曦古

    美国助理国务卿克雷默

             在北京外交学院发表人权讲话‏ 

    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克雷默率领代表团访华，并于五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外交学院发表讲话，介绍美国的人权和民主政策。以下是克雷默的讲话全文。 

    非常感谢你所作的热情洋溢的介绍，感谢你们所有人抽出星期天的时间来到这里，谢谢你们的掌声——甚至在我开口讲话之前就鼓掌，对此我非常感激。 

    我非常珍惜能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向你们介绍我国政府对人权和民主的看法，以及这些问题在美国总体对外政策中的作用和在我国对华关系方针中的作用。我希望在我们今天的讨论结束时，能让你们了解美国在这些重要问题上的一些考量。我还期待在我的讲话结束后，如你们所说，进行讨论和对话，问答，或发表你们想要发表的任何评论，我确实欢迎今天这个在这里同大家交换意见的机会。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美国代表团、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向在座各位和全体中国人民就四川遭受严重地震灾害表达我们的诚挚慰唁。我们对极其惨重的伤亡损失深感悲痛，但也为参加救援和救灾行动的所有人员所表现出的巨大关爱和勇气而深深感动。 

    面对这场灾难，中国政府、国际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团体以及中国各地公民个人的反应确实令人赞叹不已。这种时候让人认识到我们共通的人性——生命是宝贵的，即使当悲痛以如此巨大的规模袭来时，触及的也是每一个社区，每一个家庭和每一颗痛苦的心。我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仍渴望尽我们的一切所能提供帮助，就像在二○○五年“卡特里娜”飓风给新奥尔良造成洪灾后，中国慷慨地向美国伸出援手一样。正是本着这种友爱互助的精神，美国为紧急援助这次巨大灾难受害者提供的民间和公共捐赠已达到七千万美元以上。     我和代表团其他成员昨天抵达北京后便前往美国大使馆，将一批送给灾区人民的救援品装箱。这是我们能向损失惨重的灾区人民略表的一点心意。 

    女士们、先生们，我率领的这个代表团今后几天要在北京同中国官员展开人权对话。今年二月，赖斯国务卿和杨洁篪部长就恢复这个中断六年的对话达成共识。我们认为这项计划是我们两国就人权问题进行有建设性的、相互尊重的磋商的一个重要途径。我想借此机会说明我们未来的想法。     美国在全球努力增进对人权和民主的尊重是围绕这样一个信念，即人人都有内在固有和平等的价值，自由地生活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布什总统指出，自由是每一位男女老少无可争辩的权利，自由是我们这个世界通向持久和平的途径。 

    美国支持增进人权和民主自由，这体现出美国人民的核心价值观，是这些价值观将我们凝聚成一个国家。虽然我们的个人背景就像这个星球上的各种文化一样多种多样，但我们坚信，我们在最忠实于这些价值观的时候有最好的表现。     我们在全世界促进人权和民主原则的外交努力得到了美国国会的广泛支持，不论是民主党执政还是共和党执政，美国历届政府一贯推行积极的人权和民主政策。在明年一月新一届政府就职后，这一政策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继续下去。 

    在座各位中一直跟踪研究美国对外事务各种学说的人，肯定熟知我们在海外促进人权和民主的做法在我们国内不时引起的种种争议。几十年来，人们争论的问题并不是是否应力争实现人权和民主的目标，而是怎样最有效地实现这些目标。事实上，人权和民主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对外政策以及我国同世界各国的双边关系的一个有机部分。     然而，我们谋求促进的人权和民主原则并非仅属于美国的价值观，甚至不仅属于所谓的西方价值观。它们是包含在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中的深刻的人类价值观，而中国在谈判起草该文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普世价值观得到不同国家和文化、不同背景和信仰的人的认同。 

    我们看到，世界对人权和民主的呼声日益高涨，我们认为，这一呼声来自各地人民要求有尊严和自由地生活这一人类的基本愿望。我们相信，人们无论生活在哪里，都希望自由地按自己的良心行事，按自己的文化习惯生活，按自己的愿望从事或不从事宗教敬拜，毫无畏惧地畅所欲言，选择政府，向领导人问责，获得司法公正。     我们还注意到，对人权标准和民主原则的支持正在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区域性机构的工作中。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非洲联盟、美洲国家组织及东盟等已建立或正在建立有关人权和民主的标准、机构和机制。 

    我们相信，民主已被证明是能够捍卫和保护人权及基本自由的政府形式。我们也相信，民主是最能长期满足公民日常需求的政府形式。     尽管如此，我们充分认识到，不存在绝对完美的政府形式。民主是一种建立在人类有决定自身命运的天赋权利这一原则上的民有、民治和民享的政府体制。然而，我们人类非完美生灵，我们建立的任何制度必定会有缺陷。因此，为了保护个体公民，我们认为必须有内在纠正机制以及对国家——即使是民主国家——权力的制衡。这些纠正机制和制衡包括：强有力的公民社会，活跃独立的新闻媒体，独立于行政权力的立法和司法，以及健全的法治。 

