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蔟如是说

现在在欧美，正进行着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和 Web 2.0 及 Science 2.0 呼应，这场运动被命名为启蒙2.0（Enlightenment 2.0）。

除了零星的对“Enlightenment 2.0”的使用外，真正使这个说法光大的是由The Science Network （TSN，一个非营利的基于网络的推倡科学的组织。网址http://thesciencenetwork.org/）主办的名称为“Beyond Belief”的系列研讨会。这个研讨会到今年为止开了三届，开会时间为10月或11月，地点在美国加州圣地亚哥附近的索尔克生物研究院（Salk Institute for Biological Studies）。2006年研讨会的主题为“Science, Religion, Reason and Survival”。今年的主题为“Candles in the Dark”（此题目是受已故科学家卡尔·萨根的《The Demon-Haunted World: Science as a Candle in the Dark》书名的启发）。2007年的主题，便是“Enlightenment 2.0”。

在2007年的研讨会上，30多名来自欧美的知名科学家和学者继承发展17、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被戏称启蒙1.0）推崇理性的精神，从各自的领域出发，对理性当前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各抒己见，辩论至激烈处，唇枪舌剑，毫不留情。整个研讨会，是一场难得的智慧与知识的盛宴。启蒙1.0的先贤们，如果乘了时间机器前来助兴，看了他们思想的结晶——今日的科学技术——给后世思想交流带来的便利，也会羡慕得紧。

在精彩纷呈的讲座中，有一个小片段格外吸引了我的眼球。

英国化学家 Peter Atkins 在他的讲座进行到近三分之一时，打出一页PPT。该PPT上画着两个希腊神庙的石柱，右下角一行字：“Pre-enlightenment”（即启蒙前时期）。他一点遥控器，左面石柱上落下戴着主教帽的神学；再一点，右面石柱上落下下巴长着大胡子的哲学。进行到下一页，石柱增为三个，页面右手写着“Enlightenment 1.0”。左面的神学已经跌落，中间的哲学依旧，右边的石柱上则落下鼻子下长着一抹胡子的科学。再下一页，页右写着“Enlightenment 2.0”，页中哲学和神学一样跌落尘埃，唯有科学傲然耸立神坛。页面背景，太阳正在地平线上冉冉升起。

Peter Atkins 对哲学的不屑态度，在科学家中并不稀奇。至于理由，我在《不再需要哲学的年代》一文中有详细阐述。

7月25日，激励了千千万万人的 Randy Pausch 教授终于不敌癌魔，抱憾离开了人世，终年47岁零9个月。

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我十分认同。在我心中，他比耶稣孔丘释迦牟尼穆罕默德以及他们的信徒的总和还要大。他是人类高贵品质的一个凝练的具体表达——就像新语丝是科学精神在中文世界的一个具体表达一样。

他罹患的是等同死刑的胰腺癌。对此，他并没有象愚昧的宗教信徒那样去检讨上世或今世自己犯下的罪孽，而是正确地将它归于偶然的坏运气。他用牌戏做比喻说，自己的病就像被发了一手烂牌，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但如何玩这手牌——放弃还是抗争、悲观还是乐观，还是在自己掌控之内的。

他选择了乐观，选择了积极的抗争。他在讲台上做起了俯卧撑。

关于文傻们津津乐道的灵魂精神以及他是否象许多本不信教的人在面临死亡时选择皈依，他开玩笑说，自己也没能免俗，在这生死关头，买了个苹果机。了解微软与苹果之间宗教大战的人，不能不解颐。

有位德国网友问他是否尝试过另类疗法。我们知道人们病急乱投医的心理，这也是中医得以苟延残喘的原因之一。他回答说自己收到上万封邮件，建议这样那样的疗法。做为一个科学家，他自有判断真伪的一套方法。他对任何疗法，第一道判据是其是否经过临床研究。神奇的个案尽管数量再多，在他眼里也是一钱不值的。

