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YCHINA

科学还没有能够完全理解自然，也还没有理解人类的全部灵魂和所有行为。对于健康和智慧的人来说，未知的领域和空间并不可怕，科学的光明必将驱散前面的阴霾。但是，人类社会的活动是极其复杂的。政治的意识形态和大众的流行观念对于科学的未知，则可能有人为的利用和无意识的恐慌。
精神病学是针对人类灵魂的异常的科学，在这个领域，科学的未知空间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相对其他的都是巨大的。这个巨大的空间就可能会产生很多后果，比如被政治所利用，被迷信邪说所充斥等等。所以无论是一个个体，还是一个有组织的集体，都应该对这个可能性保持应有的警惕。
文革时期，对慢性的严重的精神病如精神分裂症，长期使用“电休克”、“胰岛素休克”和“大剂量冬眠灵”等所谓“三大法宝”，是限于当时的科学的认识。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中国医学界对严重精神病如精神分裂症的科学看法是生物性的，是承认精神疾病的生物学基础的，这一点符合科学的共同看法。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六五医院医疗组用政治的意识形态来取代科学的认识，用战斗的豪情取代求实的精神，把生物学的治疗的副作用曲解成为人为的对患者的折磨，把毛泽东思想生吞活剥，取代了至今也不成熟的精神病学。
精神病人纷纷围拢来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有病的是那个时代。
案例1：有个出身剥削阶级家庭，世界观根本没有得到改造病人发病时把公家的棉被撕得粉碎，但她却不撕自己的衣服。赤裸裸的意识形态的渲染，切割的手法和某些中医的宣传一样。
案例2：有一位女病人，经过几个月的治疗，没有痊愈。医疗组护士徐桂兰便和她促膝谈心，引导她谈自己的发病经过，帮助她挖病根。原来，这个病人的未婚夫从外地来信说，他被分配去做炊事工作了。这个病人觉得自己不光彩，思想上产生了激烈的斗争，引起大脑功能紊乱，得了精神病。经过医疗组护士徐桂兰教育和帮助，病人主动写信给她的未婚夫，要他向张思德同志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病根挖掉了，加上经过新针治疗，这位病人很快痊愈出院了。从这个报告来看，这个人没有严重的精神病。　徐桂兰，张思德，居委会，任何一个有耐心有爱心的人都可以胜任。　
案例3：有个贫农的女儿，先后６次发病，在一个大医院治疗，仅“电休克”就做过２０多次，但病一直没有治好。有人说，这个病人在发病的糊涂阶段，神志不清，大脑功能紊乱，对她灌输毛泽东思想不可能生效。曹东平抓住她不狂躁的短暂时间，针对她的病因，和她共同学习毛主席的有关语录，让她在学习会上自觉地斗私批修，狠触灵魂，狠抓世界观的改造。只经过３个多月的治疗，这个女病人就痊愈了。严重的精神病，也有少数在一定的病程以后自动痊愈。单纯就这一个案例，无法归功于毛泽东思想和曹东平。
案例4：精神病院女医生范菊和，为了治好一个患忧郁型精神病的女病人，满怀无产阶级深情，搬进病房，和病人同住一间房，同睡一张床，经过４０多天的艰苦工作，终于摸清了病人的思想活动规律。于是，她有针对性地选了一些毛主席语录念给病人听，并且结合新针和药物治疗，使病人病情逐渐好转。如果我们有100个女病人，我们就需要100个范菊和。就这一个病人而言，我们也无法说清楚，是范菊和的超出职业范围的努力还是毛主席语录，是夹杂的新针和药物治疗还是病程的转归，真正起了作用。
　　
案例5：医疗组长顾嘉炎，为了治好一个拒食多日、表现近于木僵状态的病人，组织医务人员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发现病人拒食的原因可能是怀疑饭中有毒。后来在给病人喂饭时，顾嘉炎就亲自吃给病人看，解除了病人的疑虑，使他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接着，又针对病人的思想疙瘩，同他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对他进行忆苦思甜教育，逐渐提高了他的思想觉悟，渐渐给他治好了病。我们的疑问，还是没有变化。
事实最后也说明，他们真正用的还是药物治疗。报道说，精神病究竟不同于一般的“思想病”，它已由精神的矛盾运动引起了部分大脑功能紊乱。因此，在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病人头脑，改造病人世界观的同时，还必须辅以药物治疗。
什么药物治疗呢？
