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

在我的家乡，当人们准备跨进陌生人家的大门之前，最先要问的是“你家养狗了吗”。当然，如果彼此熟悉的话，开场白就可能换成“把你家狗拦住”。不管是哪种说法，问话的目的是很明确的，别让你家狗咬着我。听了客人的问话，如果家里没有养狗的话，主人会说如实相告，告诉客人可以放心进到家里。如果家里养了狗的话，主人会笑咪咪地说：“别担心，咬不着”，然后一边对自家闻人声而狂吠不止的狗不断大声呵斥，一边把客人让进家里。如果客人进屋的必经之道在“愤怒”的狗活动的范围之内，那么主人得先过去拉住狗的脖套，把它控制住，好让客人安全地进到屋里。

对于主人来说，怎么把自家的狗挡住不让客人受到伤害，是最重要的。如果运气不好，谁家养的狗性格十分温和，而且非常胆小，那么狗的主人还得想办法维护它的尊严。对于保持沉默的狗，客人因为“不叫的狗才咬人”的古训，总是有些惴惴不安。而主人为了不让“某某家的狗不厉害，不咬人，看不了家”这样的流言传到贼的耳朵里，对于锁链长到可以挡在门口的狗，便怎么也得去拉住它的脖套，嘴里呵斥它要继续保持冷静，好让客人放心的进到屋里。如果狗的脾气暴躁，那么主人的这个动作就具有现实意义了！

农村人养狗的主要目的在于看家护院，希望一条勇猛的狗能给贼们一定的威慑力，使之不敢轻易作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决定着狗的命运。然而狗毕竟是狗，不能完全分辨人与人之间复杂的关系，所以有时候会因为一贯被主人赞许的勇猛而招致一顿拳脚。有时候狗的主人会对自家的狗放之任之，任由它狂吠乱扑，只要不伤到人就行；有时候即使拉住了狗的锁链，狗的主人还是希望它勇猛向前的；有的时候狗的主人是真希望它闭上嘴，表现出温顺的样子。人的心思是这样的复杂，狗们是决不能领会的，于是大部分的狗便采取了最简单的方法，不管什么时候都使劲咆哮，并试图挣脱锁链扑到外人身上，以显示对主人的忠诚。在绝大部分情况下，这样的狗们至多挨上几句呵斥。可是这呵斥也有真有假，而狗们的领悟又是极有限的,总是不能体会主人的真实意愿，免不了吃些苦头，经过一番历炼后狗们便有了自己的对策。于是，有的狗不管这呵斥真假，只管保持沉默；有的狗则是越呵斥越叫唤的起劲，狗的咆哮和主人的呵斥交相辉映，热闹非凡。如果恰好碰到狗的主人真希望它闭上狗嘴，温顺地爬在那里，而狗又不能领会主人的意思的话，那么这种无视命令的行为换来的就不是几句呵斥，而是拳脚了。

一般情况下，家里来了朋友，狗扯着锁链咆哮几下，也是无关痛痒的，大家都不会在乎，如果狗窝离大门远些，人们连呵斥都懒得呵斥了。如果有客人说一句“你家的狗真能叫”之类的话，那主人是必须对着狗怒喝几声，甚至轻轻给上几脚的。如果狗胆敢朝着不常回家的家庭成员或来主人家里住上几天的亲戚扑腾，那多半会得到实实在在的几脚，好表现出对客人的尊重。我每次放假回家的前一两天，家里的狗总是要朝我扑咬的。这时候，我弟弟会过去实实在在给上几下。而我母亲却不忍心，她就认为“狗嘛，知道什么”，只要吓唬吓唬讲讲道理就罢了*。对养狗的人来说，狗毕竟是自己家从小养大的，虽然比不上人但毕竟已经成为家里的一员了，而且看家护院需要的就是狗的凶猛，所以一般情况下谁也不愿意打击自家狗的积极性，仅仅为了阻止它朝客人吠叫就施以拳脚。把狗挡住了，别伤到人就行了，最不济骂上几声也就罢了。如果家里来了推销菜刀等物什的陌生人，尤其是陌生的壮年男人，这时候虽然主人在扯着锁链，但还是希望狗要表现出勇猛的样子。我曾经亲耳听见一个人训斥自己的狗：“现在开始叫唤了，刚才怎么就没声了！”说完顺脚就给了几下。如果家里来了连主人都必须陪上十分笑脸的客人，狗的处境就十分不妙了，无论如何必须挨上主人几下结结实实的拳脚，不然如何令客人满意！而有时候，即使温顺胆小总是保持沉默的狗也免不了得挨上几下。

*注释：如果有朋友对给狗讲道理感到奇怪，我得说一下，这里的讲道理跟驯兽员跟动物说话是一样的意思。
克己明德
2008年4月30日

今天听朋友说，在百度上如果输入“家乐福”三个字，搜索不到任何信息了。我不相信，去试了一下，果然如此。搜索显示的结果是：“搜索结果可能涉及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内容，未予显示。”然后我又去google上去搜了一下，中文google上输入“家乐福”三个字，也搜索不到任何信息。而英文google上可以搜索到以家乐福为关键词的信息。

不知道是谁又发了疯了，做出这样幼稚荒唐的事情来！！跟一个超市过不去，除了给生活在这个国家里的人们造成生活上的不方便之外，不知道这些人能得到些什么好处!？针对网络搜索引擎的这种荒唐的行为除了给人们造成中国封锁言论的印象之外，还有其他的效果吗？这些人到底在干什么？

2008年4月29日

2008年4月16日的《中华读书报》第七版刊登了伍立杨先生的一篇文章《台湾中学试题内地博士傻眼？》。对于伍先生对所谓“固有文化”教育的“缺失”表达的痛心疾首和高瞻远瞩之急切心情，我虽不敢苟同，但也是对此无语而已，不敢随便发些议论。不过读了伍先生对鲁迅的给“青年人开书单”的描述，还是觉得对此需要仔细商榷一下。

伍先生以为现在的教育使得“固有文化土壤层层剥落，学生对于固有文化并无记忆”，我却以为伍先生对鲁迅似乎也是“并无记忆”。伍先生在这篇大作的第十一自然段中以为鲁迅“给青年人开过书单”，并且“偏向子书”，不晓得据何而知？

据鲁迅在收入《华盖集》的《青年必读书》一文中所描述，他是“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的。为此“署名和匿名的豪杰之士的骂信”还“收了一大捆”(1)，不但有不相识的青年“赐信”(2)要他搬出中国去，还被相识的“一些所谓学者，文士，正人，君子等等”以公理的名义着实“伐了几下”(1)。鲁迅之于年轻人阅读中国旧学书籍的态度是如此明确，不知伍先生又根据什么样的可信的资料，以为他给青年人开过什么书单，并且还是“偏向子集”的？