    让我简要谈谈美国的有关做法。如同其他所有民主国家一样，美国并非完美无缺。然而，令我国公民感到自豪的是，自从我国建国以来，即使在我们努力纠正偏颇和迎战每个新时代的挑战的时候，每一代人都在为使民主原则与实践更好地结合而不懈奋斗。美国民主仍在发展。为实现让我国所有人享有自由与正义的道路是漫长的、艰巨的，而且远未终止。然而，我们的三权分立，我们的新闻自由，我们对世界的开放，最重要的是，热切的美国爱国人士的公民勇气──例如马丁·路德·金和罗莎·帕克斯等，他们勇于在他们认为必要的时刻站出来捍卫自己的信念，批评我们的政府，即美国政府——这一切促使我们始终保持我们的建国理想以及我们的国际人权义务。     美国政府十分严肃地对待自己所作的人权承诺，我们在为履行这些承诺作出真诚努力的过程中，非常重视公民社会和独立媒体发挥的极其重要的作用，即使当我们政府受到批评时也是如此。实际上，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要求每一个个人和每一个社会组织促进对人权和自由的尊重，并通过国内和国际的进步措施，确保人权与自由得到普遍和有效的承认与维护。 

    就美国政府来说，我们将继续听取并直截了当地回应他人对我们自身做法的关注，包括我们为防御全球恐怖主义对我国的威胁而采取的行动。美国代表团完全预期会听到我们的中国同事在今后几天即将举行的人权对话中可能会提出的各种关切和不同观点，并会予以回应。我们不认为国际社会中有人对我们的表现发表看法是干涉我国内政，我们同样认为其他国家的政府也不应把我们对他们的表现发表看法看作是对其内政的干涉。这些是正当的国内和国际辩论议题，在这些问题上，我国在国会和行政部门之间，在法院体系中以及通过媒体，都有十分热烈的争论。这种情况是健康的，能够在可能出现问题时起到纠正作用。     同样，我国代表团也会向贵国代表团提出一些问题，例如我们关注人权卫士被当成我们所说的良心犯、西藏局势、对宗教自由的限制、以及对新闻和互联网的限制等。 

    认真对话的一个特点，就是能对双方有歧见的问题进行应有而坦率的讨论。我们将尊重彼此的坦诚。     现在，让我来排除一些我在世界各地遇到的有关我国人权和民主政策这样或那样的常见误解。 

    首先，我国政府促进人权和民主原则并非天真的理想主义。我们的努力不仅反映美国人民的核心价值观，而且也促进我们的核心利益。帮助扩大稳定的和良治的社会——这些社会尊重基于法治的自由，尊重本国人民的权利，满足人民的需要，并且在国际体系中采取负责行动——从根本上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且我也可以说，它与全球稳定息息相关。     第二，虽说我们促进人权和民主的努力并非天真的理想主义，但它也不是要将外来价值观强加于其他国家或企图削弱其他国家政府。顾名思义，民主是基于被管理者的意愿。真正的民主不可能强加于人，美国也不可能在其他国家建立民主。民主必须是那些国家人民自己的选择，由他们提出。但是，我们当然可以提供帮助，也确实公开帮助那些努力发展本国民主的人民。诚如布什总统所说：“美国不会把我们自己的治理方式强加到无此意愿的地方。我们的目标是帮助他人找到自己的声音，获得他们自己的自由，走他们自己的路。” 

    我们认识到，有些国家的政府把我们对世界各地人权和民主的支持视为一种谋求地缘政治影响的无情的零和游戏。我认为，这种看法低估了他们本国公民要求改革的愿望。     是的，我国政府和其他国家的民主政府支持争取和平变革的人民的努力，但我们以透明的方式、以完全符合国际惯例的方式这样做。 

    第三，我国政府不能、也不是只追求人权政策而置其他重要问题于不顾——如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促进不扩散或促进贸易关系等。我们谋求在所有这些重要问题和共同利益上合作。同时，与美国在这些战略领域展开合作并不意味着，如果一个国家不履行对自己人民和国际社会作出的尊重基本权利的承诺，我们会让其放任自流。这对我们来说是原则问题，我们会表明我们的关注。     第四，我们不认为在全球发展生机勃勃、尊重人权、基于法治的民主体制可以一蹴而就。它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是这种努力不容迟缓。我们认为，各国政府不应等到达到某一发展水平后才让本国人民享有基本的信仰、言论、结社和和平集会自由。我们认为，让公民通过行使自己的公民和政治权利而对社会进行最充分的参与，只会更加促进和保持发展。 

    中国取得了令人刮目的经济成就，赢得了整个国际社会的尊敬。今天，中国人民的生活，他们的私人生活，有了更大的个人空间，仅仅三十年前这都是不可想像的。     我这是第一次访问北京。我要告诉你们，就在这极其短暂的时间内——我们昨天才抵达——这座城市的蓬勃生机、繁荣和它的活力令我多么赞叹。我知道，北京不一定代表整个中国，就像到我居住的华盛顿特区参观并不能让人了解美国的全貌一样。但是，我希望在今后的访问中能够看到这个庞大国家的其他地方。 