医务人员通过实践检验，也适当地使用西药。过去用大剂量冬眠灵治病，造成病人整天昏迷不醒，出现吞咽困难等症状，不利于病人健康。可是，冬眠灵有镇静作用，小剂量使用，对控制症状发展、恢复大脑功能也有一定作用。于是，他们根据病情，用小剂量的冬眠灵配合新针、草药治疗，做到既提高疗效，又不损害病人健康。就这样，他们在临床实践中，创造了使用新针、小剂量冬眠灵配合治疗精神病的新疗法。　　
新针、草药治疗，配合冬眠灵，争夺现代科学的空间，这是中医到今天都还没有放弃的思路。这个思路不仅仅是体现在临床实践当中，而且还活跃在当今的政治意识形态。三十年来，我们没有任何进步，但是学会了伪装。
 

这是中国精神病学史上最为珍贵的文献之一。
 
　　靠毛泽东思想治好精神病（全文）
　　《人民日报》   1971年8月10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六五医院医疗组和湖南省郴州地区精神病院的医务人员，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医疗实践，为医治好精神病闯出了一条新路。两年多来，这些医务人员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病人，辅以中西医结合的办法进行治疗，使许多精神病人恢复了健康，重新走上了三大革命斗争第一线。他们中的一些人，有的已被评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　　
　　
　　重新认识精神病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六五医院医疗组，怀着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卫生路线的战斗豪情，于１９６９年４月，来到彬州地区精神病院。过去，这个精神病院由于受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毒害，对精神病人，从治疗到管理，完全照搬资产阶级“专家”“权威”那一套，长期使用“电休克”、“胰岛素休克”和“大剂量冬眠灵”等所谓“三大法宝”治病，使患病的阶级兄弟受到折磨。医疗组的同志和医院革命医务人员一起，愤怒揭发，批判了刘少奇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滔天罪行，决心走自己的路，为患精神病的阶级兄弟解除痛苦。　　
　　 要治好精神病，首先要弄清精神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们遵照毛主席关于“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的教导，对病人的情况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掌握了许多第一手资料。在实践过程中，许多事实引起了大家的深思。医疗组来到病房时，许多病人听说亲人解放军来给大家治病，纷纷围拢来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有个狂躁病人，发病时把公家的棉被撕得粉碎，但她却不撕自己的衣服。　　
　　 这些现象说明什么问题呢？医疗组和医院的革命医务人员打开毛主席著作，寻求答案。毛主席教导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大家认识到：精神病人都是阶级的人、社会的人，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精神病人的言行，就可以发现，绝大多数病人的病态和他们的阶级地位、社会生活是一致的。向解放军表达热爱毛主席的思想感情的病人，大多数出身好，平时表现也好。而那个毁坏公物的病人，一查问，原来她出身剥削阶级家庭，世界观根本没有得到改造。这些人为什么会发生精神病呢？医疗组和医院领导组织革命医务人员，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抓住典型病例进行病因分析。有一位女病人，经过几个月的治疗，没有痊愈。医疗组护士徐桂兰便和她促膝谈心，引导她谈自己的发病经过，帮助她挖病根。原来，这个病人的未婚夫从外地来信说，他被分配去做炊事工作了。这个病人觉得自己不光彩，思想上产生了激烈的斗争，引起大脑功能紊乱，得了精神病。针对这个情况，徐桂兰就和她一起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狠批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散布的“读书做官论”等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帮助她解开思想疙瘩。经过教育和帮助，病人主动写信给她的未婚夫，要他向张思德同志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病根挖掉了，加上经过新针治疗，这位病人很快痊愈出院了。　　