在我的字典里，科学主义是个褒义词。Pausch教授便是一个在生死关头仍能言行合一的坚定的科学主义者。他的肉体已从这个世界消失，但曾组成和运转他身体的物质和能量仍在按自然规律循环。他的事迹和思想，会在我们的记忆中永存。

我的小文《可笑的煮饺子文化》曾获得这样一个评论：“我操，这是怎样的一种优越感……”

我知道我又遇到了一个文傻——越过事实判断直奔价值判断的我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同类。

象宗教信徒、中医（及广义上的传统文化）信徒和哲学信徒一样，这位评论者敏感的道德琴弦受到了触动，条件反射般地奏出了他的道德旋律：“我操”。

人天生就是一种道德动物。这一点，已被科学家对还没被文化熏昏了头脑的幼儿的研究所证实。道德感是社会动物所必须——欧米伽狼对阿尔法狼以及圣人门徒对帝王的俯首帖耳夹尾巴撅屁股，便是道德在发挥作用。被我们的文傻祖先所津津乐道的圣人后天的教化，对道德感的形成其实是非必要的。就连希特勒这个大魔头，如果不知道他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只是看他对德国儿童和狼犬流露出的爱意，谁能说他不道德呢？

道德感与味觉嗅觉一样，是人的一种本能，如果不受理性的制约，基本是条件反射式的，也即我们常说的“不过脑袋”。上面那位“我操”，便是“不过脑袋”的一个典型例子。

科学家对人类道德感的研究，已经到了很还原主义的层面，开始设计严密的实验，拿仪器扫道德家们的大脑了。1999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系的科学家就通过实验，证实了这样一个假说——轻蔑、愤怒、厌恶（contempt, anger, disgust, 合简称CAD）三种道德情感分别对应对集体、自主、神圣（community, autonomy, divinity，也合简称CAD）三种道德律条的触犯。

“我操”是对哪种道德律条触犯的反应呢？我嘲笑传统文化，很明显触犯了以此文化为荣的民族国家等面目不清的集体主义的东东，得到的反应应是“轻蔑”；我同时还向祖宗这个神圣的东东投之以烂桃，所以应该被还之以“厌恶”之苦李。

“我操”，这是怎样的一种道德感……

“我操”，我还真是有一种优越感……

关于科学优越感的车轱辘话我在以前说过，这里就再偷次懒，剪刀加浆糊一下。重用自己的文字，用孔乙己的话说，不能算偷。

“科学的知识，是我们人类关于客观世界唯一可靠的知识体系；科学的方法，是我们获取可靠知识的唯一可靠方法。在这一点上，科学堂堂正正，大大方方，霸霸道道，绝没有任何温良恭谦让！让那些后现代主义者、宗教狂热分子、反科学文化人、伪科学骗子、玄学家、道学家们诅咒去吧。我们人类为这些分子付出的代价，已经太大太大了。”（选自《科学礼赞》）

“因为科学，是最不讲仁义道德的。它富有侵略性，咄咄逼人，得饶人处不饶人。它和‘温良恭俭让’的所谓中华传统美德，是格格不入的。一句话，它‘不厚道’。换句话说，叫‘缺德’。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科学精神在中国被人误解、抵触、厌恶甚至痛恨的主要缘故之一。在一个‘难得糊涂’被许多人当成座右铭的国度，不这样才怪。

科学不敬老爱幼，不尊权威，不重传统，不看长相、人种、文化背景、身体是否残疾、家庭背景是否显赫、风度是否翩翩。它看重的，是你的概念是否明确，推理是否严谨，假说是否可验证，结论是否有充足证据支持。你有本事，就是肌肉萎缩、只能坐在轮椅上、无法言语，科学照样敞开胸怀。”（选自《缺德的科学》）