    我们知道，贵国政府提出了发展和谐社会的目标，也就是，政府要努力听取和回应公民的关注，例如对腐败的关注，与此同时，政府在努力把中国的新财富进一步扩大到农村地区。尽管如此，我们认为，中国公民在行使国际公认的言论、宗教和集会自由的基本权利方面仍然面临限制。即使是在政策事务上，允许不同观点及其自由表达其实是形成最佳政策的一个途径；让公民抒发不同观点、甚至反对意见，能够使公民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且感到他们与国家的前途利益相关。     第五，我们并不是宣称民主必将自然到来，也不是说通向全面民主的道路笔直平坦。但我们确实相信，民主肯定是走向更美好的未来的途径。途中肯定会有障碍和挫折，但前进方向是明确的。赋予公民更大的自由，从而使他们有能力纠正那些妨碍走向更好未来的偏差。 

    第六，促进人权与民主自由并没有任何秘方。每个国家最终必须找到自己的方式。然而我们认为，一个真正自由的国家具有三个基本而且相互作用的要素，它们是我们公开地在全世界努力帮助促进的具体目标，即自由与公正的选举程序及经竞选产生的各级政府，法治下的各种应责机制，以及一个包括非政府组织和独立媒体在内的强健的公民社会。     一个开放、有活力的公民社会帮助让选举以及当选的正直公民为国家的良好发展发挥作用。同样地，限制非政府组织和新闻媒体的政治空间会给一个社会的政治与经济长期发展造成限制。我们希望，贵国政府在奥运会前宣布的对外国新闻媒体放宽限制的政策，会在奥运会结束后继续下去，并更加放宽。 

    在今天这样一个日益相互关联和联网的世界里，各国面对的问题十分复杂，即使像中国和美国这样在军事、经济和技术上非常强大的国家，也无法单独处理。     我们在美国取得的经验是：公民社会以及思想与信息的自由交流对解决从贫困到污染、从传染病到自然灾害等一系列问题带来的挑战具有关键作用。非政府组织在我国卡特里娜飓风救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我们只需看看中国个体普通公民和非政府组织正在四川省作出的英勇贡献；而大量涌来的自发性援助——例如人们排着长队无偿献血——展示着普通人民的正直与无私以及他们为帮助国家处理因地震造成的国难的坚定决心。中国拥有像你们这样的公民，真是非常幸运。 

    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我与你们分享的这些对人权与民主问题的想法贯穿在我国政府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关系的处理方式中，它也将贯穿在明天我们与尊敬的中国同行举行的人权对话中。     我们认为，在我们两国之间建立一个互利合作关系，不仅对中美两国人民，而且对全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建立这种关系的基础必须是相互尊重、理解对方的观点——尤其是在我们存在分歧的事务上——以及有愿望找出能够合作的领域。 

    我希望我今天的讲话以及对话将增进理解，并有助于展现未来共同合作的各种可能。再次感谢你们今天上午来这里听我讲话，谢谢你们的盛情接待，谢谢你们愿意听取我的观点。我们开始对话吧。 