　　 从许多这样的病例中，大家清楚地看到：许多精神病人得病的原因，是在头脑中公与私的激烈斗争中，陷在“私”字的圈子里，一时想不开，造成大脑部分功能紊乱，失去了正常控制思维和管理全身各部分机体的能力。许多病人痊愈后也深有体会地说：往“公”字上想，越想越清楚；往“私”字上想，越想越糊涂。由于 “私”字严重作怪，遇到了问题想不通，往往几天几夜不能吃饭睡觉，精神就逐渐不正常了。精神的东西要靠精神力量来战胜一六五医院医疗组和郴州地区精神病院的医务人员，在运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重新认识精神病之后，对于治疗精神病靠什么的问题，又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他们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伟大教导，认识到各种各样引起精神病人发病的事是外因，决定地引起大脑功能紊乱而使病人发病的，则是人的世界观，是内因。因此，要治好精神病，主要的因素是做好病人世界观的转变工作。他们说：精神的东西主要靠精神力量来战胜，治好精神病主要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他们把用毛泽东思想教育病人贯穿在治疗精神病的全过程中。当病人入院时，他们首先做好调查工作，弄清患者的家庭出身、社会经历、发病原因和病人的思想，并且组织病人学习毛主席著作，有针对性地组织病人开忆苦会、批判会，举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密切结合实际，向病人进行阶级教育、形势教育、路线斗争教育、人生观教育、同疾病作斗争等方面的教育；并且还根据病人各种不同的发病原因，进行具体分析，发动职工、家属和陪病人的亲属共同做过细的思想教育工作，攻破病人头脑里“私”字的顽固堡垒，从根本上治疗他们的病。有个贫农的女儿，先后６次发病，在一个大医院治疗，仅“电休克”就做过２０多次，但病一直没有治好。有人说，这个病人在发病的糊涂阶段，神志不清，大脑功能紊乱，对她灌输毛泽东思想不可能生效。医疗组和医院的革命医务人员学习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认为这种“无效论”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看法。用毛主席关于“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任何精神病人的大脑功能有紊乱的部分，也有不紊乱的部分。病人发病期间，神志有不清醒的一面，也有清醒和比较清醒的一面。只要掌握住每个病人发病的特点和病情变化发展的规律，抓住病人清醒和比较清醒的一面，对症下药做工作，就可以促使病人不清醒的一面向着清醒的一面转化，从思想上和生理上治好他们的病。于是，医疗组女卫生员曹东平主动同这个贫农的女儿结成“对子”。病人越狂躁，她工作越耐心；病人越不理睬，她越去亲近她。天天同病人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一次又一次地和病人促膝谈心，终于触动了病人的思想。在一次忆苦会上，这个病人流着眼泪，说出了自己发病的原因。曹东平抓住她不狂躁的短暂时间，针对她的病因，和她共同学习毛主席的有关语录，让她在学习会上自觉地斗私批修，狠触灵魂，狠抓世界观的改造。只经过３个多月的治疗，这个女病人就痊愈了。她出院后，不但没有复发，而且思想、工作表现都很好，接连两次被评为先进职工。　　
　　 通过许多这样的医疗实践，医疗组和这个医院的医务人员更加坚定了用毛泽东思想去攻克精神病的决心和信心。他们知道，做病人的思想工作，要比做正常人的思想工作困难得多，决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所能奏效的。但是，只要医务人员坚持不懈地把全部心血倾注在用毛泽东思想教育精神病人上，就一定会取得胜利。有的医务人员同忧郁型病人一连谈心几十次，病人毫无表情。但是他们毫不灰心，坚信毛泽东思想的威力，继续坚持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终于使患者恢复了健康，重新踏上了三大革命斗争第一线。精神病院女医生范菊和，为了治好一个患忧郁型精神病的女病人，满怀无产阶级深情，搬进病房，和病人同住一间房，同睡一张床，经过４０多天的艰苦工作，终于摸清了病人的思想活动规律。于是，她有针对性地选了一些毛主席语录念给病人听，并且结合新针和药物治疗，使病人病情逐渐好转。