科学，就是要有一种唯我独尊的优越感。不服？来挑战吧！

从小到大，一直看着周围的中华儿女在饺子第一次煮沸后，往里续些凉水，再煮沸，再续凉水，再煮沸……这宗教仪式，一直持续到——用打左脸给右脸的基督徒的说法，是地狱成了冰窖；用具有高尚情操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话说，是共产主义在全人类实现。

小时候，家里没有煤气灶、电灶、烤箱、电磁炉、微波炉等资产阶级人定胜天的玩意儿，有的是玉米秆、劈柴、烟煤无烟煤等纯天然无毒副作用的自然妈妈的恩赐。看着我的生物妈妈在烟熏火燎中用凉水一次次镇压想逃生的饺子，我那天假有邪的心灵充满了期待和欣喜。当然，我的嘴也配合地流着口水。

后来马齿渐长，不幸听了郭沫若《科学的春天》的呼唤和受了徐迟《哥德巴赫猜想》的蛊惑，上了物理的贼船。成为物理海盗的一个好处，是弄明白了妈妈为什么用凉水镇压饺子。懵懵懂懂中，小学文化的妈妈，在试图将水温控制在尽量接近沸点的水平。如果不加控制，水一旦自由沸腾起来，汤汁四溅，不但可能烫着人，饺子也可能蹦出来。蹦不出来的饺子，可能因为对流引起的剧烈振荡而皮开肉绽。

当然，控制水温的另一个办法，是控制热源。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的道理，是几千年前老祖宗就懂得的。在三十多年前妈妈当时的生活条件下，填汤止沸要优于釜底抽薪。从燃烧的炉灶里抽玉米秆和劈柴，是很难操控、危险且不卫生的。烧煤的炉灶更是如此。无法或不方便控制热源，剩下的选择很简单——填凉水。

妈妈当然不是填汤止沸手法的发明者。她，就像我们的千千万万平凡的母亲一样，从她们的长辈那里不加质疑地继承了这个生活经验。千千万万这样的生活经验集合到一起，就是所谓的文化。

绝大部分人，都象我的母亲一样，不加质疑地继承了填汤止沸的煮饺子经验，不但自己机械地重复着，也机械地传给下一代。传着传着，就传到了煤气灶、电灶、电磁炉的时代——热源精细可控的时代。

于是，我看到了无数可笑的重复的场景：一个个拥有自然科学最高学位的中华儿女，在现代厨房电器的一堆旋钮按钮中，往沸腾的饺子锅里一次次地续着凉水，没想到只是将控制热量的旋钮稍稍向左扭扭，就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也没有想到，完全可以把水温控制在沸点下一点，不用再去劳心。

煮饺子尚且如此，遍地中医信徒又有何惊奇？

【专栏文章】

5.12汶川大地震，撼动了半个中国，也撼动了整个人类的情感世界。现在距地震发生时已是十天有余，还没有被救出的人们已经没了生还的可能。我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不相信死后有天堂或是地狱，更不相信有能超脱肉体的灵魂，也不相信有前生来世。我们现在所做的，包括各种悼念仪式，还有“天堂没有地震”式的心理安慰，都不是为了死者，而是为了生者——不管是命运从此改变的地震直接受灾者，还是远远地递上同情心及实质性援助的人们。

在惊愕与哀伤必然要慢慢衰减的时候，我们应该抽出时间来，冷静而理性地借助科学，回顾一下在过去的十几天里，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情，有哪些经验教训要总结。我们这么做，不是为了死者——他们无从知道我们的哀思了，而是为了尚存活于世上的我们，以及之后必然要取代我们的后来人。我们要反思，做为万物灵长的我们，该如何利用我们通过进化偶然获得的出类拔萃的聪明才智，趋利避害，尽量不再为同类的苦难而哀伤，也尽量不成为别人哀伤的对象。