  马英九二十日在总统府举行的第十二任总统副总统宣誓就职典礼上，宣誓就职。
  马英九宣誓就职

  台湾第十二任总统马英九、副总统萧万长，今天在司法院大法官会议主席、司法院长赖英照监誓下宣誓，并从立法院长王金平手中接受总统印信与副总统章，在庄严隆重仪式中就任。
  台湾第十二任总统、副总统宣誓就职典礼，上午九时在总统府大礼堂举行。总统当选人马英九伉俪的座车八时三十八分从木栅住家出发，马英九穿着西装打银灰色领带，夫人周美青穿着典雅的深蓝色套装，上衣别上胸针，两人搭乘自用休旅车，于上午八时五十三分抵达总统府。
  在崇戎乐声中，即将卸任的总统陈水扁与总统当选人马英九两人边走边谈步入总统府大礼堂就定位，典礼九时开始，在唱国歌及向国旗暨国父遗像行三鞠躬礼仪式后，监誓人大法官会议主席赖英照穿着法袍就定位，陈总统、吕副总统、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等坐在第一排观礼。
  奏就职乐后，马英九面对国旗暨国父遗像与监誓人，高举右手宣读誓词“余谨以至诚，向全国人民宣誓，余必遵守宪法尽忠职务，增进人民福利，保卫国家，无负国民付托，如违誓言，愿受国家严厉之制裁。”宣誓后将誓词送交监誓人。随后副总统萧万长比照办理。接着进行授与总统印信和副总统章仪式。马英九接立法院长王金平随后授与“中华民国之玺”、“荣典之玺”、“总统之印”及“总统之章”给马英九；萧万长也接受“副总统之章”。
  整个典礼在庄严隆重的气氛中完成，卸任的陈总统与吕副总统和与会者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等握别，这是继七年前扁连会后两人在总统府首度会面。最后，马总统送陈总统离开总统府。
    马英九“五二○“就职演说全文
   各位友邦元首、各位贵宾、各位侨胞、各位乡亲父老、各位电视机前与网路上的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一、二次政党轮替的历史意义
  今年三月二十二日中华民国总统选举，台湾人民投下了改变台湾未来的一票。 今天，我们在这里不是庆祝政党或个人的胜利，而是一起见证，台湾的民主已经跨越了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
  我们的民主走过了一段颠簸的道路，现在终于有机会迈向成熟的坦途。 在过去这一段波折的岁月里，人民对政府的信赖跌到谷底，政治操作扭曲了社会的核心价值，人民失去了经济安全感，台湾的国际支持也受到空前的折损。值得庆幸的是，跟很多年轻的民主国家相比，我们民主成长的阵痛期并不算长，台湾人民却能展现日趋成熟的民主风范，在关键时刻，作出明确的抉择：人民选择政治清廉、经济开放、族群和谐、两岸和平与迎向未来。
  尤其重要的是，台湾人民一同找回了善良、正直、勤奋、诚信、包容、进取这一些传统的核心价值。这一段不平凡的民主成长经验，让我们获得了“台湾是亚洲和世界民主的灯塔“的赞誉，值得所有台湾人引以为傲。 显然，中华民国已经成为一个受国际社会尊敬的民主国家。
  不过，我们不会以此自满。 我们要进一步追求民主品质的提升与民主内涵的充实，让台湾大步迈向“优质的民主“：在宪政主义的原则下，人权获得保障、法治得到贯彻、司法独立而公正、公民社会得以蓬勃发展。台湾的民主将不会再有非法监听、选择性办案、以及政治干预媒体或选务机关的现象。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景，也是我们下一阶段民主改革的目标。
  在开票当天，全球有数亿的华人透过电视与网路的直播，密切关注选举的结果。 因为台湾是全球唯一在中华文化土壤中，顺利完成二次政党轮替的民主范例，是全球华人寄以厚望的政治实验。如果这个政治实验能够成功，我们将为全球华人的民主发展作出史无前例的贡献，这是我们无法推卸的历史责任。
  二、新时代的任务
  未来新政府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带领台湾勇敢地迎接全球化带来的挑战。 当前全球经济正处于巨变之中，新兴国家迅速崛起，我们必须快速提升台湾的国际竞争力，挽回过去流失的机会。当前全球经济环境的不稳定，将是我们振兴经济必须克服的困难。 但是，我们深信，只要我们的战略正确、决心坚定，我们一定能达成我们的预定目标。
  台湾是一个海岛，开放则兴盛、闭锁则衰败，这是历史的铁律。 所以我们要坚持开放、大幅松绑、释放民间的活力、发挥台湾的优势；我们要引导企业立足台湾、联结亚太、布局全球；我们要协助劳工适应快速的科技变迁与产业调整；我们还要用心培育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具有健全人格、公民素养、国际视野与终身学习的能力，同时要排除各种意识形态对教育的不当干扰。我们在回应全球化挑战的同时，一定要维护弱势群体的基本保障与发展的机会，也一定要兼顾台湾与全球生态环境的永续经营。
  新政府另外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导正政治风气，恢复人民对政府的信赖。 我们将共同努力创造一个尊重人性、崇尚理性、保障多元、和解共生的环境。我们将促进族群以及新旧移民间的和谐，倡导政党良性竞争，并充分尊重媒体的监督与新闻自由。
  新政府将树立廉能政治的新典范，严格要求官员的清廉与效能，并重建政商互动规范，防范金权政治的污染。我希望每一位行使公权力的公仆，都要牢牢记住「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化」这一句著名的警语。 我们将身体力行诚信政治，实践国民党“完全执政、完全负责“的政见。新政府所有的施政都要从全民福祉的高度出发，超越党派利益，贯彻行政中立。 我们要让政府不再是拖累社会进步的绊脚石，而是领导台湾进步的发动机。