鲁迅在给李小峰的一封信里曾说过“我听了又打了一个寒噤，和先前听得有人说青年应该学我的多读古文时候相同”(3)。想来他现在是死去几十年了，肯定是不会再打寒噤了，即使他的儿子无视他自己的明确态度，公开宣扬他是支持“中医”的，更遑论伍先生的对他“无记忆”了。然而对他还有些记忆的如我之人却不得不把记忆中真实的老先生说给大家听。

注释：
(1)《华盖集》，《题记》
(2)《华盖集》，《我的“籍”和“系”》
(3)《华盖集》，《厦门通信（三）》

克己明德

2008年4月27日

附注：

卫钟和方舟子两位先生读完本文后指出鲁迅是给许寿裳的长子许世瑛开过一个书单的。这是许世瑛读了清华中文系后鲁迅给的读书建议，很明显他的这份读书单是针对学习中文的许世瑛的。 如果因为鲁迅给许世瑛开过这样一个读书单，就认定鲁迅建议青年应该读这些书还是对他的一种曲解。这篇短文中的错误是由于我读书范围狭隘所致，这个错误将对我是一个警醒和激励，在此对卫钟和方舟子表示感谢！

鲁迅开列的这份读书清单收录在《集外集拾遗补编》附录1里的1930年的目录下。书目为：

计有功 宋人《唐诗纪事》（四部丛刊本，又有单行本）

辛文房 元人《唐才子传》（今有木活字单行本）

严可均 《全上古……隋文》（今有石印本，其中零碎不全之文甚多，可不看）

丁福保 《全上古……隋诗》（排印本）

吴荣光 《历代名人年谱》（可知名人一生中之社会大事，因其书为表格之式也。可惜的是作者所认为历史上的大事者，未必真是“大事”，最好是参考日本三省堂出版之《模范最新世界年表》）

胡应麟 明人《少室山房笔丛》（广雅书局本，亦有石印本）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其实是现有的较好的书籍之批评，但须注意其批评是“钦定”的）

《世说新语》 刘义庆（晋人清谈之状）

《唐樜（左应是提手旁）言》 五代王定保（唐文人取科名之状态）

《抱朴子外篇》 葛洪（内论及晋末社会状态。有单行本）

《论衡》 王充（内可见汉末之风俗迷信等）

《今世说》 王晫 （明末清初之名士习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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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http://www.gmw.cn/01ds/2008-04/16/content_763182.ht...

台湾省中学国文试题，内地博士望之傻眼，莫之究诘。议者颇多，成了网络热帖。原来某君因编《国学基本教材》，随机挑了10道台湾省中学国文考题，请内地中文系博士生试做，结果正确答案都未过半。

索而观之，这些国文试题不过一些巧妙实用文言，或从文言作品精粹中抽绎而出，涉及实用古文（非古文运动之古文）以及交际文言、浅近文言，甚至旧时企业庆典之通用联语。出为选择题，稍有文言基础者，到眼即辨，不假思索。

其实这些试题确很高明，活泼而具有深度，但又很讲究，全然不需死记硬背。有感觉，或有较深印象者就可以从容答出正确内容。

譬如第八题是：（甲）万古丹心盟日月，千年义气表春秋。（乙）未劈曹颅千古恨，曾医关臂一军惊。（丙）天意欲兴刘，到此英雄难用武；人心犹慕项，至今父老尚称王。（丁）由仁居义，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知言养气，充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

问：上引对联各咏一历史人物，若依序排列，正确的选项是：(A)关羽／扁鹊／项羽／孔子，(B)关羽／华陀／项羽／孟子，(C)文天祥／华陀／刘邦／孔子，(D)文天祥／扁鹊／刘邦／孟子。

而内地之中青年博士笔杆咬破，不能作答，勉强答之，谬误百出，贻笑大方。

文化的危机远非博士不能答题一端，更为内在的悲哀乃是教育的使命严重走偏，固有文化土壤层层剥落，学生对于固有文化并无记忆。其所带来的后果，是在全球文化交流多元的情况下，没有对话的本钱和能力，对于文化的再生再造，不具有任何其他的选项。学生本人不能答题的背后，也没有自主的个人，没有理性与道德的公民影子。

对文史哲经典的轻忽与轻视，文化的层面被平庸、冷漠与失落占据。学生面对数千年来先圣大贤孜孜累积的文化成果毫无叩问触摸的能力，结果产生如同生物学意义上的返祖现象，行为多出自生物食色本能的反射。

现在课程设置片面偏向实用，致使文化素养的培育成为单薄的附庸。中文系则大量的应用或商业写作，既不能做抽象之文史哲之思辨转圜，更不能体悟思想巅峰激荡之美学欣快。就是一般企业企划，单位总结、广告文案，也写得拖泥带水，恶性欧化，市面上多不可数的商业广告文体，疙疙瘩瘩，生造更来，令人头胀不已。美术系则多量的平面设计、时装设计等等。更多的师范院校竞赛似的开设影视编导课程，好像国民都是电影迷，将有无尽的市场。草台班子，仓促上马，不意竟于高校见之。教出来的学生，非特不能拍片，就是跑龙套也还勉强。大中学教学，大量的时间，竟然拿来制造次品。

片面注重实用，结果是无根之木，难以根植培育，既不实、也无用。急功近利，实为不智。

梁启超、鲁迅、施蛰存、胡适……当年都给青年人开过书单，大多是中国文史哲之最基本著作，如梁氏所开书单，子部无非老庄荀韩，史部前四史加资治通鉴，鲁迅偏向子书，但都很常见而不生僻，并非钻牛角尖。这些书单乃以大学低年级、中学生为对象。而今人往往中壮年以后才去匆匆补课，或者根本陌同路人，接受融汇的成分当然不免大打折扣。

中国文史之最基本，包含价值判断、古人生活经验之总结，以及伦理道德、人生哲学之观念。看似不能直接为今之学生择业所用，实则它的作用乃如文火煨药，作用价值乃是潜在的长期的显现出来。当年大诗人陈衍和青年钱锺书谈艺，说若是修习文学，中国文学已经很好，又何必到外国去呢？这是老年人说的稚拙话，当年的钱锺书们留学西洋，所学远非文学一端，更多为老大中国社会转型之需要。但老人的话，细想却有至理在。尤其对于今之现实，具有查缺补漏、固本扶元的效用。

经典中，饱含建立于人性的人文观念，需今人以现代的眼光，摭拾贯穿。再说，六经皆史，其中更充溢人类智性、感性、理性历史的经验，同时也蕴藏普世价值可能性的因子。作为一种普及，百家讲坛之类随心所欲、不着边际的发挥也自有其市场、意义。但市场难持久，意义也不大。根本基础的巩固培育还需从典籍原著着手。一旦进入，非特不难，反而有无尽之乐趣。

现有名人倡议将京剧纳入小学教学内容者。实则尚不如先将基本经典置入教材，使之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环，学生学得大概奠基人文素养，较修习京剧为优。后者行有余力，根据各人兴趣选择不迟。