5月12日下午那改变了数百万人命运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不过是一出上演了七千余万年的戏剧的短短的一幕。在七千余万年前的白垩纪晚期，来自非洲大陆、以每年15厘米的次蜗牛速度漂移了四千余万年和六千公里的印度板块，偶然地撞上了欧亚板块。在大约五千万前的新生代始新世时期，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彻底亲吻到了一起。前者钻入了后者的下方，后者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向上向上。从此，两个巨人开始了漫长的、在人类看来似乎凝固了的角力。角力的结果，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包含了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喜马拉雅山脉，以及包含了喜马拉雅山脉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

这角力，仍然在缓慢而坚定地进行着，没有力量能够阻止。印度板块现在仍以每年67毫米的速度移动着。大概在一千万年后，印度板块将向亚洲内移一千五百公里。如果到那时，人类还存在的话，今日的天府之国四川盆地将面目全非。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交锋处，以每年2厘米的速度向亚洲内陆移动着。这自然的伟力，被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吸收，结果是喜马拉雅山脉以每年5毫米的速度上升着。受此影响的整个区域，处于地质活跃的状态。地质活跃的具体表现，一个是造山，一个是地震。

这次8.0级的汶川大地震，震中汶川和汶川至北川连线一带，就处于这样一个地质活跃区域。在这种地方发生地震，并不稀奇。2001年1月26日早晨8点46分，同样受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挤压影响的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和巴基斯坦交界处就发生了里氏7.9级的强烈地震。据印度官方统计，这次50年来印度的最大地震，共造成2万多人死亡，财产损失高达45亿美元。汶川大地震，不过是这次印度大地震的再现。两者所不同的是，汶川大地震发生在中国，因此得到了中国人更多的关注而已。

本来这种地质活跃、强烈地震发生概率很大的区域，是不应该有人类居住的，但历史的偶然和人类对生存资源的竞争，使得一些人自觉不自觉地在定时炸弹上建起了家园——这次汶川地震，相当于400颗广岛原子弹同时在地下爆炸，多么大的一颗定时炸弹！当然，如果每年一颗定时炸弹爆炸，没有人会在那里定居。但是，板块相撞挤压这种地质活动，如果用人类平均寿命来衡量，毕竟太缓慢了。如果定居在那里的人，大部分一生也碰不到一次山崩地裂，那么没有什么理由能阻止人类向那里迁移。这就仿佛一场小概率高风险高收益的赌博，总有人会去做的，或者出于无知，或者出于贪婪，或者出于无奈，或者出于敢于冒险的本能——我们人类的远祖，就是这样走出非洲，遍布地球的。

在现代科学出现之前，人类面对地震、飓风等毁坏性巨大的自然灾害，因为无知无力，基本是逆来顺受的，有的时候甚至将其神化，谓之天谴，敬之畏之，祈之祷之。即便是今日，仍有人尚未脱离祖先的愚昧状态，借汶川地震之机，四处散播敬畏天谴之类的言论，实属可恶。人类中刚强自信的成员，不会匍匐于自然之前，驯服哀叹，而是积极主动地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对自然灾害监测、预警、预防，如用卫星全程监视飓风，以及用物理化学手段发现并监测地震带等。对不可避免的自然灾害，我们还会利用科技手段，如建起抗震性能良好的房屋，运筹优化灾难发生后的疏散抢险救援活动，使生命和经济损失降至最低。在灾害平息后，我们会总结经验，扩展相关领域的知识，以期下一次灾害再一次不可避免地降临时，我们能应对得更好。

地震本是一个没有情感的物理过程，如果它碰巧发生在人类居住的所在，也就搅起了人类的喜怒哀乐。这一次汶川大地震，不仅释放了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之间积蓄了许久的张力，也揭开了人类情感的盖子。

那些直接受灾的人们，或因伤痛，或因失去亲人，或因失去家园，震惊、悲伤、绝望、茫然等等，自是不可避免。为什么非灾区的中国人，乃至许多可能从未来过中国甚至平素有些不喜欢中国的外国人，也用言语和行动表达了强烈的哀伤和利他精神呢？难道是什么超验的道德律令在起作用？