  我坚信，中华民国总统最神圣的职责就是守护宪法。 在一个年轻的民主国家，遵宪与行宪比修宪更重要。身为总统，我的首要任务就是树立宪法的权威与彰显守宪的价值。 我一定会以身作则，严守宪政分际，真正落实权责相符的宪政体制。 我们一定要做到：政府全面依法行政，行政院依法对立法院负责，司法机关落实法治人权，考试院健全文官体制，监察院纠弹违法失职。现在是我们建立优良宪政传统的最好机会，我们一定要牢牢把握。
  我们要让台湾成为国际社会中受人敬重的成员。 我们将以“尊严、自主、务实、灵活“作为处理对外关系与争取国际空间的指导原则。中华民国将善尽她国际公民的责任，在维护自由经济秩序、禁止核子扩散、防制全球暖化、遏阻恐怖活动、以及加强人道援助等全球议题上，承担我们应负的责任。 我们要积极参与亚太区域合作，进一步加强与主要贸易伙伴的经贸关系，全面融入东亚经济整合，并对东亚的和平与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我们要强化与美国这一位安全盟友及贸易伙伴的合作关系；我们也要珍惜邦交国的情谊，信守相互的承诺；我们更要与所有理念相通的国家和衷共济，扩大合作。我们有防卫台湾安全的决心，将编列合理的国防预算，并采购必要的防卫性武器，以打造一支坚实的国防劲旅。 追求两岸和平与维持区域稳定，是我们不变的目标。 台湾未来一定要成为和平的缔造者，让国际社会刮目相看。
  英九由衷的盼望，海峡两岸能抓住当前难得的历史机遇，从今天开始，共同开启和平共荣的历史新页。我们将以最符合台湾主流民意的“不统、不独、不武”的理念，在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维持台湾海峡的现状。 一九九二年，两岸曾经达成“一中各表”的共识，随后并完成多次协商，促成两岸关系顺利的发展。英九在此重申，我们今后将继续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尽早恢复协商，并秉持四月十二日在博鳌论坛中提出的“正视现实，开创未来；搁置争议，追求双赢”，寻求共同利益的平衡点。两岸走向双赢的起点，是经贸往来与文化交流的全面正常化，我们已经做好协商的准备。 希望七月即将开始的周末包机直航与大陆观光客来台，能让两岸关系跨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未来我们也将与大陆就台湾国际空间与两岸和平协议进行协商。 台湾要安全、要繁荣、更要尊严！唯有台湾在国际上不被孤立，两岸关系才能够向前发展。 我们注意到胡锦涛先生最近三次有关两岸关系的谈话，分别是三月二十六日与美国布什总统谈到“九二共识”、四月十二日在博鳌论坛提出“四个继续”、以及四月二十九日主张两岸要“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这些观点都与我方的理念相当的一致。因此，英九愿意在此诚恳的呼吁：两岸不论在台湾海峡或国际社会，都应该和解休兵，并在国际组织及活动中相互协助、彼此尊重。 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本应各尽所能，齐头并进，共同贡献国际社会，而非恶性竞争、虚耗资源。我深信，以世界之大、中华民族智慧之高，台湾与大陆一定可以找到和平共荣之道。
  英九坚信，两岸问题最终解决的关键不在主权争议，而在生活方式与核心价值。 我们真诚关心大陆十三亿同胞的福祉，由衷盼望中国大陆能继续走向自由、民主与均富的大道，为两岸关系的长远和平发展，创造双赢的历史条件。
  最近四川发生大地震，灾情十分的惨重，台湾人民不分党派，都表达由衷的关切，并愿意提供即时的援助，希望救灾工作顺利，灾民安置与灾区重建早日完成。
  三、台湾的传承与愿景
  从宣誓就职的这一刻开始，英九深知个人已经肩负二千三百万人民的付托，这是我一生最光荣的职务，也是我一生最重大的责任。英九虽然不是在台湾出生，但台湾是我成长的故乡，是我亲人埋骨的所在。 我尤其感念台湾社会对我这样一个战后新移民的包容之义、栽培之恩与拥抱之情。 我义无反顾，别无悬念，只有勇往直前，全力以赴！
  四百多年来，台湾这块土地一直慷慨的接纳着先来后到的移民，滋养、庇护着我们，提供我们及后代子孙安身立命的空间，并以高峻的山峰、壮阔的大海，充实、淬砺着我们的心灵。我们继承的种种历史文化，不但在这片土地上得到延续，更得到扩充与创新，进而开创出丰盛多元的人文风景。
  中华民国也在台湾得到了新生。 在我任内，我们将庆祝中华民国开国一百周年。 这一个亚洲最早诞生的民主共和国，在大陆的时间只有三十八年，在台湾的岁月却将超过一甲子。在这将近六十年间，中华民国与台湾的命运已经紧紧的结合在一起，共同经历了艰难险阻与悲欢岁月，更在追求民主的曲折道路上，有了长足的进步。国父孙中山先生的民主宪政理想，当年在中国大陆没有能够实现，但今天在台湾终于生根、开花、结果。
面对台湾的未来，英九充满了信心。 多年来我走遍台湾各个角落，在与各行各业的互动当中，让我感受最深刻的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善良、正直、勤奋、诚信、包容、进取这一些传统的核心价值，不但洋溢在台湾人的生活言行，也早已深植在台湾人的本性里。这是台湾一切进步力量的泉源，也是“台湾精神”的真谛。
  盱衡时局，环顾东亚，台湾拥有绝佳的地理位置、珍贵的文化资产、深厚的人文素养、日渐成熟的民主、活力创新的企业、多元和谐的社会、活跃海内外的民间组织、遍布全球的爱乡侨民，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新移民。只要我们秉持“台湾精神”，善用我们的优势，并坚持“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的施政原则，我们一定可以将台澎金马建设为举世称羡的乐土、我们引以为傲的美丽家园。
  台湾的振兴不只要靠政府的努力，更要靠人民的力量；需要借重民间的智慧、需要朝野协商合作、需要所有社会成员积极的投入。各位亲爱的父老兄弟姊妹们，我们要从此刻开始，卷起袖子，立即行动，打造美丽家园，为子孙奠定百年盛世的基础。让我们心连心、手牵手，大家一起来奋斗！
 