医疗组长顾嘉炎，为了治好一个拒食多日、表现近于木僵状态的病人，组织医务人员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发现病人拒食的原因可能是怀疑饭中有毒。后来在给病人喂饭时，顾嘉炎就亲自吃给病人看，解除了病人的疑虑，使他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接着，又针对病人的思想疙瘩，同他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对他进行忆苦思甜教育，逐渐提高了他的思想觉悟，渐渐给他治好了病。当医务人员送他回家时，他的亲人和村子里的贫下中农激动地连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为了调动病人同疾病作斗争的主观能动性，医疗组和医院领导还从病情好转的病人中选拔骨干分子，依靠他们抓好病人的“学习日”，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展革命大批判，组织病人参加适当的生产劳动和开展文艺体育活动，使病人一直生活在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政治气氛中，增强了战胜疾病的决心和信心。一些病情好转的病人，在病房门口贴了一幅对联，表示战胜疾病的决心：　　
　　“斗私批修，彻底改造世界观，灭资兴无，坚决战胜精神病。”　　
　　 用毛泽东思想创造治疗精神病的新医药学通过两年来的医疗实践，医疗组和郴州地区精神病院的医务人员深深体会到，用毛泽东思想教育病人、管理病人，是治疗精神病的根本。但是，精神病究竟不同于一般的“思想病”，它已由精神的矛盾运动引起了部分大脑功能紊乱。因此，在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病人头脑，改造病人世界观的同时，还必须辅以药物治疗。　　
　　 用什么药好呢？医疗组和郴州地区精神病院的医务人员，遵照毛主席关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决心创造中西医结合的治疗精神病的新医药学。他们对中医和西医的治疗方法以及中药、西药，都采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在不断实践、不断总结的基础上，吸收两者的长处，创造新的治疗精神病的医药学。为了摸索新针治疗精神病的穴位，医疗组和医院革命职工宁肯在自己身上试扎千次，不愿在病人身上错扎一针。医院领导干部董秉余，５０多岁了，还坚持在自己身上练针。他们从几十个穴位中，选了十多个穴位，根据不同病情进行扎针，效果很好。与此同时，他们又认真试用中草药来治疗精神病。他们翻山越岭，看图对药，采回了大量草药。为了病人的安全，每一个药方他们自己都要先尝过，终于摸索出了几种治疗精神病的有效药方。　
　　 医务人员通过实践检验，也适当地使用西药。过去用大剂量冬眠灵治病，造成病人整天昏迷不醒，出现吞咽困难等症状，不利于病人健康。可是，冬眠灵有镇静作用，小剂量使用，对控制症状发展、恢复大脑功能也有一定作用。于是，他们根据病情，用小剂量的冬眠灵配合新针、草药治疗，做到既提高疗效，又不损害病人健康。就这样，他们在临床实践中，创造了使用新针、小剂量冬眠灵配合治疗精神病的新疗法。　　
　　一六五医院医疗组和郴州地区精神病院用毛泽东思想治疗精神病的事迹，受到人民的赞扬。卫生部专门在这个医院举办学习班，推广他们的经验。现在，他们正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卫生路线继续前进。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
对卫生工作的指示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陀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的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
　　脱离群众，工作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少。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的问题上去。还有一件怪事，医生检查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么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传染给别人？我看主要是怕别人传染给自己。要分别对待嘛！什么都戴，这首先造成医生与病人的隔阂。
