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民主不适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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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笑蜀主编、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一书，封面印有一幅毛泽东的肖像，内容则大部分取自一九四九年前的新华日报，诸如“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应在所有领域贯彻民主”、“一切光荣归于民主”、“民主的才是合法的”、“新闻自由——民主的基础”、“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实行民选吗？”、“一党独裁、遍是是灾！”、“结束一党治国才有民主可言”、“民主的正轨——毫无保留条件地还政于民”等都是那个时期新华日报刊载的文章。尤其是书中一篇摘自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五新华日报社论“民主政治问题” 、题为“不能因国民程度不高而拒绝民主，应用民主政治教育人民提高人民”文章，令人印象深刻。文章说：“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他们好像忘记了中国今天是处在艰苦的抗战中，忘记了中国今天来实现民主政治，不仅是历史发展普通的一般的要求，而且是抗战特殊的迫不容缓的要求。”“至于民众教育程度和自治能力的培养，这自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要知道，民众的参加抗战动员，民众自身的民主生活，是他们受到训练和教育的最好、最迅速的方式。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在这种方式下，群众可以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把他们自身的教育和抗战事业，同时推向前进。”
一九三九年，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的关键阶段，实现民主政治竟“不仅是历史发展普通的一般的要求，而且是抗战特殊的迫不容缓的要求”！ “民主生活”竟是抗战时期的民众“受到训练和教育的最好、最迅速的方式”！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家更无理由不实行民主！因此，国民政府依据建国大纲着手推进宪政的实施（其实，此一工作早在全面抗战前即已展开）。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制宪国民大会在首都南京召开，十二月二十五日三读通过中华民国宪法，一九四七年元旦公布宪法，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宪法正式施行。自此中华民国结束训政时期，正式进入宪政时代。
自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公布宪法以后，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全国各地，分别在各处投票所，约有三亿选民，凭他们的自由意志，慎重遴选了他们所信任的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
当时的选举情况，程巢父在《国民政府行宪之初的选举纠纷》一文中回忆道：“在全国四十七省、市及蒙古十八盟旗、西藏区和国内各职业、妇女团体，普遍举行国代和立委的选举，是中国普选的创始，也是民国成立三十六年以后，全国有选举权的民众自由运用其神圣的选举权，以实践宪政大业的起步之程。迄十二月二十三日，各地大选顺利完成，经过情形异常良好，得到国内外的普遍赞誉。在国大选举截止的次日，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评论：‘以美国人眼光看中国大选，难免有不能尽如人意之处。但此事之教育价值，实无法估计。中国经此一开端，即正式步入民主大道，对于国家之民主建设，必当发生至佳之影响。’（《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11月24日第2版）”“大选前夕，全国各地党派及职、妇团体候选人，都能本着民主精神，开明的政见，秉持为社会及地方谋福利的责任和诺言，以合法手段，投入热烈的竞选运动。到处都是竞选人向其选民标示的‘请赐一票’的文明、和平的吁求。西安选区投票时，选民大喊：‘不选主张面粉涨价的！’这就跟近年西方选民不选主张加税的总统候选人的投票趋向和权利意识相近似；足以说明民主政治一旦实行，人民就会学习以选票来维护其切身利益，其公民意识也就随之而滋长、建立起来。”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北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近几十年来，“国民素质低、知识水平不高”、“人口多、底子薄”等被“国情论”者认为是在中国（大陆）不适合搞民主、搞普选等等的原因。这里暂且不说二百多年前美国独立、确立民主制度之时的国民素质，暂且不说自一九四七年独立之日起即实施民主政治的世界最大民主国家印度的“人口”与“底子”， 也暂且不说要求二○一二年实行“双普选”（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员普选）的弹丸之地香港的市民“素质”，我们只纵向地看一看中国，一九三九年中国正处于抗击外敌入侵的战争状态都需要民主，一九四七年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曾成功地举行了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的民主直选。已经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有什么理由实行民主困难于从前的历史时期？！
撇开过去的历史不谈，如果说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大陆）确实不适合搞民主、搞普选等等，根据又在哪里呢？鞋子合不合穿，都要试了才知道；国家政治的民主，从来没试过，就搬出所谓“国情”作挡箭牌，就说民主不适合中国（大陆），这是实事求是吗？这除了说明对实施民主政治缺乏诚意外，还能说明什么呢？！
04月 27th, 2008 at 11:03 pm Vote:
不争取，不斗争，民主永远都不适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