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维基百科（英文版）对“政治”这样定义道：“政治，是人群赖以决策的过程。”
政治并不局限在政府层面。在公司、学校（所谓的象牙塔）、宗教组织（所谓的与世无争）等人类组织中，都有政治。有句俗语，“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人类是社会动物，喜欢成群结队，总得有个从七嘴八舌中统一思想和行动的办法——一个人可以脱离人群，成为“飘然不知所终”、为某些厌恶人类生存游戏的人所仰慕的传奇人物，但我们唯物主义无神论者知道，那人的结果不会似“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么美妙，而只能是或者在什么地方餐风饮露长啸短叹担惊受怕地逍遥，或者在脑电波转平后完成回归自然、天人合一的终极大道。
所以，如果有一个还在人群中混饭吃、没去南山下采菊的人说他（或她，为了政治正确）对政治不感兴趣，这个人或者无知（This
year
head，谁比谁傻呀），或者是个故作清高的伪君子（或者伪女子，为了政治正确）。戳穿这种人的虚伪，只要停它（为他和她的抽象。以下为了政治正确，用“它”来代表他或她，用“伪它子”代表伪君子或伪女子）几个月饭票就可以了。
因果链条在向前展开，有了人类，便有了政治；有了政治，便有了政治正确。
维基百科（英文版）对“政治正确”这样定义道：“政治正确，是一个词儿，用来描述一些在措词、想法、政策或行为上的小心翼翼（作者注：“小心翼翼”为我塞的私货）——小心翼翼地试图最低限度地冒犯种族、文化或任何其它有面目的团体。”（Pardon
my French.）
其实，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早有了“政治正确”的说法，叫“给人家留点面子。”
根据辩证法，事物总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的，所以“政治正确”得有个冤家对头。这小冤家就是“政治不正确”。维基百科（英文版）说到：“政治不正确，指那些可能会冒犯别人或是随心所欲逾了轨的措辞或想法。”用中国话说，就是“太不给面子咧。”
（二）
“政治正确”或“给面子”，不是吃素的。“政治不正确”或“不给面子”，是要挨板子的。谁让你在人群里混饭吃呢。一个人去飘然不知所终，政治问题没了，政治正确与否也就没意义了。
最近一个满世界皆知挨了大板子的，是为老不尊、不懂得“飘然不知所终”的诺奖得主、传奇一般的人物生物学家沃森。在没有充足的不可置疑的科学证据的情况下，说出太不给非洲黑人阶级兄弟面子的话，从神坛上被赶下来，纯属咎由自取。当然，如果他不幸生在了或退休到了中国，他的命运会好得多，再过三年，就可以迎娶一位二十八岁的上帝的礼物，也未可知。
“政治正确”的板子，打在科学家身上，打对的比例并不高，因为绝大多数真正的科学家出于职业习惯，说起话来都很注重逻辑和证据，而且即便有沃森这样口无遮拦的贼心，也没有他那由诺奖惯出来的贼胆。发达国家民意调查，在众多的职业里，科学家最受大众信任，便是强有力的一个证据。科学界也爱惜自己的羽毛；这一次冷泉港实验室董事会对沃森快速严厉的处理，便说明了这一点。信誉是科学界的生命线，含糊不得。
绝大多数情况下，“政治正确”打科学家的板子是打错了的，比如打在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爱因斯坦以及中国的马寅初、黄万里身上的板子。这些打错了的板子，其实是打在科学身上，也就是自然规律身上，最终疼的，是打板子的人。理由很简单，如物理学诺奖得主费曼所说：“为使一项技术成功，现实必须优先于公关，因为你无法欺骗自然。”
（三）
小沃森一岁、年近八旬、温文尔雅的美国哈佛社会生物学家威尔逊，每每回忆起上世纪七十年代“政治正确”打科学板子时的汹汹气势，都心有余悸。
整个七十年代，我们知道中国在发生着什么样的疯狂；有着民主制度的美国，当时也处在一片燃烧的激情中。
据《科学》杂志载，1971年在芝加哥举行的美国科学处进协会年会上，左派激进分子数次发威，“……新当选的协会主席，为了防止被左派小将们捉去批斗，听从会议组织者的劝告，逃离了会场；泰勒，所谓的“氢弹的黑老子”，尽管有两个保镖寸步不离，仍被小将们骚扰的手忙脚乱；一位著名生物学家的妻子被激怒，用织针猛扎小将……”