【评：把政治观点当成评判科普文章的标准实在是匪夷所思，因为一个正常的科普文章作者是不会把自己的作品当成政治宣传工具的，不管他的政治观点如何。如果用政治观点来评判科普文章的话，最后只能是导致科普工作的全面失败，因为你永远不会想到用选择植物的标准来选择动物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下面是一个科普杂志社的工作人员或许是一个编辑的关于科普刊物审稿的标准，以此我们大概可以看出基层科普刊物的水平。我希望在中国科普工作上这不是一个普遍现象，因为我订阅的一份科普杂志中的文章就想当不错。对于文章的作者来说，除了其政治愚昧性与落后性，根据其文章中事例的引用，我们大概可以看出这份杂志的水平了，讲的难听一点，这简直是中国科普出版界的一种耻辱了。不过话说回来，这篇文章倒不是一无是处，有的语句还是能体现出作者对于科普文章的正常的观点的，我觉得可以当作讨论观点的地方既正常的地方用斜体和粗体在文章中标了出来。】

科普刊物的审稿工作

时间:2007-07-31 15:18:00  作者:● 李志全;  来源: 青年记者2007年6月下

审稿工作事关一个杂志整体性方向的把握、办刊宗旨和技术层面的落实，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审稿工作好比是在把守着编辑工作一道重要的关隘。具体到科普刊物，可以大体细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政治方面

　　1.把好立场、观点上的政治关
　　一篇文章，先要看它的立场观点是否正确，因为这是文章的生命所在。如果立场观点有了错误，那么，即使它文笔流畅、语句生动、结构严谨也是毫无价值的。例如，曾经看到过一篇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是这样界定文章的内核的：所有的文章不外三个方面，即物质主义的、实用主义的、快乐主义的。物质是基础，实用是手段，快乐是目标……而本文则摒弃一切传统的说教……”尽管，这篇文章的下文并没有提出任何太出格的主张，但毫无疑问它在立场观点上存在着明显的政治性错误，或者客气一点讲，也可以说存在着政治性缺陷。首先是，它把所有的文章仅仅用“物质主义、实用主义、快乐主义”三者来涵盖，这是不完全、不准确、不科学的，是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另外，所谓“摒弃一切传统的说教”，其外延过大，打击面过宽，到了几乎否定一切传统的地步。因此，这是一篇必须进行修正，不可随意放行的文章。
　　2.把好题材、内容上的政治关
　　文章的题材、内容可以是高尚的、洁净的、淳朴的、厚重的，但有时也会混杂一些粗俗的、低下的、晦涩的，甚至是肮脏的东西。比如：我曾见到过一篇谈论化妆品的文章，其中，竟然有这样的文字：“……也是女人肌肤新陈代谢最活跃的时刻。性欲的蠢蠢欲动，面膜的湿答答，黏糊糊，还真有一番化作春泥更护花的暧昧朦胧……”这样的文字，你说，能有美的感觉吗?!它缺乏高尚的意境，缺乏纯洁的情操，流露出的全是庸俗和粗劣，简直让人感到恶心!
　　　3.把好传情、达意上的政治关
　　我们除了需要对文章的题材、内容和政治观点进行必要的、严格的审核之外，同样也需要对其文字的表情、达意加以重视。有些文章总体来说并没有什么出格，但往往在文字的表情达意上出问题：比如，我曾看到过一篇文章，其原文是这样写的：“虽然韩国早已取代日本、台湾执全球成衣界牛耳地位。”请注意“韩国、日本和台湾”三者并列，使“台湾”无形中升格为“国家”!这就成了政治问题!【评：把台湾当成一个国家，还真是一个问题】
　　又如，某文中有下列文字 ：“在标签上印有Made  in  Hongkong或其他的国家名”。按此写法，“香港”便成为了一个“国家”名。这是不允许出现的政治差错！因此，必须做出修改。

　　科学性方面

　　1.把好科学关
　　“科学”二字，对于科普刊物来说，是立足之本。如果失去了科学性，科普刊物就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尽管如此，我们在科普刊物或其他的报刊杂志上还是看到，含有不科学内容的东西时不时被登载出来。这一方面是由于我们编辑水平的限制，另一方面也由于我们还缺乏足够的认真，这和审稿工作确实关系紧密。比如，我曾在审查广告时见过这样的文字：“全身漂白，一针瘦身”。请注意  “一针”两个字，是那样地醒目。然而，居然也会从某些编辑的眼皮底下漏过去。只要认真想一想，就能发觉这断然是一种骗人之说。不要说“一针”，就是“十针”、“百针”、“千针”，恐怕也未必能够让人变瘦。有的文章对尚处于研究阶段或试用阶段，甚至刚刚通过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科研项目进行“超前”报道，误导读者；有的对某些科研成果夸大其辞，肆意吹捧；甚至有的带有明显的迷信色彩，追求刺激，违背科学常识等等。这就是必须要严格把关的“非科学”、“假科学”或“伪科学”的东西！
　　2.把好先进的科学关
　　即便是科学的，也还有先进与落后之分。因为时代在前进，科学在发展。我们需要重点加以宣传报道的，应该是那些代表先进科学的东西，而不是僵化的、一成不变的陈旧的“科学”。
　　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和信息时代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知识创新的不断加快，作为科技知识载体的科普期刊，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及时刊载科技新创造、新发明、新发现，普及科技新知识，切忌刊载一些过时的、陈旧的东西，避免给读者造成误导。
　　3.把好先进科学的实用关
　　有了先进科学的内核，还必须强调实用性的原则。因为，对于读者来说，不是在听动人的科幻报告，而是要能够把一种先进的东西拿回家去，应用在实践中，从而改变他们的生活质量。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也是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
　　有些文章，虽然有其猎奇和渲染的效果，但对于广大的读者来说，并无实用价值。因此，作为一册科普刊物应当少登猎奇的文章，而应把浓墨重彩放在实用的题材上面。【这句话算是作者的个性观点了】

