下手。列宁相信：通过打倒一切、推翻一切的暴力革命，就能改变积重难返的社会落后现状。列宁过于相信暴力革命，可百姓还是不敢奢望，害怕一个专制取代另一个专制，本质上不变。全国于11月12-15日进行全民选举。没想到25日得票结果出来，布尔什维克获得23.9%的选票，在703个席位中只占163席，远低于希望通过改良社会来推动社会进步的社会革命党所获的40%选票。到了第二年年初，立宪会议召开之前，最终选举结果揭晓：在总共707个席位中，布尔什维克得到175席，占24.7%。而社会革命党得到410席（其中左派社会革命党占40席），孟什维克16席，立宪民主党17席，各民族政党86席，其余几个席位属于几个小组织。就是说，布尔什维克所主持的这次选举只得了四分之一的议席，即使加上与布尔什维克结盟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列宁方面也只占有30％的议席，而主要的民粹派政党社会革命党，即使不算它的左派，仅其主流派就占有370席，已经明显过半。
不甘心拜下风的列宁决定动用武力来消灭他的政党对手。他首先决定取缔立宪会议、借此狠狠打击敌党分子。1月5日，立宪会议召开。会前，列宁便下令彼得格勒全市戒严，调集忠于布尔什维克的军队开进首都。布尔什维克代表到场之后，立即提出立宪会议必须按“人民委员会”要求把权力如数交给苏维埃政府，并自行解散与布尔什维克为敌的政党。到席的立宪会议代表拒绝这一无理要求。布尔什维克早有准备，逐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代表分别退出会场。会议大楼随接被军警包围。在暴力威胁下，那些议员不得不于次日凌晨4时离开会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随接宣布立宪会议被解散。 
列宁用这种出其不意的手段来解散立宪会议，立即遭来全国上下有识人士的不满。作家高尔基在他《1月9日与1月5日》一文中无情谴责了布尔什维克，矛盾直指列宁。但列宁不以为然，因为他早就明确表示过：我们这个“布尔什维克党”按照法文的意思就叫着“阴谋党”。列宁始终认为无产阶级出身的高尔基误解了布尔什维克。他在1919年7月31日给高尔基的回信中说：“生活令人厌倦，和共产主义的‘分歧日益加深’。分歧在哪里呢？无法理解。分歧在政治上还是在思想上呢？连一点影子都没有指出。其实这是两种人的情绪的分歧：一种是从事政治或者全心全意投入最激烈的斗争的人的情绪，另一种是人为地置身于无法观察新生活而受资产阶级大首都腐败印象折磨的境地的人的情绪。”（见《列宁选集》[四]P61）。（高尔基生性就不怕恫吓，爱憎分明。后来斯大林想利用他的威望给自己写一些赞美诗，逐叫克格勃的人送去很多礼物。但高尔基死活不理，在小本子上写下斯大林种种不是。高尔基死了，克格勃的人看到了高尔基那个小本子，无奈地说道：“狼总是狼，再怎么圈养也要跑回到大森林里去。”）
1921年3月，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开幕了。列宁在代表大会开幕式上说：“争论是一种不可容许的奢侈品，敌人是满心指望共产党内部出现分裂的。”鉴于党内派别组织的存在，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旨意，斥责了一切反对派集团。代表大会责成立刻解散一切派别组织，委托各级党组织严格注意禁止任何派别活动。凡不执行代表大会决议的人，都应立刻毫无条件地开除出党。列宁要求代表大会给中央一种全权，凡遇有中央委员违反纪律，以及凡遇有恢复或进行派别活动的事情发生时，均得采取党内一切处罚办法，直到开除其中央委员资格和党籍为止。所有这些带专制手段的决定，都写进由列宁提出而经代表大会通过的《论党内统一》特别决议中。 
列宁还专程写了一篇《关于清党》报告，经党代会讨论一致通过。根据大会精神，“中央审查委员会”成立，负责全国各地开展的清除党内异己分子活动。清党的最终结果是：约有17万人被开除出党，占当时全体党员25%左右。经过清党，其中孟什维克党被认定为非法组织，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追逐对象，该党成员被迫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俄国的政论家、农业经济学家尼。苏汉诺夫因曾领导和组织孟什维克开展地下活动，而于1931年遭到判刑入狱。（对于这段历史，苏汉诺夫后来写回忆录时说：“苏联时期的研究除了对19世纪20年代初尚有一些符合真实状况的叙述外，绝大部分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奉迎之作，是打上了斯大林烙印的‘固定化’模式，是从党史的编年史中删除一个个参与者的‘非难过去政治’、为党内斗争中胜利者贴金的著述，不仅把作为科学的秉笔直书的历史毁灭，而且导致了正直历史学家本身的肉体消灭。”） 