       马英九曾是蒋经国的秘书和英文翻译。
        

        历久弥新的身影——蒋经国

             马英九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下午，经国先生病情突然恶化，吐血而去，举国震惊。英九当时在总统府第一局工作，忙着准备安定政局、治丧及新总统继任等幕僚作业，无暇伤心难过，直到午夜时分，公事暂告一段落，我瘫坐在椅上。过去六年追随经国先生的种种才猛然涌进脑海，一时悲从中来，突然想到从没有跟经国先生单独合照过。
    我确不曾向经国先生请求合照过，但他留给我们的早已远远超过一张照片，而是一幕幕珍贵的历史景观。于今距离那一刻已是十几载春秋，台湾经历了许多变化，政局起伏，政治人物几度春风、黯然，唯一没有改变的是经国先生所受到的历史评价。十五年来，在任何一个「谁对台湾贡献最大？」的民调中，经国先生始终高居第一。台湾人民对经国先生高度的崇敬，其实包括了怀念过去以及期望未来两种情绪。我追随六年，有责任对他的施政就观察所得做一较完整的评析，以更深刻认识我们共同走过的路，从而思索今后继续成功的途径。
    蒋经国时代
    一九七二年，经国先生接任行政院长，成为国家实质掌舵人。当时内外环境艰困，但也是一个不畏艰险、无惧失败、力争上游、逆势奋斗的时代。当年，中华民国对外关系出现空前挑战，中苏共的武装冲突导致美日萌生联中共制苏共的思维，国际战略局势发生根本的变化。再者，一些开发中国家，右翼军事政权腐化无能，使得红色势力继续以理想主义革命的火种熊熊燃烧，这都使得中共的国际地位大幅提升，包括取得联合国席位，邀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大陆，与日本建交等。无论我们如何忿忿不平，一连串的断交接踵而来，一波波的羞辱已不可免。
    但大环境也非毫无希望。即使台海紧张依旧，经二十年发展，台湾已顺利完成土地改革，推动了进口替代出口扩张，并实现了初期的资本累积，创造了一套能鼓励生产并且合理分配的机制，稳住经济，且具备更快速发展的条件；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内部也培育一批专业清廉的政务官员如严家淦、尹仲容、李国鼎、孙运璇等前辈，以及许多经验丰富的优秀文官。他们知识广泛，眼光前瞻，能为国家未来二十年规划宏伟的发展蓝图。此外，尽管中共国际地位提升，但其前景也非无限。尤其一九三○年代曾在苏联当过红军军官的经国先生，亲身经历了史达林的大整肃，并见识到在计划经济下苏联人民一贫如洗的惨况，他比谁都清楚，文革狂热下的大陆人民必有梦醒的一天。
    第一个战略选择：改善人民生活
    因此，他作了一个重要的战略选择，那就是我们与中共的竞争不在于军力大小或邦交国多寡，而在于生活方式的良窳：谁能改善人民生活并开创发展典范，谁就能在全体中国人以及全世界中，证明自己存在的正当性。这场竞争，如果输了，我们将沦为负面的历史记忆；赢了，将扭转大局，反败为胜。手中的资源既有限，就应集中在我们能主动掌握的强势领域中。依这战略，台湾在外交上采较低姿态，争取长期的和平环境，以全力发展经济。一九七三年，推动十大建设，厚植国力。这计划预定五年完成，需大量举债，其可行性曾遭质疑，但他坚持跨出这一步。即使遇到石油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衰退，也不曾放缓脚步。
    他上山下乡，结交民间友人，探求基层百姓甘苦；另一方面，他放手让阁员们发挥长才，大胆制定有远见的政策。尽管他常被视为“政治强人”，但是他的首长并非唯唯诺诺之徒。经国先生担任总统时，身为行政院长的孙运璇先生丝亳不减高瞻远瞩、独当一面的本色，从来就不是经国先生的幕僚长。
    台湾的希望岁月
    促成这种清明政风的领导风格，重点并非“强势”，而是“正直”与“明辨是非”。也就是说，他以亲民简朴的作风为基础，设定明确的发展目标，实践公平正义的是非标准。今天回头看，整个一九七○年代是台湾史上的希望时代，不仅物质建设飞跃进步，整个社会更是同心协力，因为在一九七○年代包含了太多人参与奉献的共同记忆。这包括了“三冠王”凯旋归国的狂欢，搭上国光号巴士驶上中国人第一条高速公路时的自豪感，郑丰喜《汪洋中的一条船》的励志人生，林怀民舞出了生命乐章，黄春明、陈映真、王拓等“乡土文学论战”中强烈反殖反帝的民族情感等等，而中坜事件与美丽岛事件则凸显本土政治反对力量的隐隐胎动，为日后政治改革的催生。
    到了一九八○年代初，这种精神元素继续澎湃不止，揭开更新的一页：新电影的诞生、罗大佑的黑色叛逆、龙应台的野火批判、杨宪宏的环保主张、詹宏志的出版雄图等等，展现了强大的生命力，让台湾逐渐成为全世界华人的文化中心；而从“党外公政会”的出现到民主进步党的成立，更反映出本土反对力量的进一步凝聚与升级，台湾政治多元化的趋势也日益明显。此外，林义雄母女命案、陈文成命案与江南命案等三大命案以及十信弊案的连续发生，再度提升了政治改革的迫切性。而同一时期，对外贸易大幅扩张，经济也连续出现两位数字的高成长。财经首长正以无比的决心创造高科技产业的大环境。他们奔走说服金融集团贷款给那些雄才大略却阮囊羞涩的年轻梦想家，并相信有朝一日后者成为全球科技产业的巨人时，台湾才能不断迈进。