　　语言文字方面【这一部分内容大概是编辑的基本技术素质了，所以还算正常】

　　在语言文字方面，要从文题是否确切、小标题是否合适、内文是否精练等各个方面加以把关。具体说，可以分为以下几点：
　　1.把好通俗关
　　文字的通俗性问题是科普文章的关键环节，特别是要把艰深的科学知识改变成通俗的语言，是相当不容易的。如，一篇预防感冒的文章中　　有以下一段话：“按照β-内酰胺酶的稳定性由弱变强，可将其分成三代。1～8为第一代，9～11为第二代，12以后为第3代。第1代不论对革兰氏阴性或阳性球菌和杆菌都有很强的杀菌和抑菌作用，第2代……，第3代……”
　　毫无疑问，这段话很正确、很科学、很规范，但我们要问的是读者究竟能不能看得懂?一连串的医学术语恐怕会让绝大多数读者吓跑。可见，即便是科学的东西也需要解决通俗化的问题。否则，科普刊物的“普”字是很难实现的。
　　2.把好顺畅关
　　文字的顺畅也是科普刊物必须重视的方面之一。一篇很好的材料如果其文字疙疙瘩瘩，那就好比是在“一盆精美的食品中，吃到了一粒粒砂子。”例如，有这样一句话：“使得眼睛经常超负荷运作成黑眼圈”。看起来多么别扭，因为它的表达极不顺畅。倘若改为“使得眼睛因经常超负荷运作而形成黑眼圈”。读起来马上就十分轻松了。
　　3.把好文字准确关
　　关于文字准确的问题，按理说在一审和二审阶段都应已得到解决，无须在终审时再度被提出来。但事实上也未必能完全如此，一是由于编校水平的限制，二是电脑有时也会出一些差错。如果在三审时不严加把关，同样可以出现许多问题。
　　现将我所碰到的常见错误，整理出部分，附列于后：
　　“撕杀”应为“厮杀”；
　　“引亢高歌”应为“引吭高歌”；
　　“表露无疑”应为“表露无遗”；
　　“在好不过”应为“再好不过”；
　　“自怨自爱”应为“自怨自艾”；
　　“提纲锲领”应为“提纲挈领”；
　　“再接再励”应为“再接再厉”；
　　“决不失言”应为“决不食言”；
　　“不易过于复杂”应为“不宜过于复杂”；
　　“攻旰”应为“攻讦”；
　　“惹事生非”应为“惹是生非”；
　　“佚事”应为“轶事”。

　　稿件的取舍、处理原则

　　按照上述政治、科学、文字的要求衡量稿件，然后提出处理意见。凡内容新颖、生动的予以发表 ；内容繁琐或有重复者，删节后发表；内容有政治性、科学性错误，或不符刊物性质、宗旨者，或内容平庸、无可读性者，均可退稿。
　　审稿人对所审文稿应明确表示自己的见解。审稿意见包括政治、科学、文字三个方面的要求，应尽量一次全面提出，以免多次退修或修后不用，造成被动。

（作者单位：科技致富向导杂志社）

下面是该文的链接地址，从百度快照上得到的。

http://cache.baidu.com/c?m=9d78d513d9d431db4f9c90697c12c0101e4381132ba7a4020ca08439e4732c35506793ac56540774d7d20c6d16d84e48adb0687d6d4566f58cc9fb57c0f8ce70679f27432654c30457c419d89a1b7adc6bc847e9ad1be2b8f52fd5aed0d1da5656cb50127df4f08a50031ecb6de71446b9e0c6&p=8b2a944593921ff818bd9b7d0a4d96&user=baidu

科普工作的基本目的在于向普通大众传播科学知识，使得公众在接受科学知识的过程中，锻炼出一种独立思考的能力，可以在生活中利用掌握的科学知识作出正确的判断。而科普刊物则承担了传播科普知识的纽带作用，它的意义在于把科普知识以科普文章的形式介绍给公众。因此，对于科普刊物的编辑们来说，选择好的科普文章是他们最重要的工作。对于文章好坏的评判，也许个人有个人的观点，莫衷一是。但是判断一篇科普文章的好坏，除了编辑的个人喜好之外，应该有一些客观的标准。

我没有在杂志社工作的经历，但是作为一名读者和几篇科普文章的作者，我以为科普文章应该至少具备以下几个要素：

1、正确的文章内容。一篇科普文章，最重要的是传播科学知识，因此文中所介绍的知识必须是正确的，不能胡编乱造，更不能宣传伪科学。对于涉及到的知识，应该保证其正确性，对于文章引用的数据虽然不一定要求很高的精确性，但是应尽量保证数据的准确可靠。对于涉及到的科学史实，应该进行调查，不能确定的，文章的用语要能表达出这种不确定性。绝对不能以讹传讹，这违背科普文章应该具备的科学精神，而且会对读者造成错误的导向。

2、保证学术上的客观性。科普文章在介绍不同学术观点的时候应该具备客观性。科普文章虽然不是学术论文，但是对于其所介绍的具体科学知识，科学家们也许会有不同的学术观点，这是一种正常现象。因此可以允许文章中的某个知识点存在一定的争议，也可以允许作者表达自己的观点，但其前提是必须把争议的主要观点都介绍出来，不能因为作者个人的好恶故意隐瞒或歪曲其他不同的观点，这样才有利于读者在阅读文章的时候作出自己的判断。

3、文章的表达要清晰流畅。在保证知识正确的基础上，一篇好的科普文章应该带给读者阅读的快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写作风格，有的作者善于用散文的笔调来介绍科学知识；有的作者善于用简洁明快的文字来介绍科学知识。不同的文章带给读者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散文式的科普文章带给读者的感觉是诗意盎然，而用语朴实的文章则能给读者一种平易亲近的感受。不管是那种风格的文章，前提是要保证文章逻辑严谨，思路清晰，文字通顺流畅，。

4、文章用语要通俗易懂。科普文章最大的难处是如何把专业概念用大众能理解的方式解释清楚。有人以为科普文章就是要用日常用语代替专业术语，这个我有自己的一点看法。在保证科普文章科学性的基础上让文章通俗易懂，关键在于作者对大众用语和专业术语的正确使用。如果一味追求用日常用语来代替专业术语，那么最后只能导致文章科学性和严谨性的丧失。而如果一篇科普文章变成了专业术语的堆砌，那么只能让普通读者望而生畏，哪里还有科普的效果呢？日常用语可以保证文章的通俗性，而专业术语则可以保证文章的科学性，二者必须互补长短，才能使文章传播的科学知识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一篇好的科普文章，是日常用语和专业术语的灵活组合。能用日常用语说明白且不会丧失文章科学性的地方，应尽量使用日常用语。对不能替换的地方，必须使用专业术语，这样不但能保证文章的科学性，还可以让读者认识到科学的严谨性。

还需要注意的是，科普文章与文艺类文章是有很大区别的，科普文章的写作对于作者在专业知识方面的要求较高。首先科普文章的作者必须具备一定的科学素养，经过基本的科学训练，能在写作过程中用科学精神严格要求自己。其次，科普文章的作者必须对自己要介绍的知识内容进行深入的查证，不能根据想当然来写文章。

如果由具有某专业背景的人来写作该专业的科普文章，当然是最好的了，因为对本专业的了解以及对这个领域新知识的理解可能会更深入一点。当然并不是说一定要求介绍物理知识的文章作者必须具备物理专业学习的背景，或者是作者有着化学专业学习的经历就不能写作生物科学方面的科普文章。关键在于，科普文章的作者必须对自己文章介绍的知识有着清晰准确的了解，在写作之前必须查阅相关的文献资料，以保证知识的正确和所引用数据的准确，这是写作科普文章必备的基本科学精神。