同年，列宁格勒的城市工人由于食品不足而举行罢工和示威，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的水兵们同情工人，毅然出面组建临时革命委员会。喀琅施塔得位于芬兰湾东端，波罗的海舰队“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就是从这里出发炮轰冬宫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共有两万六千人，其中党员两千六百人。当时有九百人退党，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处于观望状态，等待列宁在党代会中拿出切实措施来。他们在《呼吁书》上写道：十月革命是在权利和自由的口号下取得的，现在的布尔什维克却违反民意，搞一党独裁，把专政的机器凌驾于其它社会主义政党头上，凌驾于工农兵头上。《呼吁书》要求给予公民言论和出版的自由、结社自由，释放非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者，取消共产党的特权地位。其中有人提出：“不要布尔什维克参加苏维埃”，“任何政党都不能享有特权并从国家领取经费”。 
远在1905年10月，沙皇尼古拉二世执政时期，尼古拉二世就颁布实施了君主立宪文件。声称坚决保障公民的言论、出版和集会集社的自由，给予公民最广泛的政治权力，建立立法机构杜马（史称“十月宣言”）。现在，列宁的“十月革命”首先要消灭党内外异己分子，并且拒绝释放非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者，这无疑是对尼古拉二世时代的“十月宣言”一个讽刺；也给那些爱好自由向往平等的民众一记响亮耳光。（尼古拉二世本人及其家属在被苏维埃政府羁押一年之后，秘密枪决）。
逢全国党代会开会，关闭非法报社，打击非法组织（不是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的都是非法组织），让民众闭口少言论，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面对抗议的《呼吁书》，列宁伸出两个手指，说：“消灭！”就地消灭。他说：“我要让你们几十年里不敢再打对派的念头。”托洛茨基很不心甘情愿地带领大批军队开赴喀琅施塔得。其间因冰河开裂，不少士兵未投入战斗便溺水身亡。血腥镇压之下，两万六千人中有八千人逃到芬兰，剩下的两千六百多人被枪杀，六千多人被判刑，另外有一千多人被长期内控。二战后，斯大林又将逃到芬兰的水兵抓回来，关进集中营（近几年，俄国政府终于为喀琅施塔得事件中受害者及其家属致歉，平反并恢复了那段历史。史学界不再称之为“叛乱”。另据美国1974年出版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四卷P 493页是这样解释“喀琅施塔得叛乱”：托洛茨基带领军队前去镇压，除被当场击毙外，其余一概投入监狱）。 
列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忠实信徒，他的信条是党必须绝对至上，只有绝对至上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理论被继承，无产阶级专政能够得以顺利进行。为此，列宁及其后上台的斯大林，随接对全国民众洗脑，从学生开始抓起，强行灌注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并冠之为国情教育课。全国高等学校数目由1914年的91所增加到1933年的600所。到1940年，成年人中已经没有文盲了，就是说：所有的人在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改造和洗礼中，已树立起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信心（见《社会发展史》（陶大镛主编P346）。 
强迫教育的结果只会带来愚忠和愚昧。而对党的绝对信任和忠于又使党更加神圣化。接班上台的斯大林，高举列宁大旗，让布尔什维克名正言顺地成了对人民作威作福的工具。党的利益和国家利益从此混合在一起，以党内团结、思想高度统一，并以党内斗争的方式来剪除异己，证明党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等等，史无前例的专制从那个时候开始，并影响世界各国。
“十月革命”，产生了一批无产阶级的流氓诗人。阿·多罗戈伊琴科在献给十月革命的长诗《赫洛斯特拉特》中，就将古代臭名昭著的人物当作自己的偶像，借以歌颂俄国传统文化被大革命洪流全面毁灭。费.基利洛夫在其诗作《我们》中更是大胆宣称： 
“我们满怀造反的激情，
让别人去叫嚣：‘你们是是扼杀美的刽子手！’
为了我们的明天，我们要烧掉拉斐尔，
捣毁博物馆，踩烂艺术的花朵。”