　　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后一年、二年的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四清到××年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没结束啊！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解放军报：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1969年5月13日，第四版　　辽宁省复县聋哑学校学生家长　刘月清
　　
　　 纪录影片《毛主席无产阶级卫生路线的胜利凯歌》在我们复县上映了。看了这部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影片，我们全家人心潮滚滚，热血沸腾。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卫生路线使我的孩子王忠明说了话，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使我们贫下中农在政治上获得了彻底的翻身和解放。我们千遍万遍地高呼：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当我从电影里看到忠明和其他同学一起，生龙活虎地登上文艺舞台，载歌载舞，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时候，我真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定神看了又看，心里乐开了花，幸福激动的热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当我看到我这个五十多岁的老婆子在银幕上控诉旧社会，控诉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医疗卫生路线的情景时，我又忍不住满腔的悲愤，心里象火烧一样。回想在吃人的旧社会里，俺娘从小要饭，没钱治病，死去活来地拖成了哑巴。解放了，毛主席他老人家把俺们救出了火坑。可是，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却拚命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医疗卫生路线，医院大门朝着资产阶级老爷开，不给咱贫下中农治病。忠明四岁那年，突然发高烧，因为农村缺医少药，拖了十几天，烧退了，可孩子聋了，话也不会说了。他爹领着孩子到大连一个大医院，整整等了两天，经过五道手续才看上病。一位“名医”看见孩子耳朵里有脓，嫌臭，躲得老远，瞎说什么：“耳鼓膜坏了，不能治了。”一句话就把他俩推出了医院。这真气死人啊！现在俺明白了，聋哑病是“阶级压迫病 ”，是“路线迫害病”。俺恨透了刘少奇这个大坏蛋。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毛主席对俺贫下中农最关心，他老人家严正批判了刘少奇控制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并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指示，派出了亲人解放军来给俺贫下中农治病。去年六月，解放军医疗队的同志们来到了复县聋哑学校。他们依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凭着几根小小的银针，在自己身上反复试验，不断地实践和总结，终于开创了治疗聋哑病的新路子。俺孩子忠明和其他聋哑同学一样，经过解放军医疗队的精心治疗，终于听见了毛主席的声音，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毛主席万岁！”俺多年来作梦也没想到的奇迹出现了。现在，忠明已经能够背诵许多条毛主席语录，唱出许多首毛主席语录歌和《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　　
　　毛主席啊，毛主席！千年的铁树开红花，万年的枯藤结金瓜；而今聋哑人说了话，全靠您老人家。俺们一辈子也歌颂不尽您的丰功伟绩，感激不完您天大的恩情，千言万语也表达不尽俺们贫下中农对您老人家的无限热爱，无限忠诚。俺全家人向您老人家宣誓：紧紧团结在以您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新的党中央周围，认真学习您的光辉指示和林副主席作的政治报告，坚决落实“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以优异成绩来报答您老人家。