克己明德

2008年4月24日

亚瑟·艾兴格林与阿司匹林的故事

谨以本文献给沃尔特·斯尼德，这个告诉我们真相的英雄。

如果你喜欢搜集一些有趣的故事，那么你肯定对牛顿（Newton）的苹果和凯库勒的梦耳熟能详。或许你还在为把那颗砸到自己脑袋的苹果吃掉而懊恼不已，或许你还曾经坐在苹果树下等着一颗神奇的苹果也在你的脑袋上砸出一个伟大的想法；或许你也像我一样，曾经在睡觉前口里念念有词，希望能像凯库勒那样好运在梦里作出一项伟大的发现。在无数次的尝试失败之后，你会发现这些神奇的经历需要很大的运气，除了故事的主人公之外，别人是没有机会体验的。不过，如果你听说过费利克斯·霍夫曼（Felix Hoffmann）发明阿司匹林的故事，那么你会对自己成为科学发明故事的主人公再一次充满信心，因为这一次决定你命运的不再是你不能控制的运气而是你对自己父亲的爱。但是，如果你听了亚瑟·艾兴格林（Arthur Eichengrün）的故事，那么你就……

在开始我们的故事之前，先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费利克斯那患有关节炎的父亲在他孝顺的儿子为他发明阿司匹林之前用什么药来止疼吧。首先，让我们对费利克斯的父亲遭受关节炎的折磨表示同情。为了保证故事的完整性，我们不得不在故事里提到他不幸的往事，我向读者保证在我的故事里他只是一个饱受疾病折磨的可怜人。好吧，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这个可怜人用什么药来祛除那无休止折磨他的疼痛。

对于止疼药的使用，最早可以追朔到古埃及的药典《埃伯斯莎草古卷》（Ebers Papyrus）中的记载，其中提到了服用桃金娘科植物干叶的浸泡液可以治疗疼痛。这部药典是目前已知的最早的一部药典，大约诞生于于公元前1552年，其中记载了大约877种药方。19世纪初，德国的埃及古物学者乔治·莫利兹·埃伯斯（Georg Moritz Ebers）在街头从一个埃及人手里把它买了下来 ，从而使其得以保存并被世人所识，目前保存在德国莱比锡大学的图书馆。在西方世界止疼药的使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百年左右的希波克拉底（约460B.C-377B.C）时代。这个古希腊著名的医生就为病人开过缓解疼痛和退烧的药方，而且效果显著。有人说他把柳树皮制成一种药粉让病人服用，也有人说他让病人咀嚼柳树皮或柳树叶来缓解疼痛。不管希波克拉底用什么方法来缓解疾病带给人们的疼痛，至少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被尊为“医学之父”的医生找到了一种有效的止疼药，并且写进了他的著作里。1763年，在英国的牛津郡有一位叫爱德华·斯通（Edward Stone）的牧师给英国皇家学会专门写了一份报告，介绍了银柳树皮的止疼和退烧效果。在美洲，印第安人也很早就认识到咀嚼柳树皮或用水冲泡柳树皮饮用可以治疗疼痛和发烧。

很明显，当古代的医生们用柳树皮给病人退烧和止疼的时候，只是因为他们知道这种东西能使这些症状消失，在他们看来就是治愈了某种疾病，但他们对于起作用的化学物质是什么却一无所知，对这些化学物质为什么能使疼痛和发烧的症状消褪，就更不知道了。

人类社会能不断进步得益于科学的不断发展，而科学的发展则依赖于人类对主观经验的深入研究。如果没有这个过程，那么我们今天可能还在像希波克拉底那样给孕妇喝柳树皮泡的水，来抑制分娩的疼痛。幸运地是，科学家们通过不懈的努力揭开了柳树皮或者桃金娘科植物干叶泡的水能止疼的神秘面纱，从中提炼出了发挥止疼和退烧作用的物质，并对这种物质进行人工合成，生产出高纯度的药物，这样我们今天才有机会只服用一小粒药片就可以缓解疼痛了，而不用忍受柳树皮的苦涩和因服用这种天然“止疼药”带来的强烈的副作用。人类的这种科学进步，不但使人类自己受益，而且还保护了柳树和其他有止疼效果的植物。根据统计资料，现在全球每年约消耗近一千亿颗阿司匹林药片，想想如果把这换成对柳树皮或其他植物的消耗，会是怎么样一个结果呢？

1828年慕尼黑大学的药剂学教授约翰·毕希纳（Johann Buchner）从止疼用的植物中分离出了很少量的苦味黄色针状晶体，他把这种晶体命名为水杨苷（salicin）.而早在1826年，两个名叫布拉格奈特利（Brugnatelli）和方塔纳（Fontana）的意大利人就得到了纯度不高的水杨苷。1829年法国化学家亨利·雷洛克斯（Henri Leroux）改进了水杨苷的提取方法，从1.5kg的树皮中提取了30g的水杨苷晶体。到1829年人们才真正认识到原来柳树皮中是因为含有了水杨苷这种物质，才具有了止疼和退烧的效果。1838年意大利化学家拉斐尔·皮尔（Raffaele Piria）通过化学方法用水杨苷制得了一种无色针状晶体，他把这种晶体命名为水杨酸（salicylic acid），这是人们第一次获得纯的水杨酸。1839年德国的研究者们从绣线菊属植物中也分离出了水杨酸。随着提纯技术和生产技术的发展，人们开始大量生产水杨酸，并将其及其盐作为有效的止疼药，效果相当不错。

现在我们知道，在他孝顺的儿子为他发明出更好的替代品之前，老霍夫曼是通过服用水杨酸盐来治疗他的关节炎，并借此驱除关节炎带来的疼痛的折磨。正如人们所知道的，水杨酸和水杨酸盐在止疼上确实有着很的效果，但是它的副作用同样非常显著。这种止疼药能给患者的嘴部、咽喉、胃部造成很强的刺激，引起胃出血，使人腹泻，呕吐。如果剂量过大的话还会导致病人死亡。所以不幸的老霍夫曼在用药驱除关节炎带来的疼痛时，又不得不忍受服药带来的痛苦。看到老父亲遭受这种折磨，作为化学家的儿子萌生研究一种具有相同止疼效果的药物作为替代品的想法就很正常了，人们都这么认为。

其实，早在1853年，法国化学家查尔斯·弗里德里希·葛哈德（Charles Frédéric Gerhardt）就首次合成了一种类似水杨酸的化合物，叫做乙酰水杨酸（acetylsalicylic acid）（这种化合物后来被命名为阿司匹林）。但是葛哈德并不知道这种化合物有什么用，他也没有对其予以进一步的提纯和研究。六年之后，也就是在1859年，凡·基尔姆（von Gilm）用自己的方法获得了较高纯度（分析纯）的乙酰水杨酸。在基尔姆完成他的实验10年后，舒德尔（Schröder）、普林兹霍尔（ Prinzhorn） 和克拉乌特（ Kraut）证明葛哈德和基尔姆的实验得到的是相同的化合物，他们第一次确定了乙酰水杨酸的正确结构。到这个时候，科学家们已经为乙酰水杨酸变身为阿司匹林提供了足够的研究基础，接下来就该轮到我们的传奇故事了。