这种革命暴力行为让我想起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他们也曾扬言要炸毁北京颐和园，以震慑和动摇清政府的统治，提升革命党人的威慑力。孙中山总结了列宁“十月革命”成功经验，觉得党领袖应该在党组织之上，这样革命才能成功。他在《关于列宁逝世的演说》一文中表示说：“凡入党的人，须完全服从我一个人，其理由即是于前次失败，也是因为当时国内的新思想尚未发达，非由我一人督率起来，不易为力。”（见《孙中山选集》P606）。 
受此影响，1918年11月3日，德国基尔军港的水兵也举行武装起义。起义漫延到工人队伍里，浪潮席卷全国。霍亨索伦王朝被推翻，工兵代表苏维埃政府建立。12月，德国共产党正式成立。1919年1月，柏林工人举行武装起义，其结果是：数以万计的德国工人和共产党人惨遭杀害。德国十一月革命宣告失败。 
在中国，“十月革命”影响更大，一次次城市暴动，一次次惨遭失败。为此，毛泽东不得不宣布放弃城市暴动，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道路。对“十月革命”的评价，毛泽东认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仅开辟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这句话最早是托洛茨基在1917年5月17日回国时说的，他说：“我们已经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不过还有后半句，那更具实质性的话却被世人们忽略了：“那是一个铁与血的新纪元。”就是说，“铁与血”注定要与“革命专政”联姻在一起。 
革命总是以强凌弱的血腥表现。女刺客卡普兰为何要行刺列宁？卡普兰是右翼社会革命党委派的恐怖分子。早年是无政府主义者，第一次参加恐怖活动是在1906年，那年她16岁。策划对基辅行政长官的暗杀，但没成功。在监狱里，她结识了俄罗斯著名的右翼社会革命党活动家。其思想从此由无政府主义转向社会革命党人的观点。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她被大赦，获释出监。1918年8月30日，她将三颗子弹送进了列宁的身体。卡普兰以为刺杀了列宁，布尔什维克就会群龙无首，也因为布尔什维克视一切非布尔什维克党都是反对党，早晚要收拾干净，右翼社会革命党觉得不出手就等着自取灭亡。
俄国青年太激愤，过于相信通过行刺重量级人物就能改变世界。列宁的亲哥哥就是因为刺杀沙皇不成而被处死。这事件对列宁的打击很大，列宁发誓要报复。如果没有其哥哥刺杀一事发生；并且如果沙皇政府从一开始就重用列宁，不让他流放西伯利亚，或者不让他有机会在西伯利亚静心苦读马克思学说理论。那么，俄国历史可能要重写。这就好比当初孙中山写信给李鸿章，要求改革图新。如果李鸿章是伯乐，重用孙中山，给个衙门高官，那么中国历史会重写。偏偏李鸿章不识好人心，反欲与孙中山过不去。孙中山只能流亡海外，并在海外向国内摇控指挥，发动一次次武装起义。
此话说得太远。回到主题。若干年后，苏联解体。新政府班子上台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解散布尔什维克组织。恐其再争权夺利，干脆宣布它为非法组织，不得活动。另外，全民还就“列宁格勒”是否恢复原名“圣彼得堡”进行公开投票，很多百姓赞同恢复原名，包括一些二战老兵。赞同的理由是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并没给全国人民带来政治与经济上的保障。相反，生活水平却在下降。就拿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三个国家与芬兰来比，二战前，这三个国家整体国民经济实力胜于芬兰。1985年再比，芬兰人均产值已达一万四千多美元，而爱、拉、立三国只有三千美元，而且这个数在苏联联邦体国中还是最高的。
正是由于列宁制定的专制路线为以后的斯大林独裁治国铺平道路。由于党的领袖没有制约，高于组织之上，部下只有忠于的义务而不能提反对意见。列宁及后来的斯大林便拿全国人民做试验品，一意孤行地图谋他们个人的治国美梦。他们有着变态的政治人格，如同希特勒、毛泽东，都是高度的政治人格压倒自然人格而完全变态的典型表现。
列宁相信，党是神圣的，党就是融炉，能把一个普通人锻炼成钢。钢铁的属性就是冷硬。一个人的心灵如果变成了钢铁般冷峻，如果他是一个小人物，那还不要紧。如果他是一个君临万民的领袖，那么他的人民只能成为冷酷无情摧残下的草莽。如此，试想，由变态人格的人来作全国人民的领袖，其结局可想而知。他们心中所念叨的那个观念体系：共产主义社会，是何等的叫人可怕。他们畅导的“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放全人类”口号更是让全世界人民震惊万分。