并没有什么慈祥或是严厉的上帝在驱使人们这么做，更没有什么超验的道德律令。国人也好，异族也好，在排除了文化和政治的后天属性后，同属人类，同受人类共有的生物本性驱使。这次灾害中，一些所谓的大爱或是高尚，以及其它各种表面上可以被冠以道德高帽的行为，都可以还原到植根于人类生物本性的道德经纬。人类的生物本性包括，见不得同类受苦，见不得的程度随与自己的亲近程度降低而衰减。一个人，最见不得自己的亲人受苦，其次是朋友，其次是同事，其次是志同道合的小圈子，其次是生活在同一个小地理区域的老乡，其次是文化政治上认同的同胞，再其次是异族，异族里还分远近，以此类推。中国人当然先关心中国人，然后才会去关注一下印度或是缅甸的灾民。另外，做为社会动物，人类把合作互助看得很重，不吝用溢美的言辞和物质报酬来奖励那些表现出很强的利他精神的人。正是由同情心与利他精神等基于人类本性的道德经纬，将一个个分立的人织成了一个社会。在这社会中，我们获得了比地球上任何其它物种都要舒适和稳定的生活。

地震是自然现象，生命也是自然现象。道德感做为高级生命的属性，也是自然现象。汶川大地震，震动了山丘，也震动了人类的道德琴弦。人类的道德琴弦，有多种方式振响。我的一个小小希望，是这些琴弦不再用自然灾害带来同类苦难的方式振响。

莫让科学太负累

丁子思维
2008.01.02
http://forum.xinhuanet.com/detail.jsp?id=50170190&#...

科学不是无限理性，如果是，则它就成为了上帝的别称；科学只能是有限理性，它只在自己被划定的范围内，具有自由活动的权利和能力。

有限理性是一切工具的主要特性之一。科学作为人类自己创造的一种高度抽象、高度综合的思维工具，虽然是智慧的、锐利的、可靠的、耐用的，但它也并不具有超越于其它工具之上的什么特权。作为所有科学学科工具的总称谓的现代科学，其显在的理性是有局限性的，其潜在的理性也一定是有局限性的。

那些不同学科的科学工具就更是如此了，物理学有自己的领地，化学有自己的领域，其它自然科学学科也莫不如此。就是这些种类、大小、样式都不尽相同的工具，才构成了科学工具的系统性或科学整体的工具性。

一张弓剑，力太小，射则不达；力道偏，射则不中；力太过，射弓折废。科学工具的运用何尝不是如此地呢？

因为使用科学工具会带来很多好处，人们就逐渐养成了经常使用它的习惯。但当把它用在不适合的地方，或者无节制地消耗掉它的有限理性时，或许开始只是让科学增加负累，但到后来，就可能发展为对科学工具的崇拜，从而让科学偏离出原有的本位，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当下就有人(比如有个叫“太蔟”的人)，竭力倡导所谓的“鹰派科学传播”(xys20071230)说教，这在丁子看来，不过就是毫无节制地滥用科学工具罢了：

“科学是阳刚，是勇力，是自信。它仿佛是一个重量级拳击世界冠军，双腿深深植根于现实的拳台上，用逻辑与实证的双拳捍卫着自己的霸主地位。它不惧挑战，更欢迎挑战，甚至主动寻找挑战。它的任何一个理论，从诞生起，就时刻准备应对挑战者的双拳乃至下三路的招数。百击而依然屹立于拳台的，将被迎入科学的圣殿，供后世敬仰。一切惧怕挑战、用各种各样借口躲避挑战的，都不是科学，都将被科学踏翻在地和唾弃。…………”

就拳击手比赛而言，常识告诉我们，其胜负并不仅仅决定于拳击手一人，他的教练，及按照一定规则判决胜负的裁判，都将对他的胜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鹰派科学传播”所摆下的擂台，谁是“科学选手”的教练，谁又是这场比赛的裁判呢？