但是，我不能用这样一个故事作为结尾：服务于拜尔公司的孝顺的青年化学家费利克斯·霍夫曼在29岁的时候，为了使父亲免受关节炎疼痛和服用水杨酸盐副作用的折磨，做出了一项造福人类的伟大发明。因为这个故事并不是这样简单，简直可以说它充满了喜悦和悲伤，情节曲折，而且竟然还有个政治阴谋。

拜尔公司津津乐道于这个简单的传奇故事，是因为这个故事简单明确富有道德意义，对于拜尔公司推销自己的产品具有很好的效果。对于听故事的人来说，这跟凯库勒那神奇的梦一样有趣。但是对于亚瑟·艾兴格林来说，就非常无趣了，这简直就成了他的痛苦回忆。

如果你善于利用因特网的搜索功能的话，你会很轻松的从网络上搜索到类似这样的描述：费利克斯·霍夫曼，一个德国化学家，于1897年发明了广为人知的阿司匹林。费利克斯为了缓解关节炎对他父亲的折磨，研究了法国化学家查尔斯·葛哈德的实验，挖掘了乙酰水杨酸的作用，做出了阿司匹林的发明。然而，我想告诉你的故事却与这有一点差别。

在开始讲述发明阿司匹林的曲折的故事之前，我觉得有一件事情需要提前说一下，虽然你看完整个故事之后觉得也许把它放在故事的末尾会好些，但是我还是觉得应该先说一下。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进行科学研究已经完全成为一种集体劳动的工作。类似于很多年前的依靠某个人单独工作做出重要的发现这样的事情在现代社会已经基本没有可能了。从时间顺序上来讲，科学家们更多时候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开始自己的研究的，正如牛顿所说的那样，也如我们在前面的故事里所看到的那样。从空间上来讲，科学家们需要跟很多同事一起合作来开展自己的研究，完全靠一个人已经不能胜任一项完整的研究工作了。

很对人都在研究阿司匹林为什么会被发明出来，但是至今人们都没有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人们通常认为，这项发明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许对于这种枯燥的探索，你会感到有些不耐烦。不过，我想说的是费利克斯一个人因为对老父亲的关心，在实验室工作了几天就做出了这项伟大的发明，实在是对事实的一个巨大挑战。事实上，在1897年，一家名为Chemische Fabrik von Heyden的公司已经对乙酰水杨酸进行批量生产了，只不过当时他们的产品还没有一个像阿司匹林这样响当当的商标名。好像他们的产品也没有当作药物来使用，因为在化学工业上，乙酰水杨酸也是很重要的一种化合物，所以这家公司的产品可能只是用作化学工业的原料。这样，很难就说是费利克斯发明了阿司匹林。但是这不是我们的故事的重点，还是让我们回到拜尔公司来看看吧！

在拜尔公司除了霍夫曼还有两个人与阿司匹林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分别是在拜尔公司主管药物研究和发展部的亚瑟·艾兴格林和负责药物检验和标准化测试的药理学部的主管海因里希·德瑞瑟（Heinrich Dreser）。当时，霍夫曼正在艾兴格林主管的部门工作。需要提一下的是，德瑞瑟跟阿司匹林的发明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在开始的时候他并没有认识到这项发明的重要性，可以说对这种新药不屑一顾，所以说他也不是发现阿司匹林价值的伯乐，但是他却从其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可谓是名利双收。艾兴格林和霍夫曼同拜尔公司签订过一份合同，根据这份合同，他们能从自己的专利发明中获得专利使用费。而德瑞瑟也跟拜尔公司达成了一项协议，根据这项协议，如果他介绍给公司一项很有用的发明，那么他就可以从中获取该项发明的专利使用费。最后的结果是，霍夫曼和艾兴格林没有从阿司匹林的发明中获得一分钱，倒是德瑞瑟在退休的时候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富翁，而最倒霉的艾兴格林不但没有变成传奇故事的主人公，反而因为这项发明给自己添了不少麻烦，仅仅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

关于霍夫曼发明阿司匹林的故事，最早于1934年以脚注的形式出现在阿尔布雷彻·施密特（Albrecht Schmidt）的文章中，这个脚注大意是说霍夫曼通过参考化学文献于1897年8月10日在实验室合成了第一份乙酰水杨酸的样品。从后来的资料来看，在拜尔公司的实验室里，确实是霍夫曼第一次合成了乙酰水杨酸，但这项工作是在艾兴格林的指导下完成的。根据艾兴格林的说法，霍夫曼在按照他的要求合成乙酰水杨酸的时候，甚至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项工作。霍夫曼在1897年关于合成纯乙酰水杨酸的论文中的一段话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既在他合成乙酰水杨酸之前，对于该物质的测试就已经进行过了，至于谁做过这样的实验，他没有说。可以肯定的是，在此之前，德瑞瑟没有做过这样的实验。

事实是，在霍夫曼合成乙酰水杨酸之前，艾兴格林已经开始关注这种化合物的药用价值了。德瑞瑟是在1897年4月1日到药理学部主持工作的，大概就是在他到了这个部门之后不久，他对乙酰水杨酸及其他水杨酸衍生物作了一次实验，当时在场的还有艾兴格林。实验的结果显示乙酰水杨酸的医疗效果比其他同类型物质要好得多。令人遗憾的是，德瑞瑟对此不以为然。他错误地认为乙酰水杨酸会对心脏造成伤害，因此当艾兴格林在一次会议上提出要对乙酰水杨酸进行临床试验的时候，他否决了这个提议。于是，由于自己错误的判断，德瑞瑟将这个有潜力的药物搁置了近18个月，直到1898年9月他才重新对这个化合物予以关注并进行了一系列实验证明它具有良好的药效。