在中国，有学者在“纪念‘十月革命’座谈会”上假设说：“如果没有列宁的‘十月革命’，俄国就不会有‘布尔什维克’上台。没有‘布尔什维克’上台，就不会有苏维埃制度下的‘苏联’，没有‘苏联’也就不会有‘德国共产党’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之争，没有之争就不会让希特勒趁机上台。希特勒恰恰就是借美英等国对苏联制度的恐慌而让一战战败的德国重新打开军事禁约。希特勒不上台就不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在俄国，学术界开始反省历史，终于在学生课本书上将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定性为“十月政变”（之前发生的“二月革命”还是叫“二月革命”）。“政变”可以理解为“进步的政变”，也可以理解成“反动的政变”。“政变”不是靠正常手段上台的，而是靠武装暴动来夺取政权。举事者通过以破坏旧体系来建立自己的新体系，走得是非法律程序。自以为自己代表着最民主的东西，还要强行让民众绝对服从和无条件认可，不服从就成为专政的对象。一个专制被另一个更大的专制所取代，人民整体生活水平不但没有提高，反而饱受新一轮的苦难。假如当初列宁上台后，不搞一党专制、不搞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采纳民意，比如说虚心听从以爱国的白俄知识分子组成“路标转换派”的治国方案，那么，俄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将是强大无比。普京现行政策，那年的知识分子早已提及，只是被列宁和斯大林一枪给否定了。俄国人现在明白：革命很难自行产生新的东西，革命从来不会摧毁所有的一切而形成一张好画最新最美图画的白纸，传统的惰性无处不在地在发挥着作用。只是推翻了一个阶级，原来建筑其上的整个文化心态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因此，人们毫不奇怪，为何在社会主义的口号下，皇权主义的个人崇拜、宗教审判般的非法镇压、缺乏竞争的大锅饭……这些中世纪的风习一遍遍地在俄国重演？
纸包不住火。这里插一句：据说央视节目主持人崔永元曾开了一份自己早年看过的苏联影片名单。到了俄罗斯大使馆那里，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的影片被全部划去。大使说：“历史的真实记录并非如此。”俄罗斯有首精典老歌这样唱道：“在那野草滩上野草滩上哟，盖起了多少厂房哟！”什么乱七八糟的厂房，在草原上建厂房，那分明就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污水让草原脱变成沙漠化地带。
另外，根据俄国现行档案馆档案揭秘发现，腐化，并不仅仅伴随着繁荣和富庶而产生。1920年，苏联国内战争基本结束，由于战争的破坏，苏维埃国家经济濒于崩溃。为了遏止政治危机和迅速恢复经济，列宁毅然转向新经济政策。正是在苏维埃政权转入新经济政策以后，在一些经济管理干部中出现了腐化现象。一是“交通开支巨大”。几乎每个托拉斯和每个机关的第一件事就是置办汽车。浪费公款还发生在吃、住、玩等诸方面。包括“带赛马私人出行，玩赛马”、“负责人住的住宅装修得过于奢华”、“去餐馆花费了过大的开支”、“玩赌博（赛马赌、罗托赌、纸牌赌，等等）”。此外，公款浪费还发生在医疗中，当时“在官员中特别普遍地是去国外治病，去德国治病，甚至派自己的亲戚陪同”。有些领导干部的家属超期住在疗养院里，浪费国家开支。二是：贪污受贿权钱交易。也有的利用职权“曲线谋私”，在为家人牟利的基础上满足一己私利。其中之一就是“工业银行事件”。即银行的首脑克拉斯诺谢科夫用国家的资金创造条件，让自己的兄弟发财，而自己过着放荡的生活。
读史明目。列宁的“十月政变”，确实影响巨大。从第一个共产主义政权建立的开始，到1979年，全球有近1 / 3 人口生活在这样的专政体制下。俄罗斯历史学家拉津斯基在《斯大林秘闻》中这样总结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理解：“一天不搞恐怖党危险，两天不搞恐怖党灭亡。”为了让全国人民认识到党有可能被毒坏，斯大林别出心裁地于1928年，派人事先与顿巴斯煤矿53名工程师们商量好，有意让他们自我坦白，坦白承认自己是冒充的知识分子，其实是打入煤矿内的破坏分子。此举立即引起全国公愤和震惊，最终审理结果是：53名工程师中有22人被判死刑。后来又念他们认罪态度好，改判5人死刑。这5个冤魂是因为革命需要必须走上断头台，不走上断头台这事就不成真。他们至死还不明白斯大林其及布尔什维克为何出尔反尔，说好是演戏为何动真格？正是一党专政，让斯大林为所欲为、一手遮天。酿制了无数以“将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到底”名义下的人间惨剧。