如果按照他们所坚持的：“科学的知识，是我们人类关于客观世界唯一可靠的知识体系；科学的方法，是我们获取可靠知识的唯一可靠方法。”那么，我们自然得出的结论就只能是：科学是“科学选手”的教练，同时也是这场合比赛规则的制定者和裁判。

看这样的比赛，不是无聊的，就一定是自残性的。那些老弱的选手(伪劣的东西)，恐怕没有登台比赛的勇气，即使是有所谓的青壮选手(“伪科学”)走上了擂台，那也不过是同胞兄弟之间的陪练游戏，剩下的也就只能是与真正的“科学选手”之间的血腥打拼了。我们最后看到地必定是，科学(选手)将科学(选手)踏翻在地并加以唾弃。

—–在这种意义下，整部科学发展史不就充满了这样的比赛吗？非欧几里德几何(选手)打翻了欧几里德几何(选手)，科学的爱因斯坦(相对论)打翻了科学的牛顿(运动论)。难道说这就是“鹰派科学传播”所追求的戏剧化的效果吗？

西方社会崇尚地不独是科学，还有民主与自由。对于它们“三位一体”的关系，有不少人由于擅自改变科学的工具本性，而产生了不小的认识错乱。科学只是民主与自由的工具，而不是民主的唯一基础，更不是自由的终点或自由本身。那种“科学即民主，科学即自由”的说法，就是将科学工具宗教化膜拜的结果。

这种简单的错误认识，还是有人看得出来并想加以避免的，方舟子近来所写的文章“心中有道义，脑中有科学”(xys20080101)，就有呼喊将科学返回其工具本位的基本主张。

方先生说：
“只要心中有道义，脑中有科学，渺小、短暂的一生便不会迷失，不会虚度”。
显然，光有科学(工具)不行，掌握科学(工具)的人还需要别的完全不同质的东西—-讲道义，而民主和自由也就可能是道义实行或追求的两种结果了。

方先生还说：
“两船相并古称“方舟”，“方舟子”就是脚踏两只船的人。“方舟并骛，俯仰极乐”（班固《西都赋》），我的梦想，便是同时乘坐科学与人文之舟，品味从古今中外的智者与仁者那里得来的极乐。”

我们且不说方先生如何“脚踏两只船”而能悠然极乐的，他至少是不独乘科学之船的，还必须乘人文之船的，这就否定了“鹰派别科学传播”的观点，而且是作为xys的总版主身份进行否定的。

认识到科学的工具本性，说明方先生的思维多少还是具有理性的。

但方先生的认识还是有其它问题的。他的问题不是不承认科学作为思维工具的局限性，而是彻底否定科学思维之外的思维工具的有效性：
“科学固然还不能回答许多问题，而限于人类的认识能力，也不可能回答所有的问题，但是科学毕竟是人类所能掌握的最可靠的探索方法，如果科学回答不了的，没有理由相信通过其他途径能得到可靠的答案。”
不是不清楚科学作为思维工具的客体性，而是不明白道义在科学工具使用中担当并表现出怎样的主体性：
“道义是天际的星光，科学是指路的灯火。道义让我们有理想，有激情；科学让我们有理性，重实证。”

虽然我们能够看出作为“指路的灯火”，科学是能够发挥理性作用的，但我们却无法通过“天际的星光”，找到“让我们有理想，有激情”的道义所在。“天际的星光”与“指路的灯火”其实质应该是相同的，只是一个在近处，一个在远处；一个更切实一些，一个稍虚无一些罢了 。

如果说方先生对科学有更多思考或稍多理性的话，那么他在“人文”方面，特别是在对科学与人文关系的理性认知方面，其文章所表达出来的观点，就注定要贻笑大方了。

在丁子看来，方先生即没有从康德本人原意出发读懂其“头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法则”的墓志铭喻义：
“而康德虽然不让上帝去推动星体的运行，却又认为道德法则的存在证明了上帝的存在，把上帝做为至善的化身。”