    台湾经验与大陆改革
    毫无疑问，这应属于全体台湾人民，并非经国先生一人之功，不过他的领导确实协助创造可贵的时代精神，让每一个人的创造力得以释放。我们避开了中共的外交锋芒，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十年间在生活水准、专业经验以及文化创新上，远超大陆。起初，中共并没有认识到这种消长。一九七九年元旦他们正式与美国建交，完成外交上包围台湾最重要的一步，接着顺势提出了“叶九条”、“一国两制”等主张，邓小平甚至将统一台湾列为一九八○年代主要任务之一，以为中华民国政府不过是过去内战中的手下败将，靠美国人的武器和钞票偏安一隅，只要美国人一抽腿，彷佛台湾朝野即将惊惶失措，自动来归。
    我们可从一九八二年廖承志致蒋经国的公开信中，闻到那种居高临下的傲慢；不过等到中国大陆再开放多一些，更多百姓见识到台湾的富足后，中共又急着辩说那是国民党从大陆带走黄金所致。直至一九八五年大陆城市经济改革遭挫，激起知识界深刻反思时，有关台湾经济发展的经验才受重视。到一九八九年“××事件”前夕，一些大陆学者开始用客观的角度研究台湾的一切，尤其是成功经验所反映的政治、经济、社会理念。他们用肯定与赞美的笔触描述蒋经国的政绩，彷佛恨不得经国先生就是他们的领导，大陆或许可像台湾一样富足。就在这一刻，可以说台湾赢得两岸长期竞赛的第一回，也证明了当年困局中的战略选择，确有远见与智慧。
    第二个战略选择：民主改革
    除了经济发展外，民主改革是经国先生另一个重要的政治遗产。而英九有幸站在第一线目击部分的历史过程。一九八六年十月七日，经国先生接受《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女士的访问，我在一旁传译，他沉稳的告诉她：“我们准备在未来通过‘国定安全法’后，解除戒严跟开放组党。”
    一九八七年三月有一次外宾拜会结束后，经国先生照例问我有无报告，英九就率直建议政府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他要我直接去见张副秘书长祖诒，张副秘书长指示我草拟一个开放探亲的方案，修改后在六月四日签呈总统。这个草案就成为后来十一月二日开放探亲的蓝本。
    一九八七年七月初解严前不久，我奉命草拟有关资深中央民代退职方案，曾两次奉召到他的卧房报告，当时他重病缠身，躺在床上，睿智表示中华民国的法统靠这部宪法延续，因此未来国会不需要再特别设置大陆代表。后来李副总统登辉先生召集的专案小组在经国先生过世的前一天通过了这个案子，可惜他已看不到了。三周后，我带着方案到头寮经国先生灵前，含泪向他报告：“交办的工作完成了！”当场泣不成声。
这几项决策，对台湾影响深远。为何他晚年会做出如此重大的决策？尤其他早年在苏维埃社会，并无西方民主教育的背景，回到中国后立刻投入对日抗战与国共内战，到了台湾后又主持情报与政战工作。在组织严密与战争苦难的岁月中，易塑成敌我分明的单一意识形态，无法与时俱进，如此时大权在握，极可能拖垮国家社会，古今中外这类悲剧不知凡几。然而经国先生了不起的地方，正在于他总是在关键的历史时刻突破他家世、教育与思想的局限，做出正确而务实的决定。
    未来方向：台湾优势的强化
    尽管今天的世界、两岸与台湾内部的问题，与他的时代已大不相同，但国家的基本目标却是一致的。比较这两个时代，今天这些基本目标的达成，同时有难易之处：难在于台湾属民主多元社会，使得共识与行动需繁复的过程与巨大的耐心，另中国大陆全力发展市场经济、拥有过去不具备的经济筹码；易在于台湾有较高的民主水准，决策与权力交接体制化，免除了失控的危险，对市场经济娴熟，可掌握先机。
    因此，我们的因应之道仍在于避开劣势强化优势。这里英九提出两个浅见，一是内部应停止政党恶斗，促进良性循环及推动优质选举，铲除黑金文化。二是外部应肯定并追求普世价值，认清并因应大陆转变。
    各界建议停止政党恶斗的呼吁由来已久，但始终没落实，关键在于当前两大主流力量泛蓝和泛绿均承载着互不相容的历史馀绪，前者视后者为“中华民国体制的颠覆者”，后者视前者为“外来政权”，这种敌我关系的定位，等于否定对方存在的价值，极易激发原始的恨意，使政党和解与合作永远缺乏基础。因此，健全政党政治首应建立新的史观论述，承认泛蓝与泛绿共同打造“台湾奇迹”，也须共同创造台湾未来。这种论述成为主流见解时，才可能出现真正忠诚的执政党与忠诚的反对党，使得政党竞争导入正轨，否则尽管威权政治没有重生的土壤，但政党长期恶斗却足以瘫痪政治，耗尽社会成本。
    我们需要以多元、包容、理性的态度，在史观论述与言行典范上开创新的时代精神。高雄市议长选举贿选案上，蓝绿双方竞相以壮士断腕的魄力，整饬党纪，并逐渐形成改选议员的共识，可说是难得一见的良性竞争，值得肯定。