本来，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这是人类社会所共同追求的伦理境界。革命暴力只是一种带有社会性质的暴力运动，不能以人民的自由和生命为暴力运动价值。但是，列宁的“十月政变”，却让革命凌驾于人民之上。为了革命暴动所必须支出的利益（个人没利益不说），其它所有的事物失去了它应有的利益和价值。由此，人民的解放与幸福成了暴力革命的奴婢，必须完全听从暴力革命来安排。在这种情况下，暴力革命往往会走到人民的反面，成了迫害人民的有力工具（中国文革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试想，历史上，有哪次革命不是以“人民”的名义发起而到来？人民的生存感、解放感、幸福感，这些苏维埃社会的优越感统统被写在红旗上。“十月”之旗由此获得无可质疑的正义性和崇高性。
历史终将是历史。“十月政变”，俄国百姓所看到的却是无穷无尽的专制，罄竹难书。而且这种专制甚至坑害了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剥夺了几代人的幸福。俄国学术界知识分子对此感到愧疚。它的后果也在于：靠武装夺取而非民意和法律程序产生的政权，其统治者维护和巩固政权的手段只有是更残酷的镇压，以防止下一轮阴谋夺权可能的到来。正如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在暴力革命成功之后，对他最亲密的、并且一直紧跟他浴血奋战的战友下毒手，并以莫须有罪名让他终身监禁、失去自由。
中国有位学者对此说得好：在革命的政治游戏中，伦理道德被彻底颠覆，“恶”成为一种制胜的法宝，心慈手软者都会成为最早的出局者，这样一种“善良淘汰机制”甚至会比它所颠覆掉的旧体制更糟糕、更可怕。在此过程中造就的“道德虚无主义”者只能把世界分为红黑两个阵营，凡自身之外的一切包括模糊的灰色地带均被视为敌对的营垒，非此即彼的斗争便成为一种常态，只能以严酷的镇压体系和恐怖手段维系凝聚力，以强化集中制、等级制、兵营制的高压职能来对待异端。在这样的社会中，真诚、相爱、善良、仁慈、温情都将被扫进“资产阶级的垃圾堆”里，在这种道德时尚的主宰下，人性恶的一面会大大释放，只会距离理想越来越远。
面对列宁的“十月政变”，我认为：“凡是有着变态人格的人都不能以事政治活动。”从“十月革命”到“十月政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应该进行一番新的梳理。普京在竞选总统时曾说：“谁不为苏联而惋惜，谁就没良心。谁想恢复过去的苏联，谁就没头脑。”现在，我也想说：“谁要是忘记‘十月政变’，谁就没记性。谁要是还紧抱列宁主义，谁就没头脑。”
 
本文撰写参考了我的部分藏书资料：
《列宁选集》（1-4卷）1975年版
《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哈特 美国）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美国1974年出版）
《社会发展史》（陶大镛主编）
《病夫治国》（皮埃尔。阿考斯著）
《俄国民粹派文选》（马列著作编译局）
《孙中山选集》
《政治家与政治家的艺术》（上/下）（高民政等著）
《列宁闪光的青春》（叶夫盖尼.柳法诺夫著    苏）
《社会主义辞典》（夏征农主编）
《苏联文学史》（列.费.叶尔绍夫著   苏）
 
后语：
作为曾经是列宁最好的革命伙伴——普列汉诺夫，在他死前终于认清了列宁的真实面目。普列汉诺夫在他的《政治遗嘱》中这样写道：“列宁是典型的领袖，他的意志压制住周围的人，使他们自我保存的本能退化。他勇敢、坚决、从来不丧失自制力、刚强、能算计、策略手段上很灵活。同时他不讲道德，残酷无情，毫无原则，从本性上说是个冒险主义者。但是应该承认，列宁的不讲道德和残酷无情并非出于他本人毫无道德和残酷无情，而是出于对他自己真理在握的信念。列宁的不讲道德和残酷无情是通过使道德和人道服从于政治目标来摆脱个性的独特办法。列宁为了把一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中去能够杀光另一半俄国人．他为了达到既定目标什么都干得出来，如果有必要他甚至可以同魔鬼结盟。……政治是肮脏的事情。遗憾的是，列宁现在的行为十分直观地证明了这个说法。没有道德的政治是犯罪。一个大权在握的人或者一个享有巨人威望的政治家在其活动中首先应该遵循全人类的道德原则，因为没有原则的法律，不道德的号召和口号对国家及其人民来说可能变为一场巨大的悲刚。列宁不懂得这一点，他也不想懂得这一点。”（全文完）
 

要看一百年前普列汉诺夫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评论的全文，请点击：普列汉诺夫与他的《政治遗嘱》http://blackstar365.blog.hexun.com/7070779_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