对于德瑞瑟的这种转变，人们推测他跟拜尔公司的那份关于专利使用费的合同起了重要作用，其实这与艾兴格林一年多以来对这种潜在药物的大力推荐有着直接的关系。在德瑞瑟否决了他的对乙酰水杨酸进行临床试验的提议后，艾兴格林凭着对这种新药物的信心，跟他的同事费利克斯·戈德曼（Felix Goldmann）秘密招募了一群志愿者进行临床试验，而乙酰水杨酸在试验中显示了其卓越的医疗效果。但是当戈德曼把报告递交上去的时候，德瑞瑟对此嗤之以鼻，认为“这只不过是瞎嚷嚷罢了，根本没有价值”。据艾兴格林回忆，后来还有一名药理学家对德瑞瑟的实验结果进行了重新论证，而且陆续对乙酰水杨酸也做了正式的临床试验获得了更全面的专家评估意见。其中影响最大的临床试验是由霍尔（Halle）狄考尼斯医院Deaconess Hospital）的库尔特·维特豪尔（Kurt Witthauer）主持的，他还于1899年4月发表了第一篇关于阿司匹林临床效果的论文。维特豪尔的临床试验对于拜尔公司决定生产新药阿司匹林起了重要的作用。发人深思的是，维特豪尔后来回忆说他是在1898年4月得到药物样品用来做临床试验的，但是没有说是谁把新物质给他的，而这个时候德瑞瑟还没有认识到阿司匹林的价值。值得注意的是，霍夫曼从没有在他的实验报告中提到过德瑞瑟进行了水杨酸盐实验，并且他还屡次提起德瑞瑟将他新合成的化合物打入冷宫的事情。看来，德瑞瑟对阿司匹林的态度在早期确实是非常明确的。

霍夫曼在合成乙酰水杨酸之前对这种化合物研究的缺乏以及德瑞瑟的反对态度与艾兴格林对这种物质的研究热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有一切证据都表明艾兴格林才是阿司匹林问世的真正推动者。可是为什么没有人提起他的巨大贡献呢？

要知道，对于阿司匹林发明者的宣传是在20世纪30年代，而这时候正是纳粹统治德国的时期，身为犹太人的艾兴格林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纳粹的“关照”，那么把他从阿司匹林的故事中除名就成了必然了。1908年，艾兴格林离开拜尔公司，组建了自己的公司，成为一名事业有成的实业家。但是好景不长，纳粹执政以后，犹太人开始受到迫害。起先，艾兴格林不得不为了保护公司与政府的订单，给自己找了个非犹太人的合作伙伴。但是这并不能阻止他的公司后来被别人侵占。不过幸运的是，由于他的妻子不是犹太人，所以他在1944年以前都保持着自由之身。当德瑞瑟和霍夫曼被说成是阿司匹林的发明者的时候，艾兴格林的日子可谓是水深火热，这个时候能保住命就很不容易了，哪里还有机会为自己辩解呢？而纳粹对犹太人的仇视哪里允许一个被认为是劣等人的犹太人成为一项重要发明主要贡献者呢？1944年，76岁高龄的艾兴格林被纳粹关进了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Theresienstadt concentration camp），14个月后被苏联红军解救出来。在集中营的时候，艾兴格林开始回忆自己与阿司匹林的往事，但是也正是在那里，他开始意识到他的名字已经被从历史中抹掉了，而原因仅仅是由于他是一个犹太人。直到1946年逝世，霍夫曼都没有提过关于发现阿司匹林的事情，我们传奇故事的主人公保持了沉默，把所有的秘密都带进了坟墓里。1949年12月23日艾兴格林逝世于柏林，就在这个月他关于阿司匹林发现背后的故事才被发表出来。遗憾地是，艾兴格林关于阿司匹林发现的诉说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兴趣。

在艾兴格林逝世大约半个世纪之后，斯特拉思克莱德大学药物科学学院（Department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的沃尔特·斯尼德（Walter Sneader）认真研究了艾兴格林、霍夫曼、德瑞瑟等人的资料以及大量关于阿司匹林的文献，为我们揭示了事情的真相。

主要参考资料：
1、http://www.pubmedcentral.nih.gov/articlerender.fcgi...
The discovery of aspirin: a reappraisal，Walter Sneader

2、http://www.medicine.mcgill.ca/mjm/v02n02/aspirin.ht...
Physicians, Fads, and Pharmaceuticals:A History of Aspirin，Anne Adina Judith Andermann*, B.Sc., M.Phil. Cantab

3、http://starryskies.com/articles/dln/1-01/asprin.htm...
The Science of Asprin and Willows

4、http://inventors.about.com/library/inventors/blaspi...

5、http://www.folo.cn/user1/11142/archives/2008/50159....

6、维基网的部分内容，可以到以下页面搜索。
http://en.wikipedia.org/wiki/Main_Page

7、http://www.didyouknow.cd/aspirin.htm
Aspirin discovered during experiment with waste product

龚育之——科学与人文：从分隔走向交融

科学与人文：从分隔走向交融
龚育之
（二○○三年十月十四日）
　
　　我今天提交的论文，是讨论科学与人文这两种文化从分隔走向交融的若干问题。

　　三年前，我写过一篇《论科学精神》，末尾一节题为《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结合》。其中说道：
　　“在强调弘扬科学精神的同时，在学术界有一种强烈的声音，呼唤人文精神。”
　　我肯定这种呼唤。同时，我又说：“马克思主义讲世界观、方法论，这是解决认识问题，属于科学精神，马克思主义还讲世界观、人生观，这是解决价值问题，属于人文精神。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

　　“不应该把人文精神同科学精神对立起来。如果在这样的基础上来讲人文精神，那就容易流入神秘主义和反理性主义。”

　　“近代科学的诞生，把人从神权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这不是充满着人文精神吗？自动化和信息化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把人从繁重的单调的劳动下解放出来的可能，控制论奠基人维纳的一本著作书名就叫《把人当人来用》，希望改变把人当机器来用的状况，这不也是充满着人文精神吗？”

　 　“古往今来，科学界的优秀分子，为真理，为科学，为人类进步而斗争，充满着献身精神，甚至不惜牺牲生命。他们在科学研究中孜孜不倦，锲而不舍，自甘淡 泊，不求闻达，把精力倾注在事业中，而不是花费在享乐上。他们意识到自己从事的科学工作对于社会、人类的责任，积极地参加反对侵略战争，维护和平和人道， 保护生态和环境的种种斗争。这都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高度结合的体现。”

　　我的结论是：“我们提倡的人文精神应该是具有现代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意识的人文精神，我们提倡的科学精神应该是充满高度人文关怀的科学精神。”（《党史札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77—379页）

　　这是三年前说的话。今年春天 “中国科学家人文论坛”开坛，征集各方人士题词，我又重述了这个意见：“我们提倡的人文精神应该是具有现代科学意识的人文精神，我们提倡的科学精神应该是充满高度人文关怀的科学精神。这就是现代的科学精神同人文精神的相互渗透、结合和统一。”

　　“相互渗透、结合和统一”，简单说，就是“交融”。蔡元培就提倡过“融通文理”。但是，交融并不容易，从分隔、分裂，走向互补、交融，是一个漫长的、艰难的、在不断争论中前进的不尽过程。

　　今天我准备从历史到现实、从国外到国内，通过分析和评论几次著名的论战，来进一步申述科学与人文这两种文化从分隔走向交融这个主题。

　　“两种文化”问题的提出和争论

　 　科学与人文的分隔和争论，在欧洲近代历史上由来已久，内容广泛。上个世纪中，斯诺鲜明地提出“两种文化”的问题，又一次引起知识界的聚讼纷纭。（这篇论 文的准备，得到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的许多同志提供材料和意见，特此志谢。）