他也没有完全领悟爱因斯坦关于“宗教的科学与科学的宗教”名言的内涵：
“爱因斯坦的名言“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跛脚的，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盲目的”曾经引起了无数没有读过这句名言的上下文的人的误解，以为爱因斯坦在支持传统的宗教，而其实爱因斯坦在这里所说的“宗教”，不是一般人所说的宗教，而是一种追求真理的激情和信念。我们不妨把这句名言修改成：没有道义的科学是跛脚的，没有科学的道义是盲目的。如果既无科学也无道义，则是行尸走肉。”

在这里，方先生犯了一个与不少人一样，容易犯的简单错误，那就是将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思维理性，不加区分地混杂在一起谈论，以至于造成了双重和误读与误解。

科学的确是大脑的产物，说“脑中有科学”无疑是对的；道义的确也是存在于人的心中的，说“心中有道义”也是符合常情的。但前者对应地是西方思维模式，而西方人是“无心”的，有的只是“灵魂”，灵魂与肉体的结合才构成人。科学只承认肉体，不承认有灵魂，进而也不承认上帝的。后者对应地则是东方思维模式，我们东方先人只是承认“有心”，不知道灵魂为何物，而心与物的统一才构成人。传统思维否定了一切非物(阴阳)的存在，肯定物(阴阳)的作用产生了心，进而印证了自然之道的恒常存在。

那么，方先生把只有在东方思维理性框架下才具有意义的“道义”概念，用在不应该用“道义”去解读的西方思维理性框架下的，主导科学进程的人文精神领域，不就是造成可能出现双重的误读与误解的原因吗？

回过头来，我们会发现，这些错误的发生就是从对科学不正确的定位开始的。那就是忘记了或模糊了一个基本的前提：科学无论变得多么地强大，它不可能改变其工具的本性。

所以我们必须始终清醒地认识到：莽撞地使用科学(工具)，伤害的不是别人就是自己；过度地使用科学(工具)，损失的不光是别人也会有自己；宗教地使用科学(工具)，消灭别人思想自由的同时也就毁灭了自己思想的自由。

如果我们诚心诚意想极大地发挥好科学工具的效用，那就一定要记住：
莫让科学太负累!

“The magnitude of the technical problems facing the social theorists in particular is, I readily concede, extremely daunting. Some philosophers of science have thrown up their hands, declaring that the borderlands between the natural and social sciences are too complex to be mastered by contemporary imagination and may lie forever beyond reach. Questioning the very idea of consilience from biology to culture, they point to the nonlinearity of the viable equations, to second- and third-order interactions of factors, to stochasticity, and to all the other monsters that dwelleth in the Great Maelstrom Sea, and they sigh, No hope, no hope. But that is what philosophers are supposed to do. Their task is to define and explain the limits of science in the larger scheme of things, where the full dimensions of rational process are better left to – well, philosophers. For them to concede that science has no intellectual limits would be unseemly; it would be unprofessional. Their misgivings lend strength to that dwindling number of social theorists who wish to keep the borders of their dominions sealed and the study of culture unroiled by the dreams of biology.

Scientists themselves are fortunately not so bound. If past generations had been so deeply reflective and humble before the unknown, our comprehension of the universe would have stopped growing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chastening sting of the philosopher’s tongue is needed but should be taken with the antidote of self-assurance, and never allowed to be fatal. It is the opposite conviction, blind faith if you prefer, that has propell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o the modern age. Bear in mind that the original Enlightenment died within philosophy but not within science. The more pessimistic philosophers may be right about the social sciences, of course, but it is better to press on as if they were wrong. There is only one way to find out. The more forbidding the task, the greater the prize for those who dare to undertake it. ”

Chapter 9. The Social Sciences, Consilience, Edward O. Wilson (1998)