在年会的一次分会上，美国科学院院长汉德勒的讲台被一个激进组织攻占，他本人被冠以“统治阶级的走狗”的称号。会上，一个名为“来自地狱的妇女国际恐怖阴谋”（缩写为WITCHES，女巫们的意思）的女性组织念起了咒语：“科学、技术，都是骗人的鬼把戏。我们诅咒使用它们的人不得好死。”
这是当时时代的大气候。威尔逊自己周围的小气候，也是血雨腥风。
1975年，威尔逊出版了开山之作《社会生物学》。其中绝大部分内容是关于人类之外的动物社会行为的。只是在书的最后一章里，威尔逊才向人类社会做了些引申和展望。这一下，可捅了“政治正确”的马蜂窝。威尔逊被打板子的日子也就开始了。
当时“政治正确”的主流社会学观点是，没有基于生物学的人性，人类行为完全来自后天的社会和文化影响；在这些方面，基因除了提供人类智力和情感能力之外，不起任何作用。
威尔逊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在影响人类行为的因素中，生物本能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文化也不可少，但是配角；没有生物学的指导，人类行为是无法被理解的。
这个在今日已是主流学术观点的理论，点燃了激进分子的火药桶。同在哈佛任教的雷翁汀马上针对《社会生物学》组织了一个“社会生物学研究小组”，成员由在波士顿地区的15位科学家、教师和学生组成。这个“社会生物学研究小组”，隶属于一个全国性的叫做“科学为人民”的组织。“科学为人民”是由一群激进分子在60年代发起的组织，宗旨是将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恶行曝光，也对那些被认为是政治上危险的思想加以揭露。
什么是“政治正确”的思想呢？雷翁汀这样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与客观世界现象相违背的东西。”言下之意，是科学别来搅意识形态的场子，这场子里没科学的位置。
社会生物学研究小组的活动地点，便是雷翁汀的办公室，在威尔逊办公室的楼下。那里紧锣密鼓进行的活动，威尔逊一无所知。经过三个月的奋战，社会生物学研究小组写出了一篇讨伐威尔逊的檄文，登在1975年11月13日的《纽约图书评论》上，其中宣称人类社会生物学不但没有科学证据支撑，而且在政治上是非常危险的。他们说，威尔逊将社会生物学应用到人类社会，会为统治阶级和特权阶层利用，为他们继续维持现状和压迫劳动人民提供理论基础。就是这种理论，他们写道，为纳粹德国的优生政策和后来的毒气室提供了理论支持。
这是很恶毒诛心的判语，尤其考虑到当时美国知识界的激进政治气候。号角已经吹响，美国知识界的激进分子们口诛笔伐，向威尔逊发起了车轮大战。对这些攻击，威尔逊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他本来期望有学者用科学的武器从正面向他进攻，根本没有想到会有人从侧翼包抄，用意识形态的武器向他发起偷袭。
一夜之间，成了反革命机会主义分子，威尔逊受到的攻击很快从口诛笔伐演变到实质行动。激进分子开始走出门去，撒传单，在哈佛广场用电动扩音器喊“开除威尔逊”之类的口号。两个密歇根大学的学生在威尔逊上课时闯进课堂，喊口号，发表讲演。威尔逊由于惧怕羞辱，不再出席系里的例会，因为几个“科学为人民”组织的核心成员就是他的同事。他在1979年一次美国科学处进协会年会上，被激进分子泼了一身水。晚至1982年，他在哈佛做题为“生物和文化的协同进化”的讲演时，由于抗议者聚集在会场外面，他不得不由警察护送。
在“政治正确”近乎疯狂的进攻中，威尔逊一度曾想离开哈佛，到别处任教，但后来由于并没有受到人身威胁，且自己已有终身教职及学术成就以安身立命，就没有离开。当然，最让他舍弃不下的，是他钟爱的哈佛大学的蚂蚁收藏——世界上最大最好的。
（四）
今天，在睿智安详的长者威尔逊身上，已看不到当年的腥风血雨。他当年的反对者们，或死或改弦易辙，早已鸟散。从1998年起，威尔逊又致力于人类整体知识的大融合——当然是在科学的基础上和监督下。许多神学家、哲学家、人文艺术人士等并不很喜欢这种科学的自信与傲慢。
但威尔逊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令人）感觉好不是科学所关心的。得到真相，然后在经过验证的和仔细权衡过的客观知识之上做出社会决策，才是科学所关心的。”
诚哉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