　　斯诺是何许人？

　 　斯诺是上世纪的一位英国名人（一九○五——一九八○）。一九五六年在《新政治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短文《两种文化》，一九五九年在剑桥大学发表了以此为 题的著名的里德演说，一九六三年发表《再论两种文化》，以后结集为一本小书并有过若干次增订。这本书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有了三个译本。（1987年 陈恒六、刘兵的译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纪树立的译本，三联书店，两个译本都印行多次，现在又出了第三个：2003年陈克坚、秦小虎的新译本，上 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新译本有斯蒂芬·科里尼写的长篇导言，其中说：斯诺那篇一个多小时的里德演说，至少做成了三件事：一是抛射出了一个词汇、一个概念 （“两种文化”），从此不可阻挡地在国际间传播开来；二是阐述了一个问题（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之间的文化分裂问题），现代社会里任何有头脑的观察家都不能回 避；三是引发了一场争论，其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程度之激烈，可以说都异乎寻常。

　　三个中译本的相继出现，表明了这个概念、这个问题、这场连绵不绝又与不断演变的争论在中国的影响。

　 　斯诺曾经从事过多年实验室里的科学研究，是地道的科学家出身，后来又写小说（包括以科学家为题材的小说）而成为一位文学家，还从事过科学事务的高层管理 和咨询，出任过工党政府新成立的技术部的第二把手。通过作品、演说和在报刊上发表评论，更成为一个公众人物、公众知识分子。

　　有人说：斯诺站在鼓吹科学文化的立场，挑起了同人文知识分子的争论。又有人说：斯诺那个时候英国的潮流是科学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而我们中国现在的潮流是重理轻文，今天在中国重新出版斯诺的书会有负面作用。我看，都不能这样说。

　　从斯诺的演说遭到利维斯（文学知识分子）对他的愤怒和刻毒的反驳并引发为一场论战来看，似乎也不妨说是他引起了争论。但是，斯诺其实是站在力求沟通两种文化的立场上，力促两者的交融，而不是交恶。

　 　他那篇演说题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为什么从“科学革命”说起？因为科学和技术的勃然兴起和迅猛发展，对人类社会传统的文化格局（以及教育格局）提 出了挑战。传统的格局是以宗教、哲学、语言文学为主导的，科学曾经是神学的奴婢、哲学的附属，技术进不了高层的文化视野。第一次科学和工业革命，第二次科 学和工业革命，或者说次数分不那么清爽的一波又一波交叉推进的科学和工业革命，使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文化和教育的格局相应地也在发 生根本性的改变。科学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日益增强。科学文化已经日益跃居主导地位。这是时代潮流，势不可挡。但是，潮流是在激荡中向前涌进的。这种 激荡也势必反映为文化的隔膜、分裂和冲突上。斯诺长期置身于自然科学家和文学知识分子这两个圈子，深感这两部分精英之间在文化上的隔膜，于是发而为他那篇 著名的演说。

　　斯诺说：“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特别是有代表性的物理学家。二者之间存在着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还互相憎恨和厌恶，当然大多数是由于缺乏了解。他们都荒谬地歪曲了对方的形象。”（《两种文化》纪译本第4页。）

　　这个责难是指向双方，而不只是指向一方的。

　　斯诺说：“非科学家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印象，认为科学家抱有一种浅薄的乐观主义，没有意识到人的处境。而科学家则认为，文学知识分子都缺乏远见，特别不关心自己的同胞，深层意义上的反知识，热衷于把艺术和思想局限在存在的瞬间。”（《两种文化》纪译本第5页。）

　　这个刻画也是指向双方，而不只是指向一方的。

　 　不过，斯诺的重点的确是指责对科学文化的不了解给整个“传统”文化带来非科学气氛并且往往转化为反科学。（《两种文化》纪译本第11页。）斯诺的确是致 力于要求提高科学的地位，提高非科学人士的科学素养。斯诺的批评，主要指向文学知识分子对科学、对技术、对工业的忽视、轻视甚至敌视。他那典型的伤人的语 言就是：“知识分子特别是文学知识分子都是天生的卢德派（Ludditism）。”（《两种文化》纪译本第21页。）什么是卢德派？卢德派是十九世纪初英 国手工业者组成的集团，他们反对以机器为基础的工业化，在诺丁汉等地从事破坏机器的活动。二十世纪中叶斯诺使用卢德派一词当然带有极大的贬义。（二十世纪 九十年代以来，在美国的作家、记者、历史学家中兴起了一股新卢德主义思潮，即对技术持批判态度的思潮。参看陈红兵《新卢德主义述评》《科学技术与 辩证法》2001年第3期。）正是这一点引起对方的不满和敌意。斯诺使用这样尖刻的词汇，是因为他要反对一些文化精英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最早介绍斯诺两 种文化演说的中译者，用了《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这样一个书名，说明了译者对演说精神的把握。斯诺将向后看的悲观主义态度同文学知识分子联系起来，将顺应 现代化潮流的乐观主义同自然科学联系起来。
　　那么，斯诺是不是单纯地为维护科学文化而斗争，却根本忽视人文关怀呢？完全不能这样说。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斯诺为他的《两种文化》增订本写的一篇前言，这样概括了自己的基本立场（《两种文化》纪译本第315页。）：

　　第一，我们（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在走向极其危险的境地。危险之一是热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尽管是现实的，但概率小于另外两个主要危险：世界上富国和穷国之间的鸿沟，人口膨胀以及所导致的苦难的前景。

　　其次，这些危险并不是由技术或我们现在所谓的应用科学带来的，这是我们理解、控制和利用自然界某些方面的能力。技术具有两面性：行善和威慑。在全部历史中它都给我们带来了福和祸，对此，我一再重申过。

　　第三，我们必须用以反对技术恶果的唯一武器，还是技术本身。没有别的武器。我们无法退入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伊甸园。

　　第四，人们必须了解技术、应用科学和科学本身究竟如何，它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们需要有一种共有文化，科学属于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成分。否则我们将永远看不到行善或作恶的各种可能性。

　 　能说这几条，不是体现了高度的人文关怀吗？斯诺批评过早的文理分科，呼吁教育应该有较宽的科学和人文基础，这是得到公认的观点。斯诺呼吁共有文化，呼吁 自然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就人类前途的共同问题进行共同讨论，促成共同行动。他认为富国与穷国的问题应该是我们关注的出发点，解决这个问题，凭借现有的科学和 技术成果在穷国的运用和推广已经足够。然而，现实的情况是两者之间的鸿沟不是在缩小而是在逐年增大，这是科学和技术的力量受到现有的政治经济格局的限制所 致。最使斯诺感到无奈的，是仍然面对一个黑暗的前景：世界人口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将增加一倍，在下一代将再增加一倍，而世界资源不可能与这一增长率 并驾齐驱。这是斯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