    经国先生过世之后，李登辉总统持续民主化道路，并获得重大成就；不过，不能回避的是，威权的执政体制转换成以选票取得权力的过程中，金钱作用被扩大了，不但未受到应有的控制，反有如权力之酒，越渴越饮，不但腐蚀了国家体制，更败坏社会风气，使得不正当手段被视为理所当然。因此，除严格执法外，更应降低金钱在选票上的作用，须结合有志之士，创造一种选举模式，既干净又环保，且花钱不多。事实证明，这是可以做到的，二○○二年台北市长选举就是一例。当这样努力成为主流时，即可成功阻断问题源头。
    肯定并追求普世价值
    毫无疑问，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的时代已经结束，“全球化”成为最新的趋势。事实上，过去无论是何种意识形态，都宣称具有普世意义，都必然是某种世界主义，因此全球化思想可说是人类工业化至今，付出许多代价后，为最多国家所接纳，最接近人类共识的一种思想与实践。上一世纪就开始，每年除夕午夜，电视萤幕上传来的新年倒数画面，无论在雪梨、台北、东京、上海、巴黎、莫斯科或纽约，呈现的都是高楼、广场、雷射烟火以及欢呼的年轻人群，相同表达形式的背后，就是近似的情感与心灵。
    因此无论任何国家如何决定他们的全球化脚步，基本上，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以及个人价值受到充分尊重。从宏观而言，台湾内部建设与发展正在呼应这样的潮流，并努力取得领先的地位。这应是我们处理台湾与大陆关系，以及台湾与世界关系的基本理念。
    认清并因应大陆转变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应客观中肯看待中国大陆的变化。如今中共的发展理论和政策，转变成在民族主义意志中进行务实的经济建设，我们不应回避这两者结合所能产生的巨大力量，有此理解，是因为我们走过类似的路。但我们也不必抱莫名的恐惧，台湾经济的延续发展与全球化的过程中，无论就历史和地理而言，都不可能跳过中国大陆，因为这意味着不但拒绝大陆的市场和资金，也拒绝全世界能够经过台湾进入大陆的资金，而这两者正在形成亚洲经济成长的火车头。如果切断这一大块，我们将面对一方面无法控制台湾资金继续流向大陆，一方面又同时拒绝大陆资金以及经过台湾流向大陆的海外资金的困局。这样的结构一旦成形，不但使得台湾的经济成长受限，更危险的是，由于利基缩小，越来越多的菁英将无法在台湾获得发挥长才的空间，使得中共得以展开双手。
    此时，任何刻意丑化这些菁英的言论，只会因激起反感而加速他们的出走。有人辩称，日本、新加坡和香港都与中国大陆有着充分的经贸交流却仍不免衰退。对此应该反问，如果这些地方不与中国大陆交流，他们的经济会更好还是更坏？
    事实上，这些地方的政府在规划振兴经济之道时，没有人认为应该切断或紧缩与大陆的交流，相反的，他们都在认真计划如何放宽双方在人员、商品、技术、资金往来中的限制，以开拓更多的大陆业务，没有一个认真的政府官员或经济学者会有切割或封锁的念头。难道我们奋斗十二年才加入WTO，不正在大力鼓吹各会员国消除经贸壁垒吗？
    尽管如此，两岸扩大交流确实会促成双方人民的利益结构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其政治态度，这是对台湾民主信仰的真正考验。如果我们的民主政治是货真价实而且具有典范力量的，那么我们将没有任何惧怕的理由。中共或许可以动用国家机器压迫台湾人民服从其政治利益；不过大陆人民也可以要求中共根据台湾的民主典范来改造整个国家机器，从而削弱中共单方面发号司令的力量。因此，解除中共对台湾军事威胁的根本办法不仅在于与中共讨价还价，更在于改变大陆人民对台湾的看法，帮助他们认识到对台动武是一件羞耻与不智的事情。除非我们的民主政治是半调子的，或只是另有他图的包装，否则没有理由在两岸社会之间装设精神电网。
    蒋经国精神历久弥新
    从追忆经国先生到思考台湾未来，区分了两个时代的传承、演变、差异以及政策基础所做的思辨。英九追随经国先生六年的时间中，看见他为政的内敛、沉稳与自省，深刻体会到“高瞻远瞩”、“慎谋能断”、“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意义。经国先生生前说过许多话，但关键并不在于那些话的字面意思，更不在于谁跟他最近、听到最多以及“最得到真传”。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看待那个时代成功的因素，并在分析过去与现在的异同中，取得再进步的力量。经国先生是人，不是神，我们不必把他神化。我们纪念他，是怀念那一个满怀希望的时代，那个时代毕竟已经远去，但是时代的精神却长存。后继者应有效法他的雄心，台湾才能更上一层楼。
    我们可以说经国先生是一位威权时代的开明领袖，他一方面振兴经济、厚植国力，一方面亲手启动终结威权时代的政治工程。我们崇敬他，就因为他能突破家世、出身、教育、历练乃至意识形态的局限，务实肆应变局，进而开创新局，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身影，不仅不曾褪色，反而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