癔症，作为一个疾病，在医学史上有着辉煌和艰难故事；作为历史，我们对癔症的认识，则反映了人类认识未知世界和自身的内心的曲折历程。
癔症这个词作为一个独立的诊断，已经从精神病学的系统中剔除，尽管我们还会偶尔面对一些由躯体代言的心灵的不满（所谓转换症状），但是典型的癔症发作，在我们的现代的生活中，的确是越来越少了。 让医学感到困惑的癔症，曾经安抚了人类在探索和认识内在外在的未知世界时候的焦虑心情，填补了主观愿望和残酷现实之间的鸿沟，也充实了无法实现的情感的空虚。 今天在理性和科学面前，尤其是在理性和科学还没有解决的问题面前，癔症，不是消失了，而是有些不好意思。

历史上最著名的癔症患者，Anna O，在她的主治医生Breuer即将结束对她长达2年多的治疗的头一天晚上，上演了医学史上最值得纪念的戏剧：她躺在她的病床上，痛苦地扭动呻吟，说：“我要生了，这是Breuer医生的孩子”。 Anna O的内心，是需要一段难以实现的爱情。她的美学意义在于，现实中可能性等于零的事件，被浪漫地用躯体的病症加以实现。
1882年的Anna O在发作以后醒悟。凭空想象的性关系是不可能导致怀孕的科学事实和合理的经验知识，教育了Anna O。Anna O的故事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发作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事后，让Anna O很不好意思。不过Anna O的不好意思却过了头，不切实际的爱被转化成了不着边际的恨。她终身不嫁，还写过痛恨男性的戏剧，历史上也多了一位积极的女权社会活动家。这也说明，Anna O的癔症，没有治好，但换了一套面具，掩盖着由爱到恨的情感转变和对外部世界另一种极端的扭曲认识。
科学的认知，改变着我们表达情感的方式，修正着我们主观愿望的内容。而我们自己，需要一种恰如其分的内疚，一种不多不少的不好意思的心态。 道金斯在《上帝错觉》里面说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意识提升。我认为这个概念放在精神分析的意识结构的框架里面来解说，比单纯放在意识的层面的应用要好。对于安娜来说，假孕在无意识里面是合理的，在意识层面却是荒谬的。把假孕从无意识提升到意识，理性必然战胜荒谬，一如阳光驱散阴霾。而单纯在意识的层面的提升，两者的反差不会如此明显，往往是一场持久的较量。科学对上帝的存在的说明，还没有令人信服地达到展现上帝存在的荒谬性的程度。这个时候，这样的心态就特别重要。也就是说，在困惑的面前，我们不要急于向上帝询问答案，而应该保持足够的耐心来等待。
我并不鼓吹科学完全取代人类的灵魂。我愿我的爱人继续保持原有的浪漫，即便你面对着科学和现实。 我还愿我是你的浪漫的一个部分，即便我知道我们的能力合起来仍然是微不足道，仍然无法改变任何事物。
愿爱人随意
让物质随机
癔症，在精神分析以后，在知识不断进步丰富以后，害羞地潜伏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伺机继续参与我们的情感和认知。 James Thurber有篇散文《堤坝决口的那天》，说的是美国Ohio某小镇上的故事。某日早上，小镇的街上阳光明媚，在悠闲的人群中有一个人突然走起大步，第二个人跟着快走，第三个人也快走，也不知道为什么，五六七八，更多的人，朝小镇东边的高地，快速地走。忽然有人想起不久以前的传言，说不远的河堤会要决开，那些人八成是躲水灾的队伍。这个想法象闪电一样快速传播开来，也闪电一样击中每个人的头脑。人们没命地往西边跑，还有很多人回家操了细软再跑。老爹觉得不必恐慌，结果孩子们不由分说，拿块板把他打昏了抬着跑。 “往东，往东”，人们呼喊。像是北大的季教授呼喊某种神秘主义。 事实很快就证明这是荒谬的想法和行为，人们都回到了家里。 人们回想起来，不好意思。 碰到那些一同往山上挤的人，更是有点不好意思。
这个不好意思，很重要，这是构建对荒谬的免疫力的过程。红着脸起身，给科学让座。 我们从前发作过。 我们是个选择性遗忘的民族。 在枪炮面前，在金牌面前，我们一再失态，但从来没有不好意思过。 有没有人提醒一下，我们过去有过很多让自己想起来脸红的事。 今天，我想很直接地说，我们不能够拖着中医往山上跑，我希望我们的行为，我们代表中医对科学的反应，不至于让我们在不久的将来，让自己想起来脸红。
对一个人，我有很多办法。 但是，对一个民族，我的治疗却只有一个。 就是反复念叨，不好意思哈，不好意思。
参考： 《世界文学》1986年第4期，《堤坝决口的那天》，瑟伯，屠珍译。我没有能够为写这篇文章重新读一遍，情节可能有误，不过不